本文摘要：摘要:作为中国第三大经济增长极和对外开放的新窗口,京津冀地区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重点区域之一。随着外资利用规模的扩大和引进速度的提高,客观地识别和厘清FDI对区域环境的影响方式与作用机理就变得十分必要。本文首先基于污染避
摘要:作为中国第三大经济增长极和对外开放的新窗口,京津冀地区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重点区域之一。随着外资利用规模的扩大和引进速度的提高,客观地识别和厘清FDI对区域环境的影响方式与作用机理就变得十分必要。本文首先基于“污染避难所假说冶和“污染光环假说冶两个竞争性假说,构建分析框架与模型,并基于FGLS模型利用2000—2014年实证数据分析FDI对京津冀地区环境绩效的整体作用与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FDI的地域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出发,识别不同属地及产业流向的外资对该地区环境质量的影响方式。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该地区在外资引进与管理的调整方向和策略,促进FDI对环境治理积极效应的发挥,以加快京津冀的绿色协同性发展。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京津冀;污染避难所假说;污染光环假说;异质性;环境质量
一、引言
作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实现外汇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填补国内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缺口。作为资本、技术、营销、管理的结合体,FDI通过溢出效应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近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重要引擎之一。但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冶,其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刺激了东道国环境的恶化尚有待考证。作为中国经济第三大增长极的京津冀地区,其外资引进相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对接“两个市场冶和利用“两种资源冶的能力迅速提高。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0—2014年间,京津冀地区外商投资额从58郾15亿美元迅速增长至342郾80亿美元,占全国外商投资额的比重由14郾28%提高到了28郾67%,较2000年上升了1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京津冀地区近年来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伴随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恶化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据环保部发布的《2015中国环境状况公告》显示,京津冀地区13个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超标天数占47郾60%。
轻度污染、中度污染、重度污染和严重污染天数分别占27郾1%、10郾50%、6郾80%和3郾20%。公告显示,该地区PM2郾5平均浓度为77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二级标准1郾20倍。一方面,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极大地阻碍了该地区的绿色增长水平与质量,同时北京、天津与河北的环境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差距;另一方面,优化外资的利用水平、提高外资利用效率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基本国策和构建新型开放经济的重要内容。而外资的资金来源和资金流入领域的差异都会对其作用效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以环境质量提升为出发点实现京津冀一体化,识别FDI的产业流向和投资来源对区域环境的影响方式,对于促进京津冀地区的生态保护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述评
从现有研究来看,关于FDI对区域环境影响的作用和效果主要存在以下三类理论观点:第一类是“污染避难所(PollutionHaven)假说冶,又称为“污染天堂冶或“产业区位重置冶假说[1]。该理论认为,开放经济下环境标准的差异性促使资本从环境标准较高的国家(地区)流向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地区)。换句话说,发达国家或地区通过向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转移高污染产业或生产制造环节以起到降低环境成本和资源约束的作用,同时也引起了东道国的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同时,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吸引外资以促进经济发展更倾向于设置较低的环境门槛,形成“底线竞赛(RacetoBottom)冶,使其成为世界污染的“天堂冶。第二类是“污染光晕(PollutionHalo)假说冶,又称“污染光环假说冶[2],也是与“污染避难所假说冶相对应的对立假说。该理论认为,投资国能够为东道国带来清洁的生产技术、先进经验和良好的环境标准与管理制度,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学习效应提高东道国生产率、资源效率、公众环保意识和当地政府环境标准,促进东道国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此外,结合环境库兹涅茨假说,一国或地区的环境质量往往会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有所改善。因此,外资利用所产生的资本积累效应,也可以通过提高当地收入水平间接改善环境质量。第三类观点则认为,FDI对东道国的环境影响是多维度的,也会因分析对象、时间窗口和关键变量设定的不同而产生差异[3-4]。例如,有研究表明,不同地区间环境规制差异并不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显著影响。也有越来越多的分析认为,在一定背景下,会出现“光环冶与“天堂冶共生的双重效应,并促进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冶和“污染光环假说冶兼具论的产生和发展。在基于中国数据的相关研究中,相应的实证结果也因观测期限和研究对象的差异出现了比较显著的分歧。
例如,潘申彪和余妙志[5]针对1986—2003年江浙沪地区的数据分析表明,该观测期限内,外资增长与上海和江苏的环境污染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在浙江省内两者的因果关系则并不显著;李力等[6]基于珠三角2006—2013年的空间面板数据分析显示,FDI的利用对区域雾霾污染的降低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污染避难所冶假说在该地区并不成立,并且流入各产业的FDI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对珠三角的雾霾污染起到了抑制作用;李子豪和刘辉煌[7]基于中国1999—2008年工业行业的分析验证了FDI对工业部门减排方面的正向作用,但其积极效用对于低碳行业的影响更为突出;而牛海霞和胡佳雨[8]的分析则表明,中国FDI的提高会显著刺激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金春雨和王伟强[9]针对1995—2012年的面板数据分析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冶在全国整体层面上是存在的,但从分地区的角度来看,则出现了分歧———东部地区出现了“污染光环冶效应而西部地区则支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冶;聂飞和刘海云[10]基于2003—2011年城市层面的实证分析、郑强等[11]基于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都得出了相近的结论。
由此可见,现有研究对于“污染避难所假说冶或者“污染光晕假说冶在中国的存在性尚未形成定论。相关的实证研究结论与观点莫衷一是,并且更少有针对京津冀地区的实证检验。不可否认的是,京津冀地区无论是在外资利用规模还是环境治理方面,都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点和具有代表性的区域之一,具有较好的研究价值。此外,多数分析仍把FDI看做是同质资本,鲜有从外资异质性的角度对其环境效应进行分析。但不可否认的是,FDI来源国(地区)和产业流向的差异,会对东道国的科技研发、专业化、生产要素的利用比例、全球化战略等多个方面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从FDI地域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出发,识别外商直接投资对京津冀地区的作用机理,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外资管理方向与策略。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了综合体现区域环境质量的层级与状态,本文构建环境污染指数(EnvironmentalPollutionIndex)作为被解释变量。为了对京津冀地区的环境绩效进行更加全面的评价,参考马艳梅等[12]的研究,从环境质量的不同维度出发,兼顾目前雾霾污染(主要来源为工业废气排放)和碳排放(主要来源为化石燃料消费)的显著影响,选取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固体废弃物和CO2排放量四个代表性指标,并利用客观赋权的熵值法构建环境绩效指数(EPI)。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综合环境污染指数变量中CO2排放量的估算,本文在考虑石油、天然气和煤炭3种一次能源的条件下,参考了武红等[13]的研究。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为本研究的主要解释变量。由于统计年鉴中实际利用外资数量为每年的名义值,本文以2000年为基期,利用平减指数计算出2000—2014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值(RFDI)并进行分类统计。从外资行业分布差异的视角出发,参考Alfaro和Charlton[14]的研究,按资本流入产业区分FDI异质性。其中,FFDI为第一产业FDI投资量,SFDI为第二产业FDI投资量,TFDI为第三产业FDI投资量。
从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的异质性出发,参考杨树旺等[15]、白红菊等[16]的研究,按照不同层次对京津冀FDI的地域异质性进行分类,其中,OFDI为来自全球离岸金融中心(OffshoreFinancialCenter)FDI数量,SAFDI代表来自东南亚发达国家或地区(SoutheastAsia)FDI数量,EAFDI代表来自欧美发达国家(EuropeandAmerica)FDI数量。控制变量:为了保证模型和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参考相关研究,本文进一步选取对区域环境质量影响显著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分析模型。首先,考虑到目前京津冀FDI中第二产业占有较高比重,并且相对于农业和服务业而言,工业生产过程中容易产生更多的环境污染。因此,选择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IS)作为产业结构(IndustrialStructure)的代理变量引入分析模型。其次,考虑到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以及FDI的规模效应,将人均GDP(PGDP)作为经济规模的代理变量引入分析模型。
再次,考虑到近年来环境规制逐渐成为污染治理的重要手段,参考毛明明和孙建[17]的研究,以工业污染治理费用(PollutionTreatmentCost)作为衡量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PTCOST)引入模型当中。此外,考虑到城镇化进程和能源消费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将城镇化率(UrbanizationRate)和能源结构(EnergyMix)作为控制变量(UR和EM)引入分析模型[18]。
(二)模型设定本文在分析京津冀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环境影响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开展:(1)京津冀地区整体FDI对区域环境的影响;(2)分析京津冀地区FDI产业异质性对区域环境产生的影响;(3)分析京津冀地区FDI来源地不同(地域异质性)对区域环境的影响。为避免变量的异方差问题,建立模型时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处理。
四、异质性描述与检验(一)FDI异质性描述
由于京津冀地区各省市经济发展背景和阶段各不相同,在外资引入数量、FDI产业分布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差异。为了体现各省市之间以及各省市与地区整体之间的差别,本文利用2000—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经济年鉴》数据,对京津冀地区FDI的相应特征进行初步的统计分析与讨论。从外资利用的区域分布来看:外资利用数量和规模在三个省市的分布并不均衡。截至2014年,天津市引进外资数量占京津冀地区总量的56郾08%,相比2000年的44郾02%增加了12郾06%;作为首都的北京市引资总量虽然逐年增加,但其在京津冀地区的占比却逐年减少,截至2014年,北京市外资利用规模约为京津冀地区的29郾94%;此外,河北省的引资规模最低,FDI的数量在京津冀地区的占比基本维持在15郾50%左右,并且随时间推移,该比重呈现出小幅下降的趋势。
从外资利用的产业分布来看:京津冀地区的第一产业吸引外资能力较弱,外资规模在三次产业总体规模中的比重常年在1%以下,存在引资不足的现象和问题;第二产业的外资利用规模较大但略有波动,其占总体FDI的比重在40%—50%之间;第三产业外资利用占总体外资规模的比重与第二产业相当,但从2007年开始,第三产业的外资利用增速超过第二产业,并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截至2014年,各产业FDI占外资利用总量的比重分别达到2郾26%、45郾65%和52郾09%。
从FDI的投资来源上看:京津冀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的地域差异性较大,并且目前主要来源为东南亚国家(地区);受中国港澳台地区投资增长的拉动作用影响,来自该区域的外商投资规模增长迅速,并从2010年起超过了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和全球离岸金融中心的FDI总量;此外,京津冀FDI结构中,来自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外资数量常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这与国家间文化距离、市场环境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关系;全球离岸金融中心被视为“避税天堂冶,来自该地区的投资受全球经济环境影响较大,波动显著,整体上出现了先增后减的态势。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FDI的异质性视角出发,分别检验了京津冀地区整体FDI、三次产业FDI以及不同来源地FDI与区域环境污染的关系,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从整体上看,外商直接投资对整体环境质量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验证了“污染光环冶假说在京津冀地区的存在性;分产业来看,虽然FDI在第一、二、三产业的分布均有助于改善区域环境质量,但第二产业FDI的环境效益最为显著,第一产业次之,而第三产业FDI利用所引起的环境改善效果并不明显;从投资属地来看,来自全球离岸金融中心的FDI引起了京津冀地区的环境恶化,而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和东南亚发达国家(地区)的FDI则能够有效地提高区域环境质量。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以促进京津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环境质量的优化与协同改善。第一,合理扩大引资规模。从整体上看,京津冀地区FDI与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FDI的引进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结合各地发展基础与未来导向,北京市应合理利用中心优势,扩大引资规模,更多地投向以生态环保和高精尖技术为主的产业;天津市在保持原有引资额的基础上,应重点关注技术密集型FDI的引进,注重提高引资质量和效率;河北省作为工业大省,应积极引进劳动密集和知识密集型FDI,通过发挥绿色技术的溢出和带动效应,实现本省工业的转型升级[25]。第二,优化FDI产业流向。尽管“污染光环冶效应在京津冀地区各产业维度都有所体现,但其环境改善的显著性有所差异。因此,一是积极发展绿色农业,通过积极引进外资发挥FDI的溢出效应,推动农业技术创新和规模化生产,避免出现“低创新陷阱冶;二是以新型工业化道路和绿色制造为导向,通过高质量FDI的引进,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促进第二产业的转型升级,助力“工业4郾0冶;三是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引资质量、效率和“绿度冶,以绿色服务业和生态环保产业为引资重点,严格控制房地产等投机性外资流入,积极发挥第三产业FDI的环境效益。
第三,强化FDI来源监管。全球离岸金融中心因其特殊的属性,成为部分企业的“避税天堂冶———来自于该地区的外资很多采取“迂回战术冶,实际经营活动均在母国,进而形成“有名无实冶的FDI。因此,对全球离岸金融中心FDI进行严格监管和审核,制定切实可行的审批制度和监管条例,严禁该类资金流入环境敏感性行业;另一方面,进一步调整FDI来源国结构,提高欧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地区)FDI的比例,制定合理措施为优质来源外资提供相关政策支持。第四,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更重要的是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根据波特假说,环境规制虽然会增加企业成本,但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创新和效率。相应的,内生的企业创新会降低生产费用,全部或部分抵消外生的环境管制引起的成本增加[26]。因此,制定严格的环保标准、设立排污排废许可证制度,严格控制和积极引导外资的来源与流向,以便更好地发挥环境治理的积极作用,加快推动京津冀FDI的“绿色转型升级冶。
环境方向论文范文阅读：城市规划建设中的环境保护
摘要：随着城市领域的不断扩大，城市规划建设变得越来越重要，环境保护是城市规划建设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只有做好城市建设中的环境保护工作，人们的生活质量才能得到保障。本文通过分析城市规划建设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探讨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对城市规划建设中的环境保护工作提出相关建议。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jjlw/2187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