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果测度

　　摘要:京津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为有效测度京津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果，以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为分析框架，采用CRS群组向上参比DEA模型测算门类行业的技术效率，从产业结构的“质量”角度，构建测度京津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的新指标。研究结果显示:三地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还没有达到最佳，但都取得一定成效，而且北京的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整体上优于天津与河北。

　　关键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CRS群组向上参比DEA模型;产业质量;高度化;合理化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整体保持高速增长。但是随着近些年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时期，在这些令人欣喜的成就背后，凸显出诸多问题，如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升，资源、环境承载压力逐渐增大，经济结构性矛盾加剧。所以，进入“十三五”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不能再是单一地追求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而是注重“量”和“质”的统一，关注如何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优化经济结构，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产业结构作为国民经济结构的核心，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以及发展方式。京津冀位于东北亚环渤海心脏地带，长期以来三地发展水平差距过大，这显然阻碍了中国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和重要影响力的现代化首都圈的宏伟蓝图。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核心目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提出，使京津冀经济发展开启新征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手段，保证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京津冀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因此，本文针对京津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进效果进行测度，以给京津冀及时、科学、有效地进行战略措施动态优化与调整提供数据参考。

　　二、文献综述

　　产业结构理论在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国外学者较早开始对于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利用一些发达国家或准工业化国家的历史数据研究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如霍夫曼工业化经验法则、“雁行形态理论”和工业化阶段理论———阐述了基于消费品与资本品的比例、产业发展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和不同时期起主要作用的制造业划分的工业化阶段[1];配第-克拉克定理以及在其基础上提出的库兹涅茨(Kuznets，1973)法则分别阐述了劳动力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在三次产业中的结构变化以及各产业部门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结构变动[2]。

　　在此之后，国外一些学者从劳动生产率、就业份额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等角度分析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3-7]。近些年，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中国产业结构演进过程。如干春晖和王强(2018)通过回顾产出结构、就业结构和动力结构转变情况，分析中国产业结构变迁过程[8];黄群慧(2018)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认为中国工业“大而不强”[9]。

　　第二，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整体上以产业结构优化的两个方面(高度化和合理化)为框架进行测度研究，其认为产业结构优化的本质是一个动态过程，一方面为通过创新作为核心动力使产业结构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的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另一方面为产业间协调能力加强和产业素质提高的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测度指标多数根据其特征①构建，学者们认为传统的非农产值比重已经不能衡量中国呈明显服务化的产业结构，所以目前较多研究[10-14]使用干春晖等(2011)[15]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TS)。

　　也有学者单独衡量第二产业结构变迁情况，如宋锦剑(2000)[16]使用的霍夫曼比例、工业加工程度、技术密集型程度和邬义钧(2006)[17]采用的产业高加工化系数，这些指标只适合分析工业或制造业的产业结构情况，不能测度宏观经济的整体产业结构优化效果。此外，部分学者还构建了测度产业结构变动方向的产业结构超前系数[18-19]。仅利用产业产值比例进行测度是上述指标的共同特点，但刘伟等(2008)指出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一个动态过程，产业结构高度化不是单纯的产业间份额的转移，而是产业间产出比例关系变迁同时劳动生产率得到提升，提出用各产业产出比例与劳动生产率乘积的和反映产业结构高度化[20]。

　　基于此方法，匡远配和唐文婷(2015)[21]用标准化的劳动生产率替代实际劳动生产率，黄亮雄等(2013)[22]、刘伟和张立元(2018)[23]用全要素生产率替代劳动生产率，后者用各产业效率指数与第二产业效率指数比值的和计算高度化指数。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其中心内容是协调，大多数研究者是根据经济学中经济最终处于均衡状态的假设进行构建。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为结构偏离度和干春晖等(2011)[15]新定义的泰尔指数，两者都基于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各产业生产率相同的假设构建指标，但前者将各产业的重要程度一视同仁，而后者考虑了产业的相对重要性，因此被较多使用[10-14]。除上述两个使用较多的指标外，邬义钧(2006)[17]采用结构效益系数，龚唯平和赵今朝(2010)在短期不存在技术进步、总产出只受产业结构协调程度影响的假定下，通过代入参照经济体的总产值与测度经济体的实际总产值之比构建协调指数[24]，匡远配和唐文婷(2015)采用有限点集贴近度衡量与标准结构的贴近度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21]。

　　第三，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胡晓鹏(2003)认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存在相互作用的联动效应，并用实际数据进行静态和动态的联动分析[25]。李博和胡进(2008)[26]、薛白(2009)[27]、龚唯平和赵今朝(2010)[24]、肖兴志等(2012)[28]实际都是基于最优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只不过前三者利用大道定理将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分别对应于经济增长的非均衡增长和均衡增长过程，而后者利用理论模型分析实际增长率与最优增长率，实际产业结构与最优产业结构的关系。干春晖等(2011)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15]。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的不足在于:第一，关于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的研究主要基于20世纪经济形势和发达经济体的历史资料数据，描述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才合理，才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还要根据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选择，而不能生硬按照国外发达国家的标准，所以这些成果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的研究有参考价值，但指导意义不足。第二，国内学者关于产业结构发展的相关概念的提法，主要有产业结构变迁、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升级)、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等，这些概念的内涵有所交叉和重复，但也有不同。产业结构变迁实际上等同于产业结构演进，指产业结构的动态演变。产业结构优化指推动产业结构发展的动态过程，主要包括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两个过程，而产业结构调整是其实现手段。

　　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升级)的内涵根据现有研究文献的阐述，其实质等同于产业结构高度化，测度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方面。上述关于产业结构变迁的提法与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战略政策相适应，处于经济“新常态”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应运而生，其在产业结构优化的基础上拥有新内涵，其中“转型”的实质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即由原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质量和效率，而不是单单转行业、转产业;“升级”则既包括产业间结构比例的升级，也包括产业生产效率的升级，只有使得各产业的生产率都得到提升，才是合理的产业结构，否则只是“虚高度”。

　　第三，目前，关于产业结构优化的测度较多，但是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测度比较少。因此，本文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就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测度进行如下扩展:(1)不局限于产业结构的“数量”表征，从“数量”和“质量”出发构建相关测度指标;(2)拓宽产业结构优化测度的研究层面，从国民经济的门类行业而不是三次产业或单一的制造业层面;(3)在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框架下，结合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内涵，改进现有的测度指标。

　　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的测算方法分析与选择

　　从现有文献看，多数测度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指标只考虑了产出比例的变化，将产业间份额的转移视为产业结构高度化，认为第三产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但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是一个动态过程，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TS)一定程度上衡量了经济的服务化趋势，但第三产业比例提高并不代表其就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也不代表其比第二产业高级[29]。中国经济新阶段无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还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都要求提升中国实体经济水平特别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制造业的水平，这说明制造业的主导地位无法取代。

　　四、测算数据的选取与说明

　　估算京津冀行业的效率时，需要各行业的产出、劳动和资本投入数据，其中行业按照2017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17)，选取19个门类的行业①，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在具体的分析中将BCD三个门类合并为一类，统称为工业。产出指标。文中分产业的按当年价格的产出指标分别选取2000—2016年京津冀分产业的地区生产总值，并利用1978年=100的分产业的增加值指数将其折算到2000年不变价。由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更改，GB/T4754-1994的标准与GB/T4754-2002、2011和2017标准的行业大类划分存在明显不一致，所以分行业的相关数据考察期从2003年开始。为了剔除价格影响，用各行业所属的产业的增加值指数(1978年=100)将分行业的产出值折算到2000年不变价。劳动投入指标。

　　官方公布的各地区分行业就业人员指标只有分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但考虑其口径太窄，本文参考王恕立和胡宗彪(2012)[30]的做法，根据分行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换算分行业的全社会就业人数，方法为分行业全社会就业人数等于全社会就业人数乘以分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与城镇单位总就业人数之比。资本投入指标。资本投入指标本文选取固定资本存量，由于目前还没有官方公布的资本存量数据，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其计算使用的四个核心变量的选取和估算参照单豪杰(2008)[31]、王恕立和胡宗彪(2012)[30]的做法。上述基础数据均来自于历年《北京市统计年鉴》《天津市统计年鉴》《河北省经济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经济人员评职知识：高级经济师可以做的课题怎么选

　　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的测算结果与分析

　　(一)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量”与“质”本部分首先从京津冀三次产业产出结构的比例关系变迁以及库兹涅茨三次产业结构标准说明京津冀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数量”表征，然后在测算京津冀的行业技术效率的基础上，结合式(1)考察京津冀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

　　六、主要结论总结

　　随着近些年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作为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引领和示范区，京津冀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为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本文在现有的测度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指标和方法的基础上，从产业结构的“数量”和“质量”层面，提出测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的新指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总体上京津冀的各区域内部产业结构差异较大，三地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还没有达到最佳，但都取得一定成效，而且北京的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整体上优于天津与河北。对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水平，从产业“数量”表征看，北京呈现明显的“三二一”产业结构特征，天津呈现“二三”并重，“一”较小的产业结构特征，而河北还处于“二三一”产业结构状态;从产业“质量”层面看，三地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整体都不算高，但一直在不断提升。对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程度看，三地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较为合理，协调程度整体得到提升;从区域分工和产业专业化程度看，三地的产业结构同构现象较为严重，对于当前三地的产业结构状态，北京和天津还较为合理，但河北存在较明显的错配。从产业质量的协调程度看，整体上三地产业“质量”的协调程度较差。

　　作者：韩英，马立平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jjlw/235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