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保持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对建国以来中国以及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进行阶段性总结以及动态评价，采用改进的熵权法与可拓综合评价法结合，依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
〔摘要〕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保持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对建国以来中国以及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进行阶段性总结以及动态评价，采用改进的熵权法与可拓综合评价法结合，依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建国以来中国及30个省份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评级。然后运用基尼系数、变异系数、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和泰尔指数对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性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952—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历经曲折发展阶段、低迷徘徊阶段、稳步前进阶段和混合U型阶段4个阶段;中国大部分省份经济发展质量都有改善，出现“跨越式”增长;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出区域带动效应，即正向溢出效应;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呈现出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共存的空间特点;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主要表现为稳增型、落后型、逆袭型和潜力型4种发展类型;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差异有扩大趋势，但从指数范围来看，目前仍处于合理范围内。
〔关键词〕经济发展质量;动态评价;区域特征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中国经济在建国70年高速增长之后突破结构性矛盾和资源环境瓶颈，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增长33.4469倍，年均增长9.50%，平均每8年翻一番，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1%左右的年均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但是，中国在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背后，忽视了环境友好、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优化等方面，造成了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现状。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不是单纯地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而是要追求效率更高、供给更有效、结构更高端、更绿色可持续及更和谐的增长，甚至可以部分放弃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而达到更高质量的发展。高质量经济发展要求统筹兼顾民生福利、生态环境、创新发展和公共设施等社会因素。考虑到中国各省份在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产业结构和人口规模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也存在差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已经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背景下，基于历史回顾的视角对建国以来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准确测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能够为今后各省份迈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历史维度的参考。
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价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已有研究主要围绕研究对象的选取、指标体系构建、指标赋权方法和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价分析等方面。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主要分为两类：从时间维度来看，研究一个国家或者省份在某一时间段内的情况[1];从空间维度来看，研究某一年多个省份的经济发展质量。在指标体系构建方面，有的研究侧重经济发展成果，从经济增长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2];有的研究侧重经济发展过程，从稳定性、协调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4个方面进行研究。在指标赋权方法方面，大多数采用熵权法、超效率DEA、主成分分析法和熵权TOPSIS等[3]-[6]。在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价分析方面，主要是对省份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评级、排序[7]，在衡量省份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性时，多采用单一指标或者两个指标结合分析。
综合来看，已有关于经济发展质量评价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多数研究主要采用截面数据，较少对不同省份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动态评价;仅从经济发展过程或者发展成果角度构建指标体系，不能全面展现经济发展全过程;在目前研究使用的几种赋权方法中，主成分分析法结果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熵权法、超效率DEA和熵权TOPSIS不能从数量上刻画被评价对象本身存在状态的所属程度，即与每个级别的关联度，并且没有明确适度指标的赋权方法;在经济发展质量进行结果评价时未对省份的发展模式进行归纳总结。
基于中国已经迈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及已有研究现状，本文对建国以来中国及30个省份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动态评价及模式总结，并分析省份间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希望能为各省份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历史维度的定量参考。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工作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一是研究对象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基于1952—2017年中国及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及30个省份经济发展质量的时空演变进行全面分析，重点从研究时间的维度拓宽了现有研究范畴。二是依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构建了包含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的指标体系，全面涵盖了经济发展过程与经济发展成果的多项指标，更为全面地综合评估经济发展质量。三是采用改进的熵权法与可拓综合评价法相结合对指标进行赋权，避免了主观赋权带来的偏差，同时呈现研究对象与每个级别的关联度，明确了适度指标的赋权方法。四是对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质量进行阶段性总结，对各省份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归纳。五是深入挖掘经济发展质量的区域特征。为避免单一指标的测量偏差，本文综合基尼系数、变异系数、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和泰尔指数4项指数来衡量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性，并对其所反映趋势的异同做量化分。
二、模型构建
(一)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价模型构建
本文依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构建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根据数据可得性，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5个方面作为一级指标，并且进一步细分为17个基础指标，本文构建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8]-[11]。在表1中，功效栏为“+(-)”表示该指标值与经济发展质量呈现正向(负向)关系。功效栏标注为“*”的指标为适度指标。依据投资消费比超过90%则存在潜在危机[12]，本文采用90%作为临界值;依据《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千人拥有卫生机构人员数采用5.6400作为临界值，千人拥有床位数采用6作为临界值。
根据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特征，本文将其分为4个阶段加以分析：
第一，曲折发展阶段(1952—1965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由1952年的0.1753缓慢上升到1965年的0.1944，14年间指数增长幅度仅为10.89%，并且在1958年出现明显的波动，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下滑趋势一直持续到了1960年。1952—1965年中国正处于恢复国民经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处于一个探索发展道路的阶段，所以经济发展质量指数会出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从一级指标的变动情况来看，1958年生态文明建设指数、政治建设指数出现明显的下滑，在1960年跌至最低点，分别跌落到原来的10.62%、60.73%，且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的社会建设指数也在1960年出现下滑。1958—1960年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在片面追求工业生产和建设的工业大跃进时期，忽略了对工业废水、废气和废固的合理处理，严重影响了生态文明建设;而在此期间出现的饥荒，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在1960年出现负值，社会建设指数也因此出现下滑。
第二，低迷徘徊阶段(1966—1978年)。13年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指数逐年下降，由1966年的0.1730下降到1978年的0.1532，主要是由于这期间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导致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从一级指标的变动情况来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指数在此期间无明显变动，几乎保持持平，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由1966年的0.2754下降到1978年的0.0240，下降为1966年的8.71%，说明了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不足引起的，进一步体现了在早期发展中，生态文明建设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忽视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稳步前进阶段(1979—2002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由1979年的0.1723上升到2002年的0.4953，增长近两倍。从一级指标的变动情况来看，五大方面的指数都呈现上升的趋势，其中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指数增长幅度较大，生态文明指数增长尤为突出，由1979年的0.0331上升到2002年的0.7671。1984年中国正式将环境保护作为国策，说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更加注重全方位协调发展，在提高经济数量的同时，兼顾制度的完善及环境的保护，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四，混合U型阶段(2003—2017年)。在此阶段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先呈现“倒U”,之后连接一个“正U”。2003—2008年指数增长速度明显提高，平均每年增长6个百分点，在2008年出现转折，之后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明显下滑，2010年发生转机，之后经济发展质量呈现出持续上升。从一级指标的变动情况来看，波动较大的为经济建设指数，2008年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低迷状态，2010年之后逐渐恢复增长状态。社会建设指数、文化建设指数一直呈现增长趋势，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进入一个提高综合能力的发展阶段。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动特征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处于低迷徘徊状态，1978年之后发生重大转折，所以为了动态展示中国省级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本部分选取1978—2017年为研究对象，等距选取1978年、1986年、1994年、2002年、2010年和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经济发展质量评价结果进行等级分析，具体如下：
第一，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出现等级跨越，整体趋势向好。1978年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总体偏低，有73.33%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等级为Ⅰ级;辽宁、黑龙江、江苏、浙江和福建5个省份为Ⅱ级;北京和上海为Ⅲ级;广东为Ⅳ级。1986年经济发展质量为Ⅰ级的省份占比下降到36.33%，1994年、2002年、2010年和2017年经济发展质量为Ⅰ级的省份占比又进一步下降到30.33%、23.33%、16.33%和13.33%。
第二，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出区域带动效应，即正向溢出效应。以“京津”地区及东部沿海省份为中心，其周边省份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1978年“京津”地区及东部沿海省份的周边省份经济发展质量等级大多为Ⅰ级，历经40年的发展，其周边省份已经完全脱离Ⅰ级，并且经济发展质量达到中上等水平的省份(Ⅲ级和Ⅳ级)占周边省份总数的83.33%。中部省份则以湖北为中心，经济高质量发展趋势在不断扩大，2002年湖北经济发展质量为Ⅲ级，其周边省份河南、安徽、江西、湖南、贵州、重庆、陕西均为Ⅱ级;2010年湖北及周边省份都上升一个级别;2017年湖北、河南、陕西、四川均发展为Ⅳ级，这种发展趋势充分体现出了省份间的带动效应。
第三，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在东西差异特点基础上又增加了南北差异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质量始终存在较大差异，等级高的省份聚集在东南区域，而等级低的省份聚集在西北区域。以秦岭-淮河为划分中国南北方来看，1978年南方低经济发展质量省份(Ⅰ级)占比为57.14%，北方为81.25%，北方为南方的1.4219倍;2017年南方低经济发展质量省份占比为7.14%，北方为18.75%，北方为南方的2.6261倍，说明了中国南北省份间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越发明显。
综合来看，建国以来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状况不断改善，低经济发展质量省份占比由73.33%下降到13.33%，经济发展质量取得了长足进步。近年来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产业转型稳步推进，在全面提高经济综合实力的同时，以经济发达省份为中心，由点及面，带动周边省份经济发展质量逐步提高。但是，省份间的差异一直是难以避免的问题，在东西差异的基础上，中国南北省份间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越发明显。
四、中国省级经济发展质量的区域特征
(一)中国省级经济发展质量的增长模式
第一，稳增型(高起点高增速)。北京、上海、山西、湖南、重庆、四川6个省份的发展起点较高，并且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始终注重经济的协调发展。建国初期，这些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指数较高，排名集中在前50%，有着较好的发展基础。历经近70年的发展，北京、上海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增长一倍多，山西、湖南、重庆、四川的增幅均高于60%。这6个省份均匀分布在东、中、西部地区，间接说明在建国初期中国省份间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较小。
第二，落后型(高起点低增速)。内蒙古、吉林、安徽、江西、湖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11个省份的发展起点高，但增速偏低，在发展的过程中未能兼顾全方位的提升。这11个省份分布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建国以来国家推出的“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政策，使得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质量整体得到改进。但是，增长幅度较小，年增长率不足1%，由于地理位置原因，这些省份在“促交融”方面的指数普遍偏低，也是接下来需要改进的方面。
第三，逆袭型(低起点高增速)。天津、辽宁、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广东、海南10个省份的发展起点低，但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相比于建国初期，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排名平均上升15个位次。其中，80%为东部省份，东部省份占据地理优势，加之政策支持东部率先发展，使其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各方面协调发展，经济发展质量在建国70年以来有了极大改善。
第四，潜力型(低起点低增速)。广西、河北、新疆3个省份的发展起点低，同时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增长幅度小，所以未来发展具有较大潜力。建国以来，广西、河北、新疆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排名分别降低7、10、22个位次。其中，广西、新疆均属于西部地区，虽然“西部大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使得西部省份经济发展质量相比于自身有了改善，但相对于全国其他省份，依旧处于欠发达地位。河北属于资源开发型省份，导致产业结构不均衡，并且很多产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导致生态文明建设指数偏低。
(二)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省份差异
第一，中国省份间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但目前仍处于合理范围。从图3可直观看出，4项指数均在波动中上升。其中，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0750—0.2395的合理区间范围内。1952—2007年变异系数保持在0.4000以下，2007年之后，变异系数突破0.4000，之后不断上升;泰尔指数由0.0191上升到0.0985，增长了近4倍，说明省份间差异有扩大的趋势。
第二，1978年之后中国省份间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明显扩大。1952—1978年4项指数只出现小幅波动，平均增长幅度不超过50%，且整体数值偏小，省份间经济发展质量相差不大;在改革开放之后，指数变动趋势发生明显转折，且增长幅度明显，尤其1978—1982年基尼系数增长幅度高达38.31%。
第三，2003年之后中国省份间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再度扩大。由图3可以直观看出，2003—2017年4个指数上升趋势明显。其中，基尼系数由0.1851上升到0.2395，增长幅度达到29.39%;变异系数由0.3304上升到0.4736，增长幅度达到32.45%;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由0.0370上升到0.0408，增长幅度达到10.27%;泰尔指数由0.0512上升到0.0985，几乎上升1倍。
中国省份间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不断扩大与改革开放以来先富带后富、经济发展梯度推进的策略有关。2003年之后，4项指数的增长幅度显著扩大，这主要是由于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及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全面进入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各省份由于资源禀赋、基础设施的差异及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不同，省份间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进一步扩大。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对建国以来中国及30个省份经济发展质量进行阶段性总结及动态评价,采用改进的熵权法与可拓综合评价法结合，依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1952—2017年中国及30个省份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评级。然后运用基尼系数、变异系数、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和泰尔指数对省份间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进行分析。结论如下：一是1952—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历经曲折发展阶段、低迷徘徊阶段、稳步前进阶段和混合U型阶段4个阶段。二是中国大部分省份的经济发展质量都有改善，出现“跨越式”增长。三是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出区域带动效应，即正向溢出效应。四是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呈现出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共存的空间特点。五是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主要表现为稳增型、落后型、逆袭型和潜力型4种发展类型。六是中国省份间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有扩大趋势，但从指数范围来看，目前仍处于合理范围内，在1978年、2002年发生两次明显转折。
经济论文投稿刊物：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是一本创刊于1984年的月刊，兼容展示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两个学科的相关信息，针对改革开放中的焦点问题及时反映两个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交流新理论、新方法和新经验，探索国内外该学科的发展趋势和动向，反映其运用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研究成果。
针对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以高经济质量为发展目标，推进由经济数量发展到经济质量发展的理念转变。2017年经济质量等级为Ⅰ、Ⅱ级的省份占所研究对象的比重高达36.67%，所以要转变“唯GDP”的发理念，综合考量人力资本、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医疗保障、对外开放、经济数量、产业发展、公共资源、经济稳定性和福利成果分配，统筹兼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真正做到“五位一体”全面发展。
第二，充分利用省份间的正向溢出效应，增强省份间的交流及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历年的经济质量等级分布都呈现出“东高中平西低”的不平衡局面，且省份间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逐渐扩大，这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持久。单一省份是一个小型的经济体，只有加强合作，产业发展互补、科技创新成果溢出、福利分配经验相互交流，才能充分发挥发达省份的正向带动作用，由点及面，使“高低聚集”省份慢慢发展进步为“高高聚集”，最终实现共同发展。
第三，通过政策完善积极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出台的政策会成为省份发展方向的引导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属于经济数量方面的调控，其结果是通过货币、税收刺激经济数量的增长。未来要减少人才流失、优化产业结构、协调绿色发展、医疗保障健全、福利分配合理和驱动创新创业，这也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方向，是经济体系良性循环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钞小静，惠康.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6)：76-87.
[2]张兵，魏伟.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国际比较[J].经济实证，2018，(24)：124-128.
[3]魏敏，李书昊.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11)：3-19.
作者：赵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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