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经济深度调整的现实，中国开始把经济增长的重点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因而增加值率作为除全要素生产率之外的又一综合性指标对评价经济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主要针对国内研究进行分析，并按其特征分为四个研
〔摘要〕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经济深度调整的现实，中国开始把经济增长的重点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因而增加值率作为除全要素生产率之外的又一综合性指标对评价经济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主要针对国内研究进行分析，并按其特征分为四个研究角度：增加值率能否评价经济增长质量、中国增加值率偏低和下降原因、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增加值率的研究方法，从而较全面地呈现了增加值率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理论逻辑。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总结缺点和不足，展望后续研究方向，为推进中国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做出理论贡献。
〔关键词〕增加值率;经济增长质量;影响因素;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推动了全球经济实现快速提升，增进了世界人民友好联系，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正常流动，促进了科技和文明进步[2]。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国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之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转型充满了动荡和起伏，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怎样快速有效地将数量高速增长转化为质量高速发展，实现这一历史性的突破，不仅是中国经济在一段时期内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学者们的现实课题。
根据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发展形势，增加值率作为综合性指标对评价经济增长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务院先后在2012年1月和2015年5月正式颁发的《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和《中国制造2025》文件中都提到增加值率需要提高2个百分点的发展目标。由此看来，增加值率可以用来评价经济增长质量好坏，了解经济增长情况，并且中国也越来越重视这个经济指标[3]，研究增加值率对于政府制定宏观决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基于中国急需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大背景，增加值率是除全要素生产率之外的又一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性指标，本文尝试厘清关于增加值率的如下问题：增加值率的定义是什么?如何测算增加值率?增加值率能用于评价经济增长质量吗?中国增加值率水平在国际中的地位如何?从历史角度看，增加值率的变化趋势如何?什么因素会影响增加值率?为提高增加值率我们应该做什么?根据以上问题，本文从以下角度对增加值率的现有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增加值率能否评价经济增长质量;中国增加值率偏低和下降的原因;增值率的影响因素;增加值率的研究方法。
二、增加值率能否评价经济增长质量
(一)增加值率的定义及测度
增加值(即新增价值)是企业将投入的产品和劳务价值在生产的过程中转化为新的货物服务时新增加的价值，简化表示为总产出扣除生产过程中间消耗之后的余值，而基于增加值计算的增加值率为增加值与总投入之比，它的大小直接反映投入产出效果。若增加值率用R表示，中间投入用U表示，增加值用V来表示，总投入X等于中间投入与增加值之和，则增加值率的计算公式为：
增加值率=总投入-中间投入总投入=增加值总投入
R=X-UX=VX
增加值率的核算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生产法，即从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产品和劳务价值入手，扣除生产环节中投入的中间产品和劳务价值，得到新增价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如上。二是收入法，又称为要素分配法，是从生产环节中创造原始收入初次分配的角度，对生产活动最终成果进行核算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增加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总投入。由于生产法比较简单方便，可操作性强，因而大多采用生产法。
(二)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及评价方法
1991年中国首次提出“经济增长质量”的概念，“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发展作为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基础。在注重经济增长数量和速度的基础上，更加关心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和国民素质的改善”。
国外学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没有明确定义，而将其与经济增长数量联系在一起用来反映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增长不仅是数量的增长，还体现在质量的提升上，是数量增加和质量提升的统一。这源于多恩布什等[4]在研究中提到的“经济增长过程是生产要素积累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其中，生产要素积累是指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数量持续不断增加，是经济增长达到数量增长目标的关键动力;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是指资本和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有效利用和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是达到经济增长达到质量提高的关键动力。可见，二者既相互联系又存在差异，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国外学者主要侧重研究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包括技术进步与创新[5]、人力资本[6]和结构变化[7]等。
中国学者对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理解一般分为两种：一是狭义理解，简单地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就是经济增长效率，忽视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稳定发展等;二是广义理解，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增长数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具有丰富的内涵，且需要通过多维度多指标的指标体系来综合反映。代表性观点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到一定阶段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创新能力提高的结果[8]-[11]。中国学者大多是从据广义理解角度研究经济增长质量。
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方法可分为多指标法和单指标法。多指标法是利用各种数量分析工具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集成分析。马建新和申世军[12]设定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构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王君磊等[13]利用层次分析法对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过程、经济增长结果和经济增长潜力进行评分判断经济增长质量水平。钞小静和惠康[14]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对中国经济转型30年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价。多指标法的不足之处在于，所选用的指标易受学者的主观倾向性影响，根据选用的指标不同，最后合成的总指标结果也会存在差异，所以获取客观的、一致的结果相对比较困难。
单指标法是利用一个综合性指标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价，与多指标相比，单指标法简单、操作性强，单一指标包括全要素生产率和增加值率。曹佑和张如兵[15]提出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标。如今，学者在进行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时大多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但郑玉歆[16]、林毅夫和任若恩[17]认为，采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着局限，当前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使其很难完全体现生产要素的经济成效，展示不出资源配置的经济效果，也会忽视资本积累的关键性。而增加值率作为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另一综合性指标，逐渐受到学者关注。然而随着研究的展开，学者开始质疑增加值率能否准确评价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因而引起诸多争议。
(三)增加值率能否评价经济增长质量
关于增加值率能否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牛凌云和窦丽琛[18]认为，地区工业增加值率不仅和中间产品消耗有关，还和部门结构、专业化分工有关，需要谨慎使用工业增加值率指标经济效益，以免产生较大的误差而使得出的结果和真实情形相左;用工业增加值率作为经济效益评价指标，适用于微观范围，特别是适用于专业化分工程度接近的同一行业、生产相同或相似产品的企业之间。柳卸林和张杰军[19]认为，由于高技术产业本身就具有技术含量高、专业化分工及价值链长的特征，因此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不应成为衡量高技术产业生产效率和效益的唯一指标。蔡涛[20]认为，工业增加值率并不必然反映经济效率，从统计方法的角度分析，工业经济效率下降会使工业增加值率下降，但工业增加值率下降不一定会使工业经济效率下降，因此工业增加值率对经济效率的衡量效果受到影响。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工业增加值率可以作为反映经济效益的统计指标，并逐渐受到认可。李平等[21]把制造业增加值率作为效率指标之一构建中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李光涛[22]认为，提高工业增加值率有利于区域经济有效发展和运行，可以使企业、行业和地区由低端、低效和低附加值的方式向高端、高效和高附加值方向转变。沈利生和王恒[23]从增加值率变化趋势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增加值率的下降意味着投入产出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下降，说明增加值率是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标，反映了经济体的投入产出效益。
上述文献都是从产业增加值率能否作为评价经济效益的指标角度研究，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工业增加值率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不能全面反映国家增加值率，经济效益也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质量。
二是全要素生产率和增加值率均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质量。范金等[24]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能比较好地反映创新和协调发展情况，增加值率能比较好地反映绿色和协调发展情况，但在反映开放和共享发展情况上都不理想。另外，范金等[3]提出增加值率指标存在一个门槛上限，并通过建立CES型总产出生产函数和动态经济系统。研究发现，当实际增加值率低于门槛上限时，实际增加值率越高表示增长质量越好;当实际增加值率高于门槛上限时，实际增加值率越低越好。
通过以上文献研究发现，关于增加值率的研究方法和角度不同导致结论不同，并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增加值率是一个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标，反映了经济体的投入产出效益。二是增加值率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质量，从概念和内涵角度出发，因为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不同，经济增长数量用GDP或增长率就可以全面概括。反观经济增长质量，其概念比较宽泛，指标多达十几种，因而简单用增加值率这一个综合性指标全面反映经济增长质量是不现实的。但是，应注意到，学者们只是指出增加值率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质量，而没有证据表明不能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在满足一定的假设情形下，可以使用增加值率作为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并且，用单一指标测度经济增长质量比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更为简单，可操作性强。因此，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增加值率偏低和下降原因探析
目前中国经济、政治在国际中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经济总量更是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称不上是高质量发展，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与国外相比的高低优劣，可以了解中国优势或不足。尽管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不尽相同，各有特点，相互对比时存在着很多不便因素，但用增加值率这个综合指标进行比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益的启示。并且，决策者也可以从中国自身角度分析国家或产业增加值率的变化趋势是上升还是下降，是偏高还是偏低，借以判断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发展方向，以便采取相应的政策或对策促进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协调发展。所以，对增加值率进行深入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无论从宏观角度，还是从工业、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等细分行业角度都有广泛的研究。
(一)基于中国宏观视角的增加值率分析
沈利生和王恒[23]在研究增加值率及其变化的过程中定义了一个新的概念：中间投入贡献系数，他们发现增加值率和中间投入贡献系数保持同向变化，并给出了两者之间固定的对应关系。他们先从横向角度与若干国家比较增加值率和中间投入贡献系数，发现中国的增加值率或中间投入贡献系数较低，又从纵向角度分析中国增加值率和中间投入贡献系数的历史变化，发现中国增加值率从1981年以来一直保持下降趋势，且仍有可能进一步下降。随后利用投入产出表从动态方面进行考察发现造成中国增加值率不断下降的原因是新增加的中间投入的贡献系数小于原来中间投入的贡献系数。
刘瑞翔[25]针对中国增加值率下降的状况，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框架下，分别运用结构分解方法和迪氏指数分解方法进行研究发现，从行业结构角度看，中国产业结构的两次变迁必然导致增加值率的下降;从最终需求角度分析，初次投入结构变动以及生产过程中进口中间品比例增加是导致增加值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夏明和张红霞[26]基于投入产出框架，从理论上分析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结合若干增加值率变动的比较静态结果的数理证明，研究增加值率的变化规律，终得出中国增加值率下降原因。研究发现，增加值率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技术，也受到基础资源的价格垄断、国际贸易准则及制度和国际汇率机制等各种分配因素的影响，中国增加值率远低于发达国家，且持续下降的原因正是国际分工形势下科学技术和各种资源分配影响因素的结果。
(二)基于工业行业中观视角的中国增加值率比较分析
王金照和王金石[27]通过比较美国、日本、英国、德国、中国和印度五国的工业增加值率，发现两个特点：一是国家之间差别突出。2007年，居于第一的美国比日本高出10-91个百分点，比排在倒数第二的中国高出18-40个百分点，是印度的二倍还多。二是各国排名顺序稳定。研究分析了影响国家工业增加值率不同的因素是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地位，并结合中国发展特征，从产业结构角度指出中国工业以附加值低的重化工业为主。从国际分工角度看，是多数行业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造成中国工业增加值率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主要原因。
(三)针对制造业的中国增加值率比较分析
郭克莎[28]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也低于印度尼西亚而略高于马来西亚。顾微微[29]研究发现，整体上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低于美国和日本，但从具体行业看，仅饮料、烟草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额加值率超过或接近美国和日本，其他行业的增加值率均低于美国和日本，并有较大差距。
郭克莎和顾微微的研究仅从描述性统计方面说明中国工业增加值率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没有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及应采取的措施。
张帅奇等[30]等将中美制造业20个行业的增加值率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中国超过美国的仅有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这两个行业，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很大，并指出创新是提升增加值率的重要途径，尤其在中国一直强调产业转型升级问题的情形下，应加大研发创新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减小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
于春海和常海龙[31]从逻辑和经验两个方面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明显低于其他国家且呈下降趋势的成因进行研究发现，增加值率的下降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有关，也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产品内国际分工从最末端的组装环节向中国延伸，是导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偏低且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他们的研究结果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在内部形成了较强的拉动效应，而对服务业的拉动效应较弱。
(四)针对高新技术产业中国增加值率比较分析
高莉[32]重点研究了制造业产业中的高新技术产业，基于中国新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率远低于意大利、加拿大、英国、日本、德国和美国的事实，利用OECD中十七国高新技术产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R&D投入的密度与广度、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规模、高新技术产业中间品比例等指标对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R&D强度对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R&D广度具有抑制作用。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规模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中间品比例这两个指标对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影响不显著，而中国R&D强度远低于OECD国家，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低的主要原因。
金丹[33]对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六大部门和细分的48个部门完全增加值率进行动态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的六大产业和细分的48个部门完全增加值率呈下降趋势，日本和韩国的六大产业和细分的48个部门完全增加值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变化。日本的主导产业是服务业，韩国的主导产业为服务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与这两国相比中国的主导产业主要为附加值低的资源依赖型和中低技术产业，是中国完全增加值率下降的原因，从根本上看是产业结构问题，因而国家亟需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
朱振锴和项歌德[34]针对上海在中国各省份增加值率排名最低的现象，以江苏和浙江为比较对象，从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出口方式和R&D投入强度多个维度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伍文浩[35]针对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和部分国内省份，而且还低于传统制造业的现象，分析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变动是收益递减规律、上行因素与下行因素综合角力的结果。从技术水平看，广东处于核心技术自给的初级阶段;从企业结构看，外资比重大;从市场结构看，部分行业的集中度和进入壁垒低导致市场竞争激烈和利润水平较低;从行业结构看，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率偏低;从产业链结构看，大多企业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环节，创造的附加值相对较少;从产业培育看，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待培育发展;从体制机制看，制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业收益;从宏观因素看，国际金融危机导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有所降低。
(五)针对服务业的中国增加值率比较分析
杨坤鹏和戴翔[36]将中国19个服务业部门的增加值率与G7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中国与G7代表的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具体表现在总体质量上，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率除了内陆运输、水路运输、金融等少数部门具有轻微优势外，其余部门都明显低于G7国家的平均水平。在所研究的时期内，中国大多数服务业部门的增加值率甚至都有严重下降现象，显示中国服务业发展具有不断恶化的趋势。从结构上看，由于中国服务业发展主要集中于资本、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领域，而在知识密集型的高端领域发展不足，因而其发展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总结上述研究发现，中国产业增加值率虽然在发展中国家中排位较高，但普遍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且呈较快的下降趋势。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R&D强度低、产业结构附加值低、国际分工地位低等。中国应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改变国际分工地位，为国家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扫平障碍。
四、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引起中国增加值率偏低和下降的原因被认为是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但这是非常片面的。本文将从更广泛的角度探讨影响增加值率的因素。
姚利民和王峰[37]针对浙江和江苏制造业行业进行了研究。从宏观方面、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低技术行业方面实证分析劳动生产率、无形资产、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对制造业行业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浙江和江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并不利于其内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率的提高，内资企业的无形资产，是有力促进本地企业工业增加值率增长的因素，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在数量上具有正向作用而在质量上具有负向作用。
张杰等[38]使用国内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政府通过对出口企业研发和广告投入动机的抑制效应，强化了对企业增加值率的抑制。政府行为对企业出口和企业增加值率的扭曲效应，进一步强化了出口对企业增加值率的抑制，具体表现在企业所有制身份差异、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要素市场扭曲三个方面，并指出中国对出口政策的调整应放在如何减少政府干预上，以促进企业出口增加值能力的提升。
杨玲[39]通过构建非竞争性投入占用产出模型以及增加值矩阵，测度进口生产性服务复杂度，对“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推力和拉力进行研究，以分析区域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沿海5个省份处于要素驱动、资本驱动过后第二波创新驱动过渡期，西北6个省份制造业尚处于第一波增长期，东北三省和重庆增加值率促进效应尚不显著。
陈丽娴等[40]使用2004—2011年中国21个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服务业开放、对外直接投资的服务业渗透率、物质资本、劳动投入对经济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以上因素均与增加值率呈正相关，以产业集聚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重点分析服务业开放对经济增加值率的作用。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对增加值率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在产业集聚水平较低和较高区间对经济增加值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在产业集聚水平中等区间对经济增加值率的影响显著。
以上研究分析了劳动生产率、无形资产、外商直接投资、出口、政府行为、生产性服务复杂度、服务业开放、物质资本、劳动投入对产业增加值率的影响，但没有分析这些因素对增加值率的贡献程度，在之后的研究中，本文将挖掘更多影响增加值率的因素，更全面地监控增加值率指标，并分析哪些是影响增加值率的重要因素。
五、增加值率研究的主要方法
随着学者对增加值率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方法由简单地描述向实证分析发展。
(一)描述性统计方法
描述性统计是用来概括、表述事物整体状况以及事物间关联、类属关系的统计方法，在分析单个变量的现状时会用到描述性统计方法，它是分析性研究的基础。如前文所提，郭克莎[28]和顾微微[29]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了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等指标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运用此种方法的学者还有杨坤鹏和戴翔[36]等。
(二)运用理论分析方法
朱振锴和项歌德[34]以及伍文浩[35]从理论上分析了某些地区增加值率低的原因。王金照和王金石[27]和伍文浩[35]的研究是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并理论分析影响增加值率特点及产生因素。于春海和常海龙[31]从逻辑和经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下降的原因。一般来说，在实证分析中经常会用到理论分析，即先从理论上分析选择解释变量的依据，为之后的实证研究做铺垫。
(三)数学分析方法
沈利生[41]运用数学公式推理对增加值率进行研究。沈利生和王恒[23]利用单位中间投入对新创造价值的贡献公式证明增加值率和中间投入贡献系数之间存在着固定的对应关系，并用中间投入贡献系数的变化公式推导出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持续下降即增加值率也就会持续下降的原因。沈利生[41]利用三次产业增加值既是增加值率与总投入的乘积也是三次产业占比与总增加值的乘积的原理分析了总体增加值率与产业增加值率和产业结构间的关系，并用总体增加值率变化前后的倒数差公式分析了产业结构、产业增加值率变动对总体增加值率的影响。其他使用此种方法的学者还有牛凌云和窦丽琛[18]以及夏明和张红霞[26]等。
(四)建立计量模型方法
学者们在考察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时往往采用计量模型，其中面板模型居多。姚利民和王峰[37]采用回归分析探讨了江浙两地工业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高莉[32]以及郭晶和赵越[42]构建数学模型分析了与国际比较的高技术产业的影响因素。张杰等[38]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在考察政府行为的情况下出口如何抑制中国企业增加值率。陈丽娴等[40]构建门槛回归模型重点分析了服务业开放对经济增加值率的影响。刘瑞翔[25]运用结构分解方法和迪氏指数分解方法分析了中国增加值率下降的原因。马丽园[43]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和JMP动态分解方法对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增加值率的差异进行了静态、动态多重分解研究。其他实证分析方法还有，范金等[3]在考察增加值率如何反映经济增长质量时分别采用了CES总产出生产函数和动态经济系统等。
六、结论与展望
本文主要从增加值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可评价性、偏低和下降原因、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方面，系统疏理了国内近些年的研究情况，并对研究成果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具体而言，增加值率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一是由于某些产业自身的特殊性，不适合把增加值率作为衡量经济效益的指标，但在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和政策执行方面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一般认为某国家或地区增加值率越高，则表示生产耗费越低，因而经济增长质量越高。二是中国增加值率在国际上相对较低，且近年来呈持续下降趋势，本文不仅详细研究了出现这种现状的原因，还从更广泛地层面分析了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三是运用描述性统计、理论分析、数学分析和计量模型等方法研究增加值率的现状，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多样化。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将来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入拓展：
第一，结合中国政策和可操作性重点研究工业增加值率。
目前，中国极力倡导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实现更有效率、更加协调、更加稳定、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研究增加值率指标，对经济质量发展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可操作性上，按照中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国家和各省份(除西藏外)一般以5年为周期公布投入产出表，且存在着2—3年的滞后期，工业增加值和工业总产值是统计部门常用的统计指标，工业增加值率易计算和获取，这为采用增加值率评价经济增长质量带来了便利。因此，从国家政策和可操作性方面来讲，可以先重点研究工业行业，然后将经验规律运用到服务业和国家层面。
第二，挖掘特殊影响因素并研究其贡献率。
关于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相对成熟，据不完全估计，其文献数大约占到总文献数的1/2以上，但没有学者研究影响增加值率各因素的重要程度，而且针对诸如生产性进口复杂度这样特殊的变量的研究极少。因此，日后可以具体地研究这些影响因素对增加值率的贡献程度，除了产业结构这样一般性的因素，还可以挖掘生产性进口服务进口复杂度等特殊的因素，以便更有效全面地监控增加值率指标。
第三，拓展实证研究。
关于研究方法的研究已有很大突破，无论是从定性到定量，或是从简单地描述性统计到复杂地模型建立，学者已做出很大努力来研究增加值率指标，但实证建模方面的文献较少且单一。能够有力证明增加值率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学者中仅沈利生[23]和范金[24]做的最好，日后可以从不同实证角度对增加值率对经济增长质量可评价性继续给出有力证明。同时，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方面大多采用的是面板模型，日后可以尝试更多不同的实证模型。
经济论文投稿刊物：《经济学动态》(月刊)1960年创刊，是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类综合性理论刊物。反映国内外经济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与动态，促进经济理论工作的开展。辟有经济科学新论、经济热点分析、学术探讨、会议综述。
增加值率已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热点，从国务院正式印发的《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和《中国制造2025》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已经将增加值率指标列为研究重点。虽然国外还没有增加值率指标，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研究国内外增加值率现状是有极大意义的。深入研究增加值率指标，有利于更好响应国家政策，并为中国进一步细化政策实现定向调控提供指导与借鉴，推进中国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燕生-推动开放合作,实现共同发展[N]-人民周刊,2018-12-01-
[2]蔡昉-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J]-经济学动态,2018,(8):4-17-
[3]范金,姜卫民,刘瑞翔-增加值率能否反映经济增长质量[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2):21-37-
作者：田成诗，刘亚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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