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提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色，蕴含着博大深厚的中华文化智慧，体现了符合历史潮流的人类期盼。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成
〔提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色，蕴含着博大深厚的中华文化智慧，体现了符合历史潮流的人类期盼。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现实需要。 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当前国际体系存在的缺陷，特别是全球治理体系对新形势、新挑战的严重不适应，对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了迫切要求。 中国致力于同国际社会一道携手努力，积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徐步
国际社会正在经历近百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深刻变革。 习近平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 大变革必然带来大调整，力量对比的变化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国际关系及国际秩序，来维护并促进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这是中国领导人立足时代发展潮流和中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选择，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内涵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色，蕴含着博大深厚的中华文化智慧，体现了符合历史潮流的人类期盼。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是权力与利益，强调最大程度地获取自身利益。 习近平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之所以“新”，因为突出强调在国际关系中要遵循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等原则，将人类共同价值注入到国际关系中。
(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前提是相互尊重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世界秩序变革快速演进。 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更加突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 相互尊重的内涵是多方面的：一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 不同制度、宗教、文明一视同仁。
二是各国人民都有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 每个国家既是国际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同时也是各具特点的主权国家。 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只能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各国人民都有自主选择政治制度的权利。 全球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也没有能够适用于各个国家的政治模式，任何国家都不应也无权把自身的政治制度强加给别的国家。
三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发展关系，都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 四是面对国际社会的共同挑战和分歧，要致力于对话而不是拉帮结派，要倡导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新路，坚持以对话和协商来解决争端分歧。 五是尊重文明的多样性。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国家之间若没有相互尊重，就没有起码的互信基础，任何合作无从谈起。
(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原则是公平正义
所谓公平正义，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维护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合法权益。 在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中，实力强大的国家往往发挥主导作用，强权政治大行其道，霸权国家为所欲为。 自十五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在全世界实施侵略扩张，许多亚非拉国家先后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 二十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使人类遭受空前浩劫。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虽以法西斯轴心国为一方，以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同盟国为另一方，但参战的帝国主义国家本质目的仍然是争夺世界霸权。
正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法西斯同盟很快瓦解，美国和苏联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两大力量陷入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人类社会长期被核战争的阴影笼罩。 苏联解体及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更加肆无忌惮，在世界上到处发动军事行动。 没有公平正义，强权政治就横行霸道，这是长期以来包括冷战结束后国际上纷争不断、战争不止的重要原因。 要实现公平正义，一是必须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二是必须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按公平公正原则解决问题。 三是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处理问题。 国家间应当友好相处，平等协商，坚决摒弃传统的“弱肉强食”法则。 四是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三)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取向是合作共赢
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繁荣，既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也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根本目标。 所谓合作共赢，就是要超越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倡导共谋发展、互利互惠的新思路。 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是应当充分认识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利益密切关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状态。 二是国际社会成员应当携手合作，寻求利益交汇点。 要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 促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三是要努力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努力实现“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加大对“五通”的投入是全球化发展的基本条件，将给世界的协同发展增加新的动力。 四是国际社会应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不平衡的差距。
合作共赢是普遍适用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而且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其他领域， 应该成为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取向。 中国坚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持国家之间结伴不结盟，坚持各国共同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在国际和地区合作中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根本基础是力量对比的变化
近代以来，世界权力和经济重心长期集中在大西洋两岸，美国和欧洲占了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二以上。 二战结束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70%以上。 如今，美、德、法、英、意、日等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比已下降到30%，发展中国家与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整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上升到60%左右。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欧制造业占全球70%，现在只有45%。 2019年亚洲经济总量达全球34%，超过美国与欧盟相加的31%。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 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发展势头迅猛，不仅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日益增长，在全球政治、经济以及国际体系中的影响也明显上升，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国际关系。 习近平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 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中坚力量，其发展壮大意味着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已经行不通了。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 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各国以制度和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成为大势所趋，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
(五)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应有之义
在全球化和多极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习近平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国内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习近平指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必须同舟共济、和衷共济。 针对当今世界的安全问题，习近平强调，各国人民命运与共、唇齿相依。 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是有机的整体。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中国关于国际体系建设的政策和主张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深刻洞察国内外发展大势，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也是中国政府关于国际体系建设的重大创新。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是，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同时通过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 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体现了中国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思想的统一，体现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
二、新冠肺炎疫情凸显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迫切性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进一步凸显了当前国际体系存在的缺陷，特别是全球治理体系对新形势、新挑战的严重不适应。 这次疫情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尚未完全显现出来，如何应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等跨国性问题，对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了迫切要求。 国际社会如何才能真正携手合作，共同赢得抗击疫情斗争的胜利，任务十分艰巨。 从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呈现出来的影响看，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
一是病毒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持续蔓延。 新冠肺炎病毒席卷世界各地，感染人数及死亡人数之多，史所罕见。 从2020年初到当年底，全球累计确诊8147多万例，累计死亡近180万人。 其中疫情最严重的美国累计确诊超过2000万例，累计死亡超过34.7万人。 令人更为忧虑的是，疫情在全球肆虐一年多后，新冠肺炎病毒仍在不断变异，可能长期危害人类健康。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突发性、综合性、全球性的危机，是1918年大流感以来全球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二战以来全球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这场世纪疫情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叠加，其冲击波在各个方面进一步凸显。 新冠肺炎疫情犹如一场规模巨大、没有硝烟的另类战争，各国的社会制度、政府决策、治理能力、文化观念及公民素质等等，都不得不面对这场世纪大考。 不少国家政府没能交出令人民满意的答卷，在这场大考中严重溃败。 恩格斯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大自然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人类进行报复”。 当科技革命、生产力发展给人类带来极大物质财富时，人类社会也必须深刻反思如何做好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二是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国际力量对比加速变化。 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新冠肺炎疫情及因此采取的防控措施导致世界经济剧烈震荡，国际经贸往来出现断崖式下跌。 2020年世界经济下滑约5.2%，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美国经济萎缩3.5%，欧元区萎缩6.6%，新兴市场国家萎缩2.2%。 疫情加剧了国与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 与美、德、法、英、意等主要经济体大幅衰退相比，中国经济在疫情冲击下依然保持正增长，且增长率达到2.3%。 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百万亿元，按年均汇率计算，达14.7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比重达17%，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70%，中美经济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 2021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猛增18.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2021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将会超过三分之一。
三是西方政体受到冲击，制度弊端进一步暴露。 美欧政府面对疫情冲击举措不力，一度寄希望于所谓“群体免疫”，实际上是面对困难不作为，深层原因是制度运转失灵。 执政党与在野党、政府与议会相互攻击，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竭力把责任推诿给对方。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后，时任总统特朗普对医学专家建议充耳不闻，热衷于通过推特发布虚假信息，甚至发布违背科学常识的信息，包括宣称喝消毒水可以治病，给广大美国民众造成严重误导。
特朗普和前国务卿蓬佩奥在疫情发生后不顾民生，一味忙于政治私利，引起美国国内民众批评。 特朗普不愿实施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资产集中在酒店及娱乐业，担心防控措施使其个人生意受到沉重打击。 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2020年3月严厉抨击特朗普应对疫情的糟糕表现：“我不明白，而且我想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不明白特朗普正在做什么。 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面对美国几代人以来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他就一直看着、等着。 特朗普错失了每一个能够采取行动保护这个国家的机会。 ” 《华盛顿邮报》社论版副主编杰克逊·迪厄尔(Jackson Diehl)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一位国务卿在应对危机时像蓬佩奥那样错误不断。 蓬佩奥注定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差的国务卿之一。 2020年3月美国疫情急剧恶化之时，蓬佩奥却忙于打压伊朗、诋毁中国，忙于飞到阿富汗谋求在当年11月总统选举前撤出驻阿美军，以笼络选民支持。 基辛格指出，如今大多数美国人都为健康和安全担忧，努力维持他们原来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而政治人物只关注短期的政治议题。 法国《回声报》认为，特朗普执政美国四年期间，把美国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 这掩盖了美国经济本身的结构性问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不是中国。
四是西方社会内部群体严重撕裂，阶级分化及社会矛盾加剧。 在疫情冲击下，西方国家原本被掩盖的各种矛盾迅速激化。 美国贫富差距凸显，街头暴力频发。 美国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引发全美大规模骚乱，成为美国社会极化分裂的集中反映。 美国《纽约客》杂志撰稿人乔治·帕克尔(George Packer)批评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的拙劣表现，认为美国人生活在一个很失败的国家。 他表示，新冠肺炎病毒到达美国时，它发现这是一个痼疾缠身的国家，政治官僚腐败、社会体系僵化、经济制度麻木、民众意见分裂，病毒无情地对这些因素加以利用。 美国学者研究发现，198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中，只有50%的人收入超过父母。 而在1940年代出生的人中，这一比例高达90%。 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并非是经济增长缓慢，而是社会分配不均。 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少数族裔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是白人的4~5倍。 在美国养老院等重灾区工作的护工，多数也为少数族裔。 这些人生活贫穷，为了生计不得不辗转在餐厅等多个岗位之间，导致病毒感染率大大增加。 帕克尔表示，特朗普总统传递的信息是一厢情愿、甩锅和谎言，其散布的是阴谋论和奇迹治愈病例。 少数参议员和企业高管行动迅速，不是为了阻止灾难，而是为了从中牟利。 当一名政府医生试图就这一危险向公众发出警告时，白宫接过麦克风，将这一信息政治化。
五是国际秩序严重扭曲，全球治理面临更大困难。 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一些人不顾客观事实，忙于推卸责任，大搞自我中心主义。 特朗普及蓬佩奥无视国际合作，甚至停止对世界卫生组织资助，这一做法激起包括许多欧洲发达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强烈不满。 由于美国对开展应对全球公共卫生突发性危机采取消极政策，国际合作的相关努力受到干扰，国际社会在病毒面前涣散无力。 这不仅使当前全球治理存在的缺陷进一步暴露，更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深陷新冠肺炎疫情困境。
不遵守相互尊重和公平正义原则，企图唯己独尊或谋求成为单方面赢家，国际社会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全球治理。 迪厄尔指出，2020年3月25日，七国集团国家外长举行电话会议，蓬佩奥不顾其他国家反对，坚持要在会议文件上塞进“武汉病毒”这个词，最终致使会议未能发布任何联合声明。 他认为，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发出反对北京的舆论声音比与盟友达成共识更为重要。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外救灾局主管杰里米·科宁迪克(Jeremy Konyndyk)称，美国在全球抗疫前线的行动令人非常痛心，致使国际层面的合作出现了大量混乱。 在疫情蔓延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很多区域性合作组织如欧盟、美洲国家组织、泛美卫生组织、安第斯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和南美国家联盟等，在协调有关国家抗击疫情方面均未发挥切实作用。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疫情危机是欧盟史上遭遇的最严重危机，但欧盟内部初期在向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提供支持问题上分歧严重。
新冠肺炎疫情突出暴露了当今世界存在三方面的赤字问题，即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发展赤字。 随着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国际社会信任与合作的基础受到破坏，发展不平衡问题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国际社会固有的问题，暴露了当前国际关系对战胜全球性挑战存在严重不足，对人类应当如何更加清醒地认识现实及应对挑战提出要求。 面对突如其来的病毒袭击，国际社会理应及时建立健全应急机制，在病毒检测与防控、物资生产与流通、疫苗研发与分配等各个环节加强合作，确保各国特别是贫困国家不被落下。 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称，2020年对中国来说是成功的一年，中国不仅快速遏制住了疫情，而且恢复经济运转，生活几乎回归正常。 他表示，中国经济政策的高效性和连续性令人印象深刻，德国应积极学习中国经验。 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严峻挑战，企图通过指责他国或欺骗民众的做法转嫁矛盾，不仅无济于事，也严重损害国际社会团结协作。 只有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国际社会才能更好地加强团结合作，取得抗击全球性挑战的胜利。
三、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亟需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国际关系
冷战结束后,影响国际体系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全球化。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并日益演变为全球在更广泛领域的互动和融合。 国家、企业及人员交往增多，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联系不断增加，观念互动不断加深，利益冲突也进一步显现。 由于不同国家及一国内部不同群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不均衡，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分歧越来越突出。 一些发达国家内部的逆全球化及反全球化势头上升，尤其是美国政治人物为了迎合选民、获取私利，竭力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政策。 这使全球化进程中的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国际关系发展面临新的复杂因素。
(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了必然要求
“全球化”一词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 从国际体系视角看，全球化包含多个层面内容，大体涵盖地理的全球化、器物的全球化、观念的全球化和制度的全球化。 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通讯、交通快速发展，到了21世纪，世界真正连为一体，实现了地理上的全球化。 所谓器物的全球化，是指商品在全球范围内流通越来越便捷。 世界商品贸易总额在2000年为61856亿美元，在2018年达到39.342万亿美元。 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人员往来和观念交流。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随着生产力发展以及人们日常交往的加深，地域性、狭义性的个人逐渐被世界性、普遍性的个人所替代。
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全球化，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大势所趋。 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后，世界不再被两大集团的政治和军事对抗而分裂，为实现全球大融通提供了客观条件，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民众有了更多开展交流的机会。 这种大规模的交流增进了人们的相互了解，增进了不同文明的相互沟通，带动了国家之间的共同合作，促进了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从实践层面看，科技的发展和交通、通讯的便利，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成为可能。 全球化极大促进了生产力解放，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与投资不断增长。 与此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全面发展。 区域一体化是同一区域国家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手段，旨在发挥本区域的比较优势，并在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 近年来，以东盟和中国(10+1)、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10+3)为核心的东亚合作尤为突出。 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五国开始了世界上最大的区域自由贸易及投资便利化合作新进程。 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利益紧密融合，形成一个利益攸关的共同体。 美国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认为，工作日益数字化，“世界是平的”， 而“平的世界”需要更加有效的国际机制加以协调和治理。
(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迫切需要
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积极发挥自身优势，经济实力持续上升。 发达国家多年来经济增长缓慢，实力相对下降。 这是最近几十年世界发生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变化。 美国等一些国家对中国迅速发展难以适应，大幅调整对华政策，使得国际关系更加不稳定。 这种复杂性突出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最大的变量是中国崛起，一些国家不愿看到自身实力被中国超越; 第二，最大的变局是中美博弈，这由美国加大对中国发展的遏制引起，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摩擦显著上升; 第三，最大的变革是全球治理体系革新，国际力量对比的改变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国际秩序，但这一变革过程十分艰难。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国际组织的领导权构成也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参与的二十国集团重要性上升，而完全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地位大为下降。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上升，不少国际组织的重要领导职位由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员担任。 美国不甘失去对重要国际组织的领导权和控制力，一方面对现有国际机制日益采取实用主义做法，另一方面试图构建新的以美国为中心的排他性多边机构。
美国对中国借全球化乘势而起深感焦虑，不择手段地进行围堵和打压，试图通过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维护其霸权地位。 美国在冷战思维主导下推动各种形式的“脱钩”，不仅使中美关系严重受挫，也给现行国际规则带来极大挑战。 在安全上，美国加大在南海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动”，拉拢与中国存在海上争议的国家挑衅滋事; 加紧推行“印太战略”，纠合日本、澳大利亚等对中国进行战略钳制; 助推台海形势危机升级，加大利用台湾问题干扰中国发展进程。 在经济上，美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规则，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通过掀起贸易战对中国企业施压。 在科技上，美国严格限制两国科技交流合作，试图通过打压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消除美国企业的竞争对手。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推动者。 经过自身的积极努力，中国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外资目的地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 通过“一带一路”构建经济全球化新格局。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布朗(Kerry Brown)指出，中国是解决全球三个主要问题，即环境、能源和经济问题的关键。 中国将决定世界如何发展，以及怎样才能赢得一个稳定和繁荣的未来。
(三)全球化发展的矛盾不断累积，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全球化给各国加快发展提供了可能，但能否将可能转化为现实，关键在于各国能否根据自身特点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经济的总体增长，但不同国家受益不均。
欧美等发达国家占据全球分工的优势地位，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手。 一些发展中国家，得益于政治经济环境稳定、政府政策实施得当，积极融入了全球化进程，获得了经济发展需要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市场和资源，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实现了自身经济发展。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提高参与全球化及国际经贸合作的能力，成功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国际贸易、对外投资、金融合作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印度经济持续增长，其服务业占整个出口的比例相当高。 随着互联网以及信息技术发展，数据分析、软件开发等行业逐渐成为可以分解到全球范围的服务“外包”。 “外包”给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提供了更大空间，带来了更大利润，也给印度这样具有相对优势的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
然而，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不平衡加剧。 一些国家包括发达国家政府未能制定有效的政策，未能找准在全球生产及供应链中的定位，丧失了发展机遇。 一些国家既缺乏优质劳动力，又缺乏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无法融入全球化进程。 还有一些国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发展步履维艰，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落在后面，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其次，一些国家内部贫富差距加剧。 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各种资源在全球的优化配置，使发达国家的大量产业转移或外包，国内失业率上升，特别是简单劳动者境况愈下。 在美国，有很多人认为没有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这为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提供了土壤，也是特朗普鼓吹“美国优先”颇得国内所谓“铁锈地带”(Rust Belt)民众支持的重要原因。 最后，文化及制度差异被炒作利用的风险加大。 经济全球化虽然促进了人员交往，但人们并不必然欣赏彼此的观念，也不一定导致制度走向趋同。 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国情，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历史背景、发展阶段及自然禀赋等方面存在差异。 这要求各国相互尊重、求同存异，而非唯我独尊、非我必亡。 美国一些政客煽动“文明冲突论”，热衷于搞意识形态斗争，为其保护主义及单边主义政策制造理论依据，以服务其霸权主义的根本目的。
上述问题并不是全球化本身所带来的，而是有关国家在应对全球化过程中政策失当造成并累积的。 针对当前逆全球化及反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发达国家蔓延，各国都在调整或制定新的政策，以抢占新一轮综合国力竞争的先机。 各国政策调整变革的重点是自身发展战略、对外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其结果直接关系各国未来发展方向、在未来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乃至地区和国际体系的演变。 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在信息通讯技术、军事、能源、海洋、太空甚至极地等领域加大力量投入。 美国重点加大对亚太地区投入，在高加索地区、中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缅甸等热点问题上加紧争夺。 面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国际金融、能源和粮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之间合作与竞争呈现新态势。 拜登政府上台后，改变特朗普政府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任命前国务卿克里为主管气候变化事务特使，有关问题在国际关系中重新升温。 国际社会应当坚决反对违背历史潮流的思潮，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改革完善。 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区别和差异，但也各有优势和长处，国际社会应当通过文明对话和文明互鉴，取代文明隔阂及文明冲突的观点。
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顺应并推动国际体系演变
国际体系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甚至相互斗争的各种因素构成的整体。 根据詹姆斯·多尔蒂(James E. Dougherty)的观点，国际体系既是国家构成的系统，也是国家组成的社会。 这里的系统是国家行为模式的总称，包括影响国际体系稳定的因素、维持国际体系均衡的适当机制以及国内政治对国际体系的影响等。 这里的社会即国际社会，指的是成员国为获得共同利益而达成合作性安排，包括法律原则、行为标准以及规章制度等。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 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体系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世界体系并非公平、正义的社会体系，资本积累与不平等交换是这个体系的运动动力，因此现行世界体系具有自身很难克服的矛盾。
总体上看，国际体系包含四个主要因素：一是行为体，即参与国际体系的行为主体; 二是规则，即规范国际体系行为体运动的准则; 三是结构，即体现国际体系内权力分配及组织关系的架构; 四是互动，即国际体系行为体的相互联系与作用。 国际体系具有整体性、持续性、稳定性的特点，但由于上述四个要素总是在发展变化中，因而国际体系随着上述要素量变的积聚，又会在一定时间发生根本性变化。 现代国际体系产生于十七世纪，在欧洲体系基础上向外扩张并逐渐形成。 欧洲国家于1648年结束三十年战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后来国际体系经历了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等几个历史时期。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一些美国学者高呼历史终结的论调，认为美式资本主义成为人类社会最终的制度形式。 然而，历史的进程并没有像这些人所宣称的那样发展，美国的衰落和美式资本主义的缺陷日益明显，进入21世纪的国际体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权力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国际关系权力结构始终根本性地影响并制约着国际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变革，利益因素则驱使有关国家妥善处理与其他各方的制度合作问题。 国家实力的变化往往引发自身对与外部世界合作或竞争观念的变化，其中既有利益权衡变化驱动的作用，也有改革制度以维护自身竞争优势的需要。
苏联解体后的近三十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美国沉浸在冷战胜利的兴奋中仅10年，纽约上空恐怖袭击的撞击声就迫使美国人回到现实。 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立即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并自我定位为“战争总统”。 他向全世界宣布，不与美国站在一起，就是与美国为敌。 他首先把矛头对准“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及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声称“9·11”恐怖袭击是一场新型战争，是与美国的自由价值观为敌的一场战争。 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后，美国又对伊拉克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理由是伊拉克当时的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企图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然而，美国并没有任何确凿证据佐证对伊拉克的指控。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偏离了反恐轨道，借反恐进行战略布局，以维护并巩固霸权地位。 在错误政策导向下，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失去合法性和道义支持，国际社会反美、反西方情绪不断蔓延，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提供了新的社会基础，美军在反恐战场上日益孤单。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投入巨大军事、政治、经济资源，驻伊美军高峰时达到近20万，对伊战争一度平均每天耗资2.9亿美元，每月近90亿美元，迄今总耗资数万亿美元。 面对巨额海外反恐军事开支，奥巴马上台后不得不对外交安全政策进行调整，收缩反恐战线，在热点问题上不再一味示强，加大对大国和多边机制的借重。 特朗普上任后，推出所谓“美国优先”政策，大力推行单边主义政策，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2021年初，民主党人拜登上台，虽扬言要回归多边合作，但并没有放弃特朗普政策内核，竭力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建设的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1年，中国在这期间努力寻求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在其他国际组织的地位，但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孤立及封锁，中国对外交往受到很大限制，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十分有限。 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建设进程，但由于对外联系仍很有限，对国际制度和规则不够熟悉，中国参与国际体系仍基本处于被动状态。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体系建设，能力水平均得到大幅提升，中国先后加入130多个国际组织，参加近300个多边国际公约，积极履行相关义务，国际影响力空前扩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把握21世纪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创新，全方位提出有关经济发展、和平安全、环境保护、全球治理及人文交流等领域重要倡议，中国方案成为引领世界进步的公共智慧，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制度是国际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多边参与的制度形式在客观上增强了国际制度的约束力，有助于维持国际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局部冲突及战争不断爆发，但国际社会从未停止谋求实现世界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努力。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映了世界人民对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向往。 然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的产物，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仍存在不公正与不合理的部分。
1964年，第二次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召开，广大发展中国家首次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倡议。 1974年，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等文件。 1984年，中国首次提出应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时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最好方式。 其他方式，诸如“大家庭”方式、“势力范围”方式等，都会带来矛盾或造成局势恶化。
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时强调，国际社会不仅需要建立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政治新秩序，政治新秩序就意味着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88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甘地时指出，世界总体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新政策以及建立国际新秩序，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 1990年9月，钱其琛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时，提出要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强调国际政治新秩序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国际经济新秩序应以平等互利为基础，指出各国有权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制度、经济模式与发展道路。
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日益成为现行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有力建设者和重要贡献者，对国际体系的作用和影响日益扩大。 但现行国际体系建立之初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其不完善不公正不合理的部分进一步显露。 首先，国际政治体系存在明显缺陷。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多边主义国际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时威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等方面的权威。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性需要增加。 国际关系的法治化和民主化远未实现。 其次，国际经济体系存在明显不足。
广大贫困国家的发展问题未得到足够重视。 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干扰。 一些发达国家采取不公正的贸易反倾销制度打压发展中国家。 国际金融体系在美国不断推出量化宽松措施的背景下发生动荡的风险加剧。 发达国家越来越内顾，未能在全球均衡、协调发展等方面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再次，国际安全体系存在明显不稳定性。
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有不少政治人物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严重影响国家间正常往来和相互合作。 联合国担负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作用，但其地位屡屡受到霸权主义的挑战。 国际军控及防扩散体系陷入困境，难以发挥应有作用。 世界很多地区的安全形势恶化，缺乏相应的有效机制协调处置。 最后，国际文明对话体系尚不完善。 世界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深刻复杂，不同文明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持续发展甚至激化。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的现实需要。
国际关系论文投稿刊物：国际关系研究
五、结语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发展与繁荣方面担负着特殊责任。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格局多极化深入发展，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受到制约。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对华战略问题上，美国不断在接触战略、遏制战略还是“接触+遏制”战略等选项之间变化。 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力克提出了中美成为“利益攸关方”， 前国务卿赖斯则认为印度、中国、巴西、印尼和南非等新兴大国在21世纪对历史进程正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 美国《外交》杂志认为，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和印度正成为政治和经济强国。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指出，世界影响力的平衡正经历几个世纪以来最重大的转变，正向中国等东方国家转移，“中国领导层有决心也有能力带领中国战胜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挑战”。 美国历史学家沃伦·科恩(Warren I. Cohen)称，“尼克松和基辛格不会想到中国这么快就加入顶级世界大国的行列。 毛泽东或周恩来也不可能预见这一点。 美中关系需要根据中国的地位进行重新调整。 ”
目前，中美关系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焦虑空前上升，再一次在与中国为敌还是为友的路口徘徊。 美国政府官员多次声称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主要战略竞争者。 基辛格最近表示，中国几千年来长期是世界上的重要国家，中国的复兴并不令人惊讶，不建议对中国进行“讨伐”。 但他同时认为，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势均力敌的对手，既要阻止中国取得霸权，也要学会与之共存。
大搞单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已经下台，而拜登政府仍寄希望于通过组建有选择的排他性多边机制维护霸权地位。 美国应当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中国的发展，同中国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 国际社会应当携手努力，坚定不移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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