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的时间焦虑与学术治理

　　[摘要]时间本无所谓多少，时间紧张与压缩虽然只是一种主观感受，但其归因却在于钟表时间和社会时间共同建构的结构紊乱和失序。当前，时间焦虑已经成为学术界的集体性症候，其表现为人们不仅失去了对钟表时间的均匀流动感，也丧失了对带有周期性社会时间井然有序的节奏感。在一个效率主导的时代，学术工作逐渐淡化了闲逸、好奇的“无时间性”。在学术职业有充裕自主支配时间的表象背后，其实更多的是难以自主和难得空闲。通过对大学教师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处理繁琐事务的时间是我国大学教师的重要压力源，也是大学教师时间焦虑产生的主因，它在深层次上反映了我国高等学校学术治理中科层制与竞争项目制的混合性特征。缓解大学教师的时间焦虑，摆脱学术治理困境需要以减法思维探索削冗去繁的治理路径。通过完善集体领导机制，回归行政与学术管理常态，压缩各种冗杂的项目和频繁的绩效考核，减少组织管理层级与管理过程中过多的繁文缛节，提升办事效率，以营造屏气凝神和一心向学的学术研究常态，使大学不断丰厚理论积淀和卓越的智识水平，推进社会创新发展。

　　[关键词]大学教师;可支配时间;时间焦虑;学术治理

　　近些年来，关于时间这样一个司空见惯的概念颇受社会关注，“时间都去哪儿了”，成为人群带有或抒情意味或调侃风格的普遍追问。同时，关于大学教师的时间观也似乎成为这一职业人群的话题中心。时间与紧张、匆忙、焦虑、压力、倦怠、失序等语词的随机组合，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大学教师的整体境况与生态。它不仅以制造稀缺和碎片化的方式打乱人们既有的工作节奏，而且逐渐改变人们对学术职业的认知，使得一向为学术界所推崇的闲逸的好奇、探索的自主等成为一种奢侈。

　　时间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或组织设置，其以制度建构和情境营造方式促成人们的工作紧迫感和成就感，它绝非独立于个体乃至群体的存在。大学教师的时间观与时间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组织的治理状态。本文尝试就如何理解大学教师工作时间和时间观，如何理解时间焦虑及其与学术治理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期对营造屏气凝神和一心向学的学术研究常态有所借鉴参考。

　　一、关于时间概念的吊诡

　　如果从本体意义上探究时间的概念，直到今天，无论在哪个学科领域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古罗马哲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us，S.A.)的经典名言：“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1]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则认为，时间与运动有关，它是“在存在者的运动中得以展开的变动尺度”，是“变化和组合的尺度”。这种尺度既是被测度的存在者运动本身，同时它又无法脱离测度者或计数者，因而时间“既非主观的，也非客观的”。

　　[2]既非主观也非客观，反过来也可以说，时间可能既有主观性也有客观性。持有主观立场的柏格森(Bergson，H.)把时间理解为人的一种由过去、现在到未来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意识绵延，而海德格尔(Heidegger，M.)则把将其理解为“此在”面向未来向死而生而又存在多种可能性的本真，为人的一种为未来筹划的意识，现在和过去都源自将来。[3]无论是朝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柏格森与海德格尔其实都强调了时间的个体主观体验，虽然各自理解不同，但都反对我们流俗意义的时间也就是一种客观时间的存在。这种源自亚里士多德关于时间客观属性的一面，便是牛顿(Newton，I.)机械论意义上的绝对时间，即时间是均匀和线性的物理参数，是独立于主体的客观实在，因而可以用精准的仪器来计量，也就是我们日常的钟表时间或称之为天文(自然)时间等。

　　当然，牛顿的这种绝对时间观，在如今的现代物理学中连同他所谓的绝对空间可能也早已崩塌，如意大利理论物理学家罗韦利(Rovelli，C.)以一种奥卡姆剃刀的手法，层序剥析，不仅一一剃掉了时间的统一性、方向性和独立性，而且最终消解了客观时间的存在。[4]然而，即便颠覆了经典科学意义上钟表时间的客观存在，在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我们其实早已无法摆脱它无所不有和无处不在的如影随形。

　　譬如，微观日常活动如教学日程安排，较为宏观层面的教学规划进度，个体的年度和聘期考核，等等。这种独立于个人的时间设定和测算，以一种均匀、统一和不可逆的固有节奏，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展开以及社会的运行赋予了一种秩序感。与此同时，它又可能把人异化为一个社会和组织运行中被动的木偶，在由外在赋予的各种角色中来往穿梭、行色匆匆。这种钟表时间的社会化，“它让人们感到时间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也成为一种组织人们生活的方式。”[5]没有它，整个社会反而会陷入一种混乱无序状态。

　　不过，在涂尔干(Durkheim，E.)看来，这种钟表时间并不是社会时间，钟表时间是可计量的，而社会时间则是定性的，它是一种集体性的被赋予特定意义的文化节奏。索罗金(Sorokin，P.A.)与默顿(Merton，R.K.)认为，社会时间虽然与钟表时间存在关联，但它不是独立于当下境遇的存在，而取决于当下境遇中事件的意义，一个特定时段的辨别依赖于事件被赋予意义的重要性程度，它以其他事件为参照，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到另一现象的变化。[6]涂尔干等人的定性社会时间观其实也并不难以理解，在精确的计时钟表没有出现之前，人类的活动并不受制于一个刻板精准的时间，即使在现代社会，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日常生活的维持也是惯常与模糊思维，而并非完全拘泥于时钟刻度。钟表时间与社会时间的二分法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一度长期主宰时间社会学领域。

　　然而，如梯诺温(Tienoven，T.)援引埃利亚斯(Elias，N.)的观点认为，这种二分法其实都有着相似的预设，钟表时间体现了一种自然法则，社会时间则反映了一种社会法则。后者虽然不具有前者可精确计量的属性，但它实际上同样把人们对社会时间的体验等同于自然时间，两者都漠视了时间的社会建构属性，即时间无法独立于人而存在，故而有必要引入更为关键的一个概念——个人时间。梯诺温认为，个人时间以钟表时间与社会时间为条件，“它为人们日常生活持续的秩序感 ——即日常惯例的表现形式所驱动”。[7]在此，所谓的个人时间，实际上兼有被动与能动属性，如人类依旧承续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古老习俗和传统，便是受制于自然时间的顺天而为，钟表技术的介入仅仅使之更为精确、均匀和等分。

　　它的刻度为时间的社会建构即体制化创造了条件，并转换为以有意义事件作为标注的社会时间。如此，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便共同型构了人们的日常作息习惯，让个体在受制于这两种时间约束同时，又一定程度上能动地利用和参与了时间的建构。譬如，个体根据不同事件大小和意义程度自我筹划，让时间安排错落有致，因而具有充实感和成就感，甚至在张弛有序的节律中获得生活与生命的意义。当然，就当今社会大多人们的现实感受而言，这种状态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奢求。

　　自工业革命以来，自然时间逐渐被视为一种可供开发的矿藏。在“时间就是金钱”和“时间就是生命”的效率化时间观左右下，时钟的刻度也开始嵌入日常生活每个细微的角落，惜时和守时甚至成为评判懒惰和勤奋、松懈与紧张、可信与失信的工作和生活伦理。“时间取代了传统权威，却建立了自己的暴政，人实际上却成了时间的奴仆。尽管效率越来越高，分工越来越细，时间始终属于稀缺的资源。

　　甚至，人们在相互竞争之外，还要与时间竞争，如同赛场上的跑者。”[8]不过，这里的“暴政”不能完全归咎于牛顿的线性时间，钟表时间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人沦为时间奴仆的根源在于将工具运用发挥至极致的社会运行体制，或者不妨说是社会围绕效率与绩效的制度建构。它不断地挤除社会时间的定性成分，因而让一切都可计算、可测量，也将人生意义与工作价值兑换为单位时间的声誉与物质收益。

　　如此一来，个体时间也越来越为外部力量所控制，节奏不断被扰乱。不止于此，得益于技术的进步，如从早期的铁路交通再到如今的信息化技术，它们一方面为人们缩短或跨越空间的交流提供了便利，但也通过即时提醒和警示的方式，使得人们主观意义上的时间节律不断加快，因而形成一种弥散于当下整个社会的普遍性时间紧张和时间焦虑，并出现关于“时间都去哪儿了”的困惑与感喟。

　　二、时间、学术工作与学术职业

　　科学缘于闲逸的好奇。直到今天，人们还不时地以一种怀旧思绪追念那个不乏传奇色彩的科学革命时代。因而，学术曾长期被视为是一种慢节奏乃至带有消遣性的精神活动。在更早的中世纪大学中，韦尔热(Verger，J.)认为，大学教师在基本的工作——“读”之外，主要就负责演讲与辩论，尽管有日程安排也有章程限制，但日常活动是相对松散的，以至于教师“长期缺席现象在中世纪末似乎变得更糟糕”。[9]

　　中世纪大学的教师虽然物质生活并不丰裕，甚至有时候还会捉襟见肘，但时间总体上是宽裕的。这种状况即使到了19世纪中叶，在大学教师更加专业化且社会地位得以提升之后，如克林格(Klinge，M.)描述的：“在大都市中，他们成了著名的、优雅的‘知识分子’，在宏伟的阶梯教师中讲课，舒服地生活在拥有大型图书馆、艺术绘画、时兴的晚餐和仆人的豪宅里。”[10]。

　　闲适而似乎又颇为雅致的生活和慢条斯理的节奏，大致反映了19世纪末以前的学术工作常态。也正因为如此，有人想当然地把大学教师理解为一个有着大把闲暇时间、可以自由从容地阅读和冥思、对自己的活动有充分自主支配权且有稳定保障的特殊职业。然而，今天的学术职业的真实情形却不比从前。有调查显示，在关于“无论如何努力工作，都不能把每件事做好”应答中，教师的肯定答复是78%，而公司CEO仅为48%;对“每一天下来都身心俱疲”的肯定回答，教师为62%，公司CEO们为55%。[11]

　　近年来，无论是中外各方的调查结果都显示，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普渡大学的一个调查显示，该校无论男女还是不同职级的教师，周工作时间甚至超过了70小时，平均为76.58小时。[12]沃克(Walker，J.)认为，西方国家的学术界已经出现了“速度崇拜”、“时间压缩”、“工作集约化”现象，经受漫长工作时间折磨的主要是存在明显反差的两个特殊阶层，一是包括大学教师在内的高度专业化人士，二是缺乏技能的服务阶层。[13]

　　种种迹象表明，学术时间充裕、慢条斯理已成为过去时，即使20世纪60年代克尔(Kerr，C.)所言的“教授有若干种生活方式可以选择……教授拥有更大的自由”[14]，这种描绘如今恐怕也仅止于一种想象。由此，在学术界，人们也难免产出一种关于“时间都去哪儿了”的焦虑，并连带着一种关于工作和职业意义的困惑，即当今的学术工作是否还需要一种纽曼(Newman，J.H.)曾提到的必要闲暇，是否需要一种保护人类自由探究的必备资源和条件?

　　三、学术时间分配与职业压力

　　从时间的表征上看，钟表时间是均匀流动的，就其资源属性而言它对每个人也是公平的。但由于组织与社会的介入，在特定的治理环境与氛围中，群体或个体时间观便具有了主观性和差异性。沃克认为，当下全球学术职业已经实现了由无时间性的时间、钟表时间到全球化时间的过渡，进入一个普遍性的时间紧张与焦虑时代。沃克将其归因于当下全球化与学术资本主义主导的残酷竞争，是由全球和国家层面的竞争程度以自上而下传递的方式转换为机构实力与个体层面胜任力比拼的结果。[21]由竞争而引发的时间焦虑，其心理表征为职业或工作满意度与压力感受。

　　申正哲(Shin，J.C.)对全球学术职业调查(CAP)数据分析认为，在当前全球竞争加剧环境中，学术机构治理或管理的效率取向以及学术工作的碎片化，已经引发了全球学术职业生态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心理表征体现为人们对学术职业的满意度降低与压力增大。他继而分析发现，各国之间表现特征有所不同，在高/低满意度与高/低压力四个变量组合的分类系统中，中国以及英国、澳大利亚和德国属于低满意度/高压力类别。[22]

　　理论上，压力是一种个体主观感受，它与时间焦虑之间可能存在一种镜像关系，或者说是个体难以承受时间之重与节奏凌乱的心理反应。满意度则是由压力所引起的部分结果，因而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例如，在申正哲的分类中，日本、加拿大、荷兰、芬兰和韩国属于高压力/高满意度类型，之所以如此，很可能在于高压力状态如果有高回报和高保障会提升满意度。同样的逻辑，即使处于低压力环境中，如果成就感和回 报不高也可能引起低满意度。但无论如何，低满意度与高压力的组合，应该说是一种最为不利的职业生态，它不仅会降低学术职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而且会有损其本应具有的创造力与活力。

　　笔者结合自2011年以来连续三次比较大范围的教师调查数据进行梳理，对中国高水平大学的时间焦虑及其产生机制予以直观定量化的呈现，并尝试对此予以回应。由于三次调查的主题不同，相关涉及时间分配与压力的问题表述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依旧能大致反映近10年来我国学术界的时间焦虑状态与压力变化趋势。调查对象主要为我国原教育部批准设置研究生院的56所高等学校教师，在三次调查中，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式，分别获得6288、3524、3813个有效样本。考虑到篇幅所限以及时间在生命历程中的特殊意义，以下仅从年龄角度做简单描述性分析。

　　(一)各年龄组教师的时间分配

　　2011年调查没有涉及教师的工作时间量，而仅仅获取其不同工作事项的时间分配比例。数据显示，在所有年龄组中，教师投入科研与研究生指导时间最多，但参与管理与处理各种行政琐碎事务两者合计比例也比较大，在30%左右。除了在本科教学及其准备所需时间在各年龄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F=1.287，p>0.05)，其他方面的差异都具有显著性(p<0.001)，表明年龄与身份可能对时间分配产生影响。

　　2014年的调查主要考察教师每周的工作时间区间，总体而言，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的教师达到了57%，超过60小时的近30%。不同年龄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卡方检验，p<0.05)，36～55岁之间的中青年组时间投入最多。四年后的2018年，调查具体到教师在各项事务上的时间分配(见表3)。总体上，教师周工作时间在60小时左右，科研与写作用时最多，且在不同年龄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F=1.498，p>0.05)。

　　(二)高等学校教师的职业压力2011年的调查涉及压力有四道题项，分别是关于生活、工作、考核与职称晋升以及学生评价等;2014年的调查与压力相关的有11道题，包括教学工作量、科研工作量、学生评教、课题申请、学生指导、职称晋升、年度与聘期考核、行政琐务、家庭经济负担、赡养父母和子女等;2018年调查与之相关的有20多道题项，覆盖更为全面。在此仅对每次调查的部分压力题项做简单加和平均，并将七级量表统一转换为五级，分别获得三次调查不同年龄压力值。从中不难发现，总体压力达到较高水平，几轮调查都表明，年龄越小，压力越大。

　　四、被琐碎事务扰乱的学术时间与学术治理

　　对于三次调查的结果，如果仅从生命历程的角度审视，各个年龄组工作时间投入以及不同事项的时间分配比例的确存在一定的差异，它表明诸如聘期以及学术晋升钟点的存在，对年轻教师的确构成更大的压力。学术考察期与学术等级的设置对年轻教师影响更为显著，以及因为承受更多家庭负担的女性相对于男性压力更大，这种情形一直存在且具有全球普遍性。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如科研与研究生指导时间投入最多，但它并不是教师压力增加的主要变量，而占比不高的与行政琐碎事务相关的时间分配，如2011与2018年的两次调查，琐碎事务时间的占比大 致都在15%左右，却持续构成面向所有人群职业压力的显著性影响变量值得探讨。在此，有必要对琐碎事务的性质以及由其引起的心理反应做进一步研究。一般而言，琐碎事务具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日常中未列入计划而突发的各种事项，其不仅杂多而且不为个人所控制;二是指“繁文缛节”的各种事项。前者的无计划性比较容易理解，而后者则是一个在组织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较为常见的概念，它更多关联到程序的繁琐。博兹曼(Bozeman，B.)认为，繁文缛节指过多无意义的文书工作，高度形式化与过强的约束，无关紧要的各种规则、程序与规程，低效与非正当性的拖延，以及由上所有引发的挫折与烦恼。[23]

　　在2018年度调查中，对我国学术界中的琐碎事务情形的研究设置了一个关于学术环境的开放性题目，在反馈的185个样本中，反映最多的为考核评价事项、形式、手段与周期等，有58条，占31%;其次是繁琐的行政事务，涉及填表、申请、开会、程序、报销、流程等条目为52人次，占28%。对项目填报与评价、考核过多过频、责任过多以及报销程序等反应最为强烈。调查反映了现实中存在的两方面的问题，不仅无计划的应急项目与事务多，而且办事流程繁琐。

　　缓解大学教师的时间焦虑，摆脱学术治理的困境可以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落实大学章程，完善集体领导决策和民主监督机制，抑制行政管理的随意性和追逐短期政绩的行为，回归行政与学术管理的常态，压缩各种冗杂的项目和频繁的绩效考核。二是减少组织管理层级与管理过程中的繁文缛节，提升办事效率。明确学校与院系各级行政部门的职责，严格履行其作为制度实施、政策执行与基层服务的多重角色，尽量减轻教师的事务性负担。三是维持大学内部相关基本制度的相对稳定性，提升教师的制度信任与制度预期。涉及教师核心利益的学术晋升、业绩考核和薪资分配等基本制度，不宜频繁变动，即使调整也需要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公意。

　　社会学论文范例： 社会学角度看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四是尊重教师教学科研活动的相对自主性，减少过多的行政约束和不当的各种激励。基本制度一旦确立，基层教学科研活动更多依赖于教师的行为自觉和探索自主，过多约束和不当激励反而会增加组织内耗，影响个体创新活力的发挥。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人才培养，都需要营造一种让人们屏气凝神和一心向学的学术工作常态，也唯有在这种常态中，大学才能更好地应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通过不断地丰厚理论积淀和卓越的智识水平，推进社会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徐律.时间的社会学想象：文明化进程下的反思性展演[J].社会学评论，2020，(6).

　　[2]布若格.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阐释中的时间问题——通往《存在与时间》之路[J].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2019，(2)

　　[3]邓刚.寻找真正的时间：海德格尔对柏格森的批评[J].学海，2018，(5).

　　[4]卡洛·罗韦利.时间的秩序[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5][6]Hassard，J.SociologyofTime[M].NewYork：St.Martin'sPress，Inc.，1990.5、3—4.

　　[7]Tienoven，T.AMultitudeofNatural，SocialandIndividualTime[J].Time&Society，2019，(3).

　　[8]托马斯·德·帕多瓦.莱布尼茨、牛顿与发明时间[M].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3.

　　[9]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欧洲大学史(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169—171.

　　作者：阎光才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jjlw/278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