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内容摘要：本文利用我国2013-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异质性消费需求视角，构建一般线性面板数据模型、门槛效应模型与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异质性消费对数字经济的非线性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基础性与保障性消费支出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显著线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我国2013-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异质性消费需求视角，构建一般线性面板数据模型、门槛效应模型与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异质性消费对数字经济的非线性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基础性与保障性消费支出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显著线性促进作用;在家庭消费支出的约束条件下，基础性、发展性与保障性消费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出显著的三阶段非线性特征，随着消费支出水平的提升，基础性、发展性与保障性消费的影响作用均呈现出递增趋势;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进一步显示，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不同阶段时，基础性、发展性与保障性消费对数字经济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尤其是发展性与保障性消费的影响作用呈现出更为明显的非线性特征。文章最后提出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基本服务保障体系，缓解居民基本消费支出的经济负担，优化市场服务供应体系，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消费需求，促进消费与数字产业的协同发展。
关键词：消费需求;消费结构;数字经济;非线性机制;异质性
问题的提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新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特征，而究其根本在于市场消费需求的变化。进入新时代后，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居民消费的多元化需求日益增多，消费结构的高级化特征更加明显，而消费结构的变化也引发了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系列调整，倒逼行业结构的内部调整与行业之间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
数字经济论文范例：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应用创新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全面促进消费，进一步健全现代流通体系，发展无接触交易服务，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这既肯定了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强调了网络服务与消费需求协同发展的重要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居民消费结构的异质性特征非常明显，而这也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消费结构与数字经济方面的思考，消费需求的扩大是否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不同类型消费支出的经济效应存在着多大差异?何种类型的消费支出更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科学回应上述问题对于我国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学界关于消费与数字经济关系的研究进行了大量讨论，例如，张华(2018)在研究中指出，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当前我国社会结构调整的重要特征之一，而这也倒逼企业内部的技术革新，尤其在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要协调好消费、数字经济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协同关系。崔光野(2020)在研究中提到，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社会消费结构的变革，而网络消费需求的增长又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消费与数字经济之间也形成了协同共生的发展关系。
李军(2021)从老年消费的角度指出，社会经济的数字化过程极大改变了居民的传统消费模式，拉动了新一轮消费增长，而这种现象在老年群体中同样存在着广泛的社会效益，尤其是随着老年网络使用率的提升，老年网络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见，消费需求的扩大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其在互联网技术快速普及的背景下，网络消费模式的出现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而数字经济也为满足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提供了重要保障。而居民的日常消费内容多样而复杂，不仅包括以食品支出为主的基础性消费，还包括以文化娱乐为主要内容的享受性消费以及社会保障类支出，这也就意味着仅从总量变化层面分析消费需求与数字经济关系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而也有部分研究从消费类别层面讨论了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例如，任杲(2021)在研究中指出，我国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存在着明显的时期变化特征，2002年后基本消费支出的增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过高的住房价格则对居民的消费支出产生了明显的约束作用。高波(2021)认为，消费需求的扩大对经济总量的增加具有显著促进 作用，而从消费结构层面来看，发展型消费需求的扩大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罗楚亮(2020)在研究中指出，2002-2018年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消费差距是导致消费不平等主要原因。综上所述，消费需求是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以往研究侧重从理论层面对两者关系进行讨论，关于消费需求对数字经济的实证研究侧重从消费总量层面进行分析，也有部分研究对不同类别消费支出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但是，关于异质性消费需求与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仍然有待丰富，尤其对两者的非线性关系讨论仍然存在较大的扩展空间。因此，本文基于异质性消费需求视角，实证分析消费结构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及非线性特征，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及消费结构的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线性面板回归模型。本文首先构建了一般面板回归模型对消费需求与数字经济的线性关系进行估计，为了控制由于区域差异引起的额外影响，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
本文选取我国2013-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被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数字经济水平的综合评价值进行测算，参考国家统计局、中信部等发布的有关数字经济测算指标，构建了含有基础设施、发展质量、经济效果三方面的评价体系，其中，以互联网行政村比例、上网人数、宽带户数、接入端口数、移动电话交换机数量与光缆长度衡量基础设施水平;以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域名数、网站数衡量数字经济的发展质量;以电信业务量、技术市场交易额、信息传输人员数量、固定资产衡量互联网经济水平。核心解释变量为异质性消费，本文根据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将消费类型划分为基础性消费、发展性消费与保障性消费三类，以此反映异质性消费特征。
其中，基础性消费包括衣食住方面的消费支出;发展性消费则是满足除衣食住消费外的其他服务性消费，这部分消费主要是用于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具体包括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家电设备服务以及其他服务的相关消费支出;保障性消费主要是用于保障居民健康方面的经济支出，包括医疗与保健消费支出。分别采用三种类型的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值衡量其对应的消费需求程度。门槛变量为消费支出水平，采用居民消费支出总额衡量消费支出水平。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对数值)、产业水平与信息化程度，分别以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与互联网普及率衡量。
实证分析过程
(一)变量平稳性分析
本文利用ADF-fisher法对各变量的单位根进行了检验，用于分析各变量的平稳性特征，从中可以看到，在原序列条件下，发展性消费、经济发展水平的统计量未达到显著性，即意味着在原序列条件下各变量不存在同阶单整关系，因此继续对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进行检验，显然，经过处理后的各变量统计值均在1%水平上达到显著，即意味着各变量实现了一阶条件下同阶单整，说明变量间整体上具有稳定性特征。
(二)线性面板回归分析
从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本文所选取的各变量具有同阶单整性，符合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的基本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报告了基于线性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估计结果，用于检验异质性消费对数字经济影响的线性特征。可以看到，模型的R2为0.937，意味着文中选取的解释变量能够解释模型方差变异的93.7%，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度。
具体到各变量的系数层面，消费支出的系数值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消费需求的扩大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比各类消费支出的系数可以发现，发展性消费对数字经济的线性影响作用并不显著，而基础性与保障性消费的系数值均在1%水平上达到显著，这一结果说明，基础性与保障性消费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线性促进作用，而发展性消费需求的扩大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存在显著的线性促进作用。
(三)门槛效应模型分析
首先报告了以消费支出为门槛变量，基础性消费、发展性消费与保障性消费分别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门槛效应模型显著性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各模型均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即意味着在消费支出的门槛约束作用下，各类消费占比对数字经济的影响作用均呈现出三阶段变化趋势。
报告了门槛效应模型的回归估计结果。可以看到，模型(1)中，在消费支出的门槛约束条件下，基础性消费对数字经济影响的三阶段系数均为正值，当消费支出处于低水平时，基础性消费的系数未达到显著性，当消费支出处于中、高水平时，基础性消费的系数值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同时对比系数值大小发现，随着消费支出水平的提升，基础性消费的系数值呈现出递增趋势。
模型(2)中，发展性消费对数字经济影响的三阶段系数存在着明显差异，当消费支出处于低水平时，发展性消费的系数未达到显著性，并且小于0，当消费支出处于中等水平时，发展性消费对数字经济的影响转变为不显著的促进作用，当消费支出处于高水平时，其系数值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即随着消费支出水平的提升，发展性消费的系数值呈现出“倒U”型变化趋势，整体上也表现出了递增的经济产出效应。
模型(3)中，在消费支出处于不同水平时，保障性消费的系数值也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其影响作用同发展性消费具有一致性，即随着消费支出总额的增加，保障性消费对数字经济的影响呈现出典型的递增过程，在消费支出处于高水平时，其系数值最大。同时也注意到，当消费支出水平相对较低时，扩大基础性消费对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具积极意义，而当消费支出处于中高水平时，发展性消费的积极作用更加明显。
分析与讨论不同类别的消费需求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均呈现出非线性影响作用。从本文的实证结果来看，各类消费需求对数字经济的影响作用均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并且随着消费支出这一内设门槛的阶段性提升，各类消费的影响作用均表现出递增过程。
这一现象的出现符合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数字产业是在国民经济达到一定发展阶段后逐渐出现的，当居民的消费支出普遍较低时，意味着国家经济水平也相对较低，而受限于基本的物质资料供给，这一时期的经济数字化程度普遍偏低，而随着消费支出的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从而为数字经济的出现注入了内源性动力，尤其在国民经济的协同推动作用下，数字经济产业得以快速发展。
异质性消费需求对数字经济的影响作用存在着显著差异。门槛效应模型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都表明，异质性消费需求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作用，尤其在门槛约束条件下，当消费水平较低时，基础性消费的增加更有利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而当消费水平较高时，发展性消费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转变为主导作用。
这一现象同样与社会经济的一般发展规律有着密切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居民的消费水平普遍较低，并且用于食品等方面的物质消费占据着主导地位，而这也就决定了其对数字经济影响的相对重要性，但是这种影响作用仍然较弱，难以达到统计层面的显著意义。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在上升，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也随之下降，与此同时，文化、娱乐、通信等消费支出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消费内容，而这也一类别的消费支出更有利于社会服务业的数字化过程，从而促进数字产业的发展。
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我国2013-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异质性消费需求视角，构建了一般线性面板数据模型、门槛效应模型与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异质性消费对数字经济的非线性影响作用，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线性层面来看，基础性与保障性消费支出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发展性消费支出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非线性层面来看，在消费支出的约束条件下，基础性、发展性与保障性消费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均表现出显著的三阶段非线性特征，随着消费支出水平的提升，基础性、发展性与保障性消费的影响作用均呈现出递增趋势。
分位数回归的估计结果进一步显示，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不同阶段时，基础性、发展性与保障性消费对数字经济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尤其是发展性与保障性消费的影响作用呈现出更为明显的非线性特征。根据以上结论，本文从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要完善社会基本服务保障体系，缓解居民基本消费支出的经济负担。2020年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了全面脱贫的伟大目标，居民基本消费支出的经济压力得到了极大缓解。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仍然有部分地区与群体存在着返贫风险，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基本服务保障体系，不断提升社会保障标准，缓解居民的基本生存负担，促进落后地区与群体消费结构的优化，挖掘潜在的消费潜力，为数字经济发展寻求新的动力。二是要完善市场服务供应体系，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消费需求。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教育、文化、娱乐等消费需求日益扩大，这也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而从数字经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需要及时关注居民消费需求变化的阶段性特征，根据不同时期的市场形势以及居民的消费习惯，及时调整市场服务的供应结构，最大限度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消费需求，促进消费与数字经济产业的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华.数字经济下企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J].商业经济研究，2018(24)
2.崔光野，马龙龙.数字时代新型商业模式和消费行为下的品牌建设[J].商业经济研究，2020(2)
3.李军，李敬.数字赋能与老年消费—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5(2)
4.任杲，宋迎昌.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变迁研究—基于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统计数据[J].兰州学刊，2021(3)
5.高波，雷红.居民消费率、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效应—基于260个城市CLDS的数据研究[J].河北学刊，2021，41(2)
作者：刘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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