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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视角的贫困农村家庭稳定脱贫研究

所属分类:经济论文 阅读次 时间:2021-10-19 10:29

本文摘要:摘要: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样本,运用PSMDID模型检验社会保障+商业保险政策体系对农村脱贫家庭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情况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保障+商业保险政策体系可以显著提高农村脱贫家庭的人均纯收入。但我国当前仍然有部分地区家庭因

  摘要: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样本,运用PSMDID模型检验“社会保障+商业保险”政策体系对农村脱贫家庭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情况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保障+商业保险”政策体系可以显著提高农村脱贫家庭的人均纯收入。但我国当前仍然有部分地区家庭因为生病、灾害等情况的发生出现返贫的现象,其中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农村脱贫家庭对社会保障的过度依赖,而社会保障的保障程度较低,不足以较好抵御风险。因此,激发农村脱贫家庭对商业保险购买的积极性可以很好的保障其日后家庭资产的积累。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加强商业保险宣传力度,丰富保险品种,构建多层次保险体系对抑制农村脱贫家庭返贫现象的发生至关重要。

  关键词:“社会保障+商业保险”体系;PSMDID;精准扶贫;返贫

社会保障论文

  0引言

  贫困是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自1978年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扶贫开发工作,经历了由救济式扶贫模式到开放式扶贫模式,再到精准扶贫模式的发展过程。我国贫困情况从1981年8.78亿的人口,88.3%的贫困发生率,降低到了2018年1660万的人口,1.7%的贫困发生率,我国农村整体贫困与温饱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的数据显示,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农村家庭占比44%,一旦农村家庭成员中有因身体情况而导致无法工作的状况发生,因总收入的减少和医疗费用的增加,进一步导致总资产减少,从而人均收入降至贫困线以下。而且在这些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农村家庭中青壮劳动年龄段的患者达到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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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地区脱贫攻坚面临两大挑战,就是因病致(返)贫,占贫困人口的42%,和因灾致(返)贫,占贫困人口的20%。疾病与灾祸是我国农村脱贫家庭返贫的主要诱因(国务院扶贫办,2017)。2013年我国购买商业保险家庭的比例仅为18.41%,商业养老保险与商业财产保险的持有比例更是不足3%与1%。过低的商业保险购买比例,不利于我国家庭增强风险保障能力与财富管理能力,在遇到不可抗力时,容易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

  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我国将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目标群体将从贫困线以下的农村家庭转移到脆弱型农村家庭,从经济上的绝对贫困转移到能力上的相对贫困(李小云等,2018)。但农村贫困并不会就此结束,而是会以一种新的特征持续存在,脱贫工作仍需努力。

  1文献综述

  贫困相对于富足,不仅体现在物质上的匮乏,更体现在创造价值能力的缺失。阿马蒂亚·森等认为,贫困并不仅仅是由收入造成的,人的基本能力的丧失是造成其贫困的主要原因(阿马蒂亚·森等,2001)。人力资本的缺失会使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循环当中。只有改善自身情况,才有可能跳出循环,真正摆脱贫困。此外贫困还受国家内部发展的差异性和自然环境的共同影响(包国宪等,2018)。直接补贴是帮助贫困家庭预防和减轻风险最常用的政策。直接补贴主要是政府直接向贫困家庭提供的现金,用于日常消费,生产发展或偿还债务等方面。

  发放现金可以直观的增加贫困家庭的收入(Fabrizi等,2013),能够有效地改善农村家庭的贫困状况。也有学者提出通过完善农村劳动力迁移政策,增强迁移人口的知识培训等方法,提高农业劳动力的迁移率也是农村家庭脱贫的方法之一。还有针对因学返贫、因病返贫等不同原因的返贫,我国也出台了相应帮扶措施(韩华为等,2014;谢申祥等,2018;周敏慧等,2016)。从而促使贫困家庭获取收入的来源由单一外出务工渠道转变为种养殖业、外出务工、参与经济合作社等多渠道(蔡进等,2019)。

  但是有部分学者认为,直接补贴减少了农村贫困家庭的劳动意愿(刘穷志,2010),增加了家庭支出和失业率,未能达到降低贫困人口脆弱性的效果(樊丽明等,2014;Hjelm等,2017),而且在实施直接补贴的过程中,存在着扶贫对象不精准(徐超等,2017),市场未发挥应有作用等问题。毫无疑问,直接补贴在我国扶贫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近年来,直接补贴资金的边际扶贫效果正在下降(朱玲等,2018)。

  返贫现象的出现引发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思考。农村家庭发生贫困的原因并不是单独的,单单从某一指标上评价农村贫困家庭当前所处的情况,无法从根源上消除贫困(黄薇,2019)。学者们关于返贫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次上。一是在返贫现象发生后,对其出现的原因进行探讨。

  家庭自身脆弱,当家庭劳动力丧失全部或部分劳动能力,减少家庭收入,致使人均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汪三贵等,2019);或绝大多数贫困地区的自然生态体系较为脆弱,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无法较好地抵御自然灾害,致使脱贫返贫的现象频频发生(刘慧,2016);且不健全的基础设施、落后的思想观念、不完善的社会保障都会影响返贫现象的发生(郑瑞强等,2016)。二是在返 贫现象发生后对其如何进行治理。主要体现在优化扶贫政策(周迪等,2019)、创新扶贫手段(郭熙保等,2016)、建立稳固脱贫长效机制(蒋和胜等,2020)等方面。

  在脱贫攻坚战的决胜时期,保险可以帮助贫困家庭转移和分散风险,提高家庭人均收入。医疗保险可以减少农村家庭自费医疗的支出(宋扬等,2015),补贴报销机制降低医疗服务的价格(胡宏伟等,2013);农业保险可以提高农村家庭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以防止预期收入的下降(Smith,2001);社会养老保险通过运用差异化的财政补贴机制,使财政补贴更加偏向于贫困者或者低收入者(张慧芳等,2017),减少农村老年人的主观贫困发生率(刘二鹏等,2018);小额信贷保险帮贫困家庭缓解了贷款难,没有资金生产发展的问题(周孟亮等,2018)。

  然而现行农村养老保险产品普遍的低保障水平使其未能发挥保障基本养老的作用(薛惠元,2013);基本社会保障体系中医疗保险不能缓解农村家庭自费医疗的金额(鲍震宇等,2018);低保障水平的农业保险对降低农村家庭收入波动性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柴智慧等,2015)。

  单一的保险层次不能很好的帮助农村脱贫家庭抵御外界风险,而多层次的保险体系有助于扶贫工作的全面开展,可以全面的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家庭收入。商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降低脱贫农村家庭抵御风险冲击带来的损失,降低因病致(返)贫、因灾致(返)贫事件发生的概率。所以社会保障是保障农村脱贫家庭稳定脱贫的第一道防线,商业保险作为保障农村脱贫家庭稳定脱贫的第二道防线,在遇到大灾大难时可通过商业保险形成对冲,有效减轻家庭受到的冲击,限制返贫现象的出现。

  综上,现有的返贫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先期返贫预警或者后期返贫治理,注重政府主导,市场化助推机制研究薄弱。但防患于未然,预防返贫现象的发生尤其重要。本文将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FamilyPanelStudies,CFPS)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PropensityScoreMatchingDifferenceInDifference,PSMDID)模型,在参与社会保障的前提下,研究分析商业保险对脱贫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为进一步的抑制农村脱贫家庭返贫现象的出现给出了建议。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模型构建,第三部分参数取值和数值模拟分析,是关于“社会保障+商业保险”政策体系对保险扶贫效果影响的政策讨论,第四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创新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构建“社会保障+商业保险”双重差分模型,回归分析参与购买保险行为对脱贫农村家庭资产的影响,有助于构建多层次保险扶贫体系,抑制返贫现象的发生。第二,本文将研究调查重点转移到农村脱贫家庭,将研究方向定为抑制返贫现象的发生,在社会保障的基础下进一步夯实脱贫基础,提升扶贫工作的可持续性。

  2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本文选取了CFPS问卷数据。CFPS调查了25个省、市、自治区,收集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面的数据,关注中国家庭的健康情况、人口流动情况、教育情况、经济情况等多项研究主题,为各个主题学术研究提供数据基础。调查从2010年开始,每2年开展实施1次,现有5期数据。我国精准扶贫开始于2014年,将于2020年收官,因政策的实施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为更好探讨政策实施效果,本文故选取5期的样本数据。文中对家庭人均纯收入前后的1%进行缩尾处理,筛选出已脱贫农村家庭,最终获得132523个观测样本。

  从样本描述性统计上看,受访者家庭成员身体较为健康,受教育程度平均处于大专以上,家庭多以四口之家为主。外出务工人员占平均家庭人口数的3/4,表明家庭主要劳动力均选择外出务工以增加家庭收入。过去一年有保险支出的家庭占总体的24%,表明我国商业保险并未普及。

  2.2变量选择本文主要从家庭收入来衡量在拥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购买商业保险的政策效应,为去掉家庭人口数量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将收入均换算为家庭人均纯收入。所有收入均根据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为2010年可比价格。

  2.3研究方法双重差分法是评价政策或者项目实施情况的有效方法,有效的避免了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数据对政策实施情况的影响。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社会保障+商业保险”扶贫体系对农村脱贫家庭资产增收的影响程度。

  3实证分析

  3.1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3.1.1平衡性检验本研究基于初期特征,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为 实验组匹配尽可能相似的农村脱贫家庭作为对照组,从而消除样本选择偏差。匹配变量的选择基于目前我国对于贫困家庭的识别标准。我国的脱贫目标为“两不愁、三保障”。基于这一目标,贫困家庭的退出标准为人均收入高于国家贫困线,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得到保障。本文选取收入、资本、教育、医疗和生活环境五个方面对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匹配。

  4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0年以来CFPS的5期样本数据构建PSMDID模型,检验“社会保障+商业保险”政策体系对农村脱贫家庭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情况,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保障+商业保险”多层次保险体系对于抑制返贫工作有着良好的政策效应,有助于帮助农村脱贫家庭抵御外界风险,减少家庭贫困脆弱性,从而提高人均收入,稳固脱贫成果。政策的实施能提高农村脱贫家庭约1799633的人均收入水平。身体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医疗支出和人均土地面积控制变量都对农村脱贫家庭人均收入具有显著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家庭人口数量、农用机械价值和外出务工人员控制变量都对农村脱贫家庭人均收入具有显著性的负向抑制作用。

  除此之外,人力资本对农村脱贫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程度大于生产性资本与社会资本。其次利用安慰剂检验对PSMDID模型结果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当政策时间做了调整后发现差分后的结果与之前分析出现较大差异,各系数基本均不具备显著性,也就是说,研究排除了“社会保障+商业保险”之外的其他政策影响。

  再次证明了“社会保障+商业保险”政策体系对农村脱贫家庭的家庭人均纯收入的促进作用。总的来说,保险是扶贫攻坚战中的重要工具之一,可以降低疾病、灾害等致贫风险对家庭资产积累不足的冲击,具有分散风险的功能。因此,将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相结合,构建多层次保险结构体系,有助于更好的分散风险,稳固脱贫成果,早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首先,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加强商业保险宣传力度,提高商业保险覆盖面积。目前,我国商业保险购买力较低,仅有24%的农村脱贫家庭购买。我国农村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意识淡薄,主要依靠社会保障中社会保险防范风险。虽然近年来因灾返贫、因病返贫的现象频发,促使部分家庭参与购买商业保险,但总体而言,家庭参与购买商业保险的程度还是较低。社会保障只能保基本层次,真正防止返贫现象的发生,还需要在商业保险方面双管齐下。

  社会保障体系虽然缓解了部分农村脱贫家庭的经济危机,但由于其报销门槛高、报销比例低等问题,对于刚刚摆脱贫困的家庭,有了大病后,往往选择不去医治。而商业保险种类繁多,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保费金额的选择,商业保险还具有报销门槛低、报销比例高的特点。加强商业保险的宣传力度,落实商业保险的社会保障功能,提高社会的认可度,促使更多的农村脱贫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稳固脱贫成果,抑制返贫现象的发生。

  其次,着重提升农村脱贫家庭的人力资本。农村脱贫家庭应重视未成年子女的教育问题。缩短受教育时间、早婚早孕等行为在短期内可以获得利益,但忽略了长期发展。早婚早孕体现在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口过早的退出劳动力市场,且在一定时间内属于消费型人群,其子女为新增消费型人群。教育缺失可能会导致子女无法适应未来智慧型的劳动力市场,从而被社会所淘汰,进而发生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家庭应增加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投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最后,丰富商业保险品种,提供农村脱贫家庭更多的优质选择。我国商业保险起步晚,产品种类少,无法满足抑制返贫现象发生的功能。创新提供“基础险+补充险”的组合模式,让资产基础不同的农村家庭选择到最适合自己情况的保险产品。

  面对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脱贫家庭,可提供各种农业保险,可在生产原料等方面给予一定的补助,并提供一些新农业技术的相关指导,控制成本,节省人力,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增加其收入水平。面对以外出务工为主的脱贫家庭,可提供人身健康保险,缓解在外生病无法就医问题。面对就业困难人员,可提供失业保险,缓解无经济来源造成的生活压力。只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精准、有效的保险扶贫体系,才能更好地发挥保险的扶贫作用,提高扶贫政策的效率和连续性,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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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震宇,赵元凤,2018.农村居民医疗保险的反贫困效果研究:基于PSM的实证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1):90105.

  蔡进,禹洋春,邱继勤,2019.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农户脱贫增收的效果评价: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J].人文地理,34(2):9096.

  柴智慧,赵元凤.农业保险“协议”理赔的产生机理与现实考察———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J].农村经济,2015(9):6570.

  樊丽明,解垩,2014.公共转移支付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J].经济研究,49(8):6778.

  郭熙保,周强,2016.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J].经济研究,51(6):143156.

  作者:王保乾,彭暮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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