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探索思考《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编纂出版工作总结

所属分类：经济论文阅读次时间：2022-01-20 10:41

本文摘要：摘要《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是 2021 年初出版的一部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收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汉语普通话中最基本的 6683 个常用词。文章对该词典的性质、规模、编纂动因等情况进行介绍，举例说明词典特色，并对编纂出版工作进行总结和反思。关键词《当代汉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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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是 2021 年初出版的一部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收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汉语普通话中最基本的 6683 个常用词。文章对该词典的性质、规模、编纂动因等情况进行介绍，举例说明词典特色，并对编纂出版工作进行总结和反思。

　　关键词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　编纂　出版　思考

汉语词典

　　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编写、鲁东大学张志毅教授主编的《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以下简称《当代》)于 2021 年初面世了。这部词典从策划到编纂、出版用了十五年时间，是商务印书馆第一部以“当代”命名的汉语词典，也是张志毅先生为之呕心沥血、灌注了其学术理想和生命的一部词典。作为本词典的责任编辑和编写者的一员，有必要对词典的编写和编辑工作做一些总结，并结合编写、编辑工作实践，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和体会，希望能对未来语文词典的编写特别是当代汉语词典的编写有所帮助。

　　一、基本情况

　　1. 词典性质、规模

　　《当代》是一部按照国际通行的学习型词典理念编写的中型语文学习词典。词典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汉语普通话中最核心、最基本的 6683 个常用词语为收词对象，以 4233 个常用词语为释义元词，以当代汉语海量平衡语料库作为义项、释义、举例的依据。全书 130 余万字，800 多页，字数相当于《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的三分之一。按照主编张志毅先生的构想，这部词典是“新理念驱动的、中型的、学习性的、语文性的、产生于当代语料库的活词典”。[1] 词典的编写也正是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说它是新理念驱动的学习性词典，是因为词典符合国际通行学习词典的几个基本特征：

　　(1)用于释义的词语数量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比如，《牛津高阶英语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onary)用 3000 个词，《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用 2000 个词，《麦克米伦高级英语词典》(Macmillan English Dictionary for Advanced Learners)用 2500 个词来解释词语。《当代》在编写之初，就研制出了用于词典编写的释义元语言表，把释义用语限定在 4233 个常用词范围内，在编写时发现仍不够用，又把释义用词扩展到词典的收词范围内，但总的原则是不“以难释易”;不仅如此，在释义表述上，也尽量避免单纯用“以词释词”的同义词释义法，而是采用短语或句子展开释义，必要时在短语或句子之后辅之以近义词进行释义，总的原则是使释义语言尽可能浅显易懂。(2)基于语料库进行编写。《当代》在编写时充分利用了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人民网、商务印书馆语料库等作为义项、释义、举例的直接依据。

　　(3)提供丰富多样的例证，帮助学习者掌握词的意义和用法。这部词典给出了丰富多样、鲜活自然的例证，短语例和完整句例一般都分别在三个以上。(4)有大量语法、语用说明。针对学习者在词义理解和使用上的难点，这部词典提供了 1800 多项语义、色彩、语用、搭配、文化义、规范性等方面的语用提示和 980 多组“辨析”，无疑增强了词典的学习功能。所以，我们说，这部词典是新理念驱动下的产生于当代语料库的学习型词典。词典的读者定位，主要是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汉语母语学习者，“以大陆读者为主，兼顾港澳台等华人读者”，[2] 也兼顾外向型学习者。[3]

　　2. 编纂动因

　　首先，编写有特色的新词典，是辞书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界和出版界的共同使命。早在 1980 年 11 月，吕叔湘先生(1981)在《汉语大词典》第二次编委会上说：“中国的词典事业可怜得很，在国际上比较起来，简直太不象样。这么一个文明古国，词典事业是如此之不发达!……法国的面积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论人口，法国人口五千万，我们是他们的二十倍。他们的词典两万多种，我们不知道出到了两千种没有。相形之下实在是难为情。

　　……所以说，词典工作大有可为，夸大一点说，是不朽的事业。”吕先生认为我国辞书的品种少，辞书事业大有可为。在他发表上述讲话的三十年后，乃至到今天，辞书事业虽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版的辞书无论是品种还是数量都增加了不少，但我们距离真正的“辞书强国”仍有一段距离。张志毅先生提出，我国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学习词典。他在《“辞书强国”究竟有多远》(2010)一文中说：“英语现代语文辞书……于 1942 年出版了第一部学习词典《英语习语及句法词典》。

　　以起步的年代论，比我们较好的‘学习词典’也早了 60 多年。我们虽然在 1992、1995、2005、2006 年分别出版了几部学习词典，但是都不完全符合学习词典的要求，跟《现代汉语词典》的相似率超过一半。”编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型词典，为建设“辞书强国”贡献一份力量，也就成为他一直以来的学术理想。其次，编写一部反映当代汉语词汇面貌的当代汉语词典，更好地满足时代所需、读者所需，也是新时期商务印书馆对未来汉语辞书发展的长远布局和战略规划。对于“当代汉语”时间段的界定，学界一般认为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也有认为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游汝杰 2020)。

　　[4] 无论是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作为对当代汉语考察的起点来编写词典，都更贴近当下的语言生活，也能更好地满足当今读者的需求。2006 年之前，时任汉语中心主任，现已从总编辑位置上退休的周洪波先生就开始着手策划当代汉语词典。2006 年，聘请鲁东大学的张志毅先生担任主编。经过商讨，决定把“当代汉语”词典分为初阶、中阶、高阶三期成果，以《当代》为该系列的初阶本。此后，“当代汉语词典”项目被正式列入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

　　3. 作者团队

　　词典的主编鲁东大学教授张志毅先生(1937—2014)，是汉语词汇学和语义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也是词典编纂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他在《中国语文》《辞书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过 120 多篇论文，已出版的专著有《词汇语义学》(商务印书馆，2005)、《理论词典学》(商务印书馆，2015)、《语言学论集》(商务印书馆，2016)、《词汇语义学与词典编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等。

　　先生自 18 岁就开始编写词典，主编了《简明同义词典》《反义词词林》《新华同义词词典》等不少优秀辞书，[5] 还参加了《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并担任《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的审订委员。2008 年，为了表彰他在辞书领域的卓著成就，中国辞书学会授予他第二届“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编写人员有九位，其中大多数师从张志毅先生。他们中有五位在大学任教，教授语言学相关专业;有四位是商务印书馆的辞书编辑。大部分人在加入编纂团队之前参加过辞书的编写、编辑工作，或是写过词典学方面的论文或专著，对辞书编纂工作非常熟悉。

　　二、编纂出版始末

　　1. 前期准备

　　当代汉语词典的策划工作早在 2006 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如果算上主编张志毅先生在这之前的学术积淀和思考，准备工作还要更早。2006 年，决定由张先生担任当代汉语词典主编后，出版社和张先生一起广泛征询意见，研讨认证，至 2011 年，“江总、周总指导、策划，张志毅教授草拟，章宜华、苏宝荣等 12 位专家和馆内专家、编辑于 2006、2010、2011 年多次讨论修订”的近 5 万字的《〈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编纂细则及样稿》(以下简称《编纂细则》)形成了。《编纂细则》对词典的对象、规模、性质等进行了说明，对收词、义项、释义、举例、符号标点、数字使用、释义术语及常用词、各词类的释义模式等做了明确的规定，并附上 90 个词条的样稿作为范例。为了便于编写人员理解、掌握，张先生又将《编纂细则》的主要思想浓缩成 3500 字的《〈当代汉语词典〉编纂法大纲》(以下简称《编纂法大纲》)。

　　《编纂细则》和《编纂法大纲》成为后来编写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2011 年 4 月，项目组正式成立。在全面进入词条编写前，还进行了试编写、词表筛选、按语义场分工、元语言词表研制等一系列编写前的准备工作。项目组为每位编写人员陆续配备了经常要参考的工具书，还开发了以北京大学语料库、《人民日报》报刊资源为核心的语料资源检索小程序，以方便对语料进行检索并进行粗率的频率统计。这些工具书和语料资源成为编写词条的主要依据。

　　2. 按语义场编写

　　词典编写工作自 2011 年 4 月正式启动，至 2014 年春节前，可看作项目的前期。这一阶段，主要按语义场分工[6] 进行编写(即“横编”)，先后有九位编者陆续加入。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编写组实行了三级审稿制与例会制度。三级审稿制，即编好的词条要经过“互审—复审—终审”三个步骤。互审，即编写人员两两一组，互相审稿，根据对方意见各自修改、完善后交给编辑部进行复审;复审，即编辑室对互审后提交的稿子进行把关，重点关注体例格式方面的问题和语言文字硬伤，对不符合要求的进行退改，编写人员落实复审意见后再发给主编进行终审;终审，即由主编对经过互审和复审的词条进行最后的把关。

　　主编在终审时，会对词条进行逐条批改，并在之后的编写会上进行讲评。编写者根据主编的终审意见对词条进行修改、完善后把定稿交给编辑部，词条的编写才告完成。从词条的初稿完成到定稿，中间要经过三次把关，三轮提高，这种工作流程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词条的质量。项目组还根据编写的进度，不定期地召开编写会议。在 2014 年 5 月之前，一共召开了 16 次编写会议。每次召开编写会前，编辑室要先将张先生批改的词条进行复印、装订，参会者人手一份，每次的复印量都有几百页之多。这些带有主编批改笔迹的复印材料，成为我们领会主编思路、向同行学习的重要材料。会上，张先生会逐一讲解每位编写者写的词条。

　　结合编写时存在的问题，不断强调和重申编写原则，提醒编写时应注意的事项。讲得最多的，仍是怎样突出词典的“当代”性和学习性。在 2011 年 8 月 9 日的会上，他提出：“鼓励发掘新义项，新用法，以突出‘当代’的特色”，“举例要突出时代特色，不举太陈旧的例子”， “百科条的释义应简化，向‘牛津’系列学习词典靠拢而不是向《现代汉语词典》靠拢”。编写会议使编写者不断加深了对词典编写理念、编写原则的理解，也为编写者和主编提供了当面交流、深入研讨的平台，编写体例也在讨论中不断得到细化和完善。会后，编辑室都会根据会议内容整理出会议纪要，发给与会者留存、参考。

　　3. 审稿编加

　　2014 年 5 月4日，张志毅先生因病不幸离世。实际上，2014 年春节后，张先生就不能工作了。其时，按“语义场”分工的编写任务还有 20% 没有完成，一部分提交终审的稿子还没有审完。经过商量，决定复审和终审工作合二为一，新写词条的终审工作由编辑室来做，后续工作也由编辑室完成。至 2020 年付型前，编辑室做了以下工作：

　　(1)对新交来的经过互审的词条进行把关，提出修改意见，确认落实。 (2)对“横编”稿进行编辑加工。根据完成编写任务(以最后一批稿子终审合格为准) 的先后，编辑室对每位编写者的全部词条逐一进行编辑加工。每一处修改，都发给编写者进行确认。有不同意见就互相讨论，商量解决。 (3)合龙全稿，进行统稿。编写工作是按“语义场”分工的，所谓语义场，即同一类型的词，如所有的烹调方式、所有的水果、所有的人称代词，诸如此类。

　　这样分工“便于处理多种相关条目”，确保同类词条采用统一的释义模式。但是，这样编写出来的词条并非词典最后要呈现给读者的样子，需要再按 A—Z 的音序进行编排。2016 年春节后，最后一批词条终于交齐。在对最后一位编写者的全部词条进行了编辑加工、并请作者确认修改意见后，即对全稿进行合龙(即按 A—Z 音序进行“竖排”)。这之后，又对合龙后的全稿进行了一遍统稿。作为实际上的统稿人，编辑室感到责任重大，下笔千斤，每遇到把握不准的问题，就反复研读张先生起草的《编纂法大纲》《编纂细则》，以及他批改词条的手迹，努力领会他的学术思想，确保编辑工作不偏离主编思路。

　　三、词典特色

　　张先生在《编纂细则》和《编纂法大纲》中总结词典编写的八字要领：“义细，例丰，元少，用多。”义细，即义项求细不求全;例丰，即举例丰富;元少，即对释义用词的数量进行控制，主要用 4000 多个释义元词来进行释义;用多，即多提供语法、语用信息。基于这八字要领，词典呈现出以下面貌：

　　②服装、鞋帽等保暖性强，让人不冷 ▽羽绒服穿着很～ | 天气冷，要穿～点儿 | 这件衣服挺好看的，就是不太～。清二动 ⑤有意咳嗽使嗓音响亮、不哑 ▽他～了～嗓子，接着讲了起来。这些新增的意义和用法，在当代语言生活中常见常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义、新用。它们中有的已经被其他词典注意到了，只是没有被正式确立义项，比如：《现汉》第 7 版注意到了“蹦”可以用于言辞，但是只用“”引出比喻用法的例证“他嘴里不时～出一些新词儿来”，并未给这个用法确立正式的义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 3 版(以下简称《现规》) 肯定“主流”有“主要趋势”的义位，给出了“②比喻事物发展的主要方面、主要趋势”这个义项，但并未把它独立出来;《现汉》第 7 版在全书的行文中有八次用“只”(而不是“支”) 做“股票”的量词，[10] 但并未给“只”确立相应的义项。有的也是因为没有被发现而“失收”的，如“健康”的义项一 ③、“暖和”的义项②和“清”的义项二 ⑤。《当代》认为这些意义和用法都常见常用，就把它们收了进来。

　　四、总结与思考

　　1. 经验总结

　　总结经验与教训，往往能为今后的工作指明方向。如果说，《当代》编得还有些特色，那有以下几条经验可供参考：

　　(1)“理论演绎辞书” 《当代》的编写，始终建立在理论研究和学术思考的基础上。张志毅先生生前一贯主张 “理念演绎辞书”，早在 2006 年之前，他就开始关注辞书理论的热点问题，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2006 年，他在接受商务印书馆的聘请之后，就开始对“当代汉语词典如何编写?”“学习型词典应该编写成什么样?”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思考。

　　他撰写的近 5 万字的《编纂细则》，就是他长期深入思考的成果。在《编纂细则》的开头，张先生用六个要点、八字要领来总结和概括词典的编写理念。六个要点为：“①词条求核避多(普通话及其变化的 “共核”);②释义求易避难(控制释义用词);③义项求细避粗、避全;④用法求详避略(语法、语用信息宜多);⑤例证求丰避乏(短语、短句宜多);⑥吸足成果，多用语料库。”八字要领，即“义细、元少、例丰、用多”。八字要领是对六个要点的进一步概括，体现了学习型词典的思路。《编纂细则》对词典编纂的相关问题做了详细规定，其中也不乏理论性的阐述。比如，对于释义，这样表述：“释义从单一的词义标示转为语义、语法、语用整合的一体描写。义位是语义、语法、语用三项接口。”

　　“从单一释义向综合释义转化。单一释义，就是同义对释、反义加否定、分释语素义、短语释义，它们注重的是共性特征，这是内向型词典的主流释义。综合释义，就是用词、短语或句子给出足量(≠全量、非足量)的语义特征。注重个性特征，是外向型(即学习型)词典的主流模式。本词典较多使用综合释义，同义对释义前后，必须给出个性特征。”这份理论性和规定性兼顾的文件，成为我们领会主编编写思路最有利的工具，后来的编纂和编辑工作，也都紧紧围绕前面所说的六个要点、八字要领进行。

　　(2)“主编不虚设” 项目前期，真正体现了“主编不虚设”(陆俭明 2011)。编写者提交的每一个词条，都经过张先生的认真批改。有的稿子被他改得密密麻麻，边角处一字都挤不进去，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他是如何地殚精竭虑;对质量好的稿子他也很少改动，有时还会在空白处批上 “好!”“新!”“细!”之类的评语，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除了在稿子上批改，他也在编写会上对编者在义项归纳方面所做的创新和尝试提出表扬，鼓励大家努力发掘新义项、新用法，以突出“当代”的特色。这样一种肯定态度激励着编写者们。对于编写时存在的问题，他也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来，在他批改的稿子中，常常出现“超元!”“跨层!”，犹如当头棒喝。在编写会上，他说的最多的问题，主要还是编写者没有贯彻好他所提出的“义细、元少、例丰、用多”八字要领，“或者给出的义项不够细;或者举出的例子不够丰富;或者释义用语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或者语用信息还不够详尽”(2011 年 8 月 26 日会议纪要)，强调编写者“要用研究的精神编写词条”。2014 年春节，张志毅先生身体已有不适，在他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月，仍在病榻上批改词条。

　　张先生曾说过，“我是在用生命编词典”，这是他跟周洪波先生的一句玩笑话，也是对他的真实写照。此外，个别地方义项分得过细，难免挂一漏万;例子过多，有重复、累赘之嫌。对于这些问题，编辑加工时也尽量做“删削”的工作。由于张先生的不幸离世，项目在后期失去了他的有力指导，同时也限于编辑水平，可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只能在再版修订时再予以解决。

　　《当代》是一部意图创新的词典。它以时代性为号角，以学习型为内核，以创新性为驱动，勇敢探索，大胆尝试，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不同于其他语文词典的新样貌。该词典的出版既是主编张志毅先生对“汉语学习型词典如何编写?”“编写成什么样?”的思考和回答，也寄托着商务印书馆对汉语辞书未来发展的展望和思考。我们希望，它的出版，将为汉语学习词典的编写提供直接参考，同时也能为一般语文词典、特别是当代汉语词典的编纂提供全新的思路。

　　作为一部创新型的学习型词典，它也许还不完美，不成熟，但借由它的出版，我们希望能开启“当代”汉语辞书的新时代，为中国的辞书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以上是我对《当代》编纂编辑工作的总结。谨以此文，纪念带领我们在辞书事业上勇敢前行的张志毅先生!

　　参考文献：

　　1. 陆俭明 . 大学问家给大众编的小辞书——写在《新华字典》第 11 版出版时 . 光明日报，2011- 10-23.

　　2. 吕叔湘 . 辞书工作的艰苦和愉悦 . 辞书研究， 1981(2).

　　3. 孙文龙 . 学习词典类型学意义再思考——兼谈对 CFL 学习词典研编的启示 . 辞书研究，2019 (4).

　　4. 田小琳 . 议学习型词典——《现代汉语学习词典》繁体版修订记事 .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编委会 .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十).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5. 游汝杰 . 我看当代汉语 . 语言战略研究， 2020(4).

　　6. 张志毅 . “辞书强国”究竟有多远 . 人民日报，2010-10-12.

　　作者：白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