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语境下大学精神的时代隐忧及重塑

　　摘　　要：以追求真理和传播文化为导向的传统大学精神，在当前的大学教育中遭遇了合法性危机‍‌‍‍‌‍‌‍‍‍‌‍‍‌‍‍‍‌‍‍‌‍‍‍‌‍‍‍‍‌‍‌‍‌‍‌‍‍‌‍‍‍‍‍‍‍‍‍‌‍‍‌‍‍‌‍‌‍‌‍。 受商业规则和市场化指标的支配，大学教育以追求一流目标为发展导向，促使大学精神走向了一种以绩效指标为评价标准的封闭性‍‌‍‍‌‍‌‍‍‍‌‍‍‌‍‍‍‌‍‍‌‍‍‍‌‍‍‍‍‌‍‌‍‌‍‌‍‍‌‍‍‍‍‍‍‍‍‍‌‍‍‌‍‍‌‍‌‍‌‍。 大学精神的基础是教育精神，其实质是坚守理性和德性; 大学应该是一个思想共同体，大学教育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这是一流大学目标建构中应当坚守的底线‍‌‍‍‌‍‌‍‍‍‌‍‍‌‍‍‍‌‍‍‌‍‍‍‌‍‍‍‍‌‍‌‍‌‍‌‍‍‌‍‍‍‍‍‍‍‍‍‌‍‍‌‍‍‌‍‌‍‌‍。

　　关 键 词：大学精神;封闭性;教育精神;思想共同体

　　自现代大学诞生起，大学精神及其浸润下的大学教育都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在社会文化、思想意识等精神文明还不够发达、开放的年代，大学一直处于思想文化发展的最前沿，是时代精神风尚的重要象征。 在如今这个信息泛滥、价值多元的开放时代，传统大学精神陷入了合法性危机，而现代大学精神则在追求“一流”的目标中走向了一种时代性的封闭。 在现代大学中，弥漫着一种与时代相符、却与大学的初衷格格不入的精神气息。 很难说这种大学精神是大学发展的进步，因为它很明显地给现代大学带来了一系列的困境和危机。 这不仅仅是大学教育需要面对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亟待化解的时代难题。

　　教学论文范例：基于新工科的大学创新教学模式改革机遇与挑战

　　一、传统大学精神的合法性危机与时代困境

　　在有关大学教育和大学精神的经典论述中，针对大学精神的演变都有着经典的论述，有代表性的如美国的布鲁贝克(John S. Brubacher)、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以及加拿大的比尔·雷丁斯(Bill Readings)等。 他们的阐述各有不同，但从中依然包含着对变化中的大学所做出的相似性的概括。 这也使得我们能够相信，大学及大学精神的历史发展虽然不是单一和线性的，但至少拥有着某些共同的特征，使人们能够通过这些特征对大学产生某种认同。 根据上述研究者的论述，传统的大学精神可以概括为以理性—真理为导向的大学精神，和以政治—文化为导向的大学精神。 而这两种大学曾经赖以存在的精神基础，在如今的大学教育中都受到了质疑和挑战。 传统大学精神遭遇现代困境，这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思考现代大学精神的起点。

　　(一)传统大学精神的衰落

　　用布鲁贝克的话来说，现代大学诞生于理性时代，以纯粹追求知识作为其目的。 这种知识仅限于智力优秀者来学习和研究，这是他们的精神追求。 正是这种知识及其追随者的存在，大学被赋予了一种象牙塔式的高贵和神秘。 高深学问成为大学的象征，它是理性所思考和追问的对象，其目的就是为了接近和发现真理。 “高深学问忠实于真理，不仅要求绝对忠实于客观事实，而且要尽力做到理论简洁、解释有力、概念文雅、逻辑严密。 ”[1]

　　客观性是真理的基本特征，研究高深学问的大学必须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既不受国家及其政治制度的制约，也不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这样的大学才能保证自身的独立精神和价值，只听从理性的召唤，按照知识本身的逻辑来运转，从而更好地追寻真理。 理性的指导使得大学自成一体，按照自身的认识规律发展。 根据布鲁贝克的观点，这就为大学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根据——一种认识论哲学的依据。

　　以追求理性和真理为己任的大学一度深刻影响并塑造了现代大学精神，“大学被看作是最高级和最好的学问和科学的家园，它们是如此地珍贵甚至是精神性的，所以需要受到严密的保护，以免受到商业与现代文化庸俗化倾向的侵蚀”。 [2]然而，对这一大学精神的珍视和保护最终没能逃脱现代商业社会和流行文化的浸染。 尤其是伴随工业社会的崛起，以追求理性和真理为目标的高深学问已难以满足开放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开始显得不合时宜。 通过大学培养现代科技人才的社会需要促使大学不得不向世俗低头，大学精神所展现出的纯粹性恰恰成为其遭致批判的原因所在。

　　因此，在倡导为社会提供服务的现代大学中，高深学问被冷落，与之相应的理性精神也随之衰微，专业教育和实用知识则得到了重视，强调实践性和有用性成为大学教育的新主张。 大学教育越来越受社会力量的影响，不再以满足个人认知兴趣和追求客观真理为旨归，精英主义主导的大学教育开始让位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趋势。 在这一世俗的胜利背后，隐含的是传统大学精神衰落的不争事实。

　　上述情形的出现，是以工业革命的兴起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为转折的。 理性精神的衰落转变了大学赖以存在的解释依据，同时也置换了大学精神的核心。 这个时期，由于工业革命的推进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的属性被改变了，它不再是囿于“象牙塔”里供少数智力优秀者持有的高深学问，而是以生产力的形式现身于工业生产和技术革新中，开始以新的方式参与并改变社会。

　　与此同时，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和大学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学教授不再能够独立地追求真理而不必考虑价值方面的后果，他们“成为为民主国家服务的改革家”。 [3]大学不再自成一体，它像社会中其他机构一样不得不受政治制约，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服务。 在这个时期，大学与国家相连接的方式是以文化为纽带的，文化在大学中获得了类似于理性一样的地位。 它既代表了一切知识，同时也通过教育塑造了个体。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大学职能的这一转变是大学的进步，是民主意识和国家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民主意识要求大学去精英化，国家意识则要求大学传承民族文化。 在雷丁斯看来，在现代大学的改制中，是洪堡将大学的理性观念发展为文化观念，文化代替理性成为大学中具有统一功能的观念。 “一旦普遍理性的观念被当作给大学以活力原则的民族文化概念替代，大学就被迫服务于国家了。 因此，通过诉诸文化，国家实际上把持了大学体质结构的方向，并指导其社会言论，同时有效地控制了其教学与科研。 ”[4]

　　对现代国家和现代大学来说，这是一种相互的需求。 一方面，这是民族国家的发展对大学教育的必然要求，即在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大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保存和传承民族文化。 另一方面，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实力的扩展，大学不得不改变职能，为社会服务，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政府的指导。 在以政治和文化为导向的大学精神引领下，大学教育脱离了对高深学问的追求，不再以培养精英和少数智力优异者为己任，而是致力于培养普遍受过教育的国家公民，即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有用人才。 而后者恰恰体现了现代国家发展的需要。 因此，融入社会以后的现代大学以培养合格人才为己任，它也因此难以脱离政府的干预而运行‍‌‍‍‌‍‌‍‍‍‌‍‍‌‍‍‍‌‍‍‌‍‍‍‌‍‍‍‍‌‍‌‍‌‍‌‍‍‌‍‍‍‍‍‍‍‍‍‌‍‍‌‍‍‌‍‌‍‌‍。

　　在这种背景下，以理性—真理和以政治—文化为导向的传统大学精神都遭遇了合法性危机。 理性精神的式微、过度的行政化干预、对市场和社会的刻意迎合等，都使得大学教育越来越功利化，大学的文化观念也日益庸俗化。 以我国近现代以来的大学演进史为例，大学在变得越来越规模化、现代化的同时，其文化内核却在不断萎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学在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同时，还承担着继承民族文化、治国安邦的大学理想。 反观当下，在追求“一流”目标的大学改革浪潮中，文化渐渐被侵蚀成为一个空壳，代之以抽象的一流目标。 当大学在思想和文化层面丧失了独立精神之时，追求真知的开放性和可能性也随之被弱化，封闭性便取而代之。 在过去，大学显然要比今天更为封闭、单纯，但大学精神是开放的。 而如今，大学无疑是开放的，大学精神却走向了封闭。

　　(二)“一流”目标导向下大学精神的封闭性

　　在传统大学精神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大学并未放弃对新的理念的追寻，这种理念就是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观念。 近些年来，在追求一流大学的过程中，高等教育遵从商业规则的主导，接受市场化指标的评判，投入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单一、封闭的理念之中。 大学的这种发展特征最早是在西方大学中产生，但中国的大学紧跟世界潮流，市场化的程度毫不逊色。 英国诺丁汉大学学者W·约翰·摩根援引一位中国学者的观点谈论这一话题：“我们正处于一个经济主义形而上学的时代，经济主义形而上学好像把每一种可能的人类思考与行为的模型都诉诸基于消费者理性和成本收益分析的市场来计量。 ”[5]

　　其中所描绘的情形正是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大学的普遍现象。 正是在这种经济主义的导向下，大学不可避免地成为追求市场效用的追随者，并且发展出了新的大学目标——追求世界一流的梦想。 “最近，在北美和欧洲，大家都使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型来解释大学的管理行为。 这类经济模型都假设‘大学是效用最大化的组织，大学的治理需要在决策者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实现某种共识’。 ……在这样的社会中，‘大学要通过自身的声望和信誉在学术市场上展开生源和经费的竞争。 ’正是由于对大学声誉及国家权力与声望的敬仰，使得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21世纪许多国家的大学孜孜以求的梦想。 ”[6]以实现这一梦想为契机，现代大学步入了以经济主义为导向实现一流目标的新阶段。

　　如前所述，大学追求一流本身并没有错。 正如“一流”一词的英文excellence的本意一样，它代表着优秀和卓越; 只是当它被抽空了所有内涵和意义，只剩下一堆量化的绩效指标，并成为凌驾于大学精神之上的唯一衡量标准的时候，一流才成为一个需要反思的观念。 作为一个流行的观念和一种综合的原则，一流本身没有内在的意义，也缺少精神层面的价值标准和依据。 针对这一点，雷丁斯在《废墟中的大学》中指出，“这个理念的普遍应用性正对应于它的空洞性”。

　　“一流是通用的等级标准。 由各种不同的内容所做的各种分类，如学生类型、班级的大小、资金情况、馆藏量等，都可放到一起，用一流这个唯一的标准来衡量。 ”[6]这样一来，那些不能被纳入等级衡量标准的理念和精神便会逐渐萎缩，一流目标的导向就在无形中削弱了大学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从内外两方面限制了大学自身的发展方向。 从外部来讲，大学越来越同质化、单一化，不同大学之间只有“量”的差异，在“质”上则变得越来越相似。

　　为了达成一流的目标，成为市场排行榜上公认的好大学，大学之间无休止的校际竞争愈演愈烈，争夺生源、人才和教育资源等成为当代大学的重要任务。 就内部而言，大学教育和管理的标准日趋精细化、指标化，对外在标准的达成超越了对内在价值的追求。 大学的两大任务——教学与科研也被经济学的管理模型同化，知识价值和育人的价值都用无比细化的绩效指标来衡量。 在这种背景下，市场和效益成为大学理念的基本价值导向，大学的意义需要市场来评判，其内在的自足性和价值性被大大削弱。 这导致大学越来越像企业，学生则成为消费者，对思想和文化的追求被一流所要求的绩效和指标取代，长久以来作为高等教育象征的大学精神随之失去了存在的依托，走向了一种封闭。

　　大学与市场的融合致使大学承担了过多的职责，社会化职能的扩张压缩了大学自身的精神价值，传统大学精神逐渐被掏空。 为了迎合市场化需求，现代大学异常重视招生和就业这两个环节。 在当前大学的招生宣传中，被放大的不是对追求真理的赞美和对知识的崇敬，而是年轻漂亮的面孔、舒适的住宿和就餐环境以及引人侧目的就业率。 在这些信息背后，传统大学教育所珍视的崇高精神追求以及对民族文化的责任担当不知不觉被轻视，而与现代消费社会一脉相承的娱乐主义和享乐主义则渐渐滋生。 经过教育的再生产，大学所展示的这种精神状况又会被带入社会，大学与社会进一步融合，统一在了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主义中。

　　诚然，大学与市场和政府的充分合作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对一流目标的追求也成为现代大学的时代特征。 金耀基曾指出：“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求赶上时代，大学已经彻底地参与到社会中去。 由于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倚赖与需要，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knowledgein-dustry)之重地。 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 ”[7]这不只是美国大学特有的现象，而是现代大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性特征。 虽然这一特征展现出了明显的弊端，但在如今这个信息化社会，大学已然无法回到象牙塔时代，大学精神也很难再回归传统。 如果说现代大学精神正处在废墟之中，那么这一废墟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大学发展到新阶段的新特征。

　　二、“一流”目标下大学精神的底色

　　既然这是当代大学必须面对的时代特征，既然大学已深陷追求一流的时代使命，那我们就只能在“一流”这个概念之下，寻求现代大学的精神内涵，用大学精神的丰富性去填充一流理念的空洞性，使一流的概念与大学精神的关联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这看似是在向我们一度反思的一流观念妥协，实际上，当一流的观念成为几乎所有大学追求的目标之时，就预示着大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语境已然发生了改变，我们很难再脱离“一流”这个背景去谈论大学了，重要的是如何界定一流和一流目标导向下的大学精神。

　　(一)大学精神的基础是教育精神

　　大学精神是高等教育在其实施过程中逐步积淀下来的教育传统和气质，其实质是在秉持基本的教育精神的前提下，表达自身的独特价值。 大学教育有着不同于基础教育的独特性，如自由精神、多元价值、批判性以及更高的创造性等，但大学首要的精神依然是坚守基本的教育精神。 坚守教育精神，这本是大学发展的基础，但在实现一流目标的高歌猛进中，新的理念层出不穷，使得最为基础的教育观念反而被遗忘了‍‌‍‍‌‍‌‍‍‍‌‍‍‌‍‍‍‌‍‍‌‍‍‍‌‍‍‍‍‌‍‌‍‌‍‌‍‍‌‍‍‍‍‍‍‍‍‍‌‍‍‌‍‍‌‍‌‍‌‍。

　　教育精神是关于教育的本质追问，是渗透在包括大学在内的整个教育体系之中的教育终极价值，它是教育的灵魂所在。 现代大学不再追问什么是真正的教育精神，什么又是真正的大学教育，只是一味追逐世界一流的目标，正体现了哈瑞·刘易斯所说的“失去灵魂的卓越”，忘记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宗旨。 教育精神立足于人的成长和完善而展开，其核心则是理性和德性。 对教育来讲，这是两种需要坚守的精神底色; 对个体而言，这是两种需要培养的品质。 理性和德性是教育精神的核心内容，同时也就是大学精神应当坚守的底线特征。 理性是格物致知的需要，达致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 德性是诚意正心的需要，实现人们对美德和至善的追寻。 理性和德性的统一是知与德的统一，真与善的统一，也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体现了教育所追求的终极价值。 从基础教育领域到高等教育领域，对这一教育精神的坚守都是不可回避的价值问题。

　　在以理性—真理为精神导向的大学阶段，理性既赋予了大学合法性，又给了大学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普世性。 这种普世性表现为大学内在的统一性和自主性，它规定了学科和知识的秩序，赋予大学一种特殊的使命——既不是为国家政治服务，也不与世俗发生联系，而是纯粹地作为“思想活动的决定性典范”存在。 在这种大学精神的指引下，大学教育培养的是社会精英，其目的是使个人通过对知识的钻研而达到智力和精神上的完善，教育因而是一种使个体获得理性和德性的活动。 在以理性追求真理的大学教育中，专业性和实践性的教育是远离大学的，用赫钦斯的话说，其目的是赋予理智以优先地位。 现代大学虽然不可能再以恪守理性的优先来保存其纯粹性，但对理性精神的坚守仍然应当是其基本的教育导向。

　　理智优先保障了大学精神的崇高性和纯粹性，但同时也成为商业化时代的大学精神走向衰落的根源。 在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理性精神的逐渐失落已如前所述，而大学教育对实用性的追求不仅打压理性存在的空间，同样也排斥着德性。 排斥德性，意味着在大学教育中，优秀和卓越的品质不再被作为培养目标而强调，价值无涉的教学目标和绩效目标成为教育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遗忘了德性的教育和贬低理性的教育一样，对大学来讲都是不完整的。 从学校层面来讲，坚守德性精神是教育对至善理念的追寻，是大学教育追求崇高与卓越的体现，这是大学的理想。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德性是通过教育来培养的公民美德，如果教育丧失了对德性的关注，就会培养出钱理群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他们身上，理性是计算性的，德性则是功利性的。 因此，德性作为教育精神的一种体现，也必然是大学精神的基础。 周川指出，大学的德性就好比人体的健康，是其他生活目标的基础，一旦影响到正常生活，治病就是第一目标。 [8]可见，德性对大学来说是与理性同样重要的价值追求。

　　理性与德性的统一是教育精神的基本体现，也是大学精神应当坚守的底色。 从教育自身的演进来看，自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即美德”的主张以来，理性与德性就成为人们讨论教育时不可回避的问题。 无论是理性与德性的统一，还是二者的分裂，都会对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 时至今日，我们在反思教育的核心问题时同样离不开对理性和德性的思考，教育的基本精神中包含着真与善、知识与德性的融合，这本身也是理性精神的体现。 “说到底，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必须植根于人性对真善美的渴求。 ”[9]在高等教育历经了多年的改革大潮之后，无论其倡导什么样的管理制度和人才培养模式，最不能舍弃的仍然是基本的教育精神。

　　(二)大学精神促成思想共同体的形成

　　事实上，当谈到大学的本质属性，即使在大学已经被市场化和商业化浸染的当下，人们也很难否认，大学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机构，同时也是产出高深知识的场所。 大学要在理性精神和德性追求的前提下，产生新思想，包容新观念，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社会现实而追求理想。 因此，大学又不仅仅是培养人和生产知识的机构，它不只是物质意义上的一个场所，更是精神层面上的一个共同体，即一个思想共同体。 一流大学的建设不能丢弃这一本质属性：大学应该是一个思想共同体，塑造大学精神的意义就在于维护这一思想共同体的持存。

　　这个共同体为不同的思想提供了表达的平台，它以学术自由和思想的多样性为前提。 用雷丁斯的话说，大学是一个“各抒己见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不会预设任何共同的东西，既不会致力于完全的自我理解(自主性)的筹划，也不会致力于寻求关于其统一本质的交往共识”。 [10]说到底，大学作为思想共同体，最重要的特征是保持学术的自由和思想的多元化。 无论思想的成果是为了追求真理、传承文化，还是作为有用的知识服务于社会，思想自由的共同体都是一个基本前提。 “实际上，在学问的殿堂里有许多厅堂。 在有的厅堂里，学者是通过在隔音的实验室里拨控制盘来验证真理的。 在另一些厅堂里，他们是通过在喧闹的城市、福利中心、诊所、法院等地方参与工作来积极验证真理的。 还有一些厅堂里，一些孤军奋战的思想家是在静寂的图书馆里通过钻研故纸堆来验证他们的思想的。 ”[11]大学正是这样一个提倡学术自由、容纳多样性的思想共同体，在其中，知识和文化得以保存，理性和真理也能各得其所。

　　自建设一流大学的提法成为各个大学一致追求的目标以来，其所受到的诟病也未曾停止过，就是因为一流目标掩盖了大学作为思想共同体的可能性和多样性，并把一流作为大学追求的目的本身。 一流的观念用一套标准刻画了一个新的大学目标，在多样性之外套上了统一的一流指标。 剥开追求一流的外壳，大学教育的多样性才能得以还原。 如前所述，一流不能作为判断标准，这个空洞的目标必须依附于大学作为自由思想的场所这一前提之上，一流本身并不是目的，一个拥有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的思想共同体才是大学的应有之义。

　　三、“一流”目标导向下大学精神的重塑

　　综上所述，让大学变得“一流”的不是外在的指标体系，而是其内在的精神价值。 因此，一流大学的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和指标层面。 现代大学需要在追求一流目标的进程中重塑大学精神，只有在具备一流大学精神的前提下，一流大学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大学精神的重塑，并非一个高标准的新目标，毋宁说这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底线目标，是对大学本质属性的坚守和回归。

　　(一)重新审视“一流”大学的精神内涵

　　在追求一流大学的基本目标中，大学成了一个被各项绩效指标包裹起来的不自明的概念‍‌‍‍‌‍‌‍‍‍‌‍‍‌‍‍‍‌‍‍‌‍‍‍‌‍‍‍‍‌‍‌‍‌‍‌‍‍‌‍‍‍‍‍‍‍‍‍‌‍‍‌‍‍‌‍‌‍‌‍。 一所好的大学意味着有良好的社会声望、一定比例的教授、雄厚的资金、优秀的生源、丰富的藏书，以及很重要的，有极高的就业率。 这些指标告诉我们的其实是大学有什么，而非大学是什么。 我们应当清楚的是，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它的本质属性是什么? 在此之前，“一流不能作为‘标准’，因为，一流不是一个确定的判断标准，而是一个尺度，它的意义依附于其他事物”。 [12]一流作为判断的尺度，其意义就依附于大学的本质属性之上，即对大学是什么的价值判断上。

　　一流大学作为现代大学发展的理想标杆，最初吸引人们的是其独特的大学文化、强有力的创造性、杰出的教学和研究团队、完善的人才培养模式等内在的价值尺度，这些衡量标准在其本质上与传统大学精神所展示的纯粹性和崇高性并不矛盾。 因此，即使在今日，当人们提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仍然能迅速将它们与深厚的大学教育传统、不受世俗影响的独特大学精神联系起来，它们为人类创造价值，象征着人类在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最高成就。 这是大学本身的力量，也是一流大学的卓越性所在：这种卓越不是物质层面上的，而是在文化和精神层面的。 因此，一流大学之所以是一流的，其独特性就体现在其精神内涵上，即它有着一流的大学精神，如不受世俗左右的独立灵魂，恪守理性与自由的学术理念，值得坚守的价值追求，来自传统又不乏创新的教育思想和知识基础等，正是这些方面的积淀使得一流大学成其所是。

　　现代大学虽然诞生于中世纪，但它作为教育机构所具有的教育精神，以及作为生产知识和追求真理的学术体所具有的精神内涵，实则在古典时期的哲学传统中就已经孕育了。 大学发展至今，它早已不只是一个物质层面的机构的概念，而更是深入到人类文化精髓之中的价值概念，这使得有关大学的观念本身获得了一种超越时空的永恒性，任何浮于表面的改革都难以撼动其深层次的精神内核。 兴起于现代的一流大学也只是大学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路标，是人们对理想大学的一种描述，它应该符合人们对大学教育的本质认知。 邬大光认为：“一流大学与成熟的大学不是等同的概念，从排行榜上的一流大学内化到人们思想价值认同的一流大学，这才是真正的一流大学，这才是成熟的一流大学，它是‘本质的改变、思想的改变、文化的改变、价值观的转变’。 ”[13]这也表明，一流大学在本质上是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象征，是其内在价值的体现，而非各种外在指标体系的堆积。

　　大学精神是伴随着大学的产生而产生的，虽然历经了不同时代的发展变化，但其基本内核依然是通过继承和创新来建构人类社会的精神价值。 因此，一流大学的建设离不开对其精神内涵的思考，并以此来构建一流的大学精神。 否则，一流的概念也就丧失了其内在价值。 正如在当下一流大学建设的大潮中，当“一流”成为一个流行的概念，一个竞相模仿的体系，一个具有固定模式的评价标准之时，这个概念也就在无限的泛化之中消解了自身，其内涵变得模糊不清。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将一流大学的建设作为一种物质层面的构建，无视其在精神上的根本性。 以致在创建一流大学的浪潮之中，不少大学管理者都在努力地靠近这个“标准”，认为只要各项指标符合评判标准，一流的目标就指日可待。 这种狭隘的“一流”观念使得大学的建设不是在向内用力，踏踏实实做精神层面的改变，而是致力于向外使劲，试图通过一种功利的方式来谋求捷径，这是一流大学建设中普遍存在的弊病。

　　(二)厘清理性与有用性的不同边界

　　理性与有用性的冲突，塑造了长期以来有关大学教育的二元论思想，高深学问与实用知识的对立、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冲突都是其现实表现。 在现代大学中，这些冲突中的天平无疑都偏向了后者，对有用性的强调导致了我们之前所说的大学精神的封闭和衰落。 因此，要重塑大学精神，就需要对理性和有用性的关系进行相应的分析。

　　根据杜威的观点，这些冲突和对立都是思维和行动的体现，思维和行动看似是两个极端，但其中存在着连续性。 这就动摇了二元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即理性与有用性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因为既然思维与行动之间存在连续性，那么在高深学问与实用知识、理性和有用性之间也不是只有鸿沟而无连续性可言。 布鲁贝克由此认为：如果大学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复杂的社会中的话，那么我们就既需要专业方面的高深学问，也需要研究方面的高深学问。 经验即历史表明，当这两方面相互结合起来的时候，它们各自都得到繁荣并发展。 ”[14]布鲁贝克受杜威观点的启发，继而从大学发展的历史及其经验的角度出发，认为社会的发展既需要有用的知识，也需要纯粹的知识，它们可以在大学里共存。

　　这看起来是一种无奈之下的调和，但由于大学的发展确实是一步步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化的过程，就使得追求纯粹知识即真理的发展阶段与追求实用性的知识生产阶段产生了妥协，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刻，它们的结合使得“它们各自都得到繁荣并发展”。 只是到了今天，持续的妥协使得大学对有用性的追求占了上风，导致了理性精神的衰落。 这似乎在启发我们，在致力于大力发展专业教育、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的现代大学中，提出为理性保留位置，并将理性与有用性结合起来，并不是一个相互矛盾或者无法完成的主张。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即便理性与有用性可以共存，也仍然需要厘清二者的边界，守护各自的价值与意义不至相互僭越。

　　理性既是探究高深学问时必需的精神，也是个人在思考时需要运用的能力，它与纯粹的知识相关，即指向对真理的追求。 有用性则更多地考虑知识的用途，为人类社会中的各项事务和问题提供解决的策略。 表现在大学中，自然就是探寻真理的高深学问与解决问题的实用知识的不同，是追求自由和理性的博雅教育与传递实践技能的专业教育的不同。 这种不同是不可调和的，因为正是二者之间的差异性才确立了各自的边界。 我们可以通过康德对大学系科之争的阐述，更加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康德在谈到神学系的特征时指出：“一旦我们把两种不同类型的事务混在一起，让它们相互交融，我们就不可能对其中任何一个的根本特征有确定的概念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他阐述了大学的系科之争，即高等系科与低等系科的关系。 高等系科与政府和民众相关，与之相关的知识是可以公开宣讲的; 低等系科则是独立于政府命令的，以理性作为其言说的根本依据。 在康德看来，低等系科就是为真理而存在的，其作用就是对高等系科及其产生的知识进行评判和检审。 “这是学术的本质性和第一位的条件，而高等系科对于政府的职责所承诺的那种有用性，只是一个处于第二位的环节。 ”通过这样的分类，康德实际上确立了理性在大学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为理性与有用性的不同划清了边界。 康德特别指出：“由于那些出自政府裁断的说法——尽管是由最高的权威批准的——与那些通过理性而必然被主张的学说并不总是一致，于是高等系科与低等系科间的争执首先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又是合法的。 ”

　　从康德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理性与有用性的对立其实是大学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晰地看到理性在大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 理性与有用性有着各自的价值和边界，二者不能相互僭越或误用，否则就会产生不合法的争执。 就好像思维与行动之间的连续性也不代表二者可以相互僭越或取代一样，守护好各自的边界才能最大程度发挥自身的价值。 当前，大学面临的问题是，有用性被一再张扬，而理性要么被边缘化，要么成为工具性的存在‍‌‍‍‌‍‌‍‍‍‌‍‍‌‍‍‍‌‍‍‌‍‍‍‌‍‍‍‍‌‍‌‍‌‍‌‍‍‌‍‍‍‍‍‍‍‍‍‌‍‍‌‍‍‌‍‌‍‌‍。 现代大学虽然很难成为德里达所说的“无条件大学”——“这种大学公开信仰真理并以之为志业，它宣称无限制地投向真理”，[15]但也不能忽视理性在大学教育中的基本价值。 如果一味地强调实用知识及其有用性在大学中的位置，终将摧毁大学教育的价值。 因此，厘清理性与有用性的边界，坚守理性在大学中的基本地位，这是重塑大学精神的必要条件。

　　(三)通过学术自由保持大学对思想的信仰

　　不论一流大学最终会如何发展，其衡量标准会怎样改变，大学依然要坚守某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如对学术自由的追求，以及对思想本身的信仰。 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核心理念，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古典时期柏拉图创办的“学园”，还是中世纪时期现代大学的创立，学术自由都是推动高等教育的重要根基。 只有在学术自由的前提下，思想本身才得以产生，思想的多样性、人对思想的信仰也才能得到保障。

　　大学作为一个思想共同体或者说学者共同体，需要保障研究者和师生有自由从事教学与科研的权利。 这是学术的条件，也是理性的象征。 尤其在不懈追求一流大学的浪潮中，大学作为思想共同体的多样性不能被掩盖，而这种多样性的实现需要学术自由作为基本前提。 现代意义上的一流大学肩负着多种职能，对理性和真理的崇敬，对知识与文化的保存，对富有心智和道德的现代公民的培养，对国家和社会承担应有的责任等，这些职能本身也是思想多样性的体现。 而大学只有保障了学术自由，包容了多样性，才能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自由地发展，为上述职能的实现提供可能条件。 在封闭、单一的大学精神之下，思想的多样性便难以展现，学术自由的基本要求也会大打折扣。

　　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引起了高等教育的巨大变革，以市场为驱动的新式大学的诞生危及了英国几百年形成的高等教育传统。 纽曼针对这种情形写就了《大学的理想》，思考大学教育的本质属性。 200多年过去了，高等教育的世俗化和大学的市场化属性已成定局，但纽曼对大学的经典论述并没有过时。 它不仅阐明了大学是什么，同时也很好地解释了思想的多样性和大学教育的多元性。 “大学是所有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则、研究和发现、实验和思考的最高保护力量; 它划定心智和思考的疆域，但同时确保每个领域的疆界得到严格尊重，确保各方既不受到侵犯又不向另一方投降。 它在真理之间充当裁判，考虑每一个真理的性质和重要性，为它们安排恰当的先后顺序。 无论一个思想的部门如何丰富与高尚，它并不会出于袒护之心而牺牲另一个思想部门。 它绝不牺牲任何东西。 ”[16]这启发我们，即使在追求一流目标的大学教育中，也绝不应该牺牲大学本身的应有属性，牺牲对思想的信仰。

　　也许从来就没有一个完美的关于大学的原型，也不存在目的论意义上的理想大学，任何时期的大学都是与现实互相博弈的产物。 即使如此，人们对大学及其精神依然有一种很牢固的身份认同，即大学应该具有某种不受外界影响的独特性。 这种独特性使大学获得合法性，并和其他社会机构截然区分。 在理性衰落、文化式微，而市场化高扬的当代大学中，这种标识大学独特性的存在就是思想本身。 这也是大学精神的底色。 只要大学还是一个传播思想、鼓励思考的场所，理性的种子就有萌发的土壤，文化的传承也可能重振旗鼓。 在历史上，无论是在以理性精神追求真理的大学中，还是在为民族国家的文化使命承担责任的大学中，思想都不曾缺席。 知识、文化、理性、真理……这些崇高的事物，每一样都与思想相连，而大学正是可以容纳这些崇高事物的理想场所。

　　参考文献：

　　[1][3][12][15]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4，19，25，27.

　　[2]谢尔顿·罗斯布莱特.现代大学及其图新：纽曼遗产在英国和美国的命运[M].别敦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103:22.

　　[4][7][11][13]比尔·雷丁斯.废墟中的大学[M].郭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7，22-23，181，23.

　　[5][6]W·约翰·摩根.伦理学、经济学与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的大学[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04):27-35.

　　作者：翟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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