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沟通不一致与寄宿青少年的学校适应

　　摘要为了探讨亲子沟通不一致对寄宿青少年学校适应(学业适应、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以及两类应对方式(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作用，对287名寄宿初中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亲子沟通不一致对学校适应的三个指标均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2)情绪应对在亲子沟通不一致与学校适应之间发挥消极中介作用，而问题应对则发挥积极中介作用;(3)与女孩不一致的是，亲子沟通不一致只通过情绪应对间接影响男孩的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这些结果表明，亲子沟通不一致程度越高、寄宿青少年的学校适应越差，这两种应对方式在其中发挥了不同的中介作用，对女生的影响明显多于男生。

　　关键词亲子沟通不一致;寄宿青少年;学校适应;应对方式;性别差异

　　1问题提出

　　寄宿制学校现已成为我国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根据教育部(2012)公布的统计数据，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寄宿生共3276.51万人，其中初中寄宿生为2195.73万人，占比43.34%。寄宿制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在充分发掘教育资源、推进农村素质教育的实施、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优化重组区域教育资源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国务院办公厅，2018)。然而，一些研究者发现寄宿初中生的心理问题或问题行为明显多于非寄宿初中生(张丽锦，沈杰，李志强，盖笑松，2009;张奎，郑毅，郭栋，丁金伯，2016)。

　　青少年论文范例：青少年群体体育素养及其测评的研究与实践

　　这可能与寄宿学生较早离开家庭、自身应对问题的能力较为薄弱、获得家庭支持有限或不及时有关。尽管随着个体进入学校、同伴群体的影响在不断增强(刘广增，张大均，潘彦谷，陈万芬，马原啸，2016;Harris，1995)，家庭对于个体心理发展或适应仍然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Moreira&Telzer，2017;Tsai，Telzer，&Fuligni，2013)，这在集体主义文化下可能更为重要。而亲子沟通是实现家庭支持的主要途径，能够帮助青少年适应学校生活，尤其是对寄宿初中生。一方面，农村地区学生较多是从初中开始寄宿的。

　　另一方面，与寄宿高中生相比，寄宿初中生的应对能力还相对薄弱，也比寄宿小学生更少见到家长。因此，本研究旨在考察亲子沟通状况与寄宿初中生学校适应之间的关系及其中介或调节因素，为寄宿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内容和家校合作提供研究依据和理论指导。

　　1.1亲子沟通不一致与寄宿学生的学校适应

　　亲子沟通(parent-childcommunication)是指父母与子女通过语言和动作等方式进行情感交流和信息传递，以达到增进彼此感情和问题解决的目的(池丽萍，俞国良，2010;Munz，2015)。它是实现家庭教育功能的一种重要方式(唐立，周雪，赵艳，2016)。

　　以往研究显示，亲子沟通与儿童、青少年的学校适应联系紧密(池丽萍，俞国良，2012;徐杰，张越，詹文琦，王晶，代娅梅，张林，2016;王争艳，雷雳，刘红云，2004;Levin&Currie，2010)，包括心理健康(陈丽，刘艳，2012)、社会适应(方晓义，戴丽琼，房超，邓林园，2006)和学习成绩(李哲，张敏强，黄菲菲，李岩，崔雪平，2019)。

　　一些研究者认为，青少年在亲子互动过程中通过观察模仿习得了某些社会行为，形成了不同的情绪安全感或人际互动内部工作模式，进而应用于学校情境和人际互动(李勉，张平平，张兴慧，王耘，2015;Gerard&Booth，2015)。这些解释大多基于发展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很少有研究从压力或应激(stress)的角度去探讨亲子沟通与青少年学校适应之间的关系。

　　在心理韧性(resilience，或称心理弹性)的研究中，父母支持被视为青少年在面对困难或消极事件时获得社会支持的一个重要来源(Fergus&Zimmerman，2005)。与非寄宿学生相比，寄宿学生的学校生活时间更长、学习内容更多，可能面临更多的困难或挑战，并且由于亲子沟通的延迟性，无法立即获得父母支持，因此可能表现出更多的学校适应问题。然而，以往研究更多将父亲和母亲视为一个联合体，默认他们在亲子沟通方面能够保持一致。实际上，亲子沟通可能存在较多不一致的情况(房超，方晓义，2003;Cruz，Barbosa-Ducharne，&Canário，2020;Timmons&Margolin，2014)。所谓的亲子沟通不一致就是指在亲子互动过程中父亲与母亲在观点、要求、期望等方面出现的差别(池丽萍，2011)。

　　究其实质，它反映了父亲与母亲在子女教养或学业指导方面的分歧和冲突，是 父母教养的不一致，或者说父母的教养行为或联合养育出了问题。亲子沟通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会提高亲子沟通的质量、增加亲子沟通的有效性，促进子女的适应和发展(安伯欣，2004);反之，则会降低亲子沟通的质量和有效性，对子女的适应和发展产生消极影响(Liu，DeLi，Zhang，&Xia，2019)。对于寄宿学生而言，当他们在寄宿学校遇到学业困难、人际冲突和消极情绪时，亲子沟通不一致可能会让他们在问题解决和情绪调节中出现决策混乱或应对不力的情况。

　　而且，父子沟通和母子沟通在沟通内容上也存在一定差异(池丽萍，2011)。子女对于父亲和母亲行为的理解和期望也不同(Li&Meier，2017)。母亲通常被视作安全和幸福的标志，会采取温暖的教养行为;其语言表达主要是情感交流，而父亲则会更多鼓励孩子采取主动的探索或冒险行为(Paquette，2004)。

　　一些研究证据支持了亲子沟通不一致与学业成绩之间的联系。例如，亲子沟通不一致容易导致儿童取得较差的学习成绩(Kitzmann，2000);反之，成绩较好或中等的儿童的父母也会在亲子沟通中表现出更多的一致性(池丽萍，俞国良，2012);父母在子女学业方面的冲突越多，青少年的学习问题就越多、社会适应也越差(杨阿丽，方晓义，涂翠平，李红菊，2007)。较少研究考察亲子沟通不一致对于青少年的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一方面，家长和研究者更多关注青少年的学业适应。

　　另一方面，青少年大多都是走读学生，在学校里的主要活动就是学习。寄宿学生在学校里的生活不只是学习，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可能存在更多的心理冲击(张丽锦等，2009)。因此，本研究的第一个目标是考察亲子沟通不一致与寄宿初中生的学业适应以及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假设1:亲子沟通不一致对寄宿初中生的学校适应(学业适应、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1.2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应对方式(copingstyle)是指个体在面对压力事件或情境时为了减轻负面影响而做出的认知和行为努力(黄希庭，余华，郑涌，杨家忠，王卫红，2000;孙经，李凤娟，何健，杨汴生，王旭，2018;Lazarus，1993)。它可以分为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两种类型(Lazarus，1993;Folkman&Moskowitz，2004)。

　　问题应对(problem-focusedcoping)，即问题焦点或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方式，主要是指那些旨在消除引发压力的情境或事件的应对策略，从而达到降低压力、消除情绪的目的，例如，问题解决、寻求社会支持;情绪应对(emotion-focusedcoping)，即情绪焦点或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方式，则是指那些旨在缓解压力导致的情绪症状的应对策略，只关注自身的情绪调节，不关注实际问题的情况，例如，否认、逃避(房超，方晓义，李辉，蔺秀云，2009)。

　　相对而言，问题应对可以有效的应对压力，提高个体的问题解决能力，从而导致积极适应结果(刘芳芳，白丽英，谢叶鑫，叶晓云，吴传赛，陈辉，2008);而情绪应对则是缓解压力反应、并未真正消除压力源，甚至会导致其他压力源的产生，导致情绪问题复发或累积，从而造成消极的适应结果(Jex，Bliese，Buzzell，&Primeau，2001)。

　　已有研究支持了上述研究假设(李彩娜，孙翠翠，徐恩镇，顾娇娇，张庆垚，2017;熊敏，刘国艳，宋娇，2016;徐明津，杨新国，吴柑澜，黄雪雯，2015;赵凌燕，2008;Wang，Xu，Zhang，Yang，Li，Sunetal.，2020)，在社会适应(李彩娜等2017;Wangetal.，2020)、心理健康(赵凌燕，2008;Wangetal.，2020)和学业适应(熊敏等，2016;徐明津等，2015)上都有体现。一项专门针对寄宿学生的研究也发现，采用问题应对的寄宿学生可以减轻家庭冲突带来的压力(Rodriguez，Donenberg，Emerson，Wilson，Brown，&Houck，2014)，也有助于减少消极生活事件带来的消极心理健康结果，从而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Gaoetal.2019)。

　　然而，尚未发现研究考察了亲子沟通不一致与子女应对方式的关系。不过，一些间接证据显示亲子沟通不一致与两种应对方式的关系不同。比如说，良好的、有效的教养方式能够促使青少年更多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例如，问题解决、寻求社会支持，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李瑾，周海渤，2008);不良的、无效的教养方式则会促使青少年更多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例如，退避、幻想(孙浩雄，李靖阳，2015)。

　　可见，在亲子沟通过程中，由于父亲和母亲与孩子的互动方式不同(Marceau，Zahn-Waxler，Shirtcliff，Schreiber，Hastings，&Klimes-Dougan，2015)，父母给予子女不同的态度、观点和方法(即亲子沟通不一致)会降低亲子沟通的质量和有效性，使子女更多采取情绪应对、较少采取问题应对，进而表现出更多的不适应症状(李瑾，周海渤，2008)。

　　因此，第二个研究目的就是考察两种应对方式(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在亲子沟通不一致与学校适应(学业适应、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之间是否存在不同的中介作用。假设2:亲子沟通不一致能够正向预测寄宿初中生的情绪应对，进而导致他们的不良学校适应(社会适应、心理健康和学业适应)。假设3:亲子沟通不一致能够负向预测寄宿初中生的问题应对，同样导致不良的学校适应(社会适应、心理健康和学业适应)。1.3性别的调节作用在青少年的亲子沟通、应对方式和学校适应的研究中都发现了明显的性别差异。首先，在亲子沟通方面，父母会给女孩较多的情感支持和温暖，而男孩则较多被拒绝、获得较低的情感支持(Anwer，Masood，&Younas，2019;Barnhart，Raval，Jansari，&Raval，2013)。

　　亲子沟通的性别差异可能会导致女孩更多采取情绪应对、男孩更多采取问题应对。应对方式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性别差异(董圣鸿，廖明珍，万春林，2008;杨颖等，2011;Ptacek，Smith，&Zanas，1992;Persike&Seiffge-Krenke，2012)，有研究表明，青少年与母亲之间的沟通能够正向预测其应对方式的发展，而青春期女孩与父亲之间的沟通并不能预测其应对方式的发展(Simpson，Lincoln，&Ohannessian，2020)。

　　一些研究采用进化心理学的观点来解释应对方式的性别差异，即男性长期掌握大量资源而女性获取资源的能力相对有限，使得男性更倾向于采取行动去获取资源来解决问题，而女性更倾向于回避个人冒险、寻求社会支持(黄洋子，2009;单雯，金盛华，张卫青，盛瑞鑫，2010;Fessler，Pillsworth，&Flamson，2004;Zentner&Mitura，2012)。

　　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女性更多采取情绪应对是因为女性比男性面临更多的人际关系压力(Seiffge-Krenke，Aunola，&Nurmi，2009)。因此，女孩在寄宿学校中可能面临更多的人际困扰和情绪适应问题。而且女孩比男孩更早进入青春期，她们可能比男孩更需要采取情绪应对。研究显示，青少年在学业适应(魏义承，徐夫真，2019)、社会适应(王眉眉，王丽，2013)和心理健康(李宗国，张鹤，焦燕，2016)三个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

　　例如，女生的焦虑症状会比男生高，这可能是因为女生的情感细腻，敏感，因此具有较高的焦虑特征(肖利敏，陶芳标，陈钦，郝加虎，刘业勋，苏普玉，2008;Crick&Ladd，1993)。男女生在学校适应的差异是否源于两性不同的应对方式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检验。因此，第三个研究问题是考察应对方式在亲子沟通与寄宿初中生学校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即性别的调节作用。假设4:应对方式在亲子沟通不一致与学校适应(社会适应、心理健康和学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2研究方法

　　2.1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法，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的三所寄宿初中随机发放问卷300份。剔除缺失值较多的问卷，最终收回有效问卷287份，有效回收率为95.67%。被试的年龄在13～15岁之间(M=14.05，SD=0.73)。其中，男生141人，女生146人;七年级14人，八年级223人，九年级49人。

　　在家庭方面，来自农村家庭的被试101人，牧区家庭125人，小城镇家庭47人，城市家庭3人;来自比较富裕家庭的被试65人，一般收入家庭195人，比较贫困家庭19人;父亲和母亲的学历是小学及以下的分别占25.1%和33.8%，初中或高中的分别占58.9%和51.9%，专科的分别占7.7%和6.6%，本科的分别占6.3%和5.6%。由此可见，本研究的被试主要来自内蒙古农村和牧区的一般收入家庭，他们父母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偏低。

　　2.2工具与计分

　　2.2.1亲子沟通不一致

　　采用池丽萍(2013)编制的《亲子沟通量表》中的“亲子沟通系统分量表”，共18题。包含“平衡性”和“一致性”两个维度。选取“一致性”维度的6个题目，分别描述了亲子沟通当中父母教养的不一致情况。采用4点计分，从1“非常不符合”到4“非常符合”。得分越高，亲子沟通不一致程度越高。对一致性的6个题目进行单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删除因子载荷小于0.4的1个题目，最终模型拟合良好(χ2=9.60，df=4，CFI=0.98，TLI=0.95，RMSEA=0.07，SRMR=0.03)。剩余5个题目的因子载荷在0.41～0.76之间，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73。

　　3结果与分析

　　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研究数据全部来源于被试的自我报告，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采用推荐使用的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方法，对所有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并设定公因子数为1。结果显示该模型拟合指数不理想(χ2=6300.58，df=2555，CFI=0.41，TLI=0.39，RMSEA=0.07，SRMR=0.09)，结果显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差异检验和偏相关分析

　　对所有的研究变量进行描述统计、性别的t检验和偏相关分析。研究变量均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在控制了年龄和是否独生子女之后，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亲子沟通不一致与寄宿青少年的情绪应对和学校适应的三个指标之间均为显著的负相关，但与寄宿青少年的问题应对为显著的正相关，而问题应对与学校适应的三个指标之间是显著的正相关。

　　4讨论

　　4.1亲子沟通不一致对寄宿初中生学校适应的消极影响

　　简单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亲子沟通不一致对寄宿初中生学校适应的三个指标均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也就是说，亲子沟通不一致程度越高，寄宿初中生的学业适应、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就越差。这些结果验证了假设1，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池丽萍，俞国良，2012;杨阿丽等，2007;Kitzmann，2000)。

　　它们不仅支持了亲子沟通与青少年心理发展与适应之间的紧密联系(Meschke&Juang，2013)，而且进一步证实了亲子沟通不一致对寄宿青少年学校适应的消极影响，为学校开设亲子沟通辅导或家长学校的必要性提供了实证依据。首先，父母与子女的沟通有较多的不一致，可能意味着青少年在家庭中经历了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的冲突或分歧，并将其消极作用带回寄宿学校，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状态或成绩(王明忠，王梦然，王静，2018;Chen&Ho，2012)，引发其他不良行为(Liuetal.，2019)。

　　其次，亲子沟通不一致也可能意味着父母对同一问题给出了不同的态度或意见，致使青少年产生了情绪困扰或认知混乱，从而影响他们在寄宿学校里的心理健康，出现较多心理或行为问题(肖利敏等，2008)。父母给予孩子良好的情感支持和沟通则能增强青少年的社交技能和问题解决技能，从而提高他们的同伴关系和自我效能感(Fergus&Zimmerman，2005)。

　　5结论

　　结论1:亲子沟通不一致对寄宿初中生的学业适应、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均有消极影响。结论2:情绪应对在亲子沟通不一致与寄宿初中生的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之间发挥消极中介作用，问题应对则在其中发挥积极中介作用。结论3:对于寄宿初中女生来说，变量之间的关系与总体模型保持一致;对于寄宿初中男生而言，亲子沟通不一致只通过男生的情绪应对间接影响他们的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然而，这些影响的大小没有性别差异。

　　参考文献

　　安伯欣(2004).父母教养方式、亲子沟通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陈丽，刘艳(2012).

　　流动儿童亲子沟通特点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中国特殊教育，2012(1)，58-63.

　　池丽萍(2011).亲子沟通的三层次模型:理论、工具及在小学生中的应用.心理发展与教育，27(2)，140-150.

　　池丽萍，俞国良(2010).测量和观察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应用.心理科学进展，18(6)，932-939.

　　池丽萍，俞国良(2012).不同学业成绩儿童的亲子沟通比较.心理科学，35(5)，1091-1095

　　池丽萍(2013).大学新生亲子沟通质量与“信任圈”的关系.心理与行为研究，11(5)，648-653.

　　陈树林，郑全全，潘健男，郑胜圣(2000).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的初步编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8(4)，211-214，237.

　　作者：申奥文1高雯1，2顾娟3，1张嘉欣1于艾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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