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

　　【内容提要】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一并成为全球环境治理与合作的重要制度性框架文件。目前，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合作程度、社会认知深度、治理行动速度等都明显逊色。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迫切程度不亚于其他的全球性环境议题，但其议题安全化的分散性却不利于建构整体性的安全认知。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体现在生态、治理目标、谈判、国家及其他行为体四个层面。生态层面是指生物多样性的安全认知;治理目标层面是指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爱知目标”与安全的联系;谈判层面包括资金机制、资源动员、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保护区以及主流化等议题;各缔约方及其他行为体层面不仅在各项议题上表达各自关切，同时也将生物多样性问题建构为粮食安全、水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经济安全等多元安全关注。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导致了该问题虽然在话语上进入了安全领域，但是缺乏共同的安全认知，难以提供简明和清晰的治理目标和路径，不利于推动全球有效治理。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安全化;安全建构;生态安全;环境安全;安全治理

　　2020年10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COP15)将于中国昆明召开，决定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的政策安排和框架走向。生物多样性不仅是自然科学和保护的议题，也是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命题。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以来，《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奠定了全球环境治理的制度框架基础。随着冷战的结束，非传统安全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跃升于国际政治和安全学界，环境和生态威胁成为重要的安全研究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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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与逐渐占据政治话语重要地位的气候安全相比，学术界对生物多样性与安全依然缺乏重视。人类活动是造成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原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是保护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2010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通过了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20项“爱知目标”。尽管生物多样性的安全威胁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认知，但是国际社会缺乏系统性的生物多样性安全框架和共同的安全理解，这导致了该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不利于形成全球统一行动。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是：生物多样性议题如何在不同层面呈现多元安全化的建构。虽然生物多样性保护是重要的全球环境议题之一，但学界对于环境安全框架下生物多样性安全研究存在不足。

　　环境问题的建构通常需要经历一个从公众的、社会的、非政治化阶段向安全化阶段的递进过程，使用安全化作为理论框架有助于理解生物多样性议题的安全建构要素。在生态治理层面，“爱知目标”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指标，但是缺乏统一的安全关联导致了安全目标之间的竞争关系，弱化了目标的整体性。在国际政治层面，《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签署以来，各缔约方展开生物多样性谈判的政治博弈，从各自角度和立场提出安全倡议和关注，甚至开展安全化和去安全化的话语角力。在国家及其他行为体层面，除了缔约方之外，其他行为体也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具有代表性的缔约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普遍关注粮食安全和水安全，但是在其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安全问题上缺乏共同的认知。在国家层面，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主要国家之一，也是积极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缔约方国家之一。以中国为例的生态层面安全化过程可以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宝贵的经验。总而言之，生物多样性安全化有其重要意义，但是在重要治理框架、协议、方向和目标尚未明确的情况下推进安全议程建构，会导致安全概念的滥用，各安全关注之间相互竞争，不利于构建全球共同的威胁认知和建设可测量、可量化、可执行的有效治理制度。

　　一环境安全框架下生物多样性议题研究不足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重要的全球环境议题之一，对环境安全框架下生物多样性安全研究不足之问题进行系统综述是非常必要的。

　　(一)环境安全研究的确立

　　环境安全首先作为传统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的研究对象。环境安全包括由环境问题引发的冲突、暴力等传统安全问题和军队参与环境保护行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①然而，环境问题在国家安全特别是军事安全视角下开展研究具有争议性，其观点窄化了环境安全的范畴。20世纪70年代，传统的国家安全军事观念就被认为无法适应全球性环境威胁，②国家安全框架需要将环境退化纳入进来。③美国的《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Security)期刊自1995年就为环境安全研究提供了平台，安全学界围绕环境安全进行激烈的辩论。环境问题被认为是美国的重大威胁之一，从而置于美国国家安全层面进行讨论。④但是，其他学者驳斥了这一观点，认为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并不是美国近期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而是直接威胁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将环境问题聚焦于美国国家安全层面不利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⑤在重新定义安全的讨论中，环境议题逐渐成为新兴的学术话题，推动了重新定义安全概念的需求。哥本哈根学派拓展了安全领域的界限，超越传统的军事安全关注，同时聚焦于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社会(societal)和环境(environmental)安全。

　　⑥彼得·霍夫(PeterHough)指出，环境议题可以从科学研究问题迈向政治和政策领域，最终到达安全议题层面。①重新定义的环境安全逐渐成为一个竞争性概念，“安全”一词在语言使用上甚至出现了滥用的情况。②气候安全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并没有一整套普遍适用和认可的理论框架和概念定义。与气候议题相关的脆弱性、通信、交通和能源设施等均被归类为气候安全话语。③环境安全研究的确立和提升为生物多样性安全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平台。但是，生物多样性议题研究尚且不足，主要原因是其议题长期被边缘化。在气候变化问题的主导下，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诸多议题没有受到相应的关注。④生物多样性作为生态系统的基础也没有获得国际社会应有的重视，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的附属品。与其他环境问题相似，生物多样性议题也被话语建构为多元的安全关切。气候变化等已经明确治理目标和方向的问题，通过安全建构可以强化公众意识和提高政策执行力。生物多样性在尚未达成清晰和明确的治理目标之前就急于实现多元安全建构，只会阻碍整体目标的设定和优化。

　　(二)批判式环境安全理论

　　随着环境安全研究的发展，理论框架也从安全主体、安全价值、威胁来源、参照对象和维护方式等方面得以扩展。⑤首先，环境安全理论强调“人的安全”，关注环境问题对人的影响和威胁。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涉及人的安全的领域包括粮食、卫生、饮水、社会、环境、气候等安全范畴。①环境与人的安全之间的关系也体现在暴力冲突方面，比如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造成人民生活脆弱性、贫穷、政府治理能力弱化以及环境移民产生的民众间冲突。②由于这些安全威胁具有跨境性质，因此“人的安全”观念也能够促进区域环境合作，比如东盟气候政策的合作。③其次，环境安全从多领域研究视角超越国家中心维度，批判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安全理论框架。

　　④批判式环境安全研究(CriticalEnvironmentalSecurityStudies,CESS)结合国家中心论、生态中心论和人的安全三类环境安全理论，归类于同一研究框架，视环境安全为一个学术领域，而非一种概念。这种理论创新的显著优势是弥补了环境安全研究的固有缺失。安全研究领域涉及人类或者个体的话题通常归结于人的安全理论框架，人的安全理论研究中的环境议题也由此置于环境安全研究以外的领域。⑤因此，批判式环境安全理论以环境政治为中心，将国家、人、生态体系置于在共同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研究和探索，提高了环境安全理论的整体性。再次，环境安全理论转向以地球整体生态为基本单位。2009年以来，“人类世”⑥(Anthropocene)观点进入环境安全的话语体系，强调生态红线(PlanetaryBoundaries)的重要性。2009年，斯德哥尔摩应变中心(StockholmResilienceCentre)提出的地球系统九大根本性生态控制变量说明了生态保护紧迫性进一步加剧。

　　环境安全理论的丰富为生物多样性安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环境安全研究范畴的扩展有利于提高生物多样性的重视程度。一方面，由于受生物多样性丧失威胁的主体极其广泛，批判传统视角的安全理论提供了广阔空间，将人、生态、国家和社会进行了有机结合;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个正在发展和演化的政治与国际关系问题。因此，生物多样性议题的安全研究不能仅依靠某一个视角的理论，而需要以动态的理论框架关注议题的发展轨迹，回答和分析该议题是如何从一般性科学和公众问题上升至安全层面。

　　二环境领域的安全化理论研究

　　安全化理论提供了一个动态的视角和框架来观察一项议题如何从公共事务上升到政治事务，最终进入安全层面。安全化理论需要更为细致的分析，不仅有必要探讨安全化的过程，还需要挖掘和分析议题是如何通过话语与多元的安全关切相联系。环境安全框架强调了以环境议题为中心的多元安全研究主题，既包括由环境问题引发军事部门参与的传统安全领域，也包括潜在的威胁经济、社会和个体等本体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环境安全框架与安全化理论的结合可以夯实生物多样性安全研究的理论基础，提高理论兼容性。批判安全研究相较于传统安全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基础，探讨了冷战以后对于安全概念重新定义的需求，以批判的视角理解新兴安全议题。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安全化理论，为研究安全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安全研究目标从传统的军事部门扩展到包括环境在内的其他领域。①尽管安全化研究将分析范畴扩大到传统军事安全以外的领域，但是也有学者使用安全化理论解释和分析朝核和东亚军备等传统安全议题。②这说明安全化理论已经广泛运用于各类安全研究议题。

　　三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目标层面的安全化

　　2010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通过了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20项“爱知目标”。(一)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目标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设有5个宏观战略目标：主流化(A)，可持续利用(B)，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保护(C)，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改善(D)，战略实施的改善(E)，并且下设20个具体目标。②目标A是指生物多样性议题融入各政府决策部门和各项社会活动的进程。目标B是指降低各领域的生物多样性损害，确保水资源使用和管理的可持续性。目标C是指建立保护区、降低物种灭绝、保护遗传基因资源多样性。目标D是指提高生态相关的服务水平、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实现遗传资源的公平分享。目标E是指行动参与、知识管理、能力建设方面的改善和增强。

　　五大战略目标再细化为20个具体行动目标，体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20个具体领域，并且与多元安全关注形成不同程度的关联。根据联合国框架下多个机构共同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技术说明》，17项“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与20项“生物多样性目标”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可以相互对接。①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安全归类，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可以被归纳出12类的安全化参照对象。

　　作者：王思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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