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记忆研究的双重思考

　　摘要:档案记忆观作为档案学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促进了档案价值的开发，完善了档案资源建设，并拓展了档案学的研究领域。论文在肯定档案记忆研究对档案及档案工作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指出该研究中存在将档案与社会记忆等同、否定档案真实性、忽略档案第一价值的问题，以期引起相应的关注与思考，避免走入档案记忆研究的误区。

　　关键词:档案社会记忆档案记忆；档案职称论文发表

　　档案，这一人类社会生活的原始记录，在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自古以来，档案被称之为“鞘中的宝剑”“国王的甲胄”以说明对统治者的重要性，而今，又被看做“社会的记忆”来凸显作为特定媒介建构社会记忆的重要价值，也就此形成了档案记忆观。社会记忆是指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储存和重新提取的过程的总称。[1]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工程以及中国城市记忆工程的开展，“社会记忆”成为了档案的新代言词，全世界的档案工作者逐渐把记忆观念纳入理论框架和实践范畴，愈发自觉地参与到集体记忆的建构、维护与传承中来。[2]

　　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档案社会记忆的相关问题时，需要明确一个前提，即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原始记录性，与社会记忆有着本质区别。档案是承载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绝不能与社会记忆相等同。在此前提下，开展档案记忆研究能启发人们从社会记忆价值的角度出发思考档案和档案工作，用新的视角开拓与发现档案领域的新知。

　　一、档案记忆观的积极影响

　　档案记忆观把档案与社会、国家、民族、家庭的历史记忆联结起来，强调档案是一种社会或历史、集体记忆，档案馆是保存记忆的宫殿。[3]该观点运用形象地比喻为档案价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档案的社会价值，也帮助档案工作者更好地认识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在档案记忆思维的引领下，人们将会对档案收集范围进行新的思考、对鉴定标准进行新的探讨，对编研选题进行新的思索，对开放利用进行新的研究。这一系列积极的影响促进了档案事业的发展，也为档案学研究开拓了新领域。

　　(一)开发档案社会文化价值

　　人生的经历会成为一个人的回忆，但记忆的存储是有限的，人们常常运用物品、照片、文字等来记录当下、延续回忆、寄托情感。同理，一个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也好比人的记忆，当时过境迁以后，其过程中所形成的记录、所留下的物件则是社会经历的最好证明。然而，并不是每一件发生过的事都能有所记录，更不是每份记录都可以完整保存，依靠点滴记录所拼凑的记忆总是不完满的。因此，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收集、保管社会发展所形成的原始记录，能帮助人们更好地拼凑社会记忆拼图，这也是档案部门的重要职责。

　　在传统档案管理理念的指导下，档案工作的开展更多地倾向于为党政机关服务。诚然，社会记忆的核心是国家记忆，但社会记忆却远不止于国家记忆。在档案记忆观的影响下，通过社会的视角去看档案，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凭证”，用原始记录去考究社会的历史，将更多的关注放置于广大的社会群体，重视民生档案，其开发利用也更加趋向于大众平民。

　　(二)完善档案资源建设

　　档案记忆观将档案馆视为社会记忆的宫殿，然而，档案馆的存储空间毕竟是有限的，档案馆之于社会正如地球之于银河一样渺小，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五脏俱全”地反映社会面貌，是档案馆资源建设的重要目标。随着社会记忆观的形成与发展，全社会逐渐获得这样一种共识，党政机关档案、文书档案、纸质档案的留存远远达不到构建社会记忆的目标。社会发展的经历是如此丰富，相应地，所留下的记忆也应当是多样的，因此，档案馆作为社会记忆构建的主阵地，其馆藏应当完整、全面，才能为社会文化建设提供丰富多样的原始记录。

　　档案资源的完整首先在于类型的完整。现今，人们享受着信息技术带来的便捷，运用电子文件记录着工作与生活，随之所形成的电子档案成为当下社会发展的最主要、最直接的真实写照。忽略电子形式的档案资源，将会造成记忆元素的缺失，因此，社会记忆的构建应当重视当下电子文件的归档和电子档案的收集。档案资源的完整还在于种类的多样。在社会记忆观的影响下，档案的收集范围不再局限于党政机关的记录，而是更多地将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档案内容纳入考量。为了找寻更多的民间记忆，档案收集的方式与渠道也日益增多，使得馆藏结构更为合理，形成一个能反映社会多方面风貌的馆藏资源体系。

　　(三)拓展档案学研究领域

　　从广度来看，档案记忆观拓宽了档案学的研究面。档案记忆观促使研究者们在关注、重视档案本质属性的同时，从档案的基本属性之一即社会属性去理解档案的价值，开发利用档案资源。正如从档案其他的一般属性出发，以拓展档案学研究内容一样，档案记忆观同样丰富了档案学的研究领域。例如，思考档案的信息属性，可开展档案信息的管理与利用研究;放眼档案的知识属性，则可对档案进行内容与知识管理的探讨;从档案的数据价值出发，便能对档案开展数据挖掘与分析利用。同样，档案记忆观的兴起促使学者们更深入地探究档案的社会属性，以社会记忆的思维与方法来开发利用档案的社会价值。虽然以往研究中不乏对档案社会属性的分析，但多强调档案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应与自然界形成的原始记录相区分，[4]而档案记忆则从对社会的多元价值出发，探寻档案的社会属性与记忆属性，[5]强调档案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对社会历史回顾、文化建设的宝贵的原始价值，这就为档案学研究提供了新内容和新方向。

　　从深度来讲，档案记忆观加深了档案学的研究深度。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范式及规律，档案记忆观的形成正好验证了档案学范式的发展。因此，档案记忆的深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探索与发掘档案学的范式规律，进而促进档案学科的完善与发展。科学家托马斯·库恩指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是“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6]对学科范式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学科发展规律，规范研究方法。

　　加拿大著名档案学家特里·库克提出，档案从发展历程看，主要经历了四个范式的转换：一是证据范式，二是记忆范式，三是认同范式，四是社会/社区范式。[7]可以说，这几种范式的演变体现了人们对档案价值的不同认知，而近年来所兴起的档案记忆研究印证了档案学研究进入记忆范式的发展历程与规律。“由档案史料整理理论，档案文件管理理论两种传统范式，到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主流范式，再到档案知识管理理论和档案记忆理论两种前沿范式，我们看到档案学发展的内在演化规律”。[8]在记忆范式的指引下，档案馆将从文件库转变为记忆库，对档案及档案工作的探索与研究也将在整理与证据价值的基础上，转向记忆功能的开发。因此，档案记忆观与档案学范式研究相辅相成，二者的深入探讨将促进档案学学科的规范发展更上一层楼。

　　档案记忆观的兴起为档案学及档案工作的探索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上述诸多的积极影响，形成了档案记忆的研究热。与此同时，“一拥而上”的热情往往伴随的是盲目。新事物的出现会对旧事物产生冲击，正如“信息热”“大数据热”“知识热”一样，面对档案记忆观研究之热应保持清醒，冷静思索档案及档案工作的本质，从社会记忆中挖掘档案的特有价值，才能稳固档案之根本，避免卷入误区的漩涡，被“记忆之浪”所淹没。在档案记忆观的研究中，存在一些值得关注和商榷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厘清，以促进档案记忆观研究的健康发展。

　　二、档案记忆观的误区

　　(一)将档案等同于社会记忆毋庸置疑，档案的本质是原始记录，将档案喻为记忆旨在提醒人们关注档案对社会的价值和作用是多方面的，但“档案是社会记忆”的论述难免会产生将档案与社会记忆等同的误导。这不仅会导致档案本质特征的模糊，使其难以同其他具有社会记忆构建作用的如图书、文物等相区别，且由于能称之为记忆的事物远不只有档案，更会造成档案概念的泛化。事实上，无论从档案记忆观的起源还是从档案与记忆的关系来看，都不能将二者画上等号。

　　首先，从档案记忆观的产生来看。档案记忆观起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世界记忆工程”，其基本理念认为“档案和图书是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和重要的一部分，是一个国家多元化文化的表达。档案馆和图书馆都是人类记忆的保管者，对保护人类的共同记忆至关重要。”[9]不难理解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倡的这一观点是运用了比喻的手法来呼吁人们对档案和图书的重视，但令人费解的是，不少人却将本体和喻体视为一物。由上述表达可以看出，世界记忆工程旨在强调档案和图书对于社会文化构建的重要性，并没有特指档案，更没有将档案的价值与社会记忆的价值等同。除了档案与图书，文物亦是社会发展遗留下的足迹，同样是社会记忆构建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换言之，能构建、编织社会记忆的不仅仅只有档案，即使将一切档案完整地保留，没有其他文化事物的支撑，社会的记忆也不可能完整。

　　此外，再从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来讲。可以说，档案记忆观的研究即是通过论述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来研究档案价值发挥与档案工作开展的。因此，厘清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是档案记忆研究的起点与核心，也是避免将档案视为记忆的关键。从主客观关系来分析，档案是客观存在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记录，而记忆却是主观意识所形成的产物。由此可见，档案与记忆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主客观关系转换的问题，一方面社会记忆是社会情感心理的重构，并不是记录和史实本身，另一方面档案记录本身并不能直接成为记忆，而需要经过社会的选择认知和情感认同转化形成。[10]且面对同一份档案，不同的人会勾勒不同的回忆，由这些回忆所拼凑的社会记忆自然也不尽相同。档案要真正成为社会记忆，还需经过社会认知、记忆重构的复杂过程。[11]因此，利用档案这一固化载体构建社会记忆，离不开深入的档案资源开发，将零散、晦涩的档案资源转化为可理解的档案内容，才能进一步利用丰富的档案内容、采取多样化的形式来填补社会记忆之缺。

　　由上可知，虽然表面上看，档案、图书乃至文物都是构建社会记忆的重要元素，档案可视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但仔细思考可知：档案与记忆之间存在一种客观与主观的转化关系，而不是简单的部分与全部的关系，二者实则有本质区别，应将二者明确区分，防止走入“以记忆代档案”的误区。

　　(二)怀疑档案的真实可靠性

　　一直以来，人们对档案的真实可靠性是没有质疑的，学界也早对此展开过探讨，可以说档案真实可靠性与档案内容真实可靠性的辨析论述是档案工作者所坚守的“真理”。近来，随着档案学走进“记忆之门”，学者们透过“权力”与“选择”之窗重新审视档案的真实性，其中质疑的声音亦时而有之。之所以对档案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是因为不少开展档案记忆研究的研究者认为，作为承载社会记忆的档案的保存是不应当经过人为筛选的，否则这些经由主观操控所留存的档案便不再真实，更无法客观地反映社会的面貌。事实上，之所以会对档案真实性产生怀疑，是因为人们将“社会”的范围缩小了，且将“权力”的负面因素扩大了。

　　首先，不否认档案素来是国家治理中重要的文化内容，档案的留存更多地取决于国家建设、政权巩固的需要，相对而言，社会大众留存的档案所受到的关注较少。但应当明确的是，国家亦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最核心、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政府运作和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官方档案作为参考，因此，档案馆藏以官方档案为核心符合社会构成要素的比例，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其次，政治和权力因素对档案的保管确有影响，但档案记忆观时而过多地强调“权力”因素对社会记忆构建的负面影响，指出“历史文献作为一种社会记忆的传递媒介，它所传递的记忆信息有时并非是客观的历史真实，而是主观的、有选择的历史记忆，往往是特定的人群、阶层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选择、重组他们认为重要的‘过去’”，故认为档案是“现实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共谋”。[12]事实上，在社会记忆的构建中，“权力”因素发挥了不少正面的作用。就从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的事件来看，社会记忆之主体即社会公众根本不具备收集、整理、保存档案的条件。[13]若没有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特定人群、特定阶层在特定时空背景下选择了特定的过去，仅凭零散、破损的回忆，这一段重要的史实和社会记忆恐怕难以被铁证如山的档案所拼凑。在有限的存储空间与保管能力的限制下，选择具有代表性且重要的档案予以保存是难免且必要的，并不完全是权力染指的结果。

　　最后，回归到档案真实性的本质。所谓的经过特定选择留存下的档案也是真实的历史记录，“权力”和“选择”的执行是主观的，但档案却客观地记录了当时选择的经过与结果，是“权力”这一社会景象的最好证明与最佳证据。因此，档案记忆观将档案选择的主观性与档案的真实性混为一谈，亦将“权力”因素影响下档案资源的不全面与档案的不真实相等同，而否定档案的真实性是有误的，应避免这种“以权力论真实”的观点。

　　(三)忽略档案第一价值

　　著名档案学家谢伦伯格所提出的“档案双重价值论”指出，处于现行期与半现行期的档案对原形成者具有重要的原始价值，而至非现行期的档案则对整个社会有重要的从属价值，[14]在档案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两种价值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档案记忆的研究者们通常会从社会记忆的角度阐释档案的社会价值和意义，[15]这种从档案资源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视角即档案的第二价值出发来研究档案相关问题，容易误以为档案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社会价值，导致过度强调档案的社会记忆功能而相对忽略档案对于形成者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档案记忆观在抨击“权力”选择的影响时，已经体现出对档案第一价值的忽视。之所以会有“选择”，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所谓的“权力”部门作为档案第一价值的代表主体，为自己的“有利”而选择性地保留档案，而这一“有利”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档案第一价值的良好体现。

　　实际上，档案价值的演变是有一定的过程的。具体来讲，档案在形成初期对形成者的价值，是形成者自觉保存和利用档案的原动力，没有这样的动力，就不会去保存档案，没有档案保存，就更谈不上档案的第二价值，故档案工作者在认知判断档案第二价值的同时，不应当忽略档案第一价值的发挥。档案记忆观在看待档案价值时可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即过多强调档案对社会的价值，研究档案记忆需要防止陷入这种“以记忆看世界”的误区。综上所述，社会记忆的构建是档案工作重要但不是唯一的责任，理解并重视档案社会记忆的属性，有利于开拓我们的档案视野，从社会记忆的需求出发，积极思索提高社会利用率，更多地实现档案的社会、历史、文化价值。但档案工作者应防止走入档案记忆中的“歪门邪道”，明确档案记忆观并不是将档案和社会记忆的概念等同，在坚持档案真实性的同时也应将“权力”因素对档案鉴定与保管的消极影响降至最小，为构建社会记忆建立全面的、完整的档案资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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