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苏区文艺是在特殊的革命战争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作为苏区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开辟了多种文艺专栏，发表了大量反映苏区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的杂文、漫画、散文、戏剧、诗歌和评论。这些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卓有成效地
摘要：苏区文艺是在特殊的革命战争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作为苏区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开辟了多种文艺专栏，发表了大量反映苏区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的杂文、漫画、散文、戏剧、诗歌和评论。这些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卓有成效地构建了苏区文艺的阵地，引领了苏区文艺的发展方向，为苏区革命斗争和文艺大众化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红色中华》;苏区文艺;文艺创作;理论批评
《红色中华》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江西瑞金，共发行324期。在极其艰苦的战争条件下，《红色中华》积极配合苏区革命中心工作，不仅为建设和巩固苏维埃革命政权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在苏区文艺宣传、文艺大众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等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苏区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报纸，《红色中华》不仅开辟了多种文艺专栏，发表文艺作品和理论批评，宣扬苏维埃文艺思想和政策，而且创办了中央苏区唯一的文艺副刊《红色中华·赤焰》，专门发表反映苏区生活和斗争的文艺作品，动员和鼓励苏区群众积极进行文艺创作。《红色中华》结合苏区的现实条件和民众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引领苏区文艺发展方向，活跃苏区文艺创作，在苏区掀起轰轰烈烈的文艺运动，成为苏区文艺发展的号角和阵地，为苏区战时革命宣传和文艺大众化做出了突出贡献。研究《红色中华》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有助于我们厘清苏区文艺的发展脉络，发掘苏区文艺的宝贵遗产，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环境下运用文艺进行宣传的方式方法，对于当下的文艺创作和文艺工作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苏区文艺是在特殊的革命战争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传承中国传统的载道精神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文艺观，诞生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所以，苏区文艺自然带有与时代共振的基因，肩负着救亡图存、共克时艰、宣传大众的时代要求和历史使命;另一方面，苏区的实际情况和民众的文化水平决定了苏区文艺需要采取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现革命斗争、现实生活和苏区人民的精神状态。在这一时期，苏区文艺主要发挥了宣传武器的作用，以革命实用性为宗旨，表现出大众化、通俗化和工具化等主要特征。作为中共中央的“纸笔喉舌”，同时也是面向苏区民众进行文艺理论传播和文艺大众化普及的重要窗口，《红色中华》上刊载的文艺作品和批评文章，思想内容、体裁形式和语言风格等无不顺应这一现实要求。
一、杂文与漫画：针砭时弊，讽刺丑恶
《红色中华》刊载的文艺作品中，杂文所占比例最高，自1932年3月9日第13期开始，它先后开辟了“突击队”“铁棍”“铁槌”“无产阶级的铁锤”“警钟”“黑板”“轻骑兵”“铁帚”“生活批判”“自我批评”等20多个专栏，用以刊登各类杂文。作为苏区文艺的主要形式，杂文因其短小精悍、及时有效的特征比其他文体更切合服务革命、宣传大众的现实要求。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封锁政策和虚假宣传，《红色中华》常常发表一些杂文，分析当时国内时局，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红色中华》第206期至211期连载了维嘉的文章《中国能否抗日?》，从在华日资的具体数量、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人的组织性等方面，以详实的数字和实例论证中国能够抗日，给予怀疑论者有力的回击，坚定了红军部队抗日的决心。在《广东军阀真的抗日吗》(《红色中华》1934年9月4日)一文中，作者定一对陈济棠是否真正抗日提出质疑：既不反对中满通车通邮，也不派一兵一卒北上抗日，甚至保护日货从港口上岸，种种事实表明广东军阀不过是打着“抗日爱国”的假旗号欺骗民众。而平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车》(《红色中华》1933年9月4日)，则以讽刺笔调和漫画手法刻画了日本法西斯不顾国内经济危机，妄图侵略中国的野心和必将失败的结局，颇具思想深度和艺术特色。
针对苏区内部，《红色中华》的杂文则充分发挥其舆论监督职能，如匕首投枪般直刺苏区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尤其对各级苏维埃政府行政过程中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铺张浪费等不正之风展开无情揭露和批判。据不完全统计，瑞金时期《红色中华》发表的批评性文章共524篇，其中对上述现象进行批判的杂文达160余篇。江钧的《好个石城县主席的迁家大喜》(《红色中华》1932年4月6日)，严厉批评了石城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借搬家之机大肆庆祝、收受贺礼的行为。卓夫的《好阔气的小岔乡苏》(《红色中华》1932年5月25日)，以讽刺性极强的标题对小岔乡苏“两月用去大洋五百余元”的铺张浪费和腐化现象进行了激切直露的批判。1933年3月9日“铁棍”专栏刊载《两个腐化的医生滚出去!》，以写实手法刻画了两个平日里不学无术、虐待伤员又吃喝嫖赌的腐化分子的丑恶形象，曝光了革命队伍内部的某些阴暗面，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整肃干部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色中华》上发表的这些充满战斗性的杂文，以犀利的笔触大胆地“介入生活”，锋芒直指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冲突，通过报刊的传播和宣传，使苏区广大民众得以正确认识苏区内外的社会实际状况，对于苏维埃政权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題，《红色中华》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
作为一种图像与文字结合的艺术形式，漫画较杂文更容易被文化程度不高的苏区民众所理解和接受，也能更好地发挥政治宣传和鼓动作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大量简单生动、富有表现力的漫画，以图像的直观形式向苏区民众揭露了法西斯侵略瓜分世界的野心和国民党黑暗腐朽的反动统治，展示敌人凶残的同时，也坚定了苏区军民对敌斗争的决心和革命必胜的信念。
据统计，《红色中华》报上发表的各类漫画达141幅，考察这些漫画的发表时间可以发现，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漫画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些漫画“有红色战士的英勇姿态，有革命群众的实像，有革命与战争的轮廓画”[1](P1)。有的漫画反映了在日本侵略者无情炮火下死伤惨重的华北民众，将日本帝国主义比作一个双手握着手榴弹的凶残士兵，脚下是尸横遍野的华北大地(《红色中华》1933年3月21日);有的漫画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黑暗统治比作一把铁钳，工农群众的世界则是铁钳下备受挤压的地球，将工农群众遭受帝国主义屠杀和国民党残酷剥削双重压迫的现实状况形象地表现出来(《红色中华》1933年4月11日);在革命民众面前，国民党如同一个手持屠刀、面目凶恶的军官，脚下踩着工农群众的累累白骨(《红色中华》1933年7月14日);而国民党反动政府沉重的苛捐杂税则像巨石一样无情地压迫着瘦骨嶙峋、衣不蔽体的穷苦民众(《红色中华》1934年5月23日)。还有部分漫画则指向苏区社会内部，以漫画来达到讽刺批判的宣传功效，如有的漫画讽喻苏维埃区域的一些组织机构如同笨重的大象一般迟钝和臃肿，不够灵活和“敏捷”;有的漫画针对苏区行政工作中的某些官僚主义者展开批判，画面上官僚主义者如同坐在藤椅上翘着腿查看上级命令的“官老爷”，对苏区群众颐指气使，嫌弃群众“落后”“脑筋不健”(《红色中华》1934年4月10日)。此外，《红色中华》上的漫画还反映了苏区群众对红军部队的大力支持，如有漫画展示了苏区百姓踊跃为红军编制草鞋的热闹场景，对苏区民众为红军送来的10万双草鞋给予高度赞扬和鼓励(《红色中华》1934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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