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明清之际的王隼，是小一代遗民中的代表人物，其一生包括随父隐居逃禅儒隐三个阶段。明清鼎革之际，他无法接受以入仕新朝的方式来实现用世之志，因而悲愤地选择了逃禅。而立之年前后，王隼结束了逃禅生涯，筑庐隐居，以著述为业;从这个时期所作诗文来看
摘要：明清之际的王隼，是“小一代遗民”中的代表人物，其一生包括“随父隐居—逃禅—儒隐”三个阶段。明清鼎革之际，他无法接受以入仕新朝的方式来实现用世之志，因而悲愤地选择了“逃禅”。而立之年前后，王隼结束了“逃禅”生涯，筑庐隐居，以著述为业;从这个时期所作诗文来看，其矢志“立言”，是在“用世之志”与“遗民操守”两种矛盾之间所做的抉择，即通过著书立说，主动承担起士大夫的文化责任。在“遗民之子”王隼那里，无论是用世之志，还是遗民心态，都是高度自觉的，而不能简单归因于某种外在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遗民之子,王隼,逃禅,立言,用世之志
王隼(1644-1700年)，自号蒲衣，广东番禺人。一度弃家“逃禅”，僧名古翼，字辅昙。卒年五十七岁①，私谥清逸。②其父王邦畿尝仕南明绍武、永历二朝，为清初著名遗民。王隼承继父志，坚守遗民气节，父子二人俱入《清史列传》。纵览王隼的一生，可分为“随父隐居—‘逃禅’—儒隐”三个阶段，而传统士大夫的“用世”志向贯穿了王隼的生命始终。
然而，一个胸怀用世之志的人何以选择了“逃禅”?何以最终以“立言”作为人生归宿?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正是本文的宗旨所在，而“遗民之子”王隼的特殊性亦由此可见。③1一个胸怀用世之志的人何以选择了“逃禅”在清初士大夫群体中，“逃禅”是一种较为常见的遗民行径。按照动机的差异，可分为被迫与主动两种情况。士人被迫逃于禅者，其一是为了躲避战乱，保全性命。如1650年清军破广州和桂林，永历政权溃败，大批士人于此前后“逃禅”为僧。其二是为了躲避祸患，保全志节。
如1647年广州“剃发易服”令下：“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制;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1]375一时间，逃于禅者不可胜数。士人主动逃于禅者，又可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其一是“有所待”的“逃禅”。如屈大均的四处奔走，系别有复明之心。其二则是内心痛苦之下，选择皈依佛门以寻求解脱。④王隼之“逃禅”属于最后一种情况，是他的主动选择。据《(乾隆)番禺县志》记载：“(王隼)年二十，父没，终服，弃家，入丹霞为僧……未几，入匡庐……乃归，时年二十七矣。”[2]
7与笔者所见诸种记载大体吻合。⑤于时间点上来看，王隼“逃禅”之年，清朝既已定鼎，战事平息。随着“复明”希望愈加渺茫，对早先“逃禅”的士大夫群体而言，此时的大趋势恰好是返儒。⑥据此，可以大体排除王隼“逃禅”是出于避乱与“图谋复明”两种动机的可能性。从朋友、妻子的反应来看，王隼因避祸而“逃禅”的可能性也不大。
陈恭尹《寄送蒲衣自丹霞之福州》诗中，有“发心初不与人言，二十辞家事世尊”[3]384之句，表明王隼的“逃禅”是毫无征兆的突然举动。曾经胸怀“复明”抱负而“逃禅”的屈大均，在《寄王蒲衣》诗中道：“袈裟岂得留高士，岣嵝何如在故园?紫水归人方咫尺，玉台巾好且相存。”[4]
842也认为王隼的此举是没有必要的，委婉地劝他返回家乡。王隼选择“逃禅”，其内心是痛苦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解脱。从王隼的诗文来看，痛苦的根源是其心怀用世之志，却又不能够放下自己的遗民身份而出仕新朝。王隼自幼年起，就有着十分强烈的用世理想。他曾这样回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志向：“昔余十五诵诗书，志回桀纣为唐虞”[5]489“昔年十五二十时，一心□□□□□，日日摩挲七宝刀，醉倒屠门歌督护。”⑦
“桀纣”与“唐虞”，不管是针对“盛世”与“乱世”，还是针对“明统”与“清统”，都反映出士大夫家庭出身的王隼，虽然并未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士”的政治身份，但其内心却以士大夫的文化身份自居，主动承担起士人“立功、立德、立言”的责任，匡扶道统，立功社稷。然而，在明清易代之际，王隼的志向得以实现的环境不复存在。
王隼“逃禅”入匡庐前后，所作诗赋中抑郁不自得的心态，表现得异常强烈。王隼初入匡庐之时，作有《己酉仲春由雄州入晋安秋归庐岳纪途中经历寄梁药亭先辈陈元孝金吾一百韵》一诗，所涉心迹颇为复杂。一种是亡国之痛：“戴天痛岂消?国士知难展。恩雠自古今，岁月忽荏苒。”[5]486追悼故国之余，也透露着诗人对自身仕途断绝的清醒认识。另一种是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现实的哀叹：“菉葹哂蕙兰，鸱鸦笑凤鶠”[5]486“台无黄金筑，市多骏骨贱”[5]486等，都表现了诗人对自身怀抱难以施展的不满。
2在矢志“立言”的背后
而立之年前后，王隼结束了自己的“逃禅”生涯，与妻子筑庐偕隐，日以著书为业。从这个时期所作诗文来看，王隼入仕志向逐渐淡化，与清统的对立紧张情绪也随之有所减缓。最直观的表现是，王隼对隐居的闲逸生活看来颇为享受。“赖有同心人，于焉成小筑。柴门不在广，取容杼与轴;方池不在深，取濯缨与足。儿童解我意，绕砌栽黄菊;老妻适我情，瓮中酒长熟。芰荷制吾衣，薇蕨充吾腹。荒居无四邻，空山静耳目。草草百年身，聊以全吾璞。”[5]
483其间所展示的生活场景，与陶潜《五柳先生传》极为相似，可见王隼亦是以陶潜等高士为生活上的榜样。谈到屈原的殉国行为时，王隼并没有加以称颂，而是议论道：“既笑汨罗沉，又哂马革里。安心草泽间，繁忧吾能锁”[5]482，出人意料地表达了一种相左的看法。与此同时，王隼开始与仕清官员交游。王隼后半生基本上足不出岭南，所交游者多为入粤官员，主要有王士禛、赵执信瑏瑡、尹澜柱、王煐、樊崑来、陈大章、孔樵岚等人，为数不少，标志着其与清朝政权之间的隔阂正在逐渐消泯。不过，这种交游主要是建立在双方对岭南文化和汉族文化一致认同的基础上。
王士禛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冬奉诏赴南海祭南海神庙，在粤地逗留长达四个多月。其间，受到了岭南遗民群体的热情款待，王隼也在此期间与王士禛订交。王士禛有《与元孝翁山蒲衣方回王顾诸子集光孝寺》瑏瑢《同庭表畟园元孝翁山蒲衣游海幢寺遂至海珠寺》瑏瑣等唱和诗，记载了其在王隼等人的陪同下，一路游览岭南风物的场景，回京后还念念不忘，作《怀王隼梁无技》瑏瑤诗，给予王隼、梁无技二人很高的评价。
由此可见，王隼对这位清朝高官、文坛领袖怀有好感和尊重，也反映出他对仕清文人的接受态度。遗民群体与仕清者的交游，往往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王士禛为何以清朝高官的身份降临，却不被当地遗民群体所排斥，反而受到热烈欢迎呢?这与其对遗民群体文化、信仰的一贯尊重有关。
“王渔阳在扬州任职期间，利用自己的家世背景、政治地位和文学才能，积极地结交江南遗民诗人，赢得这一群体的舆论支持，从而为日后雄踞文坛盟主的地位奠定了基础。”[6]116王士禛在江南为官期间的所作所为只是一个缩影，其在遗民群体中的清誉随之传播开来。同时，借助先后的入蜀、入粤经历，王士禛与北方、江南、岭南、西南等几个主要区域的遗民建立了深厚的文化联系。
王士禛此次入粤，对岭南遗民群体赞不绝口：“翁山之诗尤工于山林边塞，一代才也。同时陈恭尹字元孝、王邦畿字说作、梁佩兰字芝五、王鸣雷字震生、陈子升字乔生，皆广州人，工诗。”[7]235对岭南文坛给予了极高的整体评价：“予尝语程职方云：‘君乡东粤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故尚存古风耳。’”[7]236岭南自古以来被认为是蛮夷之地，清初又是抗清最为激烈、遗民氛围最为浓厚的区域。王士禛身为清朝高官、文坛领袖，却给予了岭南文坛极大的尊重与认同。
正是这种文化层面的高度期许和认可，促成了王隼在内的众多遗民群体对王士禛等清朝官员的敬慕。王隼与孔樵岚的交往例子，也许更能体现出这种交游的文化意义。据《陈恭尹诗笺校》考证，孔樵岚为“孔尚任族侄孙。顺治三年生。曾在泰州做小官，后任乐昌县知县”[8]332。
孔樵岚一生沉沦下僚，并没有王士禛般位尊权重，其诗文的影响力也不突出。王隼独对他寄予厚望，一个重要原因是孔樵岚乃孔子之后。王隼所作《赠孔樵岚参军》诗云：“举俗爱文身，谁识冠与裳”[5]487。“冠”与“裳”代表的儒家礼乐文化，鼎革之后，整个国家的文化处于退化状态，面临着严重危机。
而孔樵岚是孔子后人，“大夫素王后，正气凌扶桑”[5]487，又有着强烈的经世志向，“平生抱经济，羽翮困低昻。雄谈走淮海，著论追虞唐”[5]487。作为孔子后人的孔樵岚，因而被王隼视作正人心、扶纲常的最佳人选，珍重异常。王隼鼓励孔樵岚入仕清朝，以尽可能地发扬儒家文化。由此可见，在王隼与清朝官员的交游过程中，他与清朝在政治上的对峙，逐渐转向文化方面的考量。
在这一期间，王隼的用世志向，不是随着其自绝于“仕途”而消淡，而是由“立功”转向了“立言”，他找到了一条替代途径，即著书立说，以弘扬中华文化。梁佩兰称道他：“予观其行年三十，而头发已种种。终岁键关，舍著述之外，无他嗜好。其志岂以今人自许者邪?”[5]463在王隼的内心深处，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他。这从下述三个方面可以看出。
3“遗民之子”的一生：自发的用世之志与自觉的遗民行为
大多数遗民对于“仕”与“遗”两种身份，有着先后的经历体验，会形成截然不同的认识。对于“遗民之子”而言，却并非如此。在王隼的人生轨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心态演变的脉络：当入仕以求用世的传统士大夫志向与遗民身份相抵牾时，王隼悲愤“逃禅”;随着心态的缓和，王隼寻找到了入仕之外的另一条用世途径，即通过著书立说，主动承担起士大夫的文化责任。
有趣的是，无论是士大夫的用世志向，还是遗民的隐逸守节，对于“遗民之子”王隼而言，都是伴随着他由懵懂到懂事，逐渐形成的。王隼用世志向的形成，与其家庭教育和成长环境有关。其一，王隼祖上有读书应举的传统。王邦畿有《酬欧阳三一较先府君遗草见寄》瑏瑧，可知王隼祖上是读书人。至王邦畿，更是汲汲于举业。崇祯时中副榜贡生，旋举隆武乙酉乡试，一度在南明政权官居御史。
瑏瑨王邦畿的诗集中，记录了很多家居旅行中对儿子的点滴关爱，也体现了对幼年王隼的品行教育和志向培养的注重。王鸣雷《大樗堂初集序》记载了王隼受教时的场景：“犹记在时，隼弟龁立侧，辄诲曰：‘若做衣裳尔其佩，若种涧松尔其岁。慎毋时俗以为雷同，慎毋唯诺以为取容。谷口之郑，南郡之徐，斯人哉，斯人哉!振古岂易得。’隼弟曰：‘谨受命。’”[5]464这种士大夫家庭文化，传承到了并未应举以获得“士”的政治身份的王隼身上。而王隼日后的进退取舍，无不透露着这种言传身教的巨大影响力。
其二，王隼自幼所受的是儒家经典教育。王邦畿有《己亥小除立春》诗，诗中提到“病妇卜云今日起，稚儿师放读书归。”[13]80透露了儿子接受学校教育的情况。查《二十史朔闰表》瑏瑩，己亥年为永历十三年(1659年)，王隼是年16岁，正是读书立志的年纪。
而从王隼的诗赋创作、著述活动来看，确乎有其深厚的经史知识积累。“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14]939的儒家士大夫人生理想，对王隼的影响是深刻的。其三，受所交往的名士群体的影响。王隼幼年，因为父亲的缘故，所结交者多为年长名士。其中，与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的世交情谊尤重。陈恭尹称：“朋友以道义为亲疏，往往定交在壮年。求其童幼相知，白首而其人其交俱无恙者，千万中而一遇之也。王子蒲衣，其生后于予十三年，而其尊大人说作先生，及与吾先君交，故王子行辈，于予兄弟也。”[10]
584屈大均与梁佩兰等人，在年龄上也都大王隼一旬左右。他们或是为“复明”而奔走活动，或是汲汲于科举功名，都在致力于实现自身的用世之志。王隼自幼与他们相识，在其婚姻瑐瑠、“逃禅”、著述、结社瑐瑡等活动中，处处可见他们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屈、梁、陈等人可称之为王隼的现实榜样，对王隼的成长有着极大的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1]计六奇.明季南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任果等修，檀萃等纂.(乾隆)番禺县志(卷十五：人物(八))[M].清内府本.
[3]陈恭尹.独漉堂诗集[C]∥清代诗文集汇刊(第1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屈大均，著.赵福坛、伍锡强，校点.翁山诗外[C]∥屈大均全集(第2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5]王隼.大樗堂初集[C]∥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6]蒋寅.王士禛与江南遗民诗人群[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116-125.
[7]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夏闳，校点.带经堂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哲学方向刊物推荐：《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本刊辟有EMDR与心理创伤、蜀学研究、地方文化与文化遗产、澳大利亚研究、中国文化、文学研究、语言文字、历史研究、外语研究、法学、社会与政治、经济与管理、西部经济与社会等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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