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内容提要：1954年入藏英国大英博物馆的一件清乾隆御用玉帽架，材质上乘，造型庄重，工艺精湛。玉帽架的紫檀支柱和底座分别刻有乾隆御制诗《秋纱》《建兰》《长春》《垂丝海棠》，及与诗歌主题对应的花卉图案。据所刻乾隆御制诗创作时间可推断，玉帽架制作年
内容提要：1954年入藏英国大英博物馆的一件清乾隆御用玉帽架，材质上乘，造型庄重，工艺精湛。玉帽架的紫檀支柱和底座分别刻有乾隆御制诗《秋纱》《建兰》《长春》《垂丝海棠》，及与诗歌主题对应的花卉图案。据所刻乾隆御制诗创作时间可推断，玉帽架制作年代应在乾隆三十七年以后，乾隆时期充足的玉料来源和精妙的玉雕工艺，为玉帽架的超凡品质提供了保障。另外，此玉帽架与故宫博物院藏青玉刻诗帽架尺寸、材质、造型、雕刻工艺、装饰手法等各方面都极为接近，可基本判断二者为一对。
关键词：清乾隆,玉帽架,御制诗,大英博物馆
自1753年建馆以来，中国文物一直是大英博物馆藏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玉器收藏虽然数量和质量不及陶瓷及青铜器，但也不乏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名品，如良渚文化玉琮、战国四节谷纹玉饰、唐代伎乐纹玉带、辽代立体透雕玉凤等。乾隆御用玉帽架是大英博物馆1954年入藏的一件器物，材质上乘，造型庄重，其帽架上刻有多首乾隆御制诗及多种花卉纹样，形制与故宫博物院藏一件玉帽架高度相似，含有较丰富的文化信息。本文拟对此件玉帽架的形制材质、入藏情况、帽架所刻乾隆御制诗与印章等，进行简要介绍，并做出初步研究，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国内学者在进行器物研究时，对收藏于海外的文物的重视。
一玉帽架形制及入藏情况
帽架由帽顶、支柱、底座组成，通高30.48厘米，首径15.86厘米。帽顶伞状，青白玉制成，伞顶中心饰以圆寿纹，四周浮雕如意云龙纹。支柱以两段斫成亚腰形紫檀木构成，中间以鼓形青白玉连接，青白玉上亦浮雕如意云龙纹。支柱上、下段，各以皮条线锼出背靠背两随形委角开光，上段两开光内一刻剪红纱花图案，一刻隶书乾隆御制诗：“砌角墙边趣最殊，盈盈常湛露华濡。香闺省识秋风到，预剪红纱制五铢。”
下款“御题”，钤“古香”“太璞”印。下段则一刻兰花图案，一刻隶书乾隆御制诗：“讶似左徒句改常，却看闽峤有奇芳。秋中每共荔支到，熨齿甘输扑鼻香。”下款“御题”，钤“古香”“太璞”印。底座鼓形，鼓身紫檀，嵌以青白玉鼓面，鼓面亦浮雕如意云龙纹。鼓身上下两端边沿装饰连珠纹，中间圆形、长方形委角开光相间，将鼓身分割为八个区间;四个圆形开光内刻篆书“乾”“隆”“御”“用”四字款，四个长方形开光内则刻长春花、海棠花图案以及乾隆御制诗两首：“绿叶红葩点染匀，竹栏石砌镇鲜新。分明注出羲经旨，一气乾元四季春。”“细丝袅袅罥风流，满志芳华通体柔。
便是无香何碍丽，昌州香却到杭州。”诗后均落有“御题”款及钤印“太璞”。图案、诗文皆有戗金工艺，花卉图案戗金大部分已脱落。钤印涂丹。按帽架支柱所刻诗，见《御制诗三集》卷九○，乃乾隆为钱维城《四季花卉册》所题，一为咏剪红纱花的《秋纱》，一为咏兰花的《建兰》。钱维城(1720-1772)，初名辛来，字幼安、宗盟、宗磐，号幼庵、讱庵、宗苍、茶山，晚年又号稼轩，常州武进(今属江苏)人。乾隆十年(1745年)状元及第，曾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及会试正考官等。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八月，乾隆“驻避暑山庄”，钱维城扈跸。
在木兰围场狩猎中，乾隆皇帝以枪殪虎，《永安海围场殪虎记》诗碑刻乾隆诗云：“猎虞报有虎负隅，遂往殪之率佽飞。要遮前后缘岅巇，威不可当曳尾驰。失险遽卧浅草陂，隔谷下马相高卑。虎神枪一发毙之，厄鲁回部胥扈随。咋舌脱帽钦服其，此亦偶然何足奇。”[1]钱维城作《射虎图》，乾隆大喜，命人将《射虎图》刻在围场的石头上。狩猎结束后，钱维城又绘《七秋图》进呈，乾隆对《七秋图》爱不释手，对钱维城大加赏赐[2]。
自此钱维城在清代画坛上名声大振。钱维城进御的作品极多，现保存在两岸故宫博物院的内廷旧藏就有近百件，不少作品都有乾隆的亲笔题诗。《石渠宝芨》中收录的钱维城作品有160多幅，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对钱维城作品的赏识。钱维城去世，乾隆发出“而其人故矣，倪沈视同遥”的感叹，将钱维城与倪云林、沈石田相提并论，评价极高。
《四季花卉册》为钱维城传世之作，张学良旧藏。《四季花卉册》每幅纵8.5、横6厘米，共分春、夏、秋、冬四册，每册十页，以没骨法画四季花卉共四十种。建兰和秋纱图案及两首御制诗出自其秋季花卉册中的第二、三页，诗后分别钤印“如如”和“中心止水静”。帽架底座所刻《长春》、《垂丝海棠》，则见《御制诗三集》卷七三《题邹一桂花卉册》和《御制诗四集》卷一三《题邹一桂花卉小册》。邹一桂(1686-1772)，字原褒，号小山，晚号二知老人，江苏无锡人。雍正五年(1727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历任云南道监察御史、贵州学政、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卿、礼部侍郎、内阁学士[3]。邹一桂擅画花卉，学恽寿平画法，风格清秀。同时擅绘画理论，著有《小山画谱》《大雅续稿》[4]。邹一桂绘画深得乾隆喜爱。他曾作《百花卷》，每种赋诗，进呈乾隆。乾隆大喜，赐题绝句百篇。邹一桂遂将《百花卷》复写一卷，并录御制诗于前，而己作于后，藏于家。
《石渠宝芨》中也收录了邹一桂多幅画作，大多亦有乾隆御题。帽架支柱、底座所钤“古香”“太璞”两枚闲章，为乾隆鉴赏印，颇常见，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清乾隆祭蓝釉描金粉彩御制诗方瓶，瓶身所题乾隆御制诗《题恽寿平画山茶》，末尾亦钤此两枚印章[5]。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桐荫仕女玉山，器身底部阴刻诗文末尾，钤有“太璞”印等。乾隆有篆刻宝玺1800余方。据恽丽梅考证，“古香”“太璞”出自一套象牙印。
此套象牙印含12件，同储一印匣，其他十枚分别为“乾隆御览”“几暇怡情”“内府图书”“永宝用之”“得佳趣”“清玩”“席上珍”“比德”“朗润”“含辉”。此套象牙印体积较小，便于携带，乾隆在书画上经常使用，现已散佚无存[6]。整座帽架造型线条流畅，工艺精湛，温润柔美的和田玉与古朴雅致的紫檀木完美结合、相得益彰。云龙纹的使用及“御题”款、钤印的使用，可证此帽架为清乾隆朝宫廷御用之物。
据大英博物馆藏品档案，这件玉帽架由布鲁克·休厄尔出资，购自约翰·斯巴克斯公司[7]。约翰·斯巴克斯公司成立于1890年，1990年正式关闭。公司创立者约翰·斯巴克斯(JohnSparks，1854-1914)出生于一个药剂师家庭，早年曾从事海员工作，1886年担任船长[8]，从事船运业务。后来随着船运业的衰退，他转而利用自己的船只开展商业贸易活动。1890年约翰·斯巴克斯在伦敦曼彻斯特广场杜克街15号(15DukeStreet,ManchesterSquare)开设店铺，进行日本艺术品交易。
1901年，店铺名称由日本艺术品店(JapaneseFineArtDepot)改为东方艺术品馆(OrientalArtGallery)，经营范围兼及中国艺术品。1906年，约翰·斯巴克斯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股东包括当时的著名收藏家西德尼·欧内斯特·肯尼迪(SydneyErnestKennedy，1855-1933)和朱利尔斯·施皮尔(JuliusSpier，1848-1923)。
1914年，约翰·斯巴克斯去世，他最小的儿子彼得·斯巴克斯(PeterSparks)接管了公司，将业务扩展到纽约，并将对艺术品的关注焦点转移到了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约翰·斯巴克斯公司还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商铺。作为当时伦敦最知名的中国艺术品经销商，约翰·斯巴克斯公司于1926年获得了玛丽女王授予的古董类英国皇室御用认证徽章[9]。
据统计，在长达百年经营时间中，约翰·斯巴克斯公司共向大英博物馆出售或捐赠了近90件来自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文物，其中中国文物近50件，包括商代饕餮纹青铜斝、西汉陶塑人像空心画像柱、唐代八瓣莲花形铜镜、明代三彩布袋和尚坐像、清代景德镇天青釉圆寿卷叶纹盘等[10]。
为大英博物馆出资购买此件玉帽架的布鲁克·休厄尔(PercyThomasBrookeSewell，1878-1958)是一位生活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银行家，曾居住在挪威和瑞士洛桑。休厄尔从未造访过英国和大英博物馆，但自20世纪40年代末至1958年他去世之前，布鲁克·休厄尔一直与时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的巴兹尔·格雷(BasilGray)保持定期联系。
出于对东方艺术品的热爱和保护，他在大英博物馆设立了共计100万英磅的布鲁克·休厄尔永久基金会和布鲁克·休厄尔遗赠基金，以资助博物馆购买亚洲文物。布鲁克·休厄尔永久基金设立数十年以来，为大英博物馆的文物收藏做出了巨大贡献，使大英博物馆的亚洲藏品数量和质量均举世闻名[11]。
据初步统计，大英博物馆中由布鲁克·休厄尔捐赠或基金资助购入的文物有近5000件，其中中国文物近700件，包括商代饕餮纹贯耳扁壶、西汉鎏金铜彩绘漆耳杯、元代青花孔雀牡丹纹罐、辽代弥勒菩萨坐像、元代谢楚芳《乾坤生意图》、元代鎏金铜灵官头像、明代释迦牟尼佛坐像等[12]。至于这件玉帽架如何流出清宫，辗转为约翰·斯巴克斯公司收购，又怎样被大英博物馆使用布鲁克·休厄尔基金购藏，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帽架定名及在清代大盛原因初探
帽架，又称冠架，何者为妥，似颇值得讨论。冠与帽在现代汉语体系中几乎可以通用，但在古汉语的使用中却有很大区别。冠，《说文》：“絭也，所以絭发。从冖、元;冠有法制，故从寸。”徐锴注：“取其在首，故从元。古亦谓冠为元服。”古代华夏族束发，以别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披发、断发、编发、髡发。冠作为卷而束发的工具，其功能首先是礼仪上的。《仪礼》以《士冠仪》为首，《礼记·冠义》：“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这一切都体现了冠的礼仪的重要性。
帽，《说文》：“小儿蛮夷头衣也。从冂;二，其饰也。”段玉裁注：“冃，小儿及蛮夷头衣也。谓此二种人之头衣也。小儿未冠;夷狄未能言冠，故不冠而冃。”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强调礼仪功能与仅为实用物件，已成为“冠”与“帽”的分野。从文献可知，先秦时的冠制就颇为繁琐，孙诒让《周礼正义》就曾切中肯綮地指出“冠则尊卑所用互异”的冠制特点。
秦汉以降，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的礼仪文化成为统治阶级的主导文化，迄至明清，各种礼制规定更是完全成熟而更趋琐细。就服饰而言，士夫官员的服装有法服、公服、常服之分，重大或正式场合要按舆服制度的规定，按品秩穿着合乎礼仪的法服、公服。按照前面所言“冠”与“帽”的区别，我们不妨把法服、公服系列使用的首服称“冠”，而把常服系列使用的首服称“帽”。
三帽架制作年代考此件帽架制作年代，可从以下几个元素中推断。
(一)帽架使用材料
清代早期，由于准噶尔部分裂分子控制西北广大地区，新疆玉料运往内地困难重重。此时的清宫玉器生产处于低谷时期，一般只是对前朝旧存玉器进行修补，抛光翻新，或做些小摆件，作品很少[20]。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平定了新疆准噶尔和回部动乱，在新疆地区行使统治权之后，交通贸易得以保障，质地优良的新疆和田美玉得以畅通无阻地大量进入内地，解决了长期阻碍玉器发展的原材料问题。自此和田玉料大量进入宫廷。据不完全统计，从乾隆二十五年至嘉庆十七年共52年间，清代宫廷所收新疆贡玉就达20多万斤，年均5000多斤。清代内廷玉作坊有了充足的玉料。
乾隆尚古，非常喜爱古玉，还亲自参与了部分玉器的设计，对清代玉器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乾隆一朝，用玉范围遍及宫廷生活的各个方面，玉器发展达到了巅峰。这一时期玉器用途广泛，造型多样，包括陈设类、器皿类、佩饰类、册宝类、祭器类、神像类、文玩类、用具类和镶嵌类。玉器用料考究、设计精妙、工艺精湛，各种装饰雕琢形象逼真、惟妙惟肖。
乾隆朝宫廷玉器的制作，除内廷的玉作、如意馆、启详宫三家作坊外，京外还有乾隆亲自指定的八处机构，分别位于苏州、扬州、天津、杭州、九江、江宁、淮安、凤阳等地，俗称为苏州织造、两淮盐政、长芦盐政、杭州织造、九江关监督、江宁织造、淮关监督、凤阳尖监督，统称为京外八处。这些机构的设立，使得乾隆时期的玉器制作加工得到蓬勃发展[21]。这件帽架，大量使用上等和田玉，当是清廷平定准噶尔后的作品。
(二)由帽架所刻御制诗、图画、印章创作时间判断
乾隆帝一生喜好作诗，保存至今的有四万余首，数量几乎与《全唐诗》相当。乾隆在位期间创作的诗辑为五部，分别为《御制诗初集》《御制诗二集》《御制诗三集》《御制诗四集》《御制诗五集》;皇子期间所作诗文辑为《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居太上皇期间诗作辑为《御制诗余集》。
以上诸种均收于《钦定四库全书·集部七·别集类》。乾隆御制诗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22]，其中关涉文物、书画鉴赏的诗作，共计3400余首[23]。帽架所刻诗，均出自御制诗三集、四集。乾隆御制诗集按时间编次，《御制诗三集》所录为乾隆二十五年至乾隆三十六年的诗作，《御制诗四集》所录为乾隆三十七年至乾隆四十八年的诗作[24]，因此，大英博物馆藏玉帽架的制作年代应不早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可将其制作年代范围缩小到乾隆三十七年以后。
四与故宫藏青玉刻诗帽架关系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两件青玉刻诗帽架，其中一件藏品号为“故103107”27]，其材质形制、装饰手法、玉雕工艺、钤印等，与大英博物馆藏玉帽架几乎如出一辙。通高30.2厘米，首径16.3厘米，尺寸与英藏玉帽架相差仅为几毫米。故宫藏帽架亦刻有乾隆御制诗及花卉图案。
支柱上段所刻诗为“春光五月到涂林，翠叶红葩艳不禁。恰似元宵燃火树，金支赤焰一时森”，见于《御制诗四集》卷六《题王谷祥写生卷·石图一六故宫博物院藏青玉刻诗帽架榴》;下段所刻为“无色声中那见闻，笔谈漫志辨徒纷。依然小草全提占，月下风前自浄芬”，见于《御制诗四集》卷六《虞美人》。底座上所刻诗，一为“依然叶绿复花黄，孰谓人忧尔解忘。设使伯兮咏树背，闵民谁得似文王”，见于《御制诗四集》卷六《题王谷祥写生卷·萱花》;一为“水花多矣冠惟荷，净植亭亭映碧波。底事帧中才一朵，世间君子得难多”，见于《御制诗四集》卷一四《荷花》。
文物博览方向论文投稿刊物：《中国博物馆》(季刊)创刊于1984年，由中国博物馆学会主办。系中国博物馆界的领军学术刊物。《中国博物馆》要适应时展，定位于代表全国最高水准、进行国际交流的开放型、创新型的博物馆界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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