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墓俑空间形式的演进

　　摘要:墓俑是中国古代独特的一种视觉文化，是古人观念与精神的载体。本文以春秋至西汉早期墓俑空间视觉形态演进的三个阶段为线索，梳理凝结在墓俑中的古人空间观念发展，探究导致空间观念演变的外围环境因素及自身原因。

　　关键词：中国早期墓俑空间演进

　　墓俑，是中国古代墓葬礼仪器物中的主要形式之一，延续数千年形成一种独特的视觉文化。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西方雕塑概念的引入，墓俑逐渐由地下的随葬品转化为具有欣赏价值的雕塑艺术品。因此作为西方雕塑本体语言的空间成为解读墓俑的新视角。本文从空间角度将凝结在墓俑造型中的古人的空间观念进行一翻爬梳，试图说明从战国时期至西汉晚期，墓俑的空间视觉语言经历一个由平面思维不断向立体思维转换，最终趋于以空间作为主要艺术语言的过程。为了便于阐释这种演进的前后关系，笔者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依赖联想建构象征空间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向表达物理空间过渡阶段(秦至西汉中期)、空间形式艺术化阶段(西汉晚期)。

　　一、依赖联想建构象征空间阶段

　　据考古资料显示，中国墓俑发轫于春秋时期[1]，战国时期形成鲜明的南北区域性风格特点。以淮河为界，南、北方墓俑各自遵循其所在地域文化的传统，北方墓俑以陶土为材料烧制而成，多彩绘，尺寸较小，一般称之为陶俑;南方墓俑则以木质或木、丝织物等综合材料为物质载体，多彩绘，尺寸相对陶俑较大，一般称为木俑或楚俑。本文关注的是南北墓俑以两种不同方式存在的空间形式，具体表现为：北方陶俑多数以组群方式出现;南方木俑则常以单体或成对形式出现。我们虽然将北方陶俑列为一大类，可是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陶俑数量不多，如山东淄博郎家庄一号东周墓陪葬坑出土六组乐舞杂技俑，高10厘米左右[2];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墓出土乐舞俑数十件，高8厘米左右[3]。

　　从空间角度看，似乎北方陶俑更注意空间的组合形式和整体关系。但是，战国时期北方陶俑组合与东汉中晚期流行的场景表现存在本质差别——前者出于本能的直觉，未经历形式自身的、持续的演化;后者形式几经改良，至东汉中期形成表现动觉的风格特质。考虑到这些北方陶俑目前已发现的数量稀少，还不能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来讨论其空间表现的前后变化，故本阶段讨论的重点是南方木俑。通过观察东周时期南方木俑个体造型及相互空间关系，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多数木俑的基本形态为棒状，具有两维性特征。

　　以常德出土的楚俑为例，这件木俑瘦高、挺拔，躯干呈棒状，两臂下垂仅用木棍替代。显然，向两端延展是表现的重点，并且特别强调头部方向的延伸和动感。视觉心理学研究表明，在雕塑作品中表现一个方向的最简洁的方式就是使用棒状形式，其棒状物质本身具有三维性，但在早期雕塑中它是单维概念的产物，主要作用只是表达方向和长度[4]。

　　因此，我们视春秋战国时期的木俑基本特征为两维性。有意思的是，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对人物形象的描述也是以长短为主要标准，如战国晚期的《荀子·非相》中写道：“盖帝尧长，帝舜短;文王长，周公短;仲尼长，子弓短。昔者卫灵公有臣曰公孙吕，身长七尺，变长三尺，焉广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动天下。”[5]

　　2.木俑多以单体、成对或数件叠压的方式出现，彼此缺乏空间呼应关系。

　　东周时期墓葬出土的木俑中，如山西长子县东周7号墓出土的4件木俑[6]、河南信阳长台关2号墓左侧室出土的10件木俑[7],彼此之间只有个体与种类的区别，缺少空间上的呼应关系，需要通过生活经验并运用联想的方式建构个体之间或与其它随葬品之间的空间联系。因此，我们称东周时期南方墓俑空间形式处于依赖联想构建象征空间阶段。其表现为：多数木俑是以存储式平放或叠压，没有提供常规观看的角度，需要通过联想来建立视觉关系。那么，这种特殊的空间表现形式是如何产生的呢?

　　笔者认为，墓俑作为随葬品，它的摆放位置、占据空间方式与整个墓葬空间的布局关系密切。战国时期南方普遍流行竖穴墓。大型竖穴棺椁墓内部空间紧凑，有时被分成多个部分，用隔板隔开，划分成多个功能区，在随葬品数量较多的情况下，只能采取分层叠压摆放。中、小型竖穴墓的形制基本是仿效高等级墓葬形制，由于受严格的等级制度的限制，规模较小，空间更加紧凑，迫使墓俑也呈堆放状态。竖穴墓葬形制在东周时期相当普遍，直到西汉晚期南方地区还有使用。竖穴墓在空间表现上主要体现在其沿着一条明确的垂直轴线向上下运动，起初仅低于地表不多，后来越藏越深，甚至超过地下水位，封土也越堆越高，个别帝王的封土高达几十米。

　　可见，墓葬空间形制是墓俑叠压式而非正常的立式摆放的根本原因。令人惊奇的是，这一阶段木俑的形制也是从矮胖逐渐向修长、挺拔演进，这种倾向在木俑集中的南方楚地尤为突出。战国中晚期木俑普遍以细长身材为主，其原因也可能与墓坑、封土所显现出来的纵向空间追求有关。此外，正是这种纵深空间的追求体现出古人对宇宙空间的认知。从已发现的战国帛画到西汉早期马王堆一号、三号墓出土的T形帛画的构图方式及表现内容来看，似乎早期绘画也与天上、仙界、人间、地下四个层面的宇宙空间理念相暗合。

　　二、向表现物理空间过渡阶段

　　秦至西汉中期的空间观念是从依靠联想向空间艺术化的过渡阶段。战国晚期，随着社会制度的剧烈变革，延续千年的竖穴墓制开始松动，出现了一种新材质的空心砖墓。它标志着人们对空间的诉求由垂直向水平方向延展转变。在这个时期墓俑的空间随此潮流得到扩展，即秦汉时期的墓俑不仅在墓室中站立起来，而且逐渐从地下深处棺椁空间之附属状态向地表下独立空间演进。这个过程中最有力的变革当属秦始皇陵兵马俑。秦始皇陵墓在墓葬形制、陵园布局、随葬品的结构等诸多方面具有建构性意义，尤其在墓俑空间的拓展上对后世起到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不同于早期在椁室内或附近布置墓俑，而是设置独立存放墓俑的隧道式土坑，且这种俑坑是以水平延展为其空间特征;二是无论外围的兵马俑还是陵园内的乐俑、百戏杂技俑都是立式放置，与战国木俑的平放式相比，明显以现实作为参照，为此许多陶俑附有足踏板;三是多数陶俑以组群的方式出现，个体之间有了空间的呼应关系;四是少数陶俑根据功能的需要，在尊重对称、正面描绘的潜在规则基础上，开始占有周围空间。秦始皇兵马俑在形制、材料、制作、主题、空间布局等方面所作的革新之努力，在后来的西汉统治者那里获得了认可。典型的案例即汉景帝阳陵墓俑，其诸多方面均与秦俑有直接关系。如汉景帝阳陵南区K20前中部墓俑均为站立式，后部墓俑为站立状或运动状，构成整体似拥车前行的情景。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把这种场景的表现与东汉充满流动感的宴乐场面直接联系起来，但是，从整体空间观念演进的历史角度来看无疑具有进步意义。此外，各种著录中经常提到的济南无影山M11出土的一组西汉早期宴乐陶俑，应该是在空间演进史上同样具有递进意义。遗憾的是，目前考古发现还未见与之相似的案例，笔者视其为旧齐地俑俗的遗风。本着孤例不证的原则，本文未将其列为讨论对象[8]。相比之下，南方墓俑在空间扩展的潮流中似乎表现欠佳，可能因为遗留下来的楚文化自身的生命力极其顽强，西汉早期楚式墓俑不但未消失，而且有不断扩散的迹象，而竖穴木椁墓狭窄的物理空间束缚了任何扩展空间的企图。尽管如此，西汉早期南方墓俑对于空间的诉求同样有所增加，只是进行得悄然无声、鲜为人知。能够证明这种微妙的空间变化的、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著名的马王堆汉墓墓俑。以一号墓东边箱为例，彩绘俑已经由仓储式的叠压摆放转为自然式的立放，未彻底清除的传统层位等级理念又促使把身份最高的着衣戴冠俑平放在众物之上。南边箱的布置与东边箱基本一样。

　　但是，四个边箱中最为重要的北边箱(头箱)墓俑位置却更有利于说明空间观的转变——5件着衣侍俑面朝西靠前站立，四件歌俑紧靠东壁处，两个一组分别定在木板上。因积水部分墓俑浮起，其余位置不确定。可以肯定地说，与现实空间拉近的需求已经相当明显，等级与身份的差异通过前后关系得以表现。除了墓俑的位置与摆放方式的变化，其不同类别本身的处理方式也凸显了此时古人已经具有了清晰的空间认识和表现方式。

　　三、空间艺术化阶段

　　西汉晚期，墓俑进入以空间为主要表现对象的艺术化阶段。所谓空间艺术化阶段是指陶俑脱离早期单体的正面描绘，转向更加多维的场面组合，单体或局部之间构成有机的整体空间关系，其显现的空间性与当代雕塑空间表达颇为接近。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明确了战国墓俑迫于椁室空间狭小，需要依靠想象来建立与别的随葬品之间的空间与叙事关系。随后，又提到秦始皇以接近自然人的尺寸(许多已经超过了正常人的大小)构筑巨大的地下空间。沿此求真的路线至西汉，大中型墓葬采取缩型化[11]方式来对阴世生活的建构提出新的思考。绝大多数墓俑是以对称、均衡及正面为原则，并采用制式化批量制作的生产模式。这些，表明它们是先制作后配置，以彰显墓主的身份为优先考虑对象，以单体重复产生憾人的场面，还要借助联想来完成，对于个体本身的空间发展具有一定的限制[12]。

　　四、结语

　　通过上述整理和观察可知，中国早期墓俑经历了一个由平面到多维转变的过程，暗示着古人的空间观念由平面思维逐渐过渡到更为丰富的立体思维。其主要原因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出现成形的椁墓制开始，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游区域一直以这种隔绝性和密闭性为特点的竖穴椁墓为主流，历经商周，至西汉开始由传统的密闭式的棺椁墓向开通式的砖室墓转化，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砖室墓已经遍及全国，那么墓室与墓俑的主从关系势必要求墓俑自身的空间沿着墓葬内部空间的变化之逻辑调整;同时，墓俑的形式本身也不断地突破平面化，空间逐渐成为表现的对象，从而获得独立性和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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