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经历及留守复合因素对大学生人际困扰的影响

　　摘要:使用人际交往困扰问卷和回溯性留守状态调查问卷对436名高校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留守经历大学生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在人际困扰上没有显著差异，人际困扰问题在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留守总时长、留守开始年龄、留守期间父母的返乡频率和留守期间亲子联系频率以及留守期间的抚养人对留守儿童成年后的人际困扰不单独起作用，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才是影响成年后人际困扰主要原因。建议以积极心理学取向完整、发展、真实的了解留守生活各因素对儿童成长的交互影响;重视留守异质性、避免问题取向和比较取向、科学分类关怀;避免留守污名化。

　　关键词:留守经历大学生;人际困扰;留守因素

　　相关论文范文：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越來越多的青壮年外出务工，其留守在家的子女已逐步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了解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情况，有针对性地改进家庭教育，无疑满足了留守儿童、教师、家长和社会的期望。本文以内江市城郊——苏家桥社区留守儿童为调查研究对象，通过对苏家桥留守儿童在亲子联系频率、内容、方式及教育效果等方面的现状进行调研，分析发现苏家桥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以隔代监护为主，不重视家庭文化建设，父母工作情况的特殊只能间断性的参与子女生活，且对孩子成绩急于求成缺乏沟通，造成儿童有强烈的厌学情绪。因此本文将从政府、学校、家庭三方面使其形成政府学校家庭三位一体共同培养儿童的教育合力。

　　1引言

　　教育数据公司麦克思研究分析，2013年约有124万农民工的子女进入高校，其中约80万曾是“留守儿童”。留守经历大学生是高校学生中的特殊群体，有一些研究表明留守经历会对儿童的依恋、幸福感、价值观、人际信任、自尊、人际关系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1]。然而近年来有很多研究表明留守经历大学生并不比非留守经历大学生存在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并且可能具有一些特别的积极品质[2，3]。谭深2010年撰文称留守儿童研究中存在明显的问题导向和比较导向，不应简单的认为留守儿童即是问题儿童，也不应简单的将留守儿童的问题归因为父母的外出[4]。罗静2009年就指出留守儿童的研究需要考虑个体差异和儿童发展性，避免问题导向的研究取向[1]。

　　人际关系指人与人在相互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心理关系和社会关系，在维持个体心理健康和社会关系健康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留守经历对个体人际关系影响的研究中，存在两种取向:问题和比较取向、积极与发展取向。问题和比较取向下有研究都表明留守小学儿童由于亲子分离有着更多的人际困扰[5]，对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研究也大多表明，童年的留守会影响个体成年后的人际关系[6，7]。

　　那么留守的经历是否对儿童的发展造成不可逆的影响?按照目前国内普遍认可的对留守儿童的判定，即父母一方外出务工超过半年或一年，是否可以推测已经步入大学校门的留守儿童确实比普通大学生存在更多的问题?人际困扰的问题是否会由于留守这个单一因素而造成个体人际关系发展的终身差异?这都是需要研究者站在无先验价值取向的中立立场才能揭示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积极心理学的传播，在承认早期经历对成人人际影响的基础上，积极和发展的研究取向的研究尝试去探索和剥离留守生活中的积极因素，发掘留守环境中的积极保护因素，甚至是留守经历在后期人生中的积极意义。有研究表明，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在心理韧性上的6个因子和总分中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并没有显著差异[3]，也有研究指出留守经历大学生比无留守经历大学生具有更多的乐观期望和正义合作等积极心理品质[2]。

　　鉴于以上所述，本研究拟通过调查回答三个问题:(1)留守经历大学生是否都存在人际困扰;(2)哪些留守相关因素能够在童年亲子离异与人际问题之间起到保护和缓冲的作用;(3)留守开始时间、留守总时间、返乡频率等留守因素之间如何进行复合相互作用共同作用于留守未成年人。2方法2.1调查对象抽取C市M校在校大学生464名，由心理学专业教师担任主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回收问卷464份，有效问卷436份，有效率93.97%。其中男生112人，女生323人，留守经历大学生141人，约占32.34%。

　　2.2调查工具

　　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IRCDS)用来测查受测者人际关系困扰程度。共28个题目，包括与人交谈、交际与交友、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4个分量表。“是”计1分，“否”计0分，总分在0～28分之间，总分越高表明其人际困扰程度越高。其中1～8分为无困扰，8～14分为轻度困扰，15～28分严重困扰。留守经历大学生筛查问卷自编留守经历大学生筛查问卷包括父母务工情况、开始留守的时间、留守总时长、与父母联络频率、父母返乡频率等方面。

　　2.3数据处理

　　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在数据分析之前，先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未旋转的情况下提取出33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最大的主成分解释了总方差变异的9.310%，低于40%的临界值。所以，可认为本研究不存在因使用相同的研究路径而产生的共同方法偏差。

　　3结果与分析

　　3.1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基本情况有留守经历。

　　其中有61人(42.7%)父母双方都曾外出务工，有57人(39.9%)父亲曾外出务工，只有母亲曾外出务工的7人(4.9%)，父母双方都曾外出务工但总有一人留在家中的有16人(12.6%)。

　　3.2各留守因素对人际困扰的影响

　　其中，具有人际困扰的大学生约占60.0%;有严重困扰的20.8%。有无留守经历在人际困扰的发生频数上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留守期间抚养人类型、留守总时长、留守开始时间、与外出务工父母联系频率和父母返乡频率在人际交往困扰及各因子上没有显著的主效应(如表3)。也就是说留守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影响人际交往困难的因素，单一的留守状态不能单独决定人际困扰状况。这与国内一些学者的观点一致，留守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对于留守现象的研究应综合多因素进行整合分析，单纯的留守并不能预测日后的人际交往问题，留守的状况的复杂性需要整合留守时长、开始留守时间等因素进行多变量的分析[4，8]，同时对留守的界定和分类也需更加谨慎和客观，不能简单的将父母一方外出务工作为留守的界定指标，应引入更加复合的界定标准[9]。

　　3.3复合留守因素对人际困扰影响

　　父母返乡频率和留守期间抚养人类型在人际困扰的四个因子上都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留守总时长与父母联系频率在在异性交往上有交互作用。留守期间抚养人与留守总时间交互作用的事后分析结果表明:父母同时在外务工、父亲一人在外务工和母亲一人在外务工随着留守时间的增长，各因子人际困扰水平没有显著的增加(P=.809～.134)，而父母交替外出务工会随着留守时间的增长对人际困扰有着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四个因子上的方差分析显著性水平在0.014～0.041之间。

　　即未成年时父母交替外出务工的情形更加不利于形成成年后良好的人际关系。交替的父母务工模式作为一种不稳定的家庭人际结构，随着留守时间的增长对留守未成年人的影响越来越大。留守总时长与返乡频率的交互作用表现在人际交往困扰的所有四个因子中，而与联系频率的交互作用表现在于异性交往中。在留守总时长与返乡频率和联系频率的交互作用中，返乡频率小于半年一次，随着留守时间的增长，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待人接物和与人交往因子随着留守时间的增长表现出影响的差异，P=.023;P=.036。返乡频率在一年一次，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待人接物和与人交往因子随着留守时间的增长表现出影响的差异，P=.016;P=.050。

　　返乡频率在两年甚至更长，但方差分析结果没有统计学意义的显著，P=.324～.863。即父母两年回来一次的情况下，留守对未成年人的消极作用并不受留守总时长的影响。不同留守时长的未成年人，不同返乡频率会形成不同的适应模式，半年返乡1次能明显减少短期留守和长期留乡1次的情况下留守对成年后的人际影响主要表现在留守总时长在3～5年的情形中，即父母半年的返乡频率能够延缓留守生活对人际困扰的即时影响。

　　在3～5年间可能才是留守生活人际困扰的关键适应期。1年返乡1次则明显造成了短时间内的人际创伤体验，这种影响会随着留守时间的增长而逐步适应，在中长期和长期留守的未成年中没有存在。父母长期不归的留守情况会有更严重的成年后的人际困扰，无论留守时间只有2年还是5年以上，这种负面影响并不随留守时间改变。平时联系越紧密，在于异性交往上的人际问题程度越轻。

　　几乎不联系和多年不返乡的情况下，人际交往困难会随着留守总时间的增加而直线增长。对于留守在5年以上的状况，联系频率和返乡频率越密集，留守未成年人在进入大学后的人际交往问题越小。根据上述结果可见:亲子之间的高密度联系能够在长期留守的未成年人成长中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返乡频率的保护作用高于平时联系频率，在人际交往的四个方面均有影响。在开始留守年龄的因素上(留守时间)，开始留守的时间越晚，留守对异性交往的影响越小，无论每周联系一次、每月联系一次和超过每月联系一次都情况相似。

　　每周联系的情形下开始留守的年龄与成年后的人际困扰没有显著影响，但超过每月联系一次的情形下，不同留守开始时间会对成年后的人际困扰(待人接物因子和与人交谈因子)有不同影响(P=.047;P=.045)，小学阶段开始留守的儿童受影响最小，小学之前(幼儿期)、初中(青春期)、高中的影响相较小学阶段更加显著。结合前文单一留守因素对人际交往影响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的结果表明:留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其对未成年人和青年的影响并不是能够从单一的因素来予以解释。留守的总时长、留守开始的年龄、留守期间父母联系的频率和返乡频率以及留守期间是否有单亲或是祖辈抚养，虽然不单独造成留守经历大学生人际困扰，然而却更加以一个复合的方式影响着未成年人发展。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1)留守经历大学生的人际困扰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的人际困扰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大学生人际交往困扰是存在于大学生群体中的普遍问题。2)留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个体心理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未成年时期留守的单一因素并不直接造成成年后的人际交往困难，留守总时间、留守开始时间、留守期间父母返乡频率和联系频率等单一因素对留守经历大学生成年后的人际交往困难均没有显著的影响。3)留守因素之间的混合交叠才是造成人际困扰的重要因素。在留守复合因素对留守经历大学生成年后人际交往的影响中，留守总时长和留守开始时间与抚养情况、联系频率、返乡频率以交互作用的模式影响成年后的留守经历大学生。

　　4.2建议

　　1)留守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泛指亲子离异。留守相关因素复杂、多元，混合了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因此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应该在重视留守现象和留守相关问题的同时避免将留守儿童污名化，不应将留守未成年人简单的等同于问题未成年人。如本研究结果留守并不产生比非留守未成年人更多的人际交往困难。留守对个体成长的影响不限于消极影响，对于留守的消极影响研究者应严谨的剥离留守相关变量，真正反映亲子分离对儿童发展影响的真实面貌。另一方面未来的研究应注意留守经历对个体积极品质和主动适应的作用，在积极心理学导向下正视留守现象。

　　2)留守经历单一因素并不对成年后人际交往困扰产生显著影响，留守诸因素的混合叠加才是造成成年后人际交往困难的原因。在留守的相关研究中应充分重视留守环境中不同类型个体的异质性。对不同类型的留守状况区别对待，在对留守状况的分类标准中不应当简单的以留守时间、留守年龄、抚养人等因素划分，而应该采用更加综合的分类标准，引入留守适应状况的维度和个性心理特征，更加真实的反应留守这一生活状况对未成年主体的有机影响。首先重视留守总时间与返乡频率、联系频率的交互作用。外出务工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应充分重视返乡与日常联系频率对留守未成年人的积极保护作用。尤其在留守初期应当增多返乡次数，日常联系并不能替代返乡时的亲子团聚。其次重视留守期间抚养人的稳定性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如本研究所示，父母均外出务工并不比单方外出务工有更大的影响。父母交替外出务工随着留守时间的增长会引起更大的成年后的人际交往困难。因此在留守期间应充分重视抚养人和监护人的稳定性对留守未成年人的保护作用。再者注意留守开始时间与联系频率的交互作用，家长应特别注意幼儿期和青春期的留守未成年人的适应状况，尤其应当引起注意的是未成年人与异性交往的困扰，在教育工作中应积极引导，加强性别教育和性教育，避免留守未成年人和有留守经历的成年人在异性交往中的交往问题。

　　3)关注留守未成年人最重要的是危险留守因素的识别，虽然未成年个体具有发展和积极适应的可能性，然而仍不能忽视极端情况下留守的危险因素，留守时间长、开始留守早、父母多年为返乡、联系较少、抚养人频繁更换是家长和教育工作者需要密切关注的情况。

　　参考文献:

　　[1]罗静，王薇，高文斌.中国留守儿童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9，17(05):990-995.

　　[2]罗涤，李颖.高校留守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2(08):83-87.

　　[3]杨琴，蔡太生，林静.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心理韧性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22(02):272-274.

　　[4]谭深.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2011(01):13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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