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性之所近”与章学诚的治学追求

　　摘要：章学诚以其“文史校雒”之学源自天性所近，故常于追忆早年往事之时不断强化这一自我认知。他对天性的自觉体认与践行，“入都”和“出都”构成重要节点。在处理求生与治学之关系及追求“存我”之学术人生理想的过程中，“因性之所近”都成为章学诚有所抉择和行动的基本准则。

　　关键词：章学诚因性之所近治学追求

　　章学诚强调治学应该根据天性所近，常有“因其性之所近”，及“得之于意之所谓诚然”诸语，并以此来选择自己的治学领域与路径。①瞿林东先生曾指出：“中国史学史表明，大凡一个新思想的提出，一部新著作的产生，一个新领域的开辟，都跟史学家自我意识的增强有关系。”②此观点确为真知灼见，章学诚即一显例。晚明时期，士大夫受到王阳明及其后学学说的影响，自我意识高扬，“影响及于学术，则是提倡创新精神和学术个性，所谓“只眼''独见''自得'等类的词语，充斥于学术批评理论的表述之中”③。

　　而自康雍以降，这种意识以及由此汇成的学风并没有延续下来。乾嘉时期在考据学风潮弥漫、几成锢蔽性灵之势的情况下，章学诚坚持“学有天性”的观点，大倡“别识心裁”“独断之学”，欲以一己之力持挽时趋，甚有一副远袭阳明心学的气派。①毋庸置疑，章学诚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学术道路上始终能够自觉体认并坚执“性之所近”。但自我意识强烈的人，其知觉太过敏感，其姿态多卓尔不群，其境遇则往往布满坎坷、充满寂寞，所以章学诚的许多文章都透露出一种悲凉而慷慨、苍邈而凄清的意境。本文将着重阐述章学诚在治学生涯中对天性所近的体认与坚守，不当之处祈请指正。

　　-对“性之所近”的自觉体认章学诚常称自己“吾所独异”，“负异如鄙人”。②这些话，有的出于向封疆大吏自荐，难免有夸大的嫌疑;有的则来自写给儿子的家书中，当不乏真诚与恳挚。有学者以刻意立异、哗众取宠称之，例如针对“刘言史法，吾言史意”之说，就不少这样的论调。③章学诚确实好立异言、唱异论，但在他看来这并非有意为之，而为学求其是的自然表露。《眨异》篇中有言：“古人于学求其是，未尝求异于人也。学之至者，人望之而不能至，乃觉其异耳，非其自有所异也。”又说：“从同之中而有独异者，圣贤、豪杰所以异于常人也。”④他所说的“异”，就其学术人生而言，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指为举世之所不为的学术，一指成长经历中存在着不可理解的跨越式发展。他在文章中对这两点的叙说，时时彰显出对“性之所近”的自觉体认。章学诚曾自道其治学取向云：“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如古文辞，近虽为之者鲜，前人尚有为者。

　　至于史学义例，校讎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标著之名……故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尝有憾。”⑤章学诚持有“丈夫之秀异者，咸以性情所近，撰述名家”⑥的治学理念，所谓从事古文辞、史学义例与校讎心法三项学业“于心未尝有憾”，就是对这种理念的践行。此外，他还曾在多篇书信中吐露心声，如：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盖为后世开山。(家书二)胡君(即胡虔—引者注)于裳绩编纂之功，比小子为缜密，而小子于论撰裁断，亦较胡君稍长。(又上朱大司马书)学诚髓通大义，不能研究文字，自以意之所至，而侈谈班、刘述业，欲以疏别著述渊源。

　　(与钱献之书)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家书三)鄙人不能诗，而生平有感触，一寓于文。(与孙渊如书)①这些颇有自知之明的断语，既是对个人能力的认知，更是对自己学术天性的觉察。从中亦可概括出章学诚“性之所近”的三项学业，即史学、校讎与古文。在史学与古文辞方面，他专注于“发凡起例”与“论撰裁断”，于校讎之学则着意于“疏别著述渊源”，这些均与当时学人重视“裳绩编纂”“训诂考质”的风气截然不同。

　　章学诚曾比较自己与孙星衍之学术的异同道：“鄙人所业，文史校讎，文史之争义例，校讎之辨源流，与执事所为考核疏证之文，途辙虽异，作用颇同，皆不能不驳正古人，譬如官御史者不能无弹劾，官刑曹者不能不执法，天性于此见优，亦我辈之不幸耳。”②“天性见优”者，自然指“不能不”“驳正”之功用而言，但应该还包括“文史校讎”的“途辙”。可见，章学诚的确将从事“文史校讎”之业当作自己根据“性之所近”所做出的一生抉择。章学诚对自己学术天性的认知，在追忆早年成长经历的文本，尤其那些对“入识之最先”与“入趣之最深”③者的事后追认中表现得更为鲜明。倪德卫曾指出章氏“记忆世界”带有虚构色彩，其“遥远的记忆世界与作者文学趣味的世界已经混同了”④。陈平原就撰写“私人阅读史”的话题说过：“所有的追忆……都有腾挪趋避的特权。

　　一旦进入游戏，你能越过虚荣心这个巨大的陷阱吗?所谓的'个人阅读史'，会不会变成'成功人士'的另一种自我吹嘘?”①在章学诚的追忆中，“虚荣心”作祟而带来的某种程度上的“吹嘘”不可避免，但他对往事的选择乃至对个人经历的“吹嘘”恰恰是反映其自觉体认天性、强化天性作用的绝佳史料。章学诚通过回忆构建起来的成长轨迹完全具备一位天才所应有的戏份。十五六岁之前，身体多病而“资质極鲁”，他说：“幼多病，一岁中铢积黍计，大约无两月功。资质極鲁，日诵方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为之后的突变做足了铺垫。也就在14岁这一年，“極鲁”的状态似乎突然间发生变化。他回忆道：“顾老父聚徒授经,仆尚为群儿嬉戏左右，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

　　自后知识渐通，好泛览，老父以业患不精，屏诸书令勿阅。而嗜好初入，不忍割置，辄彷徨久之。”②章父的“聚徒授经”起于乾隆七年(时章学诚5岁)，至乾隆十六年(时章学诚14岁)赴湖北应城任知县止。③也就是说，至少在14岁时章学诚天资初启，显现出某种对于学问的偏好，即对“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且“好泛览”。联系章学诚日后所取得的成就，此时的他正是一个高明独断者的雏形。15岁至20岁的几年时光，章学诚跟随父亲在湖北应城度过。

　　章父曾延聘柯绍庚先生“日课以举子业”。《柯先生传》述及这一阶段的往事:“学诚不肯为应举文，好为诗赋，不得其似，又编纂春秋家言，戏为纪表志传，自命史才，大言不逊，然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一得当也……春秋佳日，宾从联骑，出游归，必有所记述，同人相与贸贸叹赏，追思旧事，多绝可笑者，然嗜好未尝入世俗也。”

　　④“不肯为应举文”“好为诗赋”“自命史才”“出游归，必有所记述”等等，这些日后追思不免觉得可笑的叛逆之举，其中都蕴藏着天性的光辉，章学诚自哂之余也颇有一丝为“嗜好未尝入世俗”而引发的骄傲。其中“编纂《春秋》家言”最能作为探求“天性所近”的依据，故而章学诚把它作为自己人生的标志性事件一再提及。譬如他曾说：“至吾十五六岁虽甚呆滞，而识趣则不离乎纸笔，性情则已近于史学;塾课余暇，私取《左》《国》诸书，分为纪表志传，作《东周书》，几及百卷，则儿戏之事，亦近来童子所鲜有者。”①这一时期，对古文辞的嗜好在文章中也多有叙述。

　　他回忆自己初购《昌黎文集》时的情境道：“惟是童子塾中，初购此书，即已宝如拱璧忆此书乃甲戌秋冬所购，是时先君方官湖北应城知县，塾师于举业外，禁不得阅省他书，及得此集，匿藏箧笥，行窗辄窃观之。初不尽解，顾爱好焉，不忍释手。”②“初购此书，即已宝如拱璧”，“初不尽解，顾爱好焉”等举动均溢出理性的范围，可谓对“天性所近”的巧妙诉说。至21岁，章学诚用“驶驶向长”来形容自己20岁之后的跨越式发展，与20岁之前相比，“不类出于一人”。

　　这时，他“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辄得当”，“廿三四时所笔记者，今虽亡失，然论诸史于纪表志传之外更当立图，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此皆当日之旧论也。惟当时见书不多，故立说鲜所征引耳，其识之卓绝，则有至今不能易者”③。

　　发生这种难以理解的变化，章学诚自称为“独异”;对于史学“似夙所攻习”与“识之卓绝”的描述，无异于谓为天性使然。按其所述，20岁以前对于史学已经发生浓厚兴味，并有抄纂《东周书》的根底在，怎么能称作不类一人呢?这刻意的“夸张”暴露出章学诚为自己治学创造天性依据的意图。在章学诚的追忆中，父亲章镶对其天性起到很大的护持作用。幼时读书“好泛览”，父亲虽有“屏诸书令勿阅”之意，却因为“嗜好初入，不忍割置”，这“好泛览”的习惯也得以陪伴章氏终身，“高明有余”的学术品性，“读书但观大意”的治学经验无不与此有关。至于十五六岁时抄纂《东周书》的“儿戏”，父亲则循循善诱，不但没有阻拦，反而指导他“编年之书仍用编年删节，无所取裁，曷用纪传之体分其所合”。

　　日后，章学诚对儿辈追忆道：“吾于是力究纪传之史而辨析体例，遂若天授神诣，竟成绝业，祖父当时亦诧为教吾之时，初意不及此也。”言语之间充满对父亲的感恩之情。父亲还是章学诚学习古文辞的启蒙教师，一面亲授为文义法，一面引导他熟读邵廷采的文章，进而奠定古文根底。对“春水望桃花”句的解读，则在读书方法上予之莫大启发，以至“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这种家学的传承，在章学诚看来同样应该归功于天性。他举子女必肖父母的例子说：“子女之生，必肖父母，虽甚不似，而必有至肖者存，此至理也。学问文章，亦有然者。”①这种理论，成为其倡导家学的依据之一。

　　由上可以见到章学诚从天性角度对自己的治学选择所进行的思考和解释。那么，是怎样的契机促使章学诚自觉省视治学中的“性之所近”呢?乾隆三十年前后，章学诚二十八九岁，开始跟随朱筠学作古文，他回忆道：“忆初入都门，朱大兴先生一见许以千古，然言及时文，则云：'足下于此无缘，不能学，然亦不足学也。‘弟云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朱先生曰：'科举何难!科举何尝必要时文?由子之道，任子之天，科举未尝不得。即终不得，亦非不学时文之咎也。‘弟信其说。”②“由子之道，任子之天”，这对章学诚该是有多大的触动!需知彼在京师数年之间，他人的不解和嘲讽铺天遍地，而朱筠却“一见许以千古”，受宠若惊之余，当也能够找回部分自信，重新审视自我。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叫作反射性评价，即他人对我们的看法经过知觉间接影响到我们的自我评价。

　　如果说在父亲章熊的护持下，章学诚的天性得以保存，那么朱筠则宜接推动他去觉察自己的天性所在。作于乾隆三十一(1766)年的《与族孙汝楠论学书》是反映章学诚天性自觉的一篇重要文献，文章追忆了自己幼年的问学经历，对于学问之途多所窥见，明确指出“自少性与史近”，很有以学问为志业的意味。他说道：“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①仓修良先生因此判断章氏在30岁以前就有了撰述《文史通义》的设想。②但此时其态度尚不坚定，在面临时趋的冲击时，他对天性的把握和执行还有不够果断决绝的地方。如当听到戴震“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的骇人言论，他“重愧其言”，“可为惭惕，可为寒心”③。

　　这里虽然有对自己“攻排训诂，驰鹫空虚”的过往做法做出反省的方面，但主要显现出天性在朴学大本营所遭到的压抑。④入都，得以目睹时尚风潮、结识当时名流，在学术的大染缸中，更在无尽的毁誉声与极端压抑的氛围中，沉思个人之所处与天性之所近。那么，又是怎样的契机使得章学诚被压抑的天性得以释放?乾隆三十七年,章学诚35岁，“出都”这样一种带有“逃离”意味的举动使其天性可以远离时尚的包围，《文史通义》的撰述也得以正式启动。他在写给朱棊元的信中说：“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⑤与“入都”一样，“出都”在章学诚的学术生涯中也具有非凡意义一为求生，也为逃离纷扰之地，使内心得以恢复平静，以独立的姿态审视自己在时尚中的位置，以天性所近为学问之途，真正开始《文史通义》的撰述。由此，章学诚踏入“寂寞之途”，并同时进入生存困境，在另一种喧嚣中思考治学选择。

　　二“因性之所近”与生存困境中的治学选择

　　对于章学诚而言，如果说寂寞是其学术长途中的常态，那么流浪则是其生命在宇宙间的永恒定格。他曾自谓“困极思游，游而益困”，既是内在感受，也是外在真实写照。章学诚自其父罢官始，就开启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至父亲病殁，他甚至因贫而不能及时奔丧。“亲老家贫”成为他笔下最为常见的字眼。这种困顿不堪的情状从其求救于人的信中最能见到，如乾隆四十六年《上梁相公书》云：学诚前此仓皇出都……兹则驰驱半载，终无所遇，一家十五六口，浮寓都门，嗷嗷待哺，秋尽无衣，数年遭困以来，未有若此之甚者。目今留滞肥乡，至于都门内外，一切糊口生涯，无论力不能谋，且地处僻远，消息亦无从刺访。当此水火急迫之际，不得仰望长者知己一为拯援，先生当不以为躁也。此外，乾隆五十二年《上毕抚台书》，嘉庆元年(1796)《上朱中堂世叔》，嘉庆四年《上朱大司马书》，也均有类似文字。①可见，这种因生存带来的困顿几乎贯穿章学诚的大半生。

　　他在《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中曾言，为解家贫“贬抑文字，稍从时尚”。对待时尚的态度，竟然能够左右一位学者的生存境遇，“稍从”之说透露出十足的无奈。隐匿锋芒，迎合时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未尝不失为一种自保与求名的策略。章学诚何尝不深知从众的轻松，曾谓：“其匿也几括，其争也寇仇;其同也交誉，其异也互纠;其合也沾沾而自喜，其违也耿耿而孤忧……众自是而人非，喜伐异而党倚。”②以众欺寡，不问真是真非，由中略可窥见国人的劣根性。章学诚深受其苦，却依然“负异”、追求“发于意之所谓诚然”的快乐，甘愿以独醒者的姿态耸立在皆醉的众人之中。

　　这种清醒体现在他对时尚变迁史的把握和对学人趋利避害、喜名好利的人之常情的洞察，如论古文辞的衰落：昔《明史》未成，天下才俊争思史馆进身，故多为古文辞。自史馆告竣，学者惟知举子业矣。及三通四库，前后讨论二三十年，而乡会试程，增添诗律，于是撷春华者蔚为词章，慕秋实者竞为琐屑考订。其成家者固甚可观，惟古文辞则甚鲜睹，以其无所用也。③又论考据学之兴起：乙未入都，二君(指周书昌与邵晋涵，引者注)方以宿望被荐，与休宁戴震等特征修四库书，授翰林，一时学者称荣遇……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句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驶驶乎移风俗矣。

　　①治学者只问有利无利、有名无名，少人问津者“以其无所用也”，众人趋之若鹫者是因为有机会“称荣遇”。这种将学术作为进身的工具而毫不过问个人天性的做法体现了学术的极度功利化。面对生存困境，如何选择治学之路，迎合时尚，抑或尊重天性，是摆在章学诚面前的第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章学诚一生大致有两种谋生之策，一是谋求由科举进身，一是追随“名公巨卿”。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为万千读书人谋求进身的主要路径。对于章学诚而言，虽然投身科举，但并没有多少进身的奢望，而只是希望由此改变一点贫困的现状，所谓“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清代科考要求作八股文，这是一种有着严格格式的文体，大多数学子自幼就开始接受相关训练，有的甚至终其一生。乾嘉时期，批评八股文的声音愈益高涨，八股之学被讥为“俗学”。章学诚虽有免俗之心，自幼又有慈父护持天性，却也不得不按部就班接受应举文的教育，直至学文于朱筠。

　　朱筠告诉他：“由子之道，任子之天，科举未尝不得。”②章学诚的反应是“信其言”，因而将更多精力放在自己“性之所近”的史学方面。乾隆四十三年，章学诚考中进士。这一年他在写给钱献之的信中说“胪唱归班，自分永为弃物”，“不知逐食何方”，按当时的候选制度，似已不对仕进抱有多大希望。在信中，他再次表露出自己欲随天性而治学的决心：“学城以是抱愚守颛，不忍舍其寸长，亦不敢强其尺短，以此落寞坐困于时，而不以为悔。盖人心不同如其面目，意之所在，笔墨具存，后之观吾书者，或为案剑裂眦，或为痛哭下拜，皆静听之，其际与其数焉。”①宁“落寞坐困于时，而不以为悔”，宁四处“逐食”，也不改本心，“意之所在，笔墨具存”，章学诚俨然一代豪杰之士。日后，他“自以迂拘，不合世用”②而弃官不做，这是为学术而放弃多少年来为之奋斗的谋生之路。《儒林外史》里杜少卿的一番话可借以描述章学诚的心境：“好了!我做了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③章学诚应举恐怕也只是为了“这一场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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