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汉时期汉文化在藏彝走廊东部边缘地带的传播

　　【摘要】藏彝走廊地区自古以来便是多族群交往互动的重要通道，两汉时期日渐形成的汉文化逐渐自东向西传播到藏彝走廊东部边缘地带，目前学界对两汉时期汉文化传播的这一过程关注较少。本文拟通过史料与考古资料二重证据法以分析两汉时期汉文化在藏彝走廊东部边缘地带的传播及其特点。

　　【关键词】两汉时期;汉文化;藏彝走廊东部边缘地带;传播

　　藏彝走廊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众多族群迁徙流动的重要通道，受走廊内山脉、河流南北走向的限制，南北纵向是藏彝走廊内族群迁徙的主要趋向，此特点在两汉时期表现得较为显著，因而南北向的族群迁徙与互动情形颇受关注，论著丰富。与此同时，两汉时期日益成为巴蜀地区主流与强势文化的汉文化，逐渐自东向西传播到藏彝走廊东部边缘地区，这一过程至东汉时期达到顶峰。然而，学术界对此东西横向的文化传播情状论述阙略。

　　举凡论及汉文化或汉人入藏彝走廊者，多始于明代，实则两汉时期汉文化向藏彝走廊东部边缘的传播，就其深度、广度而论，并不逊于明清以来汉文化对该区域的影响程度，也颇能显现出此区域复杂的族群与文化互动情形，更为全面地展现了汉文化进入藏彝走廊的图景。本文拟依据文献与考古资料对两汉时期汉文化在藏彝走廊东部边缘的传播情形、原因及特点作一初步探讨。

　　一、秦末至西汉时期汉文化在藏彝走廊东部边缘地带的传播特点

　　自秦灭巴蜀至汉初，是巴蜀地区逐步被纳入中原文明体系中的重要转型阶段。“从性质上看，是由一种作为独立王国形态和民族性质的文化，向作为秦汉统一帝国内的一种地域形态和以秦汉文化为符号的中华文化的亚文化的转化”，[1]即从文化观念上逐渐认同自身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将汉文化作为巴蜀地区的主流文化。

　　本文所阐述的汉文化即指自汉初以来，为巴蜀地区普遍接受，并掺杂入巴蜀地区部分原有文化要素后逐渐形成的富有地域性色彩的汉文化。就涉及的地域范围和人群而言，藏彝走廊东部边缘上自涪江流域，下至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诸流域。据史书记载，汉晋时期活跃于此区域的主要族群由北而南为白马、冉駹、笮都、邛都等西南夷人群，族属主要为夷系和氐羌系人群。

　　两汉时期汉文化向藏彝走廊东部边缘的传播是渐进的，逐步深入的。依据其影响广度、深度的变化和差异，可大致将之分作西汉与东汉两个阶段。汉初，汉政权处于调整、巩固期，加以北方有匈奴威胁之忧，故而尚无暇顾及西南夷地区。因此，此时期汉文化在藏彝走廊东部边缘的影响主要是以贸易形式向该区域输入物品来实现的。

　　西汉初期，面向广大西南夷地区的贸易活动是相当活跃的，史载“巴蜀民或窃出商贾”，这种走私活动显然是因“笮马、僰僮、髦牛”所带来的丰厚利润。当时向西南夷输出的货物，史书阙载，根据考古资料来看，不仅仅局限于一些生活日用品，如陶罐、四耳壶、钟、圜底缸、铜镜、铜釜、铜带钩、博山炉、漆器等，还普遍发现不少汉代初期的货币，[2]从吕后时期铸造的八铢钱到文帝时的四铢半两等。贸易活动中，货币的交换价值也可能已为部分藏彝走廊东缘的西南夷人群所认知。不过，贸易活动中的大宗货物当属铁器。

　　西汉蜀地三处铁器铸造点之一的临邛(另两处在武阳和南安)便邻近藏彝走廊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史记·货殖列传》中明确指出铁器销售对象是“椎髻之民”，大量铁器出现在藏彝走廊地区可为明证，尤其是岷江上游地区，其铁器数量与种类早在战国晚期已经超过巴蜀地区，如茂汶城关石棺墓葬中，出土铁器一百五十八件，如斧、锄、臿、斤、削、锥、刀、勺等，均为汉墓中常见铁器。

　　[3]从汉文化影响范围看，西汉初期在贸易活动的推动下，汉文化已沿岷江上游向西北传播至今茂县、汶川一带，并折向西至理县;在西南方向则以今荥经严道古城为中心，北及芦山，向南越过大相岭至汉源。至汉武帝开西南夷，在藏彝走廊东部边缘列置武都郡、汶山郡、沈黎郡、越雟郡等郡县，时称“初郡”。对于西南夷新设的郡县，汉政权似乎并没有急于采取改变现状的措施，包括将当地民族人口迁徙往外地。

　　[4]但在开辟西南夷通路过程中，汉政权迫于财政压力，开始向西南夷地区移民，“乃募豪民田南夷”。藏彝走廊东部边缘可能同样迎来汉地的移民，至少是部分汉人官吏及其随从的到来。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在沈黎郡故地设置的两部都尉中，其中之一驻守青衣，负责管理辖区汉人，青衣县在两汉时期大体包括今芦山、宝兴境内的芦山河谷与宝兴河谷一带，西汉时这里成为介于“化内”与“化外”的过渡地带，[5]并深受汉文化的濡染。芦山芦阳镇、仁家乡、清源乡均发现有晚至王莽时期的西汉墓葬，出土陶罐、陶釜、陶钵、铜釜、铜斧、小铁刀、印章、货泉等遗物。

　　[6]汉政权在西南夷地区的开拓，促使汉式物品进一步涌入藏彝走廊地区。从岷江上游的汉式陶罐、陶釜、漆器、铁器、货币窖藏，到木里出土的十余件汉代铁铧和铸有“蜀”字铭文的铁锸，盐源发现的汉代石室墓及出土的铜量器、五铢钱、铁削等，再到宝兴硗碛雅尔撒一期后段遗址中的陶折腹钵(碗)、铜半两、铜权等典型汉式器物，[7]汉文化的影响范围逐步延伸到许多偏僻地区。

　　汉武帝设置郡县以来，汉文化的传播获得疆域扩张的政治支持，开始摆脱主要依靠贸易活动实现汉文化传播的局限，政权充分扮演着开拓疆域、宣示教化、传播汉文化的作用，汉武帝时在边郡专门设立农都尉，“主屯田殖谷”，[8]屯田成为政府在边鄙担负的重要职能，因此在偏远地区发现农具也就不足为怪。政府的介入成为此后左右汉文化在藏彝走廊东部边缘繁盛与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

　　归结西汉时期汉文化在藏彝走廊传播的特点，大致有以下两点：一，汉文化与土著文化共存，汉文化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开始出现取代土著文化的倾向。汉式遗物在岷江上游主要出于石棺葬、岩墓中，[9]往往与典型石棺葬文化随葬品如陶双耳罐、单耳罐等共出，尚未出现纯粹的典型汉式墓葬。宝兴硗碛雅尔撒一期后段遗址尽管出现不少汉式器物，但仍以红褐陶器为代表的土著文化因素为主。二，汉文化对藏彝走廊东缘的传播存在地域局限。

　　现有的考古资料显示，岷江上游、青衣江流域以及大相岭以南的汉源是汉文化影响最为显著区域，其他地区的汉文化遗存仅零星存在。概言之，西汉时期汉文化在藏彝走廊地区的传播力度无法与东汉相比，除因为汉政权刚刚涉足藏彝走廊东部边缘外，西汉时期的对外政策取向也是重要的限制原因，整个西汉时期的对外政策几乎完全是以与匈奴的关系为转移的。

　　[10]汉武帝初开西南夷时曾不得不“罢西夷”，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指匈奴)”，无力顾及西夷事。

　　二、从考古遗存看东汉时期汉文化在藏彝走廊东部边缘地带的传播

　　进入东汉时期，汉文化在藏彝走廊东部边缘的传播进入繁荣时期，其文化渗透程度亦颇令人惊异。从文化演进的连续性看，东汉时期汉文化在此区域的繁盛显得有些突然，与西汉之间缺乏某些衔接之处，但其材料之翔实、具体，亦足以有助于我们作更为深层次、细节化的探讨。与西汉时期相似，东汉藏彝走廊东部边缘的考古资料仍以墓葬为主，不同的是，砖室墓开始普遍流行，崖墓大量出现。就范围而言，岷江上游、青衣江流域和汉源地区仍然是主要的汉文化影响区域。以下以藏彝走廊东部边缘的东汉考古资料为剖析对象，加以细化解析，以更为清晰地认识汉文化在当地的传播。

　　墓葬形制的转变。战国至西汉时期，藏彝走廊东部边缘主要的墓葬形制为土坑墓、石棺葬，尤以石棺葬最为特殊，以石板或石块垒砌墓室而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选材趋于规整、讲究，由不规则的板岩变为经过打磨的石板，更为重要的是，东汉初期的石棺葬开始使用汉砖，或以汉砖铺底，或以之砌壁，墓室构造更为精细。某些地区石棺葬逐渐为汉式砖室墓或崖墓所取代。以青衣江上游宝兴地区为例，在陇东汉塔山发掘的六十五座战国土坑积石墓均系小土坑墓，[11]而在同一地区的老场村发掘清理的东汉一百零三座墓中，杂有石室墓、砖室墓(墓顶仍盖石)、砖石室墓和土坑墓，以土坑墓为多。[12]

　　在宝兴赶羊沟发现的一座汉墓则纯系以花纹砖砌成的砖室券拱墓。[13]至东汉中晚期，宝兴北部硗碛地区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组成的砖室墓与崖墓已经与成都平原墓葬形制全然相同。[14]由此，呈现出从土坑墓到简陋石棺墓、汉砖和石板合筑的砖石墓，再到以花纹砖砌成的砖室墓的演变历程。东汉岷江上游的石棺墓葬同样受到汉文化的冲击，至中后期，骤然衰落，取而代之的是花纹砖室墓。

　　随葬品的变化。西汉时期，石棺葬与土坑墓中尽管出现汉式器物，但往往与原有的土著文化器物共存，且不占据主导地位。至东汉，墓葬内的随葬品已几乎与典型东汉墓葬毫无差异，其体现物除常见的汉式陶器，如陶釜、深腹罐、陶罐、陶钵等;铜器，如铜釜、铜镬、铜洗、铜簋、各类货币等;铁器，如铁釜、铁削、铁剑、环首铁刀等以及漆器外，最具特色的是摇钱树和西汉末开始流行的陶俑、陶兽模型，这些富有时代特征的随葬品在岷江上游、青衣江上游、汉源等地均有发现。

　　摇钱树出现于东汉时期，魏晋以后消失，目前摇钱树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尤以四川为多，具有较强的地域色彩。对于摇钱树的内涵，学术界意见不一，[15]但不论是何种内涵，其反映的是东汉时期人们思想世界中的一种祈求情结，藏彝走廊东部边缘墓葬中出现摇钱树表明汉文化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精神世界中。

　　陶俑作为随葬明器最早出现在西汉末至东汉初期的墓葬中，至东汉中期，藏彝走廊东部边缘许多地区墓葬中也多以陶俑随葬，以内容题材为划分标准，大致分作人物俑、家禽家畜俑、房屋陶模型，以人物俑居多。到东汉晚期，陶俑在墓葬随葬陶器中所占的比重较大，成为主要的随葬陶明器。

　　在陶明器中有一类较为特殊的陶俑，即陶镇墓俑，或称陶魌头俑，其形象为头着山字形冠，长舌吐露，面目狰狞，左手执斧，右手执蛇，该类陶俑发现于宝兴硗碛砖室墓中。魌，古通“”，《说文》云：“，醜也。从页，其声。今逐疫有头。”以此知陶魌头俑有辟邪、厌胜之意，带有宗教意味，当地居民将之放置墓葬中，以之驱邪祟，更可见汉文化传播之深入。

　　东汉四川墓葬除富奢的随葬品外，花纹砖或画像砖亦是不可或缺的墓葬建材和装饰物。从藏彝走廊东部边缘东汉墓葬考古资料来看，当地居民起初使用的汉砖多为素面，延至东汉中期，逐渐以花纹砖砌墓，其纹饰、图案形式丰富，如五铢钱币纹、几何图形纹、兽形纹、菱形纹+太阳纹等。

　　更引人瞩目的是画像砖的出现，与川西平原出土的数量众多，绘画浮华、精美，内容繁复的画像砖不同的是，该区域发现的画像砖数量有限，大多具有写实风格，画面简洁、朴实无华，以描绘自然风光、民间生活为主，技法上多为浅浮雕，少用线条，不及川西平原的生动、活泼。[16]在硗碛发掘的砖室墓中还发现描绘西王母、玉兔、羽人、金乌、“门吏”等形象的画像砖，只是制作较为粗糙，所有的画像砖画面均为模制。丧葬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反映的是一种“事死如生”的精神理念，触及的是生者的精神世界，是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因此不会轻易改动，藏彝走廊东部边缘丧葬形制、随葬品的改变则表明汉文化在当地的传播也触及精神领域。

　　三、两汉时期汉文化在藏彝走廊东部边缘地带传播的比较分析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东汉时期汉文化在藏彝走廊东部边缘，特别是影响较深区域的传播情状，东汉时期汉文化在该区域的渗透程度远远超过西汉。究其原因大致如下：其一，汉政权治理西南夷的政策。东汉与西汉面临的“四裔”情形有所不同，“不是面临着来自一个联合的、强有力的、富有侵略性的草原帝国的不断威胁，而是与边境内外的许多小的、分裂的但不构成麻烦的胡族群体进行的面对面的冲突”。

　　[10]这在西南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整个东汉时期充斥着边鄙族群的叛乱与中央政权的镇压活动，边鄙官吏被杀的记载比比皆是。为更好地控制众多的边地族群，以抚为主，剿为辅是东汉时期的基本对策。在与边地族群发生冲突时，东汉政权大量使用其他蛮夷族群参与镇压，将之纳入其军事体系中，因此，这些族群与汉地政权接触较为频繁，不可避免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中央政权还册封归化的蛮夷族群首领各种职衔，并形成一定的规范。

　　藏彝走廊东缘的族群也不例外，《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东汉安帝永初二年(108年)“青衣道夷邑长令田，与徼外三种夷三十一万口，斋黄金、牦牛毦，举土内属。安帝增令田爵号奉通邑君”。芦山县曾出土两方汉代官印，一为“汉叟仟长”驼钮印，另一方可能为“汉夷土部之章”“辟邪”钮。

　　[17]归化的蛮夷在接受册封的同时，也开始接受汉文化的濡染，“青衣王子心慕汉制，上求内附”。[18]其二，汉代官吏的作用。汉政权将儒家型的“循吏”派往边地，其重要使命便是将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思想直接传播到边地，教化归化的蛮夷，从文化上将之驯服。武都太守耿勋在任时，“开故道铜官，铸作钱器，兴利无极。外羌且居等，怖威悔恶，重译乞降”。广汉属国侯李翊“到官鹰扬，威怀以文”。

　　修路造桥，保证前往边地的道路畅通，也是边吏的职责之一，如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年)蜀郡太守何君于荥经整修阁道，永元十二年(100年)青衣尉赵孟麟易羊窦道，延熹七年(164年)辛通达、李仲曾于蜀郡属国重修桥梁，武都太守耿勋“修治狭道”。道路的修筑同样有利于汉文化向藏彝走廊东部边缘的传播;[19]汉代官吏还以“宣示汉德，威怀远夷”作为重要政绩之一，在东汉益州刺史朱辅、种暠招揽下，居于旄牛徼外的白狼、槃木等百余国先后三次归化内属，汉政权赐其缯帛、“甘美酒食”，以此达到“去俗归德”的效果。

　　白狼部落中心可能在今甘孜州巴塘一带的金沙江流域地区，[5]这也是文献中所知汉地物品传播入藏彝走廊最深入者。其三，人口压力带来的移民。秦至东汉，中原地区经历数次战乱纷扰，惟四川地区地处西南，较少受战乱之苦，成为全国人口持续增长而未中断的地区。[20]从西汉元始二年(2年)到东汉健康元年(144年)，四川人口增加将近128万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全国其他地区。

　　益州诸郡在户数、口数、县平均户数、户平均口数、户口数占诸州总数比例由西汉时列于兖州、司隶、豫州、徐州、冀州之后，均跃居东汉全国首位。人口的急剧膨胀势必造成蜀地土地的紧张。[21]西汉时，汉政权已开始有意识地采取鼓励移民的措施，来解决某些地区人口稠密造成的土地压力。[22]移民成为缓和土地压力的重要手段，但当时四川地区移民的方向主要向南，在今西昌为中心的凉山地区发现大量汉代遗迹，尤其是美姑———昭觉一线发现的东汉砖室墓极多，表明该地东汉时居住着大量移民。

　　[23]部分移民也迁入藏彝走廊东部边缘地区，大相岭以南遍及汉源地区的砖室墓，其墓葬形制与随葬品与汉地同类墓葬无异，应是东汉时移民遗留下来的墓葬。大相岭以北的芦山、荥经、宝兴南部，甚至西到天全，在西汉时就已经被划为“汉人”居住的地区。至东汉，这些地区发现众多的砖室墓、崖墓、石阙、石棺等遗物，俨然为汉地。东汉西南边鄙的道路建设多使用罪徒充当劳力，如《何君尊楗刻石》载“将徒治道”。[24]这些罪徒也成为当地移民的来源之一。此外，仕宦及家属亦是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四，改进后的农业耕作工具和技术的推广。西南铁矿资源丰富，故而西汉时，铁制农具即开始逐步推广，成为主要农具。待至东汉，铁制农具较西汉更为普及，应用已相当广泛，这使得深耕成为可能。当移民进入藏彝走廊地区，选择温和的河谷、台地或小盆地作为定居地时，高效的铁制农具利于移民在“土地刚卤”的情况下进行垦荒和修筑水利工程。藏彝走廊东部边缘的东汉墓葬中，铁制农具是时常出现的随葬物，包括铁锄、铁镰、铁锸、铁斧、铁犁、铁削等。[25]其五，贸易活动与藏彝走廊东部人群入蜀地佣工。与西汉的商贾相比，东汉商贾开展贸易活动的环境更为宽松。自汉武帝始实行的盐铁专卖制度，在东汉时期基本未予采用，政府对商贾的限制也逐步松弛，“东汉时期总的经济政策甚至可以说是对贸易的发展非常有帮助的”。

　　[10]商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追求最大的利润回报，藏彝走廊东部盛产名马、珍贵药材、珍禽异兽、畜牧产品等，因而贩运盐铁等商品到这些地区以换取土产品显然是有利可图的。而居住在藏彝走廊东部的族群出于生计考虑常至蜀地佣工，“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聚邑”，现存的画像砖中经常出现椎髻之民的形象，“头上椎髻不冠，裸胫跣足，或裸袒上身，或穿短袖上衣，下摆仅齐双膝”，或从事酿酒业，或从事收割、舂米等农业生产，[26]这些佣工也成为汉文化向藏彝走廊东部传播的载体。

　　东汉是汉文化急剧向藏彝走廊东部渗透、传播的时期，与西汉不同，该时期的传播是全方位的，涉及物质层面、精神生活，甚至是宗教领域，铺天盖地的汉文化促进某些地区出现汉化的倾向，如生活在岷江上游族群的首领已“颇知文书”。但总体来说，汉文化的渗透地域仍主要集中在交通沿线，如西南丝路上的青衣江流域和汉源地区，汉文化的传播范围与西汉时期相比，并没有较大的拓展。

　　此外，汉文化在不同区域的传播是不平衡的。以青衣江流域为例，芦山、荥经、天全是汉文化在该区域内的核心地区，东汉蜀郡西部都尉府便驻扎在该地，此处已如同汉地，由此向北入宝兴，沿东河而上至硗碛，该地情况已如前述，已基本汉化。但由宝兴县城沿西河而上，墓葬形制除典型东汉砖室墓外，还存在汉砖与石板合筑的石棺葬，随葬品除汉式器物外，尚保存大量土著文化遗物，由出土的画像砖反映，[27]畜牧业和狩猎仍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活动，此与东河硗碛的文化状况形成巨大反差。

　　两汉时期汉文化在藏彝走廊东部的传播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随着中央政权在西南地区不断开拓疆域而逐步深入的。当汉文化向南进入云南腹地时，向西却受阻于藏彝走廊内南北纵向的峻岭险川和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而止步在东部边缘。这一区域在此后的一千余年内一直是汉文化影响的极边之地，因此，两汉时期在揭开汉文化向藏彝走廊传播序幕的同时，也大致界定了明清以前汉文化在藏彝走廊的影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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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方向论文投稿刊物：《中华文化论坛》Forum on Chinese Culture(月刊)1994年创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光大民族传统美德、繁荣社会科学研究，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办刊宗旨。本刊为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集全国众多学者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前沿性的专业学术参考书、对于广大文史、哲学爱好者来说，本刊又是一本内容广泛、可读性强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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