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的英国民粹主义

　　摘要：以脱欧公投为标志的英国民粹主义的崛起，是对二战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一种反应‍‌‍‍‌‍‌‍‍‍‌‍‍‌‍‍‍‌‍‍‌‍‍‍‌‍‍‍‍‌‍‌‍‌‍‌‍‍‌‍‍‍‍‍‍‍‍‍‌‍‍‌‍‍‌‍‌‍‌‍。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体现在移民接收政策和移民整合政策上‍‌‍‍‌‍‌‍‍‍‌‍‍‌‍‍‍‌‍‍‌‍‍‍‌‍‍‍‍‌‍‌‍‌‍‌‍‍‌‍‍‍‍‍‍‍‍‍‌‍‍‌‍‍‌‍‌‍‌‍。在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的英国民粹主义的崛起是经济社会基础、心理基础和制度基础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呈现出以下五个特征：基于社会文化和身份认同议题提出主张;声称人民的唯一且直接代表;简单粗暴的语辞和动员方式违背政治的审慎原则，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导致议会投票结果与公投结果相左，可能造成宪政危机;标志着隐性种族主义回归‍‌‍‍‌‍‌‍‍‍‌‍‍‌‍‍‍‌‍‍‌‍‍‍‌‍‍‍‍‌‍‌‍‌‍‌‍‍‌‍‍‍‍‍‍‍‍‍‌‍‍‌‍‍‌‍‌‍‌‍。民粹主义将提出何种方案以解决它赖以崛起的现有问题，将构成未来考验民粹主义政党的一个核心议题。

　　关键词：英国;多元文化主义;民粹主义;身份认同;移民问题

　　近几年来，民粹主义的崛起成为欧美国家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回顾历史，西欧国家本没有强烈的大众民粹主义传统和基础，一向推崇渐进改革、实用主义的英国更是缺乏民粹主义的基因，其制度体系多为顶层精英设计和引导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国家兴起，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可谓全球民粹主义势力壮大的风向标。脱欧公投后，包括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在内的民粹主义力量备受鼓舞，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已成蔚然之势，并逐渐改变了本国甚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生态。本文主要探讨在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英国右翼民粹主义的认同基础，并据此总结英国右翼民粹主义产生的原因、表现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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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多元文化主义：英国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背景

　　在西欧国家，多元文化主义伴随二战后各国移民潮带来的“超级多样性”发展起来，并曾作为英国等国处理移民问题的主要政策导向。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现实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政策成为英国右翼民粹主义产生的背景，也是民粹主义政党批判的主要靶的之一。

　　(一)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

　　“多元文化主义”概念首次出现在学术讨论中，是在20世纪初由美国犹太裔哲学家卡伦在《美国的文化与民主》中正式提出。他质疑“熔炉论”中隐含的同化思想，认为美国应倡导“统一体中的多样性”，通过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在民主社会的框架内保持各个族群的文化，将使美国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1]自20世纪中期开始，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等国先后宣布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关于多元文化主义内涵和主张的讨论也逐渐增多。

　　早在1966年，时任英国内政部长罗伊·詹金斯就提出，移民族群与主体民族整合的新形式，“不是平行同化的过程，而是给予平等的机会，再加上文化的多样性，在相互宽容的氛围下达成”，各个族群将是“生活在一起，但又存在差异的”。[2]这类观点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推动了英国社会对多种文化平等共存现状的认知和官方政策由同化向多元文化主义的转变。1991年，英国引入了族群分类的概念和方法来监测公共组织和私有部门在雇佣人员时坚持机会平等和反歧视原则的情况，并据此来计划未来开展资源和福利分配的情况。[3]比如，英国公务员局用基于族群分类的人口普查结果来监测在雇佣关系方面平等与族群多样性的关系，国家医疗系统用这一结果来监测劳动力和多样性的关系，均有助于评估各族群在各行业受到平等对待的情况。

　　经过几十年学界的热烈讨论、政治家的公开话语、政府的政策引导以及媒体的大量宣传，英国社会已形成一种氛围，即认同和宣扬多元文化主义理念并据此行动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在这种舆论环境下，有些正常的质疑和表达不满的方式会被扣上政治不正确的帽子受到批判甚至指责。因此，主流群体对移民群体和移民政策的不满日积月累。

　　(二)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

　　著名反种族主义评论家雅思敏·阿里白-布朗曾用一段话生动地表达出英国人看待移民的双重态度：“英国白人历史上对政治精英们非常失望，因为他们没有准备好迎接战后的变化，并对于移民对他们的国家是否有利传达出模棱两可的信息。这一刻，他们告诉英国民众，英国人是帝国的统治者，上帝赋予他们责任来教化那些他们所控制的野蛮人;下一分钟，这些黑人和亚洲人却在与他们共处的工作场所要求平等对待。政治精英们告诉英国白人黑人移民和亚洲移民是一种威胁，但同时他们又要求白人们平等对待那些已经在英国的黑人和亚裔。”[4]这种矛盾的双重姿态反映在政策领域，体现在英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包括移民接收政策和移民整合政策两个部分。

　　1.移民接收政策

　　二战后，英国政府先后颁布几部移民法和国籍法，其移民接收政策以法律条文的变更为界限，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整体而言，战后英国移民接收政策呈现逐渐收紧的趋势。

　　第一阶段：1948-1962年，移民接收的开放时期。1948年，为适应二战后殖民体系瓦解的现状，保持英帝国的统一和精神凝聚力，英国政府颁布《1948年英国国籍法》，赋予“联合王国和殖民地公民”和英联邦公民以英国公民的身份，并表示“英联邦公民”等同于“英国公民”，可以自由出入英国国境。法案确立了英国在移民政策上的“开门”态度，为后来英联邦及英属殖民地居民移居英国提供了法律依据，吸引了来自英属殖民地的大量移民，客观上将英国由移民净输出国转变为移民净输入国。尽管移民的到来在客观上缓解了战后英国某些行业劳动力短缺的境况，但正是在这一时期，有色移民被看做是英国文化同质性的威胁，针对非白人移民的种族歧视随处可见，种族冲突频发。

　　第二阶段：1960年代初-1980年代末，移民接收政策逐渐收紧的阶段。《1962年英联邦移民法》的颁布开启了英国移民政策的保守时期。作为对英国民众反对移民呼声的回应，基于有色移民可能引起人口过多、失业率上升和种族关系问题这三个理由，保守党政府在新移民法中提高了英联邦国家移民进入英国的门槛。即除出生在英国者和持有英国政府颁发的护照者，其他英联邦护照的持有者或者在英国有确定的工作，或拥有被承认的、英国所需要和短缺的技能或资质，在战争期间曾在英国军队服役的可获得优先权。1971年，英国修订《英联邦移民法》，规定只有在英国有居住权的人，即祖父母一方或父母一方为出生于英国的英国公民，才有权进入英国，进一步缩小了移民接收范围。1972年修订的移民法再一次强调，若因工作原因申请入境，申请人必须有工作许可;否则，持有英国护照是必要条件。《1981年英国国籍法》从确认公民权的角度确立了严格限制移民的态度。法案进一步细分英国居民类别，结束了出生地主义，禁止授予出生在英国但父母均不是英国公民的孩子以公民身份。此后，英国对移民申请者的审批愈加严格，有色人种移民获取英国国籍更为艰难。

　　第三阶段：1990年代至今，选择性移民阶段。1990年代，英国开始接收大量的难民申请，直接导致《2002年国籍、移民和难民法案》的出台。这一法案引入了测试机制，要求对申请英国公民身份的移民或难民达到一定的英语水平，并对英国及在英国的生活具备足够的知识，否则需要参加英语培训和公民资格课程。在这一法案基础上，布朗执政期间，出台了《2006年国籍、移民和难民法案》，引入“试用公民资格”机制。这一机制规定移民获得公民资格之前有一定的试用期，试用期时长是弹性的，若在试用期内表现出积极的参与意识和志愿精神，可以缩短试用期。

　　从英国官方移民政策的话语上看，已由原先的强调对移民的“控制”开始悄悄地转变为“移民管理”，看似一度收紧的移民接收政策开始放松。然而，这一时期英国对待接收移民的问题是选择性的，即鼓励英国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移民(如高技术人才和留学生)，同时限制那些经济发展不需要的移民(如低技能人才)。2009年英国内政部引入“基于评分的公民资格系统”，对英国签证和公民资格的申请者进行评分并分为五个层级，共有超过80种可能的工作或学习渠道获得允许进入英国。卡梅伦政府宣布将进一步缩紧五个层级签证的审批，不但取消第三层级低技能工人的准入，而且首次取消允许年收入35000英镑以下的非欧洲经济区工人在英停留超过5年的规定，预示着英国式“客工”模式到来‍‌‍‍‌‍‌‍‍‍‌‍‍‌‍‍‍‌‍‍‌‍‍‍‌‍‍‍‍‌‍‌‍‌‍‌‍‍‌‍‍‍‍‍‍‍‍‍‌‍‍‌‍‍‌‍‌‍‌‍。[5]

　　但这个评分系统无法限制来自欧盟成员国的移民。从欧盟内部人员流动数据来看，在2004年和2007年两次欧盟东扩之前，自成员国进入英国的移民连续多年保持基本稳定、略有增长态势。然而2004-2005年，自新加入国家进入英国的移民由28700人猛增到116800人，到2008年这一数据又增至332400人，其中，波兰人取代印度人成为英国登记在册的移民最大输出国。[6]

　　受移民的数量与福利之间的零和模式影响。蒂勒曼和霍博思基于国际移民政策和法律分析计划的数据研究表明，欧洲各国接收移民的数量与他们赋予移民的福利之间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在其中，英国是典型的“高福利，低数量”国家，赋予移民以完全福利资格。由于接收移民的成本更高，英国倾向于在数量上严格限制移民和难民的数量。欧盟东扩后，来自东欧的大量移民的涌入，将英国的移民福利模式客观上转变为“高福利、高数量”模式，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一种直观的感受是移民占用了原本属于本国人的大量福利资源。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政府缩减财政开支，民众的不满情绪与排斥移民情绪叠加，反移民倾向更加强烈。来自欧盟成员国移民数量激增成为2016年脱欧公投的主要动因。

　　2.移民整合政策

　　移民融入英国社会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文化议题，同时也是一个结构性问题，需解决基于种族、性别和阶级歧视导致的不平等。[7]过去已有的多元文化主义讨论和政策措施往往过于强调文化差异，而对社会结构性不平等的认识和关注不足。

　　第一，文化权利关系到少数族裔的自由(如宗教信仰自由、语言权利等)及其与主流群体之间的平等。为帮助移民融入英国社会，建立对英国价值观的认同，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移民进入英国后，政府、其他公共组织或私人部门会为移民提供多种渠道的免费语言课程来提高其英语能力。移民若想申请英国公民资格，必须通过政府组织的语言测试。此外，英国部分地区还提供一些社会指导服务，帮助新移民了解英国的文化，如社会规则、规范、习俗、价值观，帮助他们融入当地社会。在宗教方面，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某些习俗(如女性割礼、包办婚姻等)与英国主流社会的根本原则和信念相冲突的问题，英国教育部于2012年出台了一项规定，要求在包括穆斯林学校在内的所有的私立学校中推广英国价值观，要求师生尊重公民法律和刑法，以一种平衡的方式来讨论政治议题。[8]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英国统一价值观的建立。

　　第二，通过一系列整合措施推动少数群体在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平等。在经济领域，就业和薪酬问题是权利平等的核心议题。历史上，移民和本地英国居民的就业率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在经济下行时期尤为如此。英国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措施，纠正少数族裔员工在就业中的劣势，帮助其提升就业能力。据统计，英国移民有较大的比例从事高技能工作，近40%的移民拥有管理和职业岗位，其中中国人、非裔亚洲人和印度人居前三位。[9]对于新移民而言，尽管他们整体受教育水平高于其他人，但他们常常从事低于他们资质的工作，如在食品加工、家政等领域工作的新移民高达30%。[10]在薪酬方面，就整体而言，尽管英国移民比本地英国居民接受了更高的教育，但他们的薪资水平却相对较低。其中加勒比人和孟加拉人是最低的，而白人移民的工资则与英国出生的雇员不相上下。[11]这是英国各类组织努力改善的一个重点。

　　第三，在社会整合领域，一方面，针对英国长期以来种族关系紧张的历史和现状，英国政府自1965年开始制定多部种族关系法案，并成立相应的推动种族平等的机构如种族平等委员会，逐步改善种族关系。《2006年平等法案》和《2010年平等法案》则进一步将公共机构应对歧视的范围拓展到所有领域，包括年龄、种族和族群、性别、残疾、性取向、宗教和信仰等。同时将各种各样的监察机构合并为平等与人权委员会，确保法案的落实。这些法案与其它各类政府项目一道，与社区合作来寻求推进平等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也推动了少数族群生活环境的改善。如落实改善市中心环境的城市项目，1988年推出了57个城市项目用以改善少数族群的生存条件;还引入黑人主导的住房联合运动，成为欧洲最著名的针对黑人和少数族群的投资之一。

　　这一系列的措施，导致主流群体中一部分人产生以下指责：移民不仅偷走当地居民的工作机会，而且占用了福利资源，如市议会分配的房子、儿童福利、免费医疗和公共教育等。2001年发生在英国北部地区的青年暴乱、2005年伦敦七七地铁爆炸案，以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导致整个英国社会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怀疑论，即英国政府和全国上下苦心经营多年的多元文化主义不但耗费大量资源，而且成效甚微。这是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失败的原因，也构成英国民粹主义据以进行反移民、反穆斯林、反多元文化主义动员的基础。

　　二英国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

　　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大背景下，英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民粹主义力量异军突起。英国民粹主义政党代表是英国独立党，在法拉奇的领导下尤其关注移民数量的上升对白人英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短时间内得到井喷式发展，在2013年地方选举、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和2015年英国大选中均取得不菲战绩。英国独立党对政府施加压力被广泛视为促成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的主要原因。英国独立党的主张代表了英国民粹主义的主要诉求：疑欧主义，推动英国脱离欧盟;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控制移民，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反对英国的伊斯兰化;在社会议题上偏于保守主义，如反对性少数群体权利，在教育权、司法公正方面较为保守;采用民粹主义的语辞，自称为“人民的卫士”等。在2019年5月，前独立党党魁法拉奇领导下的脱欧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抢眼，获得31%的选票，成为超越保守党和工党等传统大党的最大赢家。

　　整体而言，英国民粹主义的崛起是以下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经济社会基础。全球化实现了人员、商品、资本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分配和自由流动，不仅为英国输送了数量可观的劳动力，也改变了英国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全球产业结构重新调整使得英国传统的制造业和重工业日渐衰落，大量工人失业，生活水平下降;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产生的欧盟共同渔业政策使得英国以捕捞为业的渔民受到损失;加之来自欧盟和世界各国的低技能劳动力被视为英国本国劳动机会的争夺者，英国这些在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底层民众对全球化、欧洲一体化持消极态度，在经济状况欠佳时期，尤为敌视外来移民。英国受2008年欧债危机影响，经济增长下行，部分产业受挫尤其严重，导致该产业从业人员反对一体化倾向明显，容易被右翼民粹主义所吸引。

　　第二，心理基础。全球化带来的经济不安全感上升，加之“伊斯兰恐惧症”日益严重，主流群体安全感缺失程度正逐步加深。同欧洲多数国家一样，英国社会的世俗化程度已经很高。英国在战后吸纳了前殖民地大量的穆斯林移民，加上其居高不下的生育率，使得穆斯林人口在英国总人口中的比例正在上升‍‌‍‍‌‍‌‍‍‍‌‍‍‌‍‍‍‌‍‍‌‍‍‍‌‍‍‍‍‌‍‌‍‌‍‌‍‍‌‍‍‍‍‍‍‍‍‍‌‍‍‌‍‍‌‍‌‍‌‍。有说法称伦敦即将被穆斯林占领而变成“伦敦斯坦”，表达了英国主流人群对英国认同的焦虑和对穆斯林移民的恐惧。近十几年来由穆斯林发起的暴力恐怖事件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频繁发生，激化了英国社会的恐穆心理。这种对穆斯林移民的敌视态度也传染至对待其他移民群体上，英国主流社会强烈要求政府修订移民政策，控制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和难民数量。

　　第三，制度基础。英国是代议制民主的发源地，议会至上原则是其民主制度的基石，民众通过投票选举可以代表他们意志和利益的议员来参与国家治理和政策设计。在是否脱欧的议题上，公投前的议会投票结果显示大部分议员支持英国留在欧盟。这与部分民众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直观感受与判断背道而驰。在这些人看来，以议员、政府官员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作为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受益的各领域精英的代言人，无视被全球化边缘化的民众的声音和其每况愈下的处境，主张继续推行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因此对现行精英体制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疑欧主义、反全球化的诉求终于通过民粹主义反精英、反建制的方式释放出来。

　　三英国右翼民粹主义的特征

　　在多元文化主义意识形态和多元文化政策影响下，英国民粹主义与右翼力量结合，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基于身份认同议题提出主张

　　这既体现在英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自我认同，又体现在英国民众个人身份认同的体验。与传统的左、右翼政党代表经济社会地位不同的选民不同的是，这一轮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基于人们对身份认同议题的关注。英国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区位，英国历史上与欧洲大陆国家对抗的过程中完成国家构建并建立了民族认同，英国人共同缔造的“日不落帝国”的神话和由此产生的大国情结，都塑造了作为英国人的“我们”与作为欧洲人的“他们”不同的差异感，英国上下历来不乏疑欧甚至反欧的声音。从民众个体而言，身边肤色、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日益多元化的人员构成，欧盟2007年东扩以来涌入英国的大量东欧人，未来欧盟可能进一步东扩甚至将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囊括其中，使得人们对自身所处的土地、自己是英国人的意识不再像以往那么清晰。脱欧公投中“夺回控制权”的口号，英国近年来重申英国性的重要意义，凸显了英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和普通民众对英国人身份认同的关注。

　　(二)声称是人民的唯一且直接的代表

　　这有两个意涵：其一，民粹主义政党宣称是“人民”唯一的、直接的代表，不需要通过任何中介，其正当性超过任何建制形式如议会、法院等。当英国高等法院说启动脱欧谈判必须经过议会投票时，英国主要媒体之一《每日邮报》在其头版新闻刊登了一张印有戴假发法官的照片，标题写着“人民的敌人”，称高院此举是“对民主宣战”;[12]其二，民粹主义政党宣称凡是不支持他们的都不是真正的人民。脱欧公投中，尽管脱欧派比留欧派略胜一筹，但考虑到放弃投票的比例，投票脱欧的人数事实上只占英国公民总数的37.5%，那么英国民粹主义者所谓的他们所代表的“人民”指的是哪些人呢?未支持脱欧的62.5%英国人(明确支持留欧的，和未参与脱欧投票的)是“人民”的一部分吗?建立在少数支持基础上的他们能代表真正的人民吗?尽管无法对这些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他们依然自称“谁是人民”的最终定义者。

　　(三)违背政治的审慎原则，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

　　民粹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只破不立，只驳不立，只反不立。它以挑战现有的统治精英、批判已有的制度模式为己任，却不致力于提出解决问题的替代性、系统性、综合性方案。在英国与欧盟依据《里斯本条约》第五十条规定确定的脱欧截止日期即2019年3月29日前，英国内部、英国与欧盟之间争议最大、僵持不下的一个最重要议题是北爱尔兰边界问题。但这一关键问题在脱欧公投前却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脱欧公投前，民粹主义者在反移民主张中反复强调的一个卖点是移民要为本国民众失业率居高不下买单，移民占用大量社会福利资源成为社会的负担。然而英国劳工部2008年的数据显示，英国劳动力市场中低技能本地劳动者的境遇并非由于缺乏适当的工作机会，而更多可以从技能水平、认知和动力方面找到原因。[13]也就是说，尽管很多英国本地人抱怨他们由于移民的到来而失去工作，但事实是市场上并不缺乏工作机会，真正的原因是他们自己是否有符合工作机会的技能以及是否有足够的动力去寻找工作，移民只是他们对自身境遇不满的替罪羊。

　　(四)诉诸公投等简单粗暴的方式，可能造成宪政危机

　　动辄诉诸全民公投，简单粗暴地得到答案是民粹主义常用的解决分歧的方式。民粹主义者进行动员的语言往往颇具煽动性，而且会影响传统政党甚至整个社会的语辞风格，建制派、保守党人经常需要与其合作甚至模仿他们以保证和提升支持率。英国独立党的推波助澜，是推动卡梅伦政府启动脱欧公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脱欧议题上，英国发生了历史上首次议会投票结果与全民公投结果相左的情况，对英国政治制度基础——代议制民主制度甚至整个宪政体制构成挑战。要避免宪政危机的发生，议会需要尊重全民公投的结果，对脱欧这个结果去进行论证并部署后续实施方案。但大部分议员是不同意脱欧的，出现了首相提出的脱欧协议三次提交议会三次未获通过的结果，导致脱欧问题一拖再拖，直到2020年1月31日才正式完成。这一矛盾凸显了代议制民主议而难决、效率低下的弊端，而全民公投的滥用不仅难以弥补代议制民主的缺陷，反而导致民主劣质化，[14]更为严重的是，可能因为直接民主与代议民主结果相左而导致宪政危机。

　　(五)标志着隐性种族主义回归

　　英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以族群为标准来对人口进行分类并管理的国家之一，其本意是为了监测政府和社会各组织、部门对各族群的平等对待情况，但在客观上催生了以族群为界限的种族歧视。在西欧国家，族群不过是对种族的一种委婉表达方式，移民被认为在种族上与多数白人人口不同。在英国，种族主义根深蒂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将英国人等同于白人，英国性等同于白肤色。直到现在，“多种族的”和“多元文化的”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同义词。[15]正如比丘·巴雷克所言，无论你是什么肤色，只要你不是白种人，那么你就不是英国人。[16]汉森也曾说过：“是白人，就意味着归属;是黑人，就意味着被排除。”[17]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从欧洲国家原殖民地来的移民问题的，扭转针对有色人种移民的歧视。英国的民粹主义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客观上表明种族主义的回归，尽管较为隐性，因为种族一词较少被提及。脱欧公投前后居高不下的针对有色人种移民的仇恨语言和仇恨犯罪率，是种族主义的力证。

　　四小结

　　过去英国所实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可以说是半心半意，初衷良好但设计粗鄙且并未全心全意地实行过。从本世纪初参与英国北部骚乱的青年人诉求来看，他们要求的并非文化权利和保持父母来源国的传统，因为作为二代、三代甚至多代移民的他们认同英国的价值观，在文化归属和行为方式上与当地人并无二致。他们要求的是充分的包容，是平等的机会，以及参与国家事务和为国家奉献的权利。[18]真正的多元文化主义除倡导对少数族群文化的尊重和保护外，还要求主流群体平等对待少数群体的态度和实实在在推动少数群体与多数群体在经济、社会、政治权利的平等参与。而后者，恰恰是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多国所忽视的。

　　多元文化主义是民粹主义批判的主要标的之一。但多族群、多种文化的共存是一个事实，包括主流群体在内的社会各群体正越来越多地以身份认同来界定自我，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任何一个政党在确定目标、制定政策上忽略这两个事实中的任何一个都是非理性的。如果不是多元文化主义，如果不是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将提出何种方案以解决它赖以崛起的现有问题，将构成未来考验民粹主义政党——无论作为执政党还是反对党——的一个核心议题。

　　作者：徐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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