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言《词选》的经学背景与词史意义

　　[摘要]乾嘉时期对经学的推崇，是张惠言编《词选》的文化背景;嘉庆二年，张惠言经学著作次第成书，是促成《词选》产生的另一重要因素。《词选序》以张惠言易礼经学为内核，集中体现了张惠言经学理念与素养。张惠言是典型的学士词人，《词选》是其经学思想的文学阐释与外化，亦是其经学素养的文学表达与展示。以“意内言外”“比兴”为中心的《词选》理论，是常州词派理论体系的基点。周济、谭献等人在此基础上，不断阐释发挥，完善了常州词派理论体系。详研《词选》之经学背景与词史意义，既可见常州词派理论的集聚生发过程，亦可藉此对乾嘉学术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细致而具体的考察。张惠言《词选》秉承时代思潮，体现个人学养，促进了清后期词学理论的发展与派别更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张惠言;词选;经学;词学

　　一、《词选》的成书背景

　　(一)乾嘉时期:推崇经学，上行下效

　　言及清代学术，称“朴学”者有之，称“汉学”者亦有之，而清代学者自认为，更准确的名目应是“经学”。正如焦循所言:“本朝经学盛兴……其自名一学，著书授受者，不下数十家，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是直当以经学名之，乌得以不典之称之所谓考据者，混目于其间乎?”[1]清人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学术修养，孜孜以求，促成了经学的全面复兴。“经学自两汉后，越千余年，至国朝而复盛。”[2]因此，清代学术不限于经学，而能代表清代学术的唯有经学。清代经学，尤以乾嘉为盛。经师辈出，大家涌现。江藩言及乾隆朝之经学盛况，不禁感叹:“猗欤!伟欤!何其盛也!盖惟列圣相承，文明于变，尊崇汉儒，不废古训，所以四海九州，强学待问者，咸沐菁莪之雅化，汲古义之精微。缙绅硕彦，青紫盈朝。缝掖巨儒，弦歌在野。

　　诗词论文投稿刊物：《中华诗词》创刊于1994年。它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当代诗词月刊。面向国内外，时代风采、情系河山、吟物寄意、田园风光、诗美探索、诗词自由谈、诗词新论、田园风光。

　　担簦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可谓千载一时矣。”[3]张惠言正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也恰是在他出生的乾隆二十六年，乾隆帝策试贡士时，昭告天下:“朕崇尚经术，时与儒臣讲明理道，犹复广厉学官，祈得经明行修之士而登之。”[4]在这样的倡导下，无数乾嘉学者皓首穷经，集前代经学之大成，成乾嘉经学之昌茂。与此相应，乾嘉学者无论为赋为文，抑或为诗为词，皆带有经学色彩。乾嘉经学对于文学的统摄与渗透，在当时很多学者型文人身上都得以体现。张惠言前有王昶、钱大昕、汪中等，乡前辈有洪亮吉、孙星衍等，师友如阮元、陈寿祺、庄宇逵等，皆以经师为文学，在各种文学体裁中，不仅多有对经学问题的探讨，更有对经学理念的诠释与实践。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张惠言《词选》，自然亦带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即以经学为统摄。

　　(二)嘉庆二年:张氏经学，次第撰成

　　乾嘉经学大昌，张惠言却能以经学闻名当世，可知其经学修养及研究成就非同一般。张氏经学，专精易礼。其易学研究，主要由惠栋上溯虞翻，旁及他说，被阮元盛赞为“专家孤学”。其礼学研究，主要师承金榜，上及郑玄。张惠言其人，沉潜深思，期于自得。于易礼之学，既有卓越见识，又有细致考辨，因此能于一众经师中脱颖而出，地位及成就颇显。

　　与其文学著作相比，张惠言经学著作可谓卷帙浩繁。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周易虞氏义》《仪礼图》①，皆于嘉庆二年撰成。值得注意的是，《词选》亦成书于此时。由此可知，嘉庆初年，是张惠言把多年对经学、文学的思考与积累，发而为言、编订成书的关键时段，亦可谓张惠言的学术精进期。嘉庆元年，张惠言复从金榜学。后往富阳依恽敬修志不成，转至歙县坐馆营生。于江村江氏，得学生江承之。二年，馆于岩镇金氏，得学生金式玉。

　　嘉庆元年至二年，因岩镇金氏、江村江氏皆有子弟从学，张惠言衣食得全，生活稳定。在学术上，也多得师友辅成之力，重要经学著作陆续撰成。就此时张惠言治经、著经而言，师友中最为重要的两个人，分别是金榜和江承之。张惠言《祭金先生文》云:“三年在门，莫窥美富;既困驰驱，乃始自咎……丙辰之春，再谒几席;先生欣然，曰:‘子可益’。则理其秽，则沦其清;诙之拓之，以崇以闳。闵其饥寒，恤其生事;割宅以居，推食以食。”[5]166由此可知，嘉庆之前，张惠言曾师从金榜学礼，历时三年而后去。②嘉庆元年，再从金榜学。此前，张惠言科举之途坎坷偃蹇，屡试不售，奔走衣食。此时幸得金氏提携周全，生活安稳，因此这一时期成为其短暂人生中难得的著书立说时期。金榜不仅对其经学研究谆谆教诲、大加鼓励，亦在生活上多有眷顾。

　　张惠言学术之精进、经学之大成，与金榜面炙亲授，悉心指教，悉悉相关。江承之，十四即从惠言学，尤好治经，深得张氏经学精要，是张氏得意门生，在张惠言撰书过程中，多有助益。张惠言在《记江安甫所钞易说》中言，其易学著作，皆由江承之手写誊录，包括《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礼》《易事》《易候》《周易郑荀义》《易纬略义》等，只有《易义别录》未及写，而江承之亡。[5]124《清儒学案小传》《经学博采录》亦有相似记载。可知，江承之不仅研经专精，深慰师心，亦在张惠言撰书过程中奋力誊写、与襄校核。惜其早卒，若天假以年，使竟其学而展其才，定能尽传惠言之学而发明之。总之，嘉庆二年，张惠言经学著作陆续撰结成书，与此同时，《词选》亦应运而生。经学大进，遂有《词选》，这绝非偶然，下面即从《词选序》来展开论述。

　　二、《词选序》的经学内核

　　从词学层面讲，任何理论都是主体在前代词人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治词经验和理念而进行的概括性书写。乾隆中后期，清王朝已出现衰败之势，促使词人们以更为切近的眼光去观察一己生活与社会民生。阳羡末流浮嚣粗疏，浙西词派势力大张，其内部虽渐有枯瘠琐碎之弊，但仍是乾隆嘉庆词坛的主流。此外，部分词人自成面貌，发展出超越流派壁垒的创作风格和词学理论。总之，乾嘉词坛，浙西词派典型的雍容雅正风貌，渐渐失去了它存在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已不能笼括词人们现实的内心情感，词坛的新陈更迭，渐露面貌。嘉庆二年，张惠言《词选序》出，影响不断扩大，最终成为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石。

　　序曰: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翃、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松、司空图、韩偓并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五代之际，孟氏、李氏君臣为谑，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绝伦。

　　亦如齐梁五言，依托魏晋，近古然也。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之伦，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而前数子者，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后进弥以驰逐，不务原其指意，破析乖刺，坏乱而不可纪。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距隳。以至于今，四百余年，作者十数，谅其所是，互有繁变，皆可谓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今第录此篇，都为二卷。义有幽隐，并为指发。几以塞其下流，导其渊源，无使风雅之士，惩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也。嘉庆二年八月武进张惠言。[6]从上可知，张惠言对于“词”这种文体的概念，即以书写“里巷男女哀乐”，来抒发“贤人君子”“不能自言之情”。通过外在的“低徊要眇”之“言”“微言”，来表现内在的“幽约怨悱”之“意”“义”。

　　《诗》之“比兴”，在词中承担沟通内外、表情达意的中介作用。“意内言外”与“微言大义”，都要通过“比兴”来实现。在尊词体、倡风雅等问题上，《词选序》毫无疑问地存在着阳羡词派陈维崧、浙西词派朱彝尊的理论遗迹。可以说，在理论框架和观点阐述上，并无太多新意。且与当时的其他词论家，如吴锡麒、郭麟的理论相比，有尊古好古而近于淤滞的弊端，很多论者也因此批评《词选》曲高和寡。然而，《词选序》词学理念的尊古好古、守正严苛，是由其词论的经学核心和张惠言的经学素养决定的。张惠言从经师立场出发，自然会对“经义”“风雅”，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尊崇和重视，经学素养是他提出“意内言外”“微言大义”词论的内在原因。

　　(一)易礼之学

　　张惠言易学，承自孟喜—虞翻—惠栋一派。作为易学专家，张惠言借用孟喜《周易章句·系辞上传》中“意内而言外”句，表达自己的词学观点。张惠言云，意内言外谓之词，即词是内在之“意”与外在之“言”的结合。“君子”之“情”“意”，由“比兴”出之;风骚之“义”，亦由“比兴”出之。我们再看他在《七十家赋钞目录序》中，对赋体的界定:“夫民有感于心，有概于事，有达于性，有郁于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变化。”[5]18这里情内言外，言即物象的说法，与其词论如出一辙，因为张惠言对不同文体的解释，皆是基于易学之“意内言外”论。张惠言总结虞翻易学之优长，认为虞翻易之所以能够发挥旁通，升降上下，归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正因其能依物取类，贯穿比附。而对虞翻易的理解，开始似若琐碎，及沉潜深入，解剥根叶，方能条理畅茂，通于大道。所以后世学人少有通其意者。

　　[5]39其中“依物取类，贯穿比附”“鬯茂条理，遂于大道”虽是经学表达，但与《词选序》中的“比兴寄托”之说，异质同构。虞翻易学，是通过六爻的发挥旁通，升降上下，以看似琐碎的形式，表达意旨，归于大治。如果不能解剥比附之物类，离散根叶以见其条理，就不能达到大道。以词言之，词是通过比兴的形式，以幽眇的言辞，写里巷男女哀乐，抒发的其实是君子不能自言之情。比兴，是外在形式;风雅大义，是表现内容。如果不能了解“比兴寄托”之深意，自然不得要领，词旨难求。可见，张惠言正是以经学思维，解释词体并建构词论。张惠言礼学，师承金榜。

　　在《原治》一文中，张惠言阐述礼的价值与功能:正因民有喜怒哀乐之情，才有饮食男女之欲，亦有是非之心，故先王制礼以分上下长幼，别贵贱亲疏，是以民情得达，民欲得遂，而仁义礼智之心自生，使邪气不得接。[5]116他认为，“礼”正是“民”沉积于内心的日常感情，得以有节制地抒发的渠道。因“情”而有“礼”，“礼”存，则圣人之道“油然以生”。把这与《词选序》“词”乃“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

　　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之论相较，可知，在张惠言看来，“词”与“礼”的存在意义是一致的。“词”与“礼”，都是在合理范围内，抒发真实自然的情感，都是宣昭风雅的载体、尊经复古的途径，两者的工具性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张惠言不仅通过词这种文体，抒发自己心中深隐的微妙情感与迂曲心绪，表现士人君子的幽微心志与复杂意绪，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词来拓展、实现自己的经学大道，重申上古三王的社会理想和社会秩序，以解决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与问题。综上，张惠言《词选序》之论，与其易学异质同构，与其礼学异曲同工。张惠言《词选》无疑是以经学为核心，经学是其词论的基础，其词论乃从其经学生发而出。

　　(二)今文经学

　　张惠言的故乡常州，正是今文经学的胎息之地。乾嘉时期，庄存与创常州学派，力倡公羊学的经世致用、微言大义，因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发展形势相契合，于是逐渐掀起了今文经学的热潮，对于整个地域文化影响深远。庄述祖、庄宇逵、刘逢禄、宋翔凤，推波助澜，嗣响其后，使今文经学的思潮一发而不可遏。因此，学者皆把庄存与作为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山人物。然而，作为今文经学的关键性人物，庄存与的外孙刘逢禄却提出了不同观点。他首先指出当朝汉学昌明繁茂、通儒巨匠辈出之盛况，继而言之:正是张惠言治《虞氏易》，孔广森治《公羊春秋》，才使得今文经学重见天日，萌芽复苏。

　　[7]总之，他认为张惠言易学与孔广森公羊学，肇始了今文经学的复兴。前已有言，张惠言易学源自孟喜，孟喜之学正是今文易学。张惠言礼学尊郑玄，刘逢禄总结郑氏经学有云:“郑康成氏，总群儒而通六艺，其学则于《礼》深，于《易》《书》《诗》《春秋》浅。故注《礼》用今文，采韩说。及解《易》《诗》《书》《春秋》，乃皆舍今学，而从古文。聊以创异门户，存一家之说。”[7]也就是说，张惠言所治虞氏易、郑氏礼，皆是今文经学，其学术根源正是今文经学。加之张惠言与庄述祖、庄宇逵往从甚密，刘逢禄、宋翔凤作为后辈，又都曾问学于张惠言。故刘逢禄此言，绝非泛泛而谈。

　　一言以蔽之，张惠言与今文经学渊源颇深。这种与今文经学的内在关联，表现在词学方面，即“微言大义”之论。“微言大义”是今文经学的要义所在，即通过对经典的发挥阐释，来表达自己的见解。这也正是张惠言词论的经学注解。词非小道，正因微言中深寓大义，而这大义，是通过“比兴寄托”来表现的。因此，对于“比兴”的强调和关注，是张惠言词论的重中之重。

　　总之，嘉庆二年，张惠言《词选》及词论的应运而生，固然是教授金氏子弟的教学需要，更是张惠言经学素养、经学理念的体现与总结。《词选》的词学理论与观念，是今文经学“经世致用”与“微言大义”的文学化表达。在道咸同光四朝特定的时间段内，今文经学因匡救时弊、经世致用而备受尊崇。与今文经学有着内在关联的《词选》词论，也渐渐占据词坛主流。常州词派也在此过程中，肇始发轫，流被渐远。

　　三、《词选》的词史意义

　　如何评价张惠言《词选》，一直是有争议的。推崇者认为其风雅复古、阳春白雪，批判者则认为其泥古保守、曲高和寡。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中评价张惠言的“比兴”云:“虽然，词本于诗，当知比兴，固已。究之《尊前》《花外》，岂无即境之篇，必欲深求，殆将穿凿……故皋文之说，不可弃，亦不可泥。”[8]此“不可弃，亦不可泥”句，用来评价张惠言《词选》，诚为不刊之言。有清一代，随着统治者的提倡与学者的精研，经学对文学理论、创作、批评等各方面的影响，更加显著。作为一代经师，张惠言在《词选》中把《诗》之比兴寄托，直接运用到了词论建构中。

　　在这个意义上，其同年许宗彦认为，张惠言是王昶的知音。许宗彦之所以有此论断，正在于王、张二人皆认为词之体“滥觞楚骚，导源风雅”，词之“上”者，在于“命意幽远，用情温厚”。[9]可以说，张惠言是传统儒家诗教的忠诚守护者和践行者。《词选》之词论固有拘泥之处，却代表了儒家诗教在有清一代的传承，展现了“风骚”“比兴”等诗教内容对词学理论和鉴赏至深至远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乾嘉时代经学对词学的统摄、渗透。常州词派后继者在此基础上，不断补充完善，终于继替浙西词派，席卷词坛。因此，《词选》之词学理论，不可弃。

　　《词选》推崇唐五代词。张惠言认为，词之杂流，起于五代，然词之绝伦者，亦在五代。原因在于:“近古然也。”从张惠言编《词选》，以扫除词坛积弊的出发点来说，崇尚风雅复古，方能清除当时词坛浮词、游词、鄙词对词学创作的不良影响。当然，在矫枉归正的过程中，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倾向。张惠言“结兴为上，风神次之”之论[10]，也即把“比兴”“寄托”放到了“意境”“神韵”之上。这种有“理论先行”意味的创作论和鉴赏论，受到了后世词人的批评。况周颐有“其所谓寄托，乃益非真”之评，[11]王国维有“固哉”“深文罗织”之叹。[12]可见，对张惠言秉承儒家诗教传统所提倡的“比兴”“寄托”词论，晚清词论家是认可的，但他们强调，如果拘泥于此，“千首一律”，成“门面语耳”，则“固哉!”因此，《词选》之词学理论，亦不可泥。

　　(一)成为常州词派理论基点

　　陆继辂在《冶秋馆词序》中阐述自己学词的过程时谈及，左辅、恽敬、李兆洛等人引申发挥张惠言词说，于是开创常州词坛的繁盛局面，后有董士锡、周济等人，亦功不可没。陆继辂认为，张惠言后之十数人，对常州词坛的贡献似在张惠言之上，而若论倡导之功，则“张氏一人之力也”[13]。可见，常州词派的建立，绝非张惠言一人之功，从《词选》附录及陆继辂之言，即可见其梗概。《词选》附录，原仅列黄景仁、左辅、恽敬、钱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陆继辂七家词，后郑抡元增补张惠言、张琦、金应珹、金式玉及郑本人词作，共计十二家。除黄景仁及张惠言外的十家，严迪昌名之“宛邻”词人群[14]，以区别于后期的常州词派词人群体，确有见地。“宛邻”词人群，其实就是常州词派发轫时期的主要成员。

　　张惠言与“宛邻”词人群，关于词学的研讨与交流，推动了词派理论的确立与发展。但在常州词派建立过程中，张惠言《词选》的开山之功，是毋庸置疑的。故陆言“张氏一人之力也”。嘉庆二年，张惠言馆于岩镇金氏，金氏子弟好词，张惠言针对当时词坛的诸种弊端，基于自己的经学理念与素养，与其弟张琦编《词选》。在序中，他提纲挈领地梳理了词学历史，言简意赅地总结了各家成就及特质。词出于唐，唐代各家，张惠言最重温庭筠，评价其词深美闳约。认为五代是谑调竞生、杂流兴起的肇始，同时也不否认存在卓异词作。至于宋朝，词学大成，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等人之词，文质并茂，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而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等人，以各所长，取重当世。

　　总之，唐为正源，五代为杂流，宋代各有所长。《词选序》提倡风雅比兴，并以此为标准，选录百十六首词入册，以扭转卑冗琐碎、浮荡俗艳的词坛风气，为词学拨乱反正。故虽是教学之用，《词选》却有正本清源、考镜源流的作用，也为后来常州词派之兴起，提供了理论奠基与经典范本。《词选》重“比兴”以尊词体、倡风雅，使词体尊而源清，名正而言顺。钱钟书言:“吾州张氏兄弟《词选》，阐‘意内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傅景物，推求寄托，‘比兴’之说，至是得大归宿。”[15]

　　虽然，彼时词坛时势，个人经学根性，都决定了张氏之“比兴”，没有后来周济、谭献等人比兴理论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但《词选》“比兴”论，是其后常州词派理论生发的基点。在常州词派发展过程中，“比兴寄托”被反复强调，不断阐发，一直是词派理论的中心所在。因此，小而言之，张惠言《词选》是陈维崧、朱彝尊词学理论，到周济、谭献词学理论的中间环节。大而言之，张惠言《词选》是乾嘉词学到道咸同光词学的转捩点。由此可见，由乾嘉词坛渐渐而起的常州词派，对阳羡词派、浙西词派理论之反动拨正，亦可见笼罩道咸同光之常州词派理论的集聚生发。

　　(二)推进嘉道词坛派别更迭

　　清词发展到中期，云间派产生的独特历史背景，早已远去。词人没有云间派词人因明清易代而产生的家国之恨，自然不容易写出那种别有怀抱、深微隐曲的词作。科场案、奏销案、通海案的阴霾也渐渐散去，相较于清前期阳羡词派那些直接或间接的受牵累者来说，清中期的词人们亦不能感同身受。时移则势易，势易则情转。清中期，虽然文字狱之网高张，但科举之途已较稳固，词人们的心境也随之变化。阳羡词派慨叹旷健、凄怨多悲的整体风调，既与政局风向格格不入，又与士人们的心境不甚相合，衰落已成必然之势。不同于阳羡词派以“在野”心态，哀民生之多艰，浙西词派以清醇正雅的姿态，淡化个人身世之感及家国之悲，显然更符合当时求稳的政治局势及求安的士人心态，因此逐渐占据优势，成为主流。

　　但各词派在产生之初的优势与倾向，最后往往成为词派没落的内在原因。阳羡派之慷慨激昂、黾勉多悲，至末流时，已转为粗疏叫嚣;浙西派之醇雅敦厚、舂容大雅，至末流时，也不堪琐屑饾饤。乾隆末嘉庆初，盛世余晖中，暮气沉沉，清王朝败相已现。很多文人纷纷在文学层面上，调整思路、力除积弊，以抒发自己对政治危机的敏锐感应和焦灼忧虑。此时，阳羡词派趋于末流，浙西词派渐成僵态。张惠言选录《词选》，即为清除二者或粗鄙、或委弱的风气。于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以经师身份与心态为文学、编《词选》。《词选》是常州词派理论体系的基础与核心，为常州词派大张旗帜，作好了理论准备。张惠言、“宛邻”词人群，导发于前，周济、谭献继响于后，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为其殿军，常州词派从地域性流派，流被全国，并渐渐取代浙西词派，占据词坛主流，成为晚清时期影响最大的词学流派。

　　正如龙沐勋《论常州词派》所言:“迨张氏《词选》刊行之后，户诵家弦，由常而歙，由江南而北被燕都，更由京朝士大夫之闻风景从，南传岭表，波靡两浙，前后百数十年间，海内倚声家，莫不沾溉余馥，以飞声于当世，其不为常州所笼罩者盖鲜矣。”[16]总之，《词选》是张惠言经学素养的硕果，也是文学史推波向前、生生不息发展的反映，其中既有对阳羡词派陈维崧尊体观念、浙西词派朱彝尊风雅追求的承继，更有对后世周济、谭献“寄托说”的启迪。正可谓“栉风沐雨，薪火相传;筚路蓝缕，玉汝于成”。乾嘉时期，桂馥、焦循、凌廷堪、张惠言等学者，皆把经学作为自己学术的中心与重心。

　　桂馥言治经对于学者的重要意义云:“岱宗之下，诸峰罗列，而有岳为之主，则群山万壑皆归统摄，犹六艺之统摄百家也。今之才人，好词章者，好击辨者，好淹博者，好编录者，皆无当于治经。胸中无主，误用其才也。”[17]因此，理解经学对文学的统摄，经学与文学的融通，是研究乾嘉文学的肯綮所在。如果说文学是抒情言志、表情达意之学，经学则是修身立命、齐家传世之学。对于乾嘉学人来说，他们更看重自己在经学史、学术史上的地位。

　　张惠言本人，即以经学之当代传人自励、励人，更把经学著作作为自己的传世之作。因此其经学著作的种类和数量，远远超过其文学著作。张惠言在经学上的深厚学养，使其能够在词学、古文方面，自有体会，别成面目。嘉庆二年，其经学著作与《词选》同时产生，绝不是偶然的。经学是其学术理论体系的核心，《词选》对词学的解读与阐释，是其学术体系的完善与延展。张惠言《词选》，其实是其经学主张的贯彻和实现。在他看来，经世致用，正是经学要义所在，而经学对词学的统摄和渗透，不过是其“致用”之一端。惟其如此，才能使词坛正本清源、摒除杂质。

　　于是，产生了与经学异质同构、异曲同工的《词选》，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比兴”理论，也成为常州词派的核心理论。常州词派在产生之初，并没有广泛影响。道咸时期，因与历史时事及词人心境相契合，加之周济、谭献等人的不断阐释与推崇，词派才得以不断壮大。经过周济“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谭献“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理论发展之后，常州词派原本带有尊经复古色彩，略显板滞、高严的词论，得到进一步补充、完善，从而更加贴近词学创作与鉴赏批评的实践，焕发出新的生机，逐渐成为词坛主流。

　　总之，《词选》植根于乾嘉时期的经学环境，以纠正词坛偏颇为旨归，发而为词论，因此符合经学与文学交融发展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常州词派经过嘉庆朝的持续发酵，郁郁勃勃，乘势而上，成为晚清词坛影响最大的词学流派。《词选》是常州词派的奠基之作与理论性纲领，更是清词演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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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清]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214.

　　[3][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O].清嘉庆刻本.

　　[4]清实录(卷六三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5(17):90-91.

　　[5][清]张惠言.茗柯文编[M].黄立新，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6][清]张惠言，辑.词选[M].北京:中华书局，1957:前言.

　　作者：张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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