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士志于道”与尚礼精神

　　摘要:中西传统文化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尚礼”西方“尚力”。“尚礼”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礼义传统，是周代礼乐模式转化为普遍的仁义精神、伦理精神、道德精神或王道理想。“尚礼”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的崛起必然是和平崛起。“尚力”就是西方的丛林法则，具体表现为科技崇拜、金钱崇拜乃至战争崇拜等等。“尚力”的文化传统决定了西方的发达必然依赖各种形式的掠夺与霸权。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路径。尚礼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核心信仰和价值追求。在中国文学史上表现为文以载道、文以弘义、文以化人的礼乐教化传统。古代的通俗文艺自觉承担了传播和普及礼义传统的历史任务。

　　关键词:中西文化比较;中国礼文化;通俗小说;文以载道;不忘初心

　　从2009年至今，中国社会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进入了一个历史新时代。人们喜欢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70年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并且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描绘这三个历史阶段的特征。此种描绘形象而生动。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三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特征。第一阶段为1949年至1979年，这是第一个30年。

　　这一时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进行艰苦奋斗的时期。其主要特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主要目标是国家政权之稳固，是让刚刚站起来的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站稳脚跟。这一时期，成就巨大。但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也存在着一些失误，那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尤其是“文革”十年。第二阶段为1979年至2009年，这又是30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

　　中华民族历经了十年“浩劫”之后，经济濒临崩溃。中国共产党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这是已经到了“而立之年”的新中国为使自己实现繁荣富强而开始进行新的探索。其主要特征是以经济建设为纲。其奋斗的目标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经济腾飞。毫无疑问，我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环境破坏、分配不均，特别是社会价值庸俗化、金钱化等问题。

　　第三阶段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尽管这一时期仅仅过去十个年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达到“知天命”年龄之后开始的新的历史征程。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中国开始进入一个以文化建设、民族文化复兴为纲的历史新时代。这是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三个历史时期文化特征之概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提出，是建立在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基础之上的。体现了“知天命”之后的伟大智慧。

　　“知天命”，对个人来说是个人的文化自觉，既意识到自己走过的道路，又意识到自己将要承担的历史责任。对于民族来说，亦是如此。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前60年伟大成就的继承与发展，而且是对前60年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社会价值庸俗化、金钱化等问题的纠正。这一目标表明，中华民族在总结最近几百年的兴衰成败经验之后，特别是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成功与失误的经验之后，不仅明确了自己未来的努力方向，而且意识到自己的未来发展将对世界文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伟大使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伟大精神。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塑造中国文化形象，以中国特殊的文化精神为世界未来文化发展提供借鉴。因此，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之文化精神，就成了最近十年中国文化发展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也是本书讨论问题的文化背景。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特征比较的历史脉络

　　如何概括并认识中国传统之文化精神，这是个老问题。早在19世纪中叶，随着西风东渐，特别是后来的鸦片战争以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等系列屈辱事件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便开始了东西文化之论争。回顾东西文化论争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东西文化特征的认识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亦体现着鲜明的价值倾向。清代末年，整个世界开始进入以弱肉强食为主导的丛林法则时代。传统中国文化在西方强力文化的逼攻下，节节败退。

　　当此之时，满清政府的一些官员及有识之士如薛福成、李鸿章等开始用道、器之别来区分中西文化，并由此引出后来的“体用”之争。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也曾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来概括中西文化的特征。此种观点，恰与西方罗素之意见相呼应。罗素后来撰文谈中国问题亦认为西方文化之特长在科学的方法，中国文化之特长是人生目的的正当。科学产生的是物质文化，人生目的则是精神文化。新文化运动初期，随着社会形势的变迁，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则从主静与主动两种倾向来讨论中西文化特征。

　　先是陈独秀1915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将东方文化之特征概括为“以安息为本位”“以家庭为本位”“以情感为本位”和“以虚文为本位”，将西方文化概括为“以战争为本位”“以个人为本位”“以法制为本位”和“以实力为本位”[1]。李大钊在1918年《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一文中亦以主静和主动为纲，将东西文明相对比。用“消极”“依赖”“苟安”“因袭”“保守”等词语描绘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用“积极”“独立”“突进”“创造”“进步”[2]等词语描述西方文化，其价值倾向是十分鲜明的。稍后一些的梁漱溟、刘鉴泉以及杜亚泉先生等学者虽然在对中西文化特征之描绘上，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大体相同，但在价值判断上则表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如刘鉴泉先生的《动与植》，用植物文化与动物文化概括东西文化之特征。强调中国文化植根于土壤，赖自然之惠，重天伦，家单位，枝干相扶，血统相连，出入朋友，守望相助，兵主自卫等。西方文化则游而求食，轻家尚险，进步贪多，个人单位，利益结合，好为争斗，兵主侵略[3]等。

　　由此进一步引申为食草与食肉之别。刘鉴泉、梁漱溟、杜亚泉等基本上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价值导向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亚洲文化协会诸人则用人的文化与物的文化来说明东西文化之差异。指出人的文化为王道文化，物的文化为霸道文化。王道文化是解放的文化，霸道文化是侵略文化。亚洲文化协会诸人的中西文化观表达了30年代中国文化界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倾向。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中国学术界又一次掀起中西文化比较的热潮。尽管在对文化特征的描述上大体没有超过前人之论述，但是，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价值判断与《大国的崛起》等引起巨大争议的系列文章之问世，则鲜明地体现出当时中国学术界一些人的价值取向。在21世纪的开端时刻，整个世界都发生了重大变革。我们用“尚礼”与“尚力”来概括中西文化之特征。既总结、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又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同样表现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价值倾向性。

　　二、中西传统文化特征

　　用尚礼和尚力概括中西传统文化的本质精神，有人认为失之片面。比如用尚力精神来概括西方文化，似乎无法涵盖人们所推崇的古希腊理性精神，或中世纪基督教的道德精神等。同样，用尚礼精神概括中国文化，似乎也无法涵盖自春秋以来对中国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墨家与法家，特别是法家尚功利尚权谋的思想主张。

　　毫无疑问，任何一种成熟的民族文化，都不是极端的。都应该包括精神与物质，道德与功利两种因素。以物质求生存，以精神求愉悦;以道德求安定，以功利求富强。历史就是道德与功利两种文化追求平衡的结果。然而，远山无皱，远水无波。概括民族文化精神，不是对民族文化的细分，而是时间与空间的概括与综合。我们强调三个因素:一是时间的长度。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必须在该民族文化形成并发展中从始到终，成为该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

　　二是受众之广度。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必须被该民族大众广泛接受，从上到下，涵盖全体。而不是一个阶级、一个阶层或一个团体提出的思想。三是影响之深度。作为一种文化精神，不是一种外在之理论，而是能够让社会每个成员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的思想准则。是真正体现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或曰集体无意识。在人们强调用理性概括古希腊文化精神时，我们从古希腊神话、史诗中看到的是古希腊人对力的崇拜。这种力的崇拜延及罗马社会，则是大家公认的罗马人的尚武精神。罗马角斗场的盛况是罗马文化精神的体现。

　　中世纪被称为基督教神学统治的时代。然而，中世纪西方人的世俗生活，却是另一种景象。大概那句话描述是对的:恺撒事归恺撒，基督事归基督。中世纪贵族阶级盛行的骑士精神，其核心价值乃是对力的崇拜。无论忠君、护教、行侠，所仰仗的都是力。堂吉诃德最终结束自己的骑士生活，并不是听从上帝的召唤，而是被假扮的明月骑士所打败。是对力的屈服。中世纪以来，西方民间盛行的决斗风尚，更是其尚武尚力精神最形象的体现。文艺复兴之后，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完全是凭借力的作用，推动浮士德不断探索的靡菲斯特———这个自称集作恶与造善为一体的，就是“力”。

　　只不过此后，西方民族的尚力精神演化为多种形式，如科技崇拜、金钱崇拜乃至战争崇拜等。还是看看西方哲学家们对西方文化的评论吧: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除了“性格决定命运”和“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之外，就是“战争是万物之父”，“正义就是斗争，万物皆由斗争产生”，“祈求停止战争等于期望世界末日”[4]。18世纪被称为“启蒙之父”的伏尔泰是这样评价西方历史的:“造成人类大量死亡的是战争，是人类可怕的劣根性所致。除个别例外，几乎没有哪些民族的古代史不是表现他们彼此兵戎相见的。战争不可避免，倘若留心一下，就知道人人都崇拜战争。”[5]

　　“人人都崇拜战争”，这就是伏尔泰对西方文化精神的概括。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作了大体相同的论述:“历史就是种族史、战争史、外交史。是生命之流以男女、家庭、民族、阶级、国家的形式，在庞大的浪涛冲击下，相互攻防的历史。在历史的世界里，没有理想、真理、诚实、平等之类，有的只是事实。”[6]斯宾格勒这里概括的是西方的历史，也是对西方文化精神的揭示。维柯则在《新科学》中做出如下总结:“文明是一个脆弱的成就，不过是天神意旨从暴力、贪婪和傲慢中塑造出来的。一旦达到顶点，便为同样的力量所摧毁”[7]。

　　本书第一章中我们还列举了英国哲学家罗素以及美国语言学家、思想家乔姆斯基等人的论述，均认为西方文化精神的核心就是对力的崇拜。够了吧。我们以此为依据，展开对西方文化精神的论述。我们将其概括为“尚力”。认为尚力精神是唯一能把西方文化三要素即古希腊文化、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以及近代科技文化结合起来并贯穿始终的文化要素。尚力精神已经成为西方人的集体无意识。加拿大作家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1989年出版了《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在这本书中作者分析了纳粹主义与文学艺术中的未来主义以及先锋派的相通之处。

　　指出“纳粹主义是先锋派许多冲动中的一种通俗变种。”这是一种文化精神。作者还引用了一些德国理论家提出的“战争即文化”，或是“人为了文化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以此为基础，该书作者指出:“不管是被看作文化的基础还是被视为进入创造和精神更高阶段的踏脚石，战争都是一个民族尊严和自我形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把战争和艺术联系在一起，指出其同属于一种文化精神。《春之祭》的作者以此深刻地揭示了西方文化尚战尚力的本质精神。同样，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确实存在着尚礼与尚力两种文化主张。一般说来，儒家尚礼，法家尚力。从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看，由乱而治，夺取政权靠武力，靠法、术、势。因此，法家主张为一般争夺天下之豪杰所推崇。然而，中国的老百姓对此并不买账。老百姓信仰与期待的永远是儒家的王道与太平。

　　《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反映的中国民间文化取向就是这种价值倾向。在中国文化中，止戈为武，先礼而后兵。讲道理、讲规矩、讲情义，讲天理良心、讲合情合理，礼尚往来永远是中国百姓的第一选择或最高价值判断。相反，不讲道理，不讲规矩，不讲情义，不讲良心，则是中国百姓对做人的最严厉的批评，甚至认为其不足为人。不仅不足为人，乃至“禽兽不如”“不是东西”。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精神完全不同。伏尔泰曾指出民族文化史有“个别例外”，对西方人来说，中国就是那个“个别例外”。2014年习近平同志访问德国时特别谈道: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

　　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8]

　　习近平这里强调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就是礼文化的基本特征。礼的本质是教化。是与武力征服或刑法惩罚完全不同的。本书中，我们亦曾引用西方罗素的话说明中国文化这一特点:“世有不屑于战争之民族乎?中国人是已。中国人天然态度，宽容友爱，以礼待人，亦望人以礼答之。道德上之品行，为中国人所特长，如此品行之中，余以为心平气和者最为贵。所谓心平气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解决是已。”[9]

　　我们认为，用尚礼与尚力二者来概括中西文化精神，既可以涵盖此前诸多学者对中西文化精神特征之描述，又可以纠正某些概念之不足。同时，用尚礼与尚力来概括中西文化精神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用尚力精神概括西方文化精神特征，可以让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当今世界三大危机的根本原因，更加清醒地认识西方文化的本质及其未来发展之前景，更加清醒地认识当今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矛盾冲突的实质以及我们应持的对策。同样，用尚礼来概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表明中华民族曾经走过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创造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文化模式，拥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民族文化精神。中华民族凭这种文化模式、文化精神，曾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今，中华民族又以自己的文化模式而和平崛起，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华民族仍将以自己的文化精神为世界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三、“礼失求诸野”与“尚礼”精神“

　　礼失求诸野”，是尚礼精神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继承与发展的独特道路。当代学者大多承认中国古代文化是礼文化。礼是中国人“会通天地万物与人类和合为一的一种具体表现。”礼即“宗教、科学、哲学之会通，而见之人生融为一体”，“故不通礼，无以明中国文化，亦无以治中国史。”然而，在对中国礼文化的研究中，仍存在诸多错误认识。其主要者为以下三点:

　　一是认为中国礼文化在古代文化发展中逐步“边缘化”;二是中国礼文化即礼教，在宋明以后日趋反动，成为束缚中国人民思想解放的桎梏。三是当代某些研究者对“礼失求诸野”的误解与误用:其表现主要是重仪不重义，求仪而忘义。尚礼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是由以下几个要素决定的:第一，礼文化是在中国特定自然环境下高度发达的农耕文化的产物。

　　第二，中国礼文化和尚礼精神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但尊尊、亲亲、重仁义、讲道德、求稳定、守秩序、尚和平等基本礼义精神却始终没有变化。第三，孔夫子及其所代表的士阶层的特殊追求，对中国古代礼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影响重大。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说明:(1)孔夫子以仁释礼，使礼义精神突破传统的宗法血缘关系的限制，“将社会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为礼义精神的普及奠定了基础。(2)孔夫子撰《春秋》以及开门办学，为礼义精神在民间的传播开拓了道路。

　　(3)以孔夫子为代表的儒家士阶层的“士志于道”的主张，形成中国古代社会中道统与政统的分立，道高于势，描绘出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政统变于上而道统传于下的文化风景，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殊的“礼失求诸野”的光辉传统。这是中国古代礼文化和礼义传统历经沧桑而延绵不绝的奥妙所在。

　　四、“士志于道”的精神追求与文学教化传统

　　中国礼文化及礼义精神在民间传播并逐步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除了上述礼文化建设与传播的主体改变之外，礼文化及礼义精神的存在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中。春秋之前，礼文化以礼乐和礼仪的形式存在。礼义包含在礼仪与礼乐形式之中。仪中有义，仪就是义。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礼与乐分离;礼仪与礼义分离。礼义以新的形式留存在民间。这种新形式以孔子作《春秋》为标志。孟子对此做了总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之前，诗是礼乐之重要组成或基本形态。

　　《毛诗序》有言:“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指周天子巡守采风制度的崩溃以及《诗》的礼乐教化作用的丧失。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孔子作《春秋》以之代替《诗》的礼义教化功能。从此，中国文化开始进入以《易》《礼》《诗》《书》《春秋》等经典著作的经典要义作为教化主要内容的经史教化的时代。秦汉以后，经史作为礼义的载体，由“志于道”而又身处民间的士阶层开始在民间传播。我们认为，儒家的“隐”是孔子开创的经由中国古代志于道的士阶层发扬的一种身在野而志在朝的干预政治的特殊方式。

　　与西方的议会政治完全不同，这种方式之特征就在于它以传播礼义教化民众的形式对政治施加影响。礼义本来是天子“敬守之”并以之“治天下”的，人们称之为“王道”。然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历代天子真正能够实践礼义王道的并不多见。因此，“礼义”就成了身在民间的“志于道”的士阶层用来衡量并批评朝廷的最有力的武器。这些志于道的士在民间像孔子一样，或聚徒讲学，传播礼义主张;或著书立说，宣传王道理想，以之教化民众。

　　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礼义精神在民间得到进一步的普及，王道理想成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得到人民大众的普遍接受。这就是古代的中国梦。以著史的形式，保持并传播礼义精神，是孔子的发明。随着历史的进展，后来的士阶层在继承孔子以史载义、以史传义、以史弘义的基础上，又找到新的形式，那就是以文学为载体，“文以载道”、文以弘义、以文学教化民众。

　　冯梦龙提出的“史统散而小说兴”，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教化传统由经史教化为主体进入以文学教化为主体的历史时代。文学承担教化任务，并不是从冯梦龙提出这一理论才开始的。冯梦龙的这一理论，是对前人文学成就的总结，也是对后人文学创作的指导。文学承担教化任务，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的逐步成熟。冯梦龙的理论，是文学自觉的承担教化任务的标志。由此，我们揭示了中国古代礼义精神传播之途径，也揭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道路。这就是第三章“道的文学和文学的道”。

　　五、从“以史弘道”到“替天行道”

　　“以行证道”“以情悟道”从第四章开始，我们分别讨论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与《红楼梦》四部古典长篇小说。从《三国演义》的“以史弘道”到《水浒传》的“替天行道”，再到《西游记》的“以行证道”以及《红楼梦》的“以情悟道”，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学是“道”的文学，而且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学在发展中走过的独特的道路。我们重点讨论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所受到的孔子的影响，特别是孔子修《春秋》对文学的启示意义。正是在孔子《春秋》精神的引导下，在一代又一代志道之士的不断努力下，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与文学传统，铸就了自己的文化精神，形成了与西方风格迥异的民族品格。

　　作者：李克臣

　　文学论文投稿刊物：《文学评论》(双月刊)创刊于1957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的大型学术刊物。刊物重视对新时期文学成果的研究和评论，注意扶植中青年文学研究工作者，为繁荣文艺，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主要发表关于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史上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史问题、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的研究和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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