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国家立场及中日“郑成功文学”中的郑芝龙

　　摘 要：立足于不同的民族与国家立场，中日两国文人在“郑成功文学”中对郑芝龙的评价呈现出争议与赞扬并存的诸多样态‍‌‍‍‌‍‌‍‍‍‌‍‍‌‍‍‍‌‍‍‌‍‍‍‌‍‍‍‍‌‍‌‍‌‍‌‍‍‌‍‍‍‍‍‍‍‍‍‌‍‍‌‍‍‌‍‌‍‌‍。 考察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芝龙的形象可以发现，郑芝龙的形象具体表现为：老一官的忠臣形象、海盗·海商的海上王形象、台湾开拓者形象和投降清朝的逆臣形象等等。 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芝龙形象的日本变容，体现在其忠臣形象与逆臣形象的两个方面。 其中，老一官的忠臣形象为日本“郑成功文学”所独有，这一形象与历史事实完全背离。 围绕着对郑芝龙降清一事的不同认识，与中国“郑成功文学”中郑芝龙鲜明的逆臣形象不同，日本“郑成功文学”虽然也言及郑芝龙降清一事，但却并未将其冠之以逆臣称号。

　　关键词：“郑成功文学”; 郑芝龙; 民族与国家立场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以其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成为中日两国文人的书写对象。 由于民族与国家立场不同，两国文人对郑芝龙的认识以及所持态度也有所不同。 因此，郑芝龙在两国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呈现出不同样态。 在中国，郑芝龙的海盗背景以及投降清朝的历史，与郑成功反清复明、收复台湾的壮举形成鲜明对比，致使郑芝龙经常作为与郑成功相对的反面形象出现。 这种片面化、碎片化的认识导致了民间乃至部分学者对郑芝龙这一历史人物缺乏全面的认识和客观评价，无法呈现出郑芝龙在中国大陆、台湾、日本、荷兰等国家和地区交流史上的实像。

　　因此，对比中日两国“郑成功文学”中的郑芝龙形象，同时以荷兰等国家的“郑成功文学”为参照，能够更好地认识郑芝龙形象历史变迁的特点及其原因，进而最大限度地还原出历史上郑芝龙的真实面貌。

　　一、中外历史上对郑芝龙的评价

　　历史上对郑芝龙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在中国、日本乃至荷兰等国家的“郑成功文学”中，各国文人基于不同的民族与国家立场，对郑芝龙的评价也呈现出争议与赞扬并存的多种样态。

　　在中国，关于郑芝龙的评价存在多元化倾向。 郑芝龙一出生，就被视为不平凡的人物。 对此，江日升在《台湾外志》中写道：“是年万历甲辰(一六〇四年)三月初十日，春暖融和，天气晴明。 厦门忽尔云雾四合，电雷闪烁，霹雳一声，海渚劈开一石……十八日辰时，芝龙生，其母黄氏，梦三妇人引红霞一片堆于怀，徐而採抹地下。 表名一官。 ”[1]28对于郑芝龙出生之时的异象，在陈三井的《郑成功全传》中这样评论道：“足见有些人对郑芝龙虽不视之为一代伟人，但似乎视之为非凡之人，不过更有视之为妖孽者。 ”[1]

　　28对于“妖孽之说”，匪石在《郑成功传》中写道：“吾大不解吾中国元祖黄帝之何子何孙、以何年何月何日乃怪产一郑芝龙! 先儒有说，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郑芝龙者，屠杀国族之刽子手也，降叛旗下之好人物也。 肇自始生之年，下逮身死之岁，芝龙无一时、无一事不与朱明为死敌。 黄帝在天有灵，其泪滴滴化而为石。 ”[2]74可见，匪石将郑芝龙视为了“妖孽”，而且对他持完全批判态度。

　　那么，与朱明为敌的郑芝龙，清朝评价如何呢? 《清史列传郑芝龙传》中写道：“郑芝龙，福建南安人。 明末，入海寇颜思齐党为盗; 后受抚。 累官总兵。 ”[2]41这段简练的文字，揭示了郑芝龙入海为盗、受明朝招抚的史实。 但是，这段记载并未表达出将郑芝龙作为清朝人或清朝官员的认同。 总兵这一官职是郑芝龙受明朝招抚后，作为明臣的官职。 事实上，在“芝龙投降后，不数日即被挟往北京。

　　明永历七年(清顺治十年，西元一六五三年)满清封芝龙为同安侯。 自是而后芝龙及其家人失去行动自由，但暗中与成功通信，永历九年因此被劾下狱。 十一年清廷流芝龙及其家属于宁古塔，终于在十五年，清廷照谋叛律将芝龙及其在京诸子一律处死。 ”[1]36-37如此看来，郑芝龙的结局非常悲惨。

　　在日本，关于郑芝龙，朝川善庵在《郑将军成功传碑》中写道：“芝龙，后号飞黄将军，泉州南安县人，祖翔宇，曾祖寿寰……初芝龙以妾故，失爱于父，父怒逐之，芝龙亡奔一洋船，父犹詈言，寻出杀之，洋船又刻时挂帆，乃恳巨商，带往日本，时年十八”[3]473。 此碑文原来为日本平户第三十五代藩主松浦侯为建立郑成功纪念碑而命朝川氏所写，但是由于碑文全文两千余字过长，遂命朝川氏删改，但朝川氏不久于人世。

　　后来改命叶山铠轩重新撰文，就是现在的延平郡王庆诞芳踪碑，该碑文与朝川氏所述略不同，其中写道：“(郑芝龙)福建南安人，以庆长壬子来我邦。 幕府召见，问以外国事，命馆长崎，遂徙我平户河内浦。 ”[1]331叶山氏所撰碑文，删去了朝川氏所述郑芝龙失爱于父的记载，而将郑芝龙受德川幕府召见一事记录其中，可见，日本对于郑芝龙的认同程度非常高。 而且，对于郑芝龙降清一事，日本文人也持理解态度。

　　对此，司马辽太郎借主人公之口写道：“‘现在清兵握有北方，南京被拿下，又控制了中部地方，到了这种地步，大明的正统皇帝又下落不明，实在是征战两败了，大家都得为自己打算’……‘你看日本的源平战争，关原之战或大阪之战都是如此。 在大阪之战时，受过丰臣秀吉恩惠的各诸侯，纷纷背叛幼主丰臣秀赖，而倒向德川家康。 大家不是不爱丰臣秀赖而是先求自保。 ’”[4]338司马辽太郎从商人重现实利益的角度，对郑芝龙降清持理解态度。 另外，在日本历史上也出现过与郑芝龙类似的情况，所以司马氏认为郑芝龙降清是非常时期出于自保的行为。

　　西方国家对郑芝龙的评价似乎也与中国不同。 首先，《平户荷兰商馆日记》记载的对郑芝龙的称呼，可以看出其身份的变化。 在1628年7月的日记中记载为“一官”[5]151“海贼一官”[5]153，平户荷兰商馆1628年10月的日记也称之为“海贼一官”[5]264“唐人一官”[5]431，“海贼一官对中国沿岸封锁严重”[5]316‍‌‍‍‌‍‌‍‍‍‌‍‍‌‍‍‍‌‍‍‌‍‍‍‌‍‍‍‍‌‍‌‍‌‍‌‍‍‌‍‍‍‍‍‍‍‍‍‌‍‍‌‍‍‌‍‌‍‌‍。

　　在1639年9月的日记中，称呼发生了改变，称之为“都督一官”[5]288，在1640年4月16日的日记中，记载为“官人一官”[5]377，在1640年11月的日记中则记载为“支那人一官”[5]439。 这里的“一官”当然指的就是郑芝龙，但是一官前面的修饰语从“海贼”到“都督”，再到“官人”“支那人”发生了变化。 修饰语的变化，也体现了郑芝龙自身身份的变化，即由海贼转变成明朝都督。 荷兰最后一位台湾总督揆一，在《被遗误的台湾》中对郑芝龙有这样评价：“在反清行列中，有一个出身卑微、名叫一官(I-quan，即郑芝龙)的英雄人物，成为以明帝皇亲为号召的反抗组织的都督。 ”[6]16意大利学者白蒂指出，郑芝龙是一位海洋“杰出的探险家”[7]18。

　　可以看出，中国、日本以及荷兰等西方国家基于不同的民族与国家立场，对郑芝龙的评价截然不同。 在中国，郑芝龙被认为是海盗，是投降清朝的逆臣; 在日本，对郑芝龙持认同态度，且对降清一事表示理解; 在西方国家，郑芝龙被认为是英雄人物、杰出探险家。 郑成功传奇的一生，在中日“郑成功文学”中也被广泛书写，呈现出了郑芝龙形象的不同特征

　　二、“郑成功文学”中郑芝龙形象的变迁

　　郑芝龙的一生经历多次沉浮，中日“郑成功文学”中的郑芝龙形象也因此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具体表现为郑芝龙老一官的忠臣形象、海盗·海商的海上王形象、台湾开拓者形象和投降清朝的逆臣形象的特点。

　　(一)“老一官”的忠臣形象

　　近松门左卫门在《国性爷合战》中对郑芝龙的描写，体现了郑芝龙的忠臣形象特点。 这一形象特点在《国性爷合战》的改作剧中得到了延续。 小山内薰的《国性爷合战》、矢代静一的《国姓爷》等改作剧，也突出地表现出郑芝龙忠臣形象的特点。

　　《国性爷合战》中对郑芝龙的称呼是“老一官”，相当于“大哥”之意。 对于这个称呼，陈三井的《郑成功全传》写道：“有些西文著作说郑芝龙曾受洗礼为天主教徒，教名叫‘Nicolas Gaspard’(尼古拉斯·加斯巴尔德),但中日文资料未见此事之记载。 郑芝龙究竟是否天主教徒，仍待研究。 ”[1]36-37然而，笔者查阅资料时发现，对于郑芝龙皈依天主教一事，日本学者桑原骘藏[8]621指出，明末皈依耶稣教的皇族大官中郑芝龙是其中之一，而且记载了郑芝龙的教名为“Nicolas Gaspard”。

　　实际上，郑芝龙之所以皈依天主教，是为了方便与天主教国家做生意，而且他还学会了葡萄牙语和荷兰语。 对于“一官”的称呼，日本学者的著作中记载为“老一官”“一官”的情况比较多。 例如，稻垣孙兵卫的《郑成功》中有：“郑芝龙字飞黄，在日本称为老一官”[9]44，另外，石原道博的《郑成功》中也写道：“明朝的日本甲螺郑芝龙，字飞黄，又字飞皇、飞虹，又称一官”[10]1。

　　在《国性爷合战》及其改作剧中，郑芝龙老一官的忠臣形象，首先表现在对明朝皇妹旃檀皇女的搭救上。 《国性爷合战》中对于郑芝龙，这样写道：“和藤内的父亲本非日本人，是大明国的忠臣太师郑芝龙，因谏言被皇帝放逐，辗转来到日本，改名老一官”[11]178。 郑芝龙老一官虽身在日本，却时刻没有忘记故乡，“我娶了日本女人做妻子，随着岁月的流逝，依然令我魂牵梦萦的还是故乡的山川草木。 ”[12]15可见，郑芝龙老一官不仅是忠臣，而且是明朝德高望重的太师。 其次，郑芝龙老一官的忠臣形象还表现在对复兴明朝大业的协助上。

　　郑芝龙老一官非常关注明朝的国势，“我从住吉明神那里得知，‘战争在千里之外，西方是幸运的方向。 ’唐土距日本千里之遥，在日本西方，若是现在出战，我们定能取得胜利。 ”[12]15老一官从住吉明神处得知战况，即受了日本神明的指引，可以看出郑芝龙老一官形象的日本化特点。 另外，在《国性爷合战》中，郑芝龙老一官曾留下遗言去与鞑靼同归于尽。 “吾为报先帝之恩，重返大明，无功无誉，期望能以余命力战鞑靼。 现去南京城讨死，望以微名留和汉。 郑芝龙老一官，享年七十三岁。 ”[11]255可见，老一官舍身赴死是为了报答先帝之恩，这与该剧开头介绍的老一官为明朝太师的身份相呼应。

　　对这一情节，小山内薰的改作剧《国性爷合战》描写得更加详细。 当被鞑靼军俘获，用以威胁和藤内之时，老一官一心赴死，激励和藤内不要因为顾忌他而忘记了复兴明朝的大业。 “难道你忘记了你母亲临死前的嘱托了吗? 好不容易快要胜利了，不要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失了大义。 日本人若不重义，会成为日本的耻辱。 即使是女人，你的母亲都那样重视祖国，为了日本宁可舍弃生命……不要忘记复兴大明的伟业。 ”[13]772这里老一官形象的日本化倾向更加明显。 老一官站在日本立场，以日本人重义的精神激励和藤内，以和藤内母亲牺牲为榜样，说服和藤内以复兴明朝的伟业为重。

　　以上论述可知，在《国性爷合战》及其改作剧中，明显体现了郑芝龙老一官的忠臣形象特点。 而且，郑芝龙的忠臣形象具有日本化倾向。 这一日本化倾向主要表现在虽然郑芝龙为明臣，但是剧中刻画的郑芝龙所站的立场却是日本，该人物的语言及行为也体现出明显的日本化特点。 另外，围绕郑芝龙忠臣形象的情节设计与历史事实完全背离，具有虚构性特点。 关于郑芝龙日本化的忠臣形象特点，在中国的“郑成功文学”中没有体现。 然而，对于郑芝龙的有志青年形象，却是中日“郑成功文学”共有的特征。

　　(二)海盗·海商的海上王形象

　　郑芝龙作为海盗、海商的海上王形象，是中日“郑成功文学”共有的典型形象。 首先，郑芝龙的海盗形象与其曾加入海盗集团息息相关。 关于郑芝龙加入海盗集团有如下记载：“芝龙到日本后，仍然如同幼年时代那般活跃，陆陆续续结交了不少所谓‘英雄豪杰’，并经由杨天生的介绍得与当时旅日侨界领袖颜思齐相识……芝龙就在杨天生的推荐下，参加了结盟组织……其中以芝龙年纪最轻，排为尾弟……思齐于是月十四日率众搭船仓皇逃离日本，经商决议往台湾，航行八昼夜始抵台湾。 抵台后将徒众分寨安顿，后横行海上，四出抢掠，遂成为中国东南海上的海盗集团。 ”[1]30-31这里阐明了郑芝龙与海盗头目颜思齐的关系，也明确指出了郑芝龙成为海盗的事实。

　　不久，颜思齐因病辞世‍‌‍‍‌‍‌‍‍‍‌‍‍‌‍‍‍‌‍‍‌‍‍‍‌‍‍‍‍‌‍‌‍‌‍‌‍‍‌‍‍‍‍‍‍‍‍‍‌‍‍‌‍‍‌‍‌‍‌‍。 郑芝龙被推举为海盗首领。 关于郑芝龙成为海盗首领，黄宗羲的《郑成功传》也有详细记载：“思齐死，众无所立。 乃奉盘匙割牲而盟，以剑插米，各当剑拜，拜而剑跃动者，天所授也。 次至芝龙，再拜，果跃出地; 众乃俱伏，推为魁”[14]9。 关于郑芝龙成为海盗头领一事，以上两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顺应天意。

　　在日本的“郑成功文学”中，关于郑芝龙被推举为海盗首领，也有类似描写：“颜思齐死后，群龙无首。 欲推举一人成为首领，一时争议不下。 最后决定由天定夺。 于是在米中插上剑，每人参拜剑。 如果谁在参拜的时候，剑倒了说明是上天选中的首领。 芝龙参拜的时候，剑倒。 众人皆恐惧，跪倒臣服于芝龙……原来，此事能够成功，在于手下平助的计策。 平助利用从土耳其获得的强力磁石的引力术，操纵剑的倒向。 具体细节不知，但是利用磁石操纵剑确属事实。 ”[15]237此处描写与黄宗羲之说有类似之处，可以推测是受到了黄宗羲之说的影响。 而且，作者对于为何剑能够屹立不倒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郑芝龙虽为海盗却能够约束部下，“不许虏妇女，屠人民，纵火焚烧，斩艾稻谷。 ”[16]17可见，郑芝龙与普通的海盗不同。 郑芝龙在日本锁国政策下，能够获得日本幕府的许可进行海外贸易确实具有不平凡的功绩，而且当时郑氏集团的海外贸易，已经获得了明朝官方的许可，郑芝龙成为庇护一方的海上霸主，成为了海上王。

　　关于一官船与日本贸易的实绩，福住信邦结合史料，将其整理如下[15]82：

　　1631年60艘，幕府制定“奉书船”制度，与荷兰的贸易终止。

　　1632年4艘，禁止芝龙渡航日本，荷兰给幕府送去人质申请再度进行贸易，第二年获得许可。

　　1633年至1635年，35到40艘，中国船半数派遣到台湾的荷兰商馆援助。

　　1636年64艘，补充禁止朱印船渡航不充足部分，只开长崎一个港口。

　　1637年93艘，家族移住长崎，作为向幕府的援助。

　　1638年74艘

　　1639年97艘，家族移居长崎获准。

　　1640年74艘，11月按照幕府的命令，平户的荷兰商馆遭到破坏。

　　1641年97艘，迫使荷兰商馆移出长崎，作为空档期的补充。

　　1642年34艘，半数向台湾及荷兰出口援助。

　　1643年34艘

　　1644年54艘

　　1645年76艘，允许妻子阿松渡航，派遣援军请愿使。

　　1646年54艘，拒绝派遣援军，芝龙降清媾和，阿松自杀。

　　对于以上描写，笔者查阅了《长崎荷兰商馆日记》，在1645年3月9日的日记中，记载“支那船十二艘到达长崎……大部分为一官党的船”[17]36，而且，记载了郑芝龙的日本“夫人获得了允许出海去中国的许可”[17]36并且，在1645年5月11日，记载了“一官的夫人从日本长崎出发去中国”[17]39的事情，若将《长崎荷兰商馆日记》记载的内容与上述福住信邦所述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虽然没有确定一官船的数量，但是对于郑芝龙妻子出海去中国的记录时间完全一致，可见，福住信邦的上述数据是有一定依据的。

　　对郑芝龙的海外贸易，在中国的“郑成功文学”中也有描写：“朱印船①的贸易利润，则可以用‘惊人’二字来形容……所有的货品都供不应求，每一艘朱印船进港，都会有来自日本各地的大批经销商在这里等着接货、卸货。 一次出海，一船商品获得的最少利润，也在百分之百，有的甚至高达百分之二、三百，获利之丰，难以想象。 ”[18]50由此可见，郑氏家族富可敌国并非徒有虚名，海上王郑芝龙所打下的基业，为郑成功的反清复明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崇祯元年(1628年)，泉州知府王猷再次提出诏安郑芝龙，他指出：“郑芝龙两次大胜洪都司而不追，獲卢游击而不杀，败俞都督，师至海内，中左弃城逃窜，约束其众不许登岸，不动草木。 是芝龙不追不杀不掠者，实有归罪之萌。 今一时剿难卒灭，抚或可安。 ”[16]31于是巡抚熊文灿派卢毓英向芝龙说降，“抚台委弟前来诏安，业将尔衷曲一一剖名，甚是欢喜。 着将军退师海外，立功之日，定然保题，绝不负将军归诚之意。 ”[16]32-33双方谈妥条件之后，当年九月，郑芝龙率众投降。 郑芝龙成为明朝的海防游击后，先后讨平李魁奇、杨六、杨七、褚彩老等海盗，并在消灭李魁奇后被提拔为参将。 崇祯八年(1635年)，郑芝龙奉命讨伐大海盗头目刘香。 崇祯十二年(1639年)，芝龙又击败了前来进犯的荷兰军队，1640年8月晋升为福建总兵，成为扬名海内外的将军。

　　要言之，郑芝龙的海上王形象兼具海盗与海商两个特点，这一形象在中日“郑成功文学”中作为典型形象被广泛书写。 郑芝龙富可敌国，成为威震一方的海上霸主，正因为如此，才受到明廷的招抚，转变成为海防将军。

　　(三)台湾开拓者的形象

　　郑芝龙的的台湾开拓体现了他的胆识和谋略。 郑芝龙台湾开拓者的形象也在中日郑成功文学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对于明朝开拓台湾的记载，川口长孺在《台湾郑氏纪事》开篇写道：“台湾为海中孤岛，古无闻焉，明人始来往其地。 ”[19]1而郑芝龙对于台湾的开拓，陈三井的《郑成功全传》记载：“数岁，芝龙与弟芝虎亡之颜思齐党中为盗。 思齐，海澄人，居台湾; 一时群盗陈衷纪、杨六、杨七、刘香等皆出其门‍‌‍‍‌‍‌‍‍‍‌‍‍‌‍‍‍‌‍‍‌‍‍‍‌‍‍‍‍‌‍‌‍‌‍‌‍‍‌‍‍‍‍‍‍‍‍‍‌‍‍‌‍‍‌‍‌‍‌‍。 衷纪，亦澄人，最桀骜; 芝龙委身事焉。 台有居人，自芝龙等始。 ”[1]1可见，郑芝龙是第一批到达台湾的明朝人。

　　郑芝龙到达台湾后，认识到了台湾的重要，台湾“其地在琉球西，有鸡笼山，淡水洋。 东北至日本，水道顺风七十更可达。 其鸡笼城与明之福州对歭，至福州港口，五更可达。 自台湾港至澎湖屿，四更可达。 自澎湖屿至金门，七更可达。 ”[19]1当时，“明人以其在澎湖屿东北，故名北港，又名东番，更称台湾。 ”[19]1郑芝龙送到台湾的移民，最初就是在台湾北港进行开发。 郑成功在《复台》诗中写道：“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 ”其中“先基”，指父亲郑芝龙曾屯兵积粮于此，后被荷兰揆一所侵占。 可见，郑芝龙对台湾的开拓性贡献。

　　中日两国文人在中日“郑成功文学”中，也着力塑造了郑芝龙台湾开拓者的形象。 在郭沫若的戏剧《郑成功》中，对郑芝龙开拓台湾也进行了描写：“一官太师送了成千上万的汉人到台湾去，每人给银三两，每三人配牛一头，把台湾开垦得和内地一样了。 关于台湾的详细情况，赶我所知道的，我都写在《台湾地理志》里面了。 ”[20]20而且，郑芝龙先于荷兰人开拓台湾，“那是天启四年(1624年)的事，比我们迟到三年。 但是，荷兰人一来，靠着他们的铁甲船、红衣大炮、洋枪队，就把七昆身占领了。 他们把汉人和高山族人当奴隶，在七昆身的尖端筑了一座热兰遮城，作为荷兰人的大本营，台湾从此就成为了活地狱。 荷兰人焚烧残杀，奴役剥削，真是灭绝人性。 ”[20]20面对荷兰人的残暴统治，郑芝龙的台湾势力勇敢地与荷兰殖民者抗争。 可以说，郑芝龙对台湾的开拓，也是与荷兰殖民者斗争的过程。

　　关于郑芝龙开发台湾的政策，在日本的“郑成功文学”中也有表现，“在飞虹将军的心里，经营台湾的梦想仍在继续……允许选择数万名饥民移民台湾，每位移民给三两银子，三个人给一头牛去开垦台湾的荒野。 改变过去以男性为中心的移民方针，而将以家族为中心的集团移民作为主导。 ”[15]290-291这里也表明了郑芝龙开发台湾的“三金一牛”的政策，而且，郑芝龙还将自己的部下郭怀一、何廷斌作为台湾移民的首领留驻台湾，负责管理移民。

　　不仅如此，郑芝龙的台湾开发，还解决了福建闹饥荒的问题。 “芝龙便拨了三、四十万的家私，买了两万余只的牛，五万余副耕田的家伙，然后把这许多人都载到船上，又带了一切日用家伙，不一日来到台湾。 ……开了约一月之久，早开好把万亩的良田。 及试一种时，果然极其肥沃。 ……从此福建靠台湾的米，米价才平了下来，不至闹荒了。 ”[21]25-26

　　概言之，在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芝龙的台湾开拓者形象是非常明显的。 明朝人是最早到达台湾的移民，而郑芝龙又是第一批开发台湾的人。 在开发台湾过程中，为了大陆移民的利益，郑芝龙的势力也在不断地与荷兰殖民者斗争。 移民台湾、开发台湾不仅解决了福建的饥荒等实际问题，也为后来郑成功收复台湾奠定了基础。

　　(四)投降清朝的逆臣形象

　　历史上的郑芝龙是一位存在争议的人物，作为明臣投降清朝，可以说是他人生中最大的瑕疵。 因此，郑芝龙的逆臣形象，也体现在了中日“郑成功文学”中。

　　明朝末期形势非常严峻，崇祯七年(清顺治元年，西元1644年)，李自成军队攻陷了北京城，崇祯帝在景山自缢，明朝灭亡。 1644年6月，福建巡抚张肯堂、巡按御史吴春枝、礼部尚书黄道周、南安伯郑芝龙、靖虏伯郑鸿逵等在福州拥立唐王即位，改元隆武。 隆武帝封郑芝龙为平虏侯，封郑鸿逵为定虏侯。 但是，面对清朝的招降，“芝龙以拥立非本意，日与文臣忤。 又度章皇帝神武，必不能偏安一隅，密有归款意。 时招抚江南者内院洪承畴、招抚福建者御史黄熙胤，皆晋江人，与芝龙同里，通声问。 ”[2]

　　41郑芝龙的态度表明了同意投降的意愿。 在“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西元1646年)隆武帝知道仙霞关失守。 于八月打算转进江西，行抵汀州，清兵追至，遂遇难。 九月芝龙退守安平，满清贝勒博洛军进驻福州，派芝龙故旧郭必昌向芝龙说降。 芝龙一向以保全名位为做人处事的准则，而置忠君、保国、卫民于度外，一听清朝将以闽粤总督相待，就欣然于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到福州投降。 ”[1]36

　　对于郑芝龙降清，郑成功曾力劝父亲，“成功曰：‘清兵不足患也，闽粤吾所自有，父欲得之，则乘时练兵集饷，号令天下，岂无应者? ’不听。 子弟劝入海，不听。 成功又谏曰：‘父教子忠，不闻以贰! 且北朝何信之有? 倘有不测，儿只惟缟素复雠而已! ’又不听‍‌‍‍‌‍‌‍‍‍‌‍‍‌‍‍‍‌‍‍‌‍‍‍‌‍‍‍‍‌‍‌‍‌‍‌‍‍‌‍‍‍‍‍‍‍‍‍‌‍‍‌‍‍‌‍‌‍‌‍。 ”[2]76-77可见，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对清朝的态度完全不同。 在中国“郑成功文学”中，与郑成功的忠君形象相比，郑芝龙的逆臣形象更加鲜明。 然而，对于郑芝龙降清，日本的“郑成功文学”所塑造的郑芝龙形象却有所不同。

　　首先，日本文人对郑芝龙降清表示理解，认为郑芝龙在当时的形势下，出于自保也理所当然，而且，商人的本质决定了郑芝龙的选择。 对于郑芝龙降清，司马辽太郎写道：“这个做父亲的郑芝龙虽然器宇不凡，但他骨子里还是商人心态。 他虽然对流亡的明国皇族要复兴帝室的努力非常感动，也愿意伸张大义，反清复明。 另一边却基于现实利益，想半通清国，两边骑墙，他的感情和心理是矛盾而复杂的。 ”[4]303司马辽太郎也指出了郑芝龙降清是由于商人注重现实利益的原因。

　　其次，日本“郑成功文学”中，对郑芝龙降清一事从阳明学角度给予了解释，“将军的思想体系与阳明学很接近，重视心底发出的要求，不拘泥于‘忠臣不侍二主’的形式，而是认为若必须替代的话也不是不好。 ”[15]103这与从郑芝龙商人角度对降清一事的理解完全不同。 福住新邦不拘泥于郑芝龙商人重利的表面化解释，从阳明学的角度分析了郑芝龙降清的思想根源。 在《新国性爷合战物语》中，福住信邦分析了当时郑芝龙的处境，认为他有三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是彻底抵抗，即固守朱明王朝的大义名分，与清王朝宣战，为夺回八闽继续抗战，然后与内陆的义军连携呼应北上。 第二条路是脱离大陆，转战海洋。 因为海洋是郑芝龙可以发挥优势的舞台，这样可以避免陆上作战的消耗，控制沿岸诸岛，像倭寇那样，焚掠沿海各地以扰乱敌人的后方，打游击战以待大陆反攻。 第三条路就是投降清朝。 若郑芝龙采用第三种方案，可以得到清朝所封南方三省总督之职，那么在确立了管辖领土的统治权后，实施仁政受到民众拥戴后，不久可将势力伸向江西、安徽两省，从而以长江为界控制华南。

　　据《华夷变态》[22]17-19记载，郑芝龙曾向日本请求援军。 正保三年(1646年)，隆武帝的使者，黄徵明渡海到日本请援，带来郑芝龙书简数通，日本正京皇帝两通，上将军三通，长崎王三通，各有进贡礼品，同年十月，黄徵明从长崎到江户(今天的东京)，在给正京皇帝的书简中，提出了向日本“借兵五千”[22]17的请求，并列出了进贡礼物的明细，均为上等的绫罗绸缎。 在给上将军、长崎王的三通书简中，均为两通借兵之事，一通请求妻子渡海之事。 但是，郑芝龙的日本请援终究没有成功。 若按照前述福住信邦的分析，郑芝龙日本请援的失败，也是其选择投降清朝的一个原因。

　　对于郑芝龙降清，荷兰最后一届驻台湾总督揆一写道：“战争进行多年，甚至在明朝皇帝驾崩后，一官仍继续抵抗入侵者，但他最终发现自己的资源逐渐耗竭，不得不和鞑靼人议和。 可是，鞑靼人并不信任他，在1630年(此处为误记，应为1646年)将他送到北京的大清朝廷，处以终身监禁。 ”[6]16可见，在荷兰殖民统治者眼中，郑芝龙是勇于抵抗清军的明朝将军，是出于无奈不得不与清廷议和，不得不投降清朝，这与日本“郑成功文学”中的描写具有相通之处。

　　以上论述可知，中国、日本以及荷兰文人基于不同的民族与国家立场，对于郑芝龙降清一事所持观点具有不同之处。 与中国“郑成功文学”中的郑芝龙逆臣形象明显不同的是，日本“郑成功文学”所塑造的郑芝龙形象，没有认定郑芝龙是逆臣，而且对郑芝龙降清一事给予了理解。

　　三、郑芝龙形象的特点及差异

　　中日两国文人基于不同的民族与国家立场，所塑造的郑芝龙的文学形象也存在差异。 中日“郑成功文学”的郑芝龙形象具体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分别是：郑芝龙老一官的忠臣形象，海盗·海商的海上王形象，台湾开拓者的形象和投降清朝的逆臣形象的特点。 综观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芝龙形象的演变，可以发现郑芝龙形象的变迁体现了以下特点。

　　首先，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芝龙形象的变迁具有纵向的时序性特点。 中国“郑成功文学”所表现出的郑芝龙形象具有历时性特征，即这些形象特征伴随着郑芝龙的人生经历而产生，是在中国的民族与国家立场下产生的郑芝龙形象。 而日本“郑成功文学”的郑芝龙形象，也体现了“郑成功文学”在日本发展演进的时序性特点①。

　　其中，郑芝龙老一官的忠臣形象主要体现在日本“郑成功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形象特点与历史事实缺乏一致性。 而郑芝龙的其它形象特点，则体现在日本“郑成功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既体现了与历史事实的一致性，也反映了郑芝龙形象的日本变容。 而中日“郑成功文学”中共通的郑芝龙的海上王形象、官僚形象以及台湾开拓者形象，反映了郑芝龙在海外贸易、抗击海盗和荷兰殖民者以及开发台湾上的功绩，对于全面认识郑芝龙在历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芝龙形象的变迁，体现了围绕郑芝龙所形成的明清关系史、中日海外贸易关系史、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史、中国与荷兰的关系史等不同的国际关系场域。 其中，郑芝龙老一官的忠臣形象，是背离历史事实的郑芝龙形象的虚构性描写，体现了郑芝龙形象日本化的特点。 这一形象产生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国姓爷”热潮时期，在《国性爷合战》及其改作剧中表现尤为突出，反映了江户时代日本社会的国家主义意识。

　　郑芝龙海盗·海商的海上王形象，是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芝龙的典型形象，体现了明末清初中日海外贸易的发展状况以及郑芝龙在东中国海域的影响力，以及郑芝龙抗击海盗等业绩。 郑芝龙的台湾开拓者形象，揭示了郑芝龙开发台湾、抗击荷兰殖民者的功绩。 而郑芝龙投降清朝的逆臣形象，虽然在中日“郑成功文学”中表现有所不同，但却反映了郑芝龙降清的历史事实以及基于这一历史事实的中日两国的不同认识，从而影响了历史上对郑芝龙的评价。

　　再次，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芝龙形象变迁的特点，体现了如前述历史上某些学者对于郑芝龙评价的片面性和碎片化倾向性的特点。 在中国“郑成功文学”中，郑芝龙形象的多元化特点与郑芝龙自身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郑芝龙不仅仅是投降清朝的逆臣，作为海上王的郑芝龙与日本进行海外贸易从而促进中国海洋事业发展的功绩，作为台湾开拓者形象的郑芝龙开发台湾的功绩，以及抗击荷兰殖民者等功绩是无法抹杀的。

　　另外，基于不同的民族与国家立场，中日两国文人在“郑成功文学”中所塑造的郑芝龙形象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郑芝龙老一官的忠臣形象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独有的郑芝龙形象，而这一形象特点在《国性爷合战》及其改作剧中表现最为突出。

　　郑芝龙忠臣形象特点具有虚构性，与历史事实完全背离，这种背离一方面受到了《国性爷合战》产生之前的《明清斗记》中郑芝龙忠臣形象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衬托郑成功日本武士的忠诚形象，反映了作者的国家主义创作意识。 其次，围绕对郑芝龙降清这一史实的不同观点，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芝龙的逆臣形象也有所不同。 与中国“郑成功文学”中郑芝龙鲜明的逆臣形象不同，日本“郑成功文学”中表现出了郑芝龙降清时的无奈，不得已顺应大势所趋的无奈心理，对郑芝龙降清一事不但给予理解，而且还从商人重现实利益和郑芝龙思想体系具有阳明学的特点进行了解释‍‌‍‍‌‍‌‍‍‍‌‍‍‌‍‍‍‌‍‍‌‍‍‍‌‍‍‍‍‌‍‌‍‌‍‌‍‍‌‍‍‍‍‍‍‍‍‍‌‍‍‌‍‍‌‍‌‍‌‍。

　　综上所述，中日“郑成功文学”郑芝龙形象的差异，体现了中日两国文人基于不同的民族与国家立场对郑芝龙的不同认识。 中国“郑成功文学”中郑芝龙逆臣形象的鲜明特点，首先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体系下忠君思想的影响。 郑芝龙身为明臣，投降清朝，是不忠的表现，因此为逆臣。 另外，郑芝龙投降清朝，而清朝在中国儒家思想体系下被视为夷狄，这种华夷观念也是影响郑芝龙逆臣形象形成的一个原因。

　　历史教师评职知识：哪有适合历史老师申报的课题

　　而在日本，日本文人基于日本历史所出现的类似史实，对郑芝龙降清持理解态度，并且从商人重视现实利益以及郑芝龙思想体系中阳明学“心即理”的思想特点进行了解释。 因此，日本“郑成功文学”中对于郑芝龙降清虽然也进行了描写，但并没有以逆臣相称。 要言之，受到中日两国不同的民族与国家立场的影响，中日“郑成功文学”中的郑芝龙形象体现了纵向的时序性特点，以及横向的围绕郑芝龙形成的不同的国际关系场域的特点，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对于郑芝龙评价所存在的片面化、碎片化倾向的特点。

　　参考文献：

　　[1]陈三井.郑成功全传[M].台北:台湾史迹研究中心,1979.

　　[2]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郑成功传[M].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60.

　　[3](日)朝川善庵.善庵随筆[A].日本随筆編輯部.日本随筆大成[C].東京:吉川弘文館,1975.

　　[4](日)司馬遼太郎.大盗禅師[M].東京:文藝春秋,2003.

　　[5](日)永積洋子.平戸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第一輯)[M].東京:岩波書店,1969.

　　[6](荷)C.E.S.被遗误的台湾:荷郑台江决战始末记[M].林野文,译.台北:前卫出版社,2011.

　　作者：寇淑婷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wslw/248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