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民族歌剧的戏剧性需要剧本、音乐为基础才能显现，它依赖于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而来实现，艺术形象塑造是其集中的实现点，也是欣赏者关注的戏剧性焦点之一。 剧本文学与音乐所构建潜在的戏剧性，也通过剧中艺术形象来表达，其表现形式有独唱、合唱、重唱、对唱
民族歌剧的戏剧性需要剧本、音乐为基础才能显现，它依赖于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而来实现，艺术形象塑造是其集中的实现点，也是欣赏者关注的戏剧性焦点之一。 剧本文学与音乐所构建潜在的戏剧性，也通过剧中艺术形象来表达，其表现形式有独唱、合唱、重唱、对唱等。 其中独唱式的咏叹调、宣叙调等，常在直接表现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事的具体矛盾冲突中来实现，通过人物间的观点对立和言语碰撞，推动戏剧发展。 同时，结合其他多样形式而来塑造人物形象及其性格，从而以综合形式的歌剧整体性来实现戏剧推动力。
第一部民族歌剧《白毛女》根据人物不同的时段、心里变化、性格变化而塑造喜儿人物形象的发展，从形象的单纯到复杂，从而展现了音乐戏剧性的表达。 这种手法在之后被不断发展，尤其在表现英雄人物时，更展现出以人物形象这一点而营造全局的戏剧性手法的优势，在注重和凸显家国情怀、悲剧人生上，从局部艺术形象塑造而实现整体戏剧性。 本文将以《英·雄》《长征》《包青天》等新剧为例，通过歌剧音乐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在诠释其艺术形象特点的基础上而挖掘其戏剧性的表达。
英雄人物类的艺术形象塑造
英雄人物形象是民族歌剧戏剧性的主要表现视角之一，它在现实主义歌剧创作中占有一定的比重，是引领国家精神与民族精神灯塔的艺术题材之一，这类歌剧在既往中国民族歌剧探索中是主要题材，剧中英雄人物以不同时代的手法而探索了戏剧性的特点。 民族歌剧《英·雄》也是以英雄人物为其艺术形象塑造的视角，它依据新时代对英雄性的多元审美所需，还融入浪漫主义手法，全剧共分为四幕分别为“初恋·俚歌”“热恋·酒歌”“苦恋·离歌”“生死恋·长歌”组成。
剧中以男女主人公爱情发展为线索，又以时间发展为轴，穿插着“二七大罢工、五卅声援游行”等历史事件，将我们带入当时的时代背景。 对于歌剧剧名的由来，可谓蕴藏玄机，“英”取自剧中女主人公缪伯英之字，“雄”则来自于男主人公何孟雄之字。 该剧以英、雄两个艺术形象的点而来复合其语意所指，“英雄”或单独或联合，从局部和整体上塑造了英雄的艺术形象。
思想能体现一个人的精神内核，从思想上塑造“英雄”形象，可通过人物内心变化与剧情发展过程中与敌对势力的斗争冲突来体现。 歌剧通过叙述、冲突和抒情等各种戏剧性塑造，通过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缪伯英思想上的变化，展现其英雄形象。 英雄性形象的体现还反映在剧中人物所做的具体“英雄”事迹中来：如缪伯英于1923年组织的“二七大罢工”事件中，在“五卅声援运动”中，即将临产的她在“风雨交加”中为革命事业奋不顾身并借孩子的到来，鼓舞人们，冲破黑暗的牢笼迎来新的曙光。 “生命蹦跳着向我奔来”的咏叹调，声声铿锵，撼人心魄，此时的缪伯英，身处于恶劣的环境又即将临盆，两种紧急势态相互融合，无不夺人眼球，刺人心神。
歌剧中戏剧性的表现，人物的塑造，都是通过音乐来体现。 “音乐的戏剧性表现在具体人物、具体的矛盾中，不同的人物用不同的旋律”。 1《英·雄》中两位英雄的艺术形象塑造也是通过音乐手法来展现。 在音乐演唱上，《英·雄》整部戏共35个唱段，女主角缪伯英的唱段占24个，作曲家通过缪伯英、何孟雄在十几年革命历程中心境、性格、形象的转变，以独唱、合唱、二重唱、四重唱等形式完成对其英雄形象的塑造。 如序曲独唱的湖南高腔号子，这种极具辨识度的旋律，定下了湖湘音乐的基调，同时也寓意了“英雄”的性格是不怕艰辛，不畏险阻的。 运用戏曲板腔体的手法，通过节奏的对比和不同速度的板式变化，揭示此时缪伯英内心的情感变化，展现其坚强勇敢、爱憎分明的人物性格，同时将戏剧发展带入了高潮。 何孟雄，缪伯英重唱《同祭铁血大旗》呼应了全剧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主题，塑造出这对伉俪英雄，爱情的忠贞以及为革命牺牲的无悔。
在乐队、乐器上，作曲家既兼顾西洋器乐的演奏特点来渲染气氛，也使用特色民族器乐来塑造人物形象。 如《五卅，五卅》《老乡见老乡》塑造出缪伯英直爽、淳朴的性格。 在舞美设计上，注重虚与实，动与静的结合，既保持了革命题材中戏剧的真实效果，如北大校园的搭建场景，声援运动的城墙、监狱，又注重男女主人公爱情中浪漫主义的体现如，新婚时候屏幕上出现的玫瑰花瓣，与红色婚房的交相呼应。 使得该剧的舞美在艺术性与现实感中达到高度的有机统一。 多样的形式与手法结合，塑造出“英雄”无私与无畏的伟大精神。 通过艺术的表现形式，让当代人充分领略到百年前革命青年们脉搏的跳动。
历史事件类的艺术形象塑造
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歌剧是我国歌剧艺术形象塑造的重要视角之一。 取材大众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在符合主要史实框架的基础之上，再以综合多种艺术元素的形式而予以重塑，赋予历史事件鲜活的艺术活力; 在符合当代社会价值与审美趣味的同时，弘扬历史事件背后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故事情节大都采用以事件为中心展开的整体布局，如《张骞》《原野》《赵氏孤儿》《长征》等歌剧。 其中，歌剧《长征》题材宏伟、人物鲜明，是我国歌剧艺术近来新作，其中反映了“历史事件”类歌剧艺术形象塑造特点。
《长征》以缅怀先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主旨，以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历程为题材，以长征行军的时间为序，分别以长征历程中重要事件发生地命名，戏剧构建的基础是要以历史事件为主题。 在吸收西方歌剧创作技术之上，巧妙的将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音乐元素运用其中，从而使《长征》呈现出中国民族歌剧鲜明面貌。 该剧以长征期间的真实历史为根据改编而成，如一幕的“瑞金”故事，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中，通过主要人物彭政委、曾团长、洪大夫、平伢子、军团长、万霞、刘平权等人物形象的表达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革命历程。 它又巧妙地将歌剧中音乐与戏剧相互融合的戏剧性贯穿情节始终，将强烈的内心情感矛盾冲突通过音乐的形式推动情节发展的生动曲折，用极具张力的戏剧矛盾塑造剧目中丰满鲜明的艺术形象。
《长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并没有继承以往歌剧中突出表现主要角色或英雄角色的传统，剧中以长征历程中不同身份、不同职务、不同背景的各类型平凡人物如:平伢子、曾团长、洪夫人等为切入点来塑造立体化的英雄群像，传递中国工农红军不怕牺牲、勇于追求理想的革命情怀。 音乐在彰显“军旅”题材上，全剧设计了如《神圣的土地谁来侵犯》《我们终将得胜利》等八首男声大合唱，旋律刚劲有力，很好地表达了红军战士在革命征程中的艰苦历程和对革命战争的必胜决心。 戏剧方面主要通过典型人物之间的矛盾、角色个性化差异的矛盾、革命浪漫主义之间的矛盾，三个角度的矛盾冲突推动情节的发展，刻画人物形象，增强剧目的戏剧性。
民族歌剧以人物关系及其冲突而展现历史事件，《长征》表现了革命战争的场面，在实际的舞台情节发展上面却巧妙地将红军与敌军的正面交锋规避，而将理想目标奋斗的革命精神而推动故事情节能够向前推进，设计了主要矛盾使故事发展生动曲折，如第五幕中平伢子深陷沼泽壮烈牺牲场景所唱的咏叹调《我舍不得离开你们》，将人物矛盾落实到人物的行动上来，在促进跌宕起伏的情节发展的同时，使人物艺术形象更加鲜活丰满。
歌剧中每个角色因不同语言、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客观因素的影响，所呈现的角色形象也不同，刻画不同个性形象所产生的戏剧矛盾推动戏剧的发展。 如剧中的第三幕遵义城出现的小资产阶级的小商贩刘平权，一开口就用极具特色的贵州民族音调演唱《哪个哪个》《哪有这样的军队》等; 第五幕中演唱长达10分钟的咏叹调《我舍不得离开你们》中表现出平伢子壮烈牺牲时的细节设计，使平伢朴实英勇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
《长征》在以往以长征为体裁各种类型的文艺作品普遍传递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基础上，更注重突出革命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矛盾。 《长征》的革命浪漫主义，剧作家用写实的写作手法将其深入到具体人物上，通过人心情感强化革命精神。 如万霞和李文化在歌唱《三月桃花心中开》时暧昧朦胧的情窦初开; 刘平权在唱段《哪有这样的军队》中所表达的对红军敬仰之情，其他还有《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的爱人你可听见》《你永远铭刻在我心上》等，都是通过细微之处将理想信念与人间至情的矛盾冲突显现出来。
如居其宏所言：“历史剧只有在大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史实符合历史本相这个总前提之下，它还赋予艺术家比历史本相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和更多的创作自由，并不拘泥于具体的历史真实，而精心着意于艺术真实的营造。 ”2《长征》赋予了历史事件艺术高度的升华，是一部带着中国民族元素底蕴的中国新时代创新之作。
古典人物类的艺术形象塑造
现实主义是当下民族歌剧创作的重要选题视角，但古典主义一直都是舞台戏剧钟爱的题材之一，我们从古希腊、古罗马的戏剧受到欢迎就可见一斑。 中国民族歌剧在其开始阶段就有古典主义的倾向，侣朋根据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改编，陈紫、杜宇作曲的《窦娥冤》在1960年5月由中央实验歌剧院首演于北京天桥剧场，该剧一经推出后就广受关注，还曾在1979年的国庆30周年汇演中获得创、演一等奖。 2017年底创演的民族歌剧《包青天》也是一部古典题材的作品，它在发扬传统经典文化的语境中，尤其在廉政文化建设的氛围中，用古典人物的艺术形象塑造，实际上是在展现现实主义的文化主旨，王安潮曾以《民族歌剧如何在题材上寻突破》对该剧的历史故事、剧情选材和艺术空间进行过评析。
《包青天》所要塑造的包青天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他的题材和表现视角太过丰富，如何选取人物形象的恰到表现手法是编剧、作曲、演绎所要突破之处。 该剧并未对包拯人生履历进行全景素描，而是从最具特色之处切入。 开篇所表现的宋仁宗年间的陈州大旱所带来的人民困苦，为历史人物包拯的出场奠定了戏剧性的基调，大灾之年必定是矛盾冲突重重，这也是戏剧性最易于表现之处。 而历史人物还要放在其历史场景之中才能展现其特性的戏剧性人物形象。
历史人物形象塑造的戏剧性缘起要通过特定的视角营造。 《包青天》一开始凸显了人民大众受灾的凄惨和庞太师府上大摆宴席的场景对比，包拯要法办的这事儿又牵涉其侄儿包勉，包拯将其嫂娘的儿子法办，这是戏剧性营造的触发点，这时的包拯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有其戏剧性的特有空间。 为解决这一问题，包拯带着妻子探访嫂娘，并与包勉理论，矛盾冲突在不断升级。 而此时的庞太师为制造包拯网开一面的场景，指使人状告包勉，如果法办庞昱等人，势必也要连带包勉，包拯的心理五味杂陈，包拯、包勉、嫂娘等，都陷入两难的窘境。
歌剧展现包拯形象时以纯艺术手法，使戏剧更具情感冲击力。 剧中历史人物的去标签化手法彰显其丰富性，并将戏剧性置于动态发展之中，展现他与庞太师、侄儿等人爱恨，戏剧性依托在情感的逻辑上，更好地展现了历史人物形象，巧妙地挖掘了戏剧之源，并运用了中国古典戏剧的手法。 由此而将这部集中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包拯人物形象不再单调，而是以集中的戏剧性而展现了包拯人物形象的历史空间，从而给人以不断受到感动的情感戏剧之旅。
历史人物形象塑造的音乐张力空间也是《包青天》追求的意象之一，选取徽州古典戏剧的音乐素材及相应的区域性文化特点而来展现民族歌剧的艺术属性。 剧中对包拯咏叹调的篇幅布局、音调形态都以江淮之间的民间音乐为素材，将包拯设计为声音戏剧性张力强的男中音，发挥其铿锵有力的音响表现力，而非像往常的民族歌剧中将主角设计为男高音的陈法。 在咏叹调中营造了戏剧性的张力空间，以音乐起伏的旋律，而展现包拯人物形象中的音乐张力空间; 为寻求对比与戏剧的平衡，注重以真情的舒展旋律而来展现民族歌剧注重鲜明音乐线条的戏剧音乐手法特点。 《包青天》将民族歌剧的音乐手法而来加强戏剧性的张力空间而来推动其音乐发展的动力。
历史人物形象塑造的戏剧情怀世界是以情动人而实现人物形象的塑造，《包青天》在以情动人的戏剧性情怀建构中也是凸显其人物形象的特点。 如包拯在一出场见到满眼的灾情时所唱的《望着这荒凉的陈州》，可以看出这样的触景生情所产生出的戏剧性的歌剧情怀。 这种情怀在不同的场境中亦有其不同，如在第二场的《国法如山》的唱段中，第六场包拯表达了他“不负朝廷信任”“不负百姓所求”的态度，是该剧戏剧性营造的点题之处，也是其情怀的戏剧性透射之处，展现历史人物的歌剧艺术形象，以情怀而展现其戏剧性的动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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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歌剧注重各色人物的艺术形象塑造，它既是其符号性载体之一，也是戏剧性具体的体现点或视角，在这样的具体戏剧性表现中，每一部歌剧，每一位创作者，都试图以其各自的理解而来展现这样的艺术特色。 如王世光所言，“在为歌剧作曲时，作曲家应该积极地去达到音乐服务于人物、戏剧情节的目标，使作品展现鲜活的歌剧风采。 ”4通过歌剧人物的艺术形象塑造而来体现或透射其戏剧性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形式，它们是千姿百态的，也是有其既定的艺术规格，而这些形象恰是表现的可抓之处，也是观众可以直接感受之处。 在时下现实主义歌剧创作手法中，人物形象有着更为观众所理解的近距离审美，这些也为其戏剧性的融会而润物细无声，妙在悄然间。
作者：宁汐 芦洁 张珂
[1] 陈紫.歌剧的形式与歌剧音乐的戏剧性[J].人民音乐,1992(01):11-14.
[2] 田亚茹.中国歌剧的史诗情结[J].艺术科技,2014(9).
[3] 王安潮.民族歌剧如何在题材上寻突破[M].音乐周报,2017-11-22(2).
[4] 王世光.戏剧性是歌剧音乐的灵魂——我的创作体验[J].中国音乐，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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