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东南亚华侨史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 虽然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已渐成型，但其学术批评仍显滞后。 学术的发展应与学术批评相伴而生，而华侨人物与名著的批评是华侨学术批评史所要关注的最基本内容。 具体来看，许烺光、潘光旦在移民因素问题上都批评陈
摘 要：东南亚华侨史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 虽然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已渐成型，但其学术批评仍显滞后。 学术的发展应与学术批评相伴而生，而华侨人物与名著的批评是华侨学术批评史所要关注的最基本内容。 具体来看，许烺光、潘光旦在移民因素问题上都批评陈达著作对生物学因素关注不够，许烺光还对移民影响做出了反思与批评，许烺光的批评逻辑性强，态度也较尖锐，潘光旦的批评显得较为理性和温和。 许云樵将南洋华侨研究嵌入南洋研究之中，其对学术史的分析和批评是站在南洋研究者的立场来观察和评价的，作为南洋研究其说颇有见地，作为南洋华侨研究则并不完全令人信服。 学术批评要想做到相对客观，必须要摒除预设立场，以“移情式”理解来对待所批评的对象。
关键词：南洋; 华侨史; 人物; 著作; 移民因素; 学术批评
与历史学其他学科相比，华侨史作为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研究人员、研究机构较少，主要集中于北京和沿海地区的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侨乡地区，其他地方只有零星的学者从事研究。 华侨史的学科属性、研究方法、史料积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学者、学术机构和整个社会高度重视华侨史研究，才能提高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力和美誉度，这门学科的良性发展才可期望。 目前，中国华侨史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已渐成型，但其学术批评的研究非常滞后。 检索中国期刊网，只有一篇文章初步论述华侨史的学术批评，即高伟浓的《浅论华侨华人学科建设中的学术批评》，论者分析了华侨华人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即研究领域呈高度广泛性、各个研究领域的资料信息来源与分布呈严重不平衡性、缺乏原创性的成果、阐述和分析粗糙化倾向、理论建构薄弱、研究手段滞后等。
为此，加强同行间的学术评价及其机制的探索 ，增强学术合力和学者“共赢”意识，倡导健康的学术批评风气，就显得尤为重要。 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只有通过制度化的学术批评，才能去伪存真，明辨是非，发现真理，杜绝腐败。 正当的学术批评是学术进步的助推器，是学术健康的清道夫，是学术之树常葆健康青春的啄木鸟。 学术批评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较强的助推作用。 基于此，我希望从事中国华侨史和区域华侨史研究的学者稍分精力来进行华侨学术批评史的研究，本文拟对东南亚华侨学术批评作初步的梳理，以期引起学者的关注，能激发学者进一步探讨中国华侨学术批评史，是所望也。
一
中国华侨史的学术研究首推新史学开山梁启超，面对西方列强入侵而造成的中国民族危机艰重的现实，希望通过宣传中国历史上辉耀史册的人物和事件，以振奋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 本此目的，清光绪三十年(1904)，梁启超以笔名“新民”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作者选取前明至清末殖民东南亚诸人合为一传，用以发扬我国光，唤起同胞开辟新天地之观念。 其研究华侨拓殖历史，可视为中国侨史研究的开端。 作者着力记述的八人主要有三佛齐国王梁道明(广东佛山人)、三佛齐国王张琏(广东饶平人)、婆罗国王某(福建人)、昆甸国王罗芳伯(广东嘉应人)、爪哇顺塔国王某(广东人)、暹罗国王郑昭(广东潮州人)、戴燕国王吴元盛(广东嘉应人)、英属海峡殖民地开拓者叶亚来(广东嘉应人)。
其中，除一人为福建人，其他皆为广东人，但令人可惜的是这些人皆不见于官方的历史记录中。 梁启超不愿他们的令名不彰、事迹埋没，故援以椽笔表彰他们的功业：“以吾所述八君子者，以泰西史上人物校之，非摩西则哥仑布、立温斯敦也，否则亦克雷武、维廉滨也。 而试问四万万国民中，能言八君子之事业者几人? 岂惟事业，即姓氏亦莫或闻知也。
他希望草此传记，表明他撰著此文的意旨：“一曰海事思想与国民元气之关系也。 九人之中(并潘和五)，粤人七而闽人二也。 自今以往，吾国若犹有能扩张其帝国主义以对外之一日，则彼两省人其犹可用也。 而其他沿海诸省乃至腹地诸省，亦何遽多让? 在养之而已。 以今日美国海权之发达，其所用者又岂专在两洋岸也? 二曰殖民事业与政府奖励之关系也。 列强殖民，莫不以政府之力直接、间接奖励之。 我国则如秦、越人之相视肥瘠，甚或极诸其所往焉。 夫是以虽有健者，终以援绝而败也。 近数十年，美、澳、非洲诸华侨之惨状，其恶因皆坐是也。
三曰政治能力与国际竞争之关系也。 我先民前此不借政府之力，尚能手辟诸国，或传诸子孙，及一旦与文明强有力之国相遇，遂不得不帖服于其统治之下”。 梁启超所提出的殖民南洋的理论与话语，后世学者在他的基础上不断地拓展与发扬，主要有广东高要人胡炳熊撰著的《南洋华侨殖民伟人传》，李长傅的《中国殖民南洋小史》《中国殖民史》等。
这些人都以“殖民”为话语表述，其核心思想大致都是：殖民活动是合法的、合理的，是民族的骄傲，因此华侨理应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支持。 对这种“华侨殖民论”，陈碧笙先生批评指出：“他们没有把专事侵略扩张的殖民帝国主义国家和备受外国欺凌压迫的旧中国加以区别，没有把为加强统治奴役、压迫而移民和为生计所迫而向外逃亡、流居或被拐俘掠出境加以区别，没有把占据优越地位对殖民地行剥削掠夺以自肥和在当地惨遭无止境的歧视、排斥、压迫、驱逐甚至大规模的屠杀加以区别”。 应该说，以上批评击中要害，是颇有道理的。
梁启超所确定的殖民八大伟人撰著思想和叙述模式对后世华侨史学者有重要影响，但因为草创者视野和史料的限制，其叙述的史实、人物经历、制度演变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后世学者在批评、反思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推进了华侨史重要人物研究的进展。 兹以罗芳伯研究为例，来探讨学术批评对学术研究的助益。 肖肇川《罗芳伯传略》为未刊稿，大约撰成于1937年前后，在该文中肖氏对前此的罗芳伯研究有较精确的评议：“盖其时清代淫威达于极点，芳伯偏居海洋大岛，称霸称王，自然是目为大逆不道。 虽芳伯不断派遣使者漂回本国，与乡间人士，信使往还，时人多能详道其事。
然而邑儒林每惧文字之狱，虽知其事亦讳莫如深。 所以邑人温仲和撰《嘉应州志》有《罗芳伯传》一篇，而叙述简括，用语含混。 即散见于私人记录者亦语焉不详。 殆至民国台山温雄飞著《南洋华侨通史》亦载有罗芳伯传，于开辟坤甸事叙述较详。 蕉岭林凤超著《坤甸历史》虽是摭拾遗事，但仿春秋公羊体例，编年纪事，其记述更为详尽，全书可说为记载芳伯功勋之史料”。 从其评论的文字，我们可知他较推崇温雄飞、林凤超的叙述，而对温仲和的《罗芳伯传》评价不高。 他认为温仲和可能出于政治原因不敢秉笔直书，而对林凤超著述的体例和叙述评价最高，称之为“记载芳伯功勋之史料”。
罗香林先生，广东兴宁人，他是著名历史学家、华侨史专家、客家研究开拓者，具有较高的史学修养和史学鉴赏力。 他对南洋华侨史研究素怀兴趣，所以特别留意本乡华侨先贤的文献，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和批评：
余籍隶兴宁，兴宁于清为嘉应州属县，少时闻父老述芳伯在海外事功，心焉壮之，顾不能得文籍载记以为之参证也……梅人管又新先生闻而嘉之，远道惠书，以林凤超《坤甸历史》钞本见寄。 凤超字翙朝，自署岭东人，其书著于民国元年，虽以坤甸为名，然所述皆芳伯建立兰芳大总制及其后为荷人所并诸事迹，且无刊本，世鲜见者，谓非关于兰芳大总制之可贵史料不可得也。 其书体例，略仿紫阳纲目及春秋公羊传作法，以事系年，提行为纲，书法所以释意，略寓褒贬，发明所以广意，略如史评，质实略同附注，或考释。
以此证以余向所闻，虽范围仍不无分别，然就关于芳伯事迹文籍上之资料言之，恐已无有胜此者矣。 自顷言南洋风土人情或政治经济与华侨问题者多矣，言南洋风土与华侨掌故而语涉罗芳伯故事者，亦数不鲜见矣，然大率皆属语焉不详，于芳伯之确实年代，及兰芳大总制之传演与制度，尚阙如也。 台山温雄飞君著南洋华侨通史，为近日言华侨历史不可多得之伟著，其下卷杂传，所列魁杰侠义诸传，于南洋华侨英杰事迹，独多阐释，所载罗芳伯传，于芳伯开辟坤甸事，亦叙录较审; 然限于体例，于芳伯卒后兰芳大总制与坤甸土著之关系，及其传替情况，未遑悉录，以视林氏坤甸历史，虽大要或似同出一源，然而范围不同，详略各别，要未可同日而语也……又以林氏原著，间或过重议论，于当日地理背景，或其他相关联之史实，未遑兼述，故为爬罗抉剔，并参与西婆罗洲华侨宋君子屏致赤溪张尚仁君述兰芳大总制事迹一信，复作此篇。
由引文可见，罗香林撰著《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制考》一文的背景和缘由就是要使本乡华侨先辈的事功和历史昭彰于史著，故少时就留心海外先辈的事迹。 作为史学名家，罗香林对前人所写的罗芳伯的历史颇为抱憾。 故在1934年管又新先生惠赐林凤超《坤甸历史》钞本后，就对该书做了较为客观的评价，谓该书为“关于兰芳大总制之可贵史料不可得也”，对其史料价值给予极高的评价。 对于该书的编纂体例，评论者也有中肯的评价，说它“略仿紫阳纲目及春秋公羊传作法”。 紫阳纲目仿效《春秋》 《左传》，创立了“纲”与“目”。 按照时间顺序记载史事，记载一事，首先标列提要，用大字书写，顶格编排，即纲; 之后叙述具体内容，用小字分注，低格编排，即目。
这种体例往往过于追求“微言大义”，儒家的义理往往高于事实，故罗香林也认为它“过重于议论”。 对台山温雄飞著《南洋华侨通史》也做了较为客观的评论，认为它是“近日言华侨历史不可多得之伟著”，认为罗芳伯开辟坤甸叙述也较精审准确，对其不足也进行了批评：然限于体例，于芳伯卒后兰芳大总制与坤甸土著之关系，及其传替情况，未遑悉录，以视林氏坤甸历史，虽大要或似同出一源，然而范围不同，详略各别，要未可同日而语也。 此评确是平情之论，温著为通史体裁，不可能如叙一国历史或某个区域历史一样周详。 总体而言，罗香林运用传统的史学批评话语对前人研究罗芳伯做了比较中肯的评论，为华侨学术批评史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1929年，台山温雄飞著《南洋华侨通史》由东方印书馆发行。 1947年，由著名侨史专家许云樵主编的《南洋杂志》对该书做了评介：“为南洋华侨作通史者，自温君始……本书搜罗材料颇富，惟有轻重不均之嫌，传讹失检处尤多……而其编制尤有可议，如中卷第十三章实为排华史，第十四章实为会党史，十五章实为海寇史，十六章实为劳工史，十七章实为经济史，乃总称之曰拓殖史，又如上卷，亦应分为南迁史及交通史。 ”从书评中可见，批评者对南洋史非常熟悉，且对原著的价值和不足有着透彻的了解，本着学人的立场对该书做出富有洞见的评价。
华侨通史之作确实不易，特别是以一人之力来完成通史巨制更为困难。 该书从史料的搜集来看基本完成了使命，但作者对史料的考证、内容和结构的安排以及“名”与“实”相符方面存在较大的问题。 批评者敏锐地发现问题，并做出相应的批评，为后人日后撰写南洋华侨通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意见，避免日后再犯同类错误。 再如李长傅的《南洋华侨史》，该书被视为东南亚华侨研究的经典，其版本有二：(甲)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南洋丛书本，1929年出版; (乙)商务印书馆史地小丛书本，1934年版。
该书出版后，《南洋杂志》也对该书做出评论：“(内容)极为完整。 惟事属草创，不免讹失……乙版删去他人序文及导言，而代以自叙，篇目仍旧……内容更加校订，较前版完善多多，惟仍有若干挂漏实检处，尤以暹罗一章为甚，因根据日人之说极不可靠。 中暹使臣往还，自元迄清，凡六百年，史料甚富，大可补充。 又《东方犹太》一书，系暹文而非英文。 但瑕不掩瑜，此书不失为一极宜普及之参考书。 ”批评者先评价初版的内容和结构，接着比较再版和初版的同异，并对再版出现的问题提出批评，其中尤以对暹罗一章的批评力度更甚，批评者对李氏采用日本人的观点而不加别择表示不满，其认为作者本应该从中暹使臣交往有关的丰厚史料出发得出结论。
二
1934年，由陈达先生和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校教授合作进行实地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由陈先生执笔撰写成《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研究报告，该书由太平洋学会资助，于1938年交由商务印书馆发行。 全书共分为两编：第一编讲传统的生活方式及其变迁，分环境及社会变迁两章; 第二编讲移民的影响，分为生计、衣、食、住、家庭与婚姻、社会觉悟、教育等七章。 全书讲求调查的细致与全面，以及解读的深入与系统，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一个典型范本。
该书出版后，很快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学者在期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给予好评，但亦有少数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得出或尖锐或温和的学术批评，这种反思和批评意识对学术健康发展多有裨益。 由于该著主要探讨粤东(主要为潮汕)和闽南地区华侨社区与东南亚华侨的关系，故学术界对该书的批评与反思对广东华侨学术批评史学的建构具有重要的范例价值。
对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提出尖锐批评的是云南大学的许烺光先生。 许氏深受费孝通的“席明纳”制度的影响，云大社会学系以该制度作为学术发展的基石，使得学术研究风气更加活跃，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云大社会学系借鉴了近代欧洲学术体制中的那种学术批判、学术讨论、学术结论相互检验证明的传统，并开始逐步形成昆明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共同体特有的学术意识和集体形象”。 许烺光学术批评意识就是在该系的氛围中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陈达撰著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出版后四年，学术界赞誉有加，但云南大学的许烺光教授认真阅读二遍后发现该书存在不少问题，故特撰《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文，对该书提出严肃认真、有理有据的批评。
陈达原书自序中的第一个目的“闽粤沿海村落在历史上何以不断的有向南洋的迁民运动”，陈达主要从地理和历史两个因素进行探讨。 许氏对此提出质疑和批评，他指出“第一章甲节中，著者要指明地理的影响，告诉我们山岳使福建及广东与内地的交通特别困难; 沿海的飓风常造成大灾，使这两省人民流离失所; 以致要向外发展。 但这两省的矿产(按著者所述并不稀薄)，对移民有何影响?
这两省气候(按著者所述并无不良)对移民有何影响? 假如前面两种地理因子是会使人口外迁，是否后两种地理因子也使人口安于本土? 这两大类势力那一面较重? ”应该说许烺光的质疑是有一定道理的，闽粤移民南洋的因素是多元的，地理、飓风、矿产、气候对此都有一定的影响，但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笼统地下断语虽然安全，但不是最好的治学方法。 关于历史的因素，许烺光对原书的论证也有批评：“站在一个读者的地位，我们可急欲知道的是既然中原的人因历史性的兵乱可以移到闽粤，为什么闽粤不也同样能因政治社会之不安而移到中原去的可能? 因为，第一既然中原人可以移往闽粤，足证闽粤地理环境中的山不足以抵挡死里求生的人类。 第二闽粤社会与南洋间的交通不见得会比它们与中原间的更为方便”。 许氏的质疑击中了该书的问题所在，即该书存在论点与论据分离、论证逻辑失当的问题：“著者在紧要地方多见一些印象，笼统的断语，以及不相干的事实描述”。
在该文中，许氏还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逻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当时社会学的归纳方法已经过时，指出“社会学中的材料需要一种非笼统的、较精确的处理方法，这种处理方法之一个基础条件，是在看问题时不先造出一个大而无当的计划大纲……而是由某一端用一个较简的计划，但较紧密的头脑开始观察。 ”在这篇书评中，许氏还对原书研究思路进行了批评和反思：“所谓研究是指没法看出某些显然不相干的现象间之联系，然后我出一种较充分的理由来说明这种联系及其继续存在的可能与变化。
这种方法如我在本文开始即提出的，不是同时把一切现象同触摸一下，而是由一角，仔细观察之后，引入相关系的第二角，再渐引入相关的第三第四以至于N角……关于迁民因素我由地理环境引入历史力量，由后者引入体质种族之别或在社会组织之同异。 然后再引入人地，技术间比例之结果。 然后才指出尚待调查的问题。 这里由一角引入另一角都是自然的。 在全部查过之后，不会茫无头绪以致似是而非”。 站在批评者的立场来看，陈达原书中设计的研究框架较庞大，批评者更欣赏比较简洁、可资操作的研究计划，由此隐喻批评者对陈氏研究方法的质疑。 于此我们不难发现，该篇批评质疑的论文确实有相当的深度，批评者不仅批评陈著观点和内容，还对陈著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和检讨，将批评的视角投射到方法论层面，大大加强了批评的张力。
许氏认为，要想使得闽粤华侨移民南洋的原因分析有说服力，避免笼统含混的不足，仅仅关注地理的、历史的因素远远不够，还需要关注体质和社会的因素，他说：“对这种问题有两种显然的可能回答：(一)看个人先天之异同; (二)看个人所处社会组织之强弱与差别。 我想多数社会学家不能同时又是遗传学家，体质人类学家，以及生理学家……假如著者并非兼通遗传学，历史，以及生理学，他应该理解潘光旦先生指原书未能说明体质遗传对于移民影响的一个缺点，正是表明著者于调查之先与后应就这方面引起的问题来请教潘先生，或某体质人类学家，或其他专家。 ”他批评陈著未做到这一步，并批评陈达过于自负，认为很有些社会学以外的东西可以由著者自己去做，结果随便引用一两个事实就匆忙下结论，其结论的正确性当然令人生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整体史观、综合史观念已经在欧美相当盛行，这种观念迅速涌入中国并落地生根。 华侨史研究涉及到国内与国外、侨居地与侨乡、社会与历史、华侨自身等多重因素，如果没有跨学科知识储备和学术视野，没有虚心求教的姿态，那么对某些华侨现象、华侨史深层问题的解读就会出现偏差。
陈书在华侨史学界暴得大名，但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经过批评者的批评指明，我们再对这些现象进行解读的时候就可避免再犯同类错误，这也可视为学术批评对华侨学术进步的“反动力”。 在批评体质和种族影响之后，批评者按照既定的逻辑，来分析社会因素对华侨下南洋的影响。 他指出：“著者作为社会学家，所应该与能独立注意到的是社会因素……家族的力量对移民有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呢? ……这里有两个影响因子：第一个可能的因子是距离中枢政府太远; 第二个可能的因子是人地与技术间的关系”。 在探讨社会因素时，批评者分析了闽粤社会对上层的离心倾向，以及他们着意于商业经济的事实，故而他们去南洋经商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种选择。 批评者还利用原书所提供的调查材料来进一步夯实自己的观点，做到以著者提供的史料来推导自己的观点，这是学术批评非常技巧的做法。 至此，批评者的结论就呼之欲出：“向南洋移动的闽粤人大半是已走入商工业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这些劳力一遇有向外发展，多赚钱的机会，则即可趋之若鹜。 ”
关于华侨移民的影响，批评者对原书“已有材料之分析既未透彻，组织又显太乱点”提出批评：“著者在书中曾提出关于迁民回家以造大房子置书斋为荣，但并(未)有说明这是一种什么一类的影响。 由社会学的眼光看去这种行为是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 这表现可藉前面华侨区的土地分布现象得到一种更强的明证。 假如侨民归国或寄银给家人在本乡改造房子又买土地，那只是指明：南洋移民不但没有在基本上遽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离的概念与行为，反而使传统文化观念更形加强与鲜明地表现出来”。 批评者还利用他在云南迤西实地调查的结果来加强批评的可信度，由此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观点，即闽粤华侨社区不存在大部传统观念之断然崩溃，而且在很多方面看到他们加重的畸形发展，著者的材料也可以佐证这一点。
在对闽粤华侨移民因素和影响抽丝剥茧的批评后，似乎学术批评所要达至的目的已经达到，但批评者似乎意犹未尽，他要从总体上给批评定调，他说：“现在我只再把全书加以总括的批评。 第一，关于其研究的观点与目的。 著者在原书引言中指明他所负的使命(即是本书的目的)是调查南洋移民对其家乡社区的影响。 但他没有在书中任何处设法找出：何种影响是来源于南洋移民的力量，何种是来自一般现代东西文化交通的结果。 这种问题必得有一种闽粤社区与华东华北等几社区的比较研究，方能得到比较有价值的结论……时间精力有限的说法又引到我们第二点总评：著者在调查时所拟定的范围太欠精确了，以致我们随处可见著者游荡于材料之中，而常不着边际”。
从引文可见，许氏对著者研究目的能否达到持批评怀疑态度，按照批评者的思路要想证明闽粤移民对社区有影响，必须要在中国国内各地区选择有典型意义的社区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才能鉴别其影响，应该说批评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有独特的价值，对后世作侨居地和侨乡的互动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路径。 总评的第二点也有一定的道理，陈书设计的框架内容非常庞大，著者的研究思路和理论素养似乎不足以支撑如此宏大的叙事，所以出现一些问题在所难免。
陈达受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委托调查闽粤移居南洋历史与影响，其书最初用英文写成，译成中文即为《南洋移民与其乡土的社会》，该书与中文版区别不大。 全书本论凡十章，分论环境与种族、文化特性、社会变迁、生计、衣食与住、家制、教育、健康与习惯、社会组织与事业、宗教。
该书出版后，潘光旦于1940年6月在《今日评论》第3卷第24期发布书评对该书进行评论。 陈达和潘光旦都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潘光旦还是陈达引进到清华社会学系的，两人对清华社会学学术传承和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但两位对社会学的治学方法和学术风格还是有较大的差异。 陈达虽然在他的研究中接受了种族和生物学的因素，但他对它们重要性的认识却远远不及潘光旦，这就为潘光旦批评陈达著《南洋移民与其乡土的社会》一书的书评批评主线定下了基调。 潘文的批评态度比较温和客观，对原书好的部分不惜溢美之词，如说：“篇末附录三种，其中关于南洋移民史料及华侨教育的各一种，虽入附录，其重要性并不在本论之下”。
又说：“全书有一个总的骨干，就是著者的环境三方面说：一是自然环境，第一章属之，二是社会与经济环境，第二至第九章属之，三是精神环境，第十章属之。 把宗教信仰特别提出来，作为环境的一方面，是很有意义的”。 学人学术观点的不同，不影响学术批评者对其认为有特色、有价值部分的认可和褒扬，这是学术批评应该采取的衡平客观的态度，也是潘氏遵循儒家“中和位育”思想的积极表示。 作为书评，褒扬之后，必然要指出书中存在的不足。 潘氏认为，华侨生活的研究不论是南洋侨居地的生活，还是闽粤出生地的生活的回响，应当不只是一种位育的研究，而也是一种位育力的研究，(陈书)对于位育的研究无疑是有余的，但对位育力的研究则显然不足。 潘氏批评的意旨很清楚，即他认为原书在描述华侨与环境的适应方面已经做到比较到位，但对华侨适应力方面则明显不足，因为在他看来适应力必须关照生物学的因素，而在这方面原书的叙述显然不够。 基于此，潘氏批评原书：海外移民运动的因素不一而足，而大要不出三类：一是地理的，二是生物的，三是文化的。
对于一、三两类因素，陈先生都有很充分的讨论，对第二类则可以说没有。 它在第一章固然讨论到种族，但种族原有二义，一是动物分类的种族，二是血系优劣的种族; 只就第一义说，种族一点的讨论和移民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没有什么因果的关系，即不能有什么解释的价值，而陈先生所注意到的恰好只是这第一义。 在讨论社会变迁的一章里(页四九)，陈先生说到移民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也只提到地理与文化两方面的因素。 在生计的一章里，讨论到侨民职业的变迁时(页六九)似乎只承认此种变迁与传统习惯、家庭地位、早年教育及侨居环境等因素有关，而个人的智能兴趣，似乎不关宏旨。
又说：我们举出这些例子来，并不是说著者的见地在每一个例子上一定有什么错误，不过是要表示他对于生物的因素似乎没有充分的考虑到罢了，至少没有给它一个和地理因素或文化因素同样的地位和相类的待遇。 著者当然并没有完全忘记生物的因素。 完全忘怀是不可能的。 潘光旦认为陈著没有充分地考虑生物因素，就陈达认为从文化立场无法解释的现象，他试着从生物角度给予解释。 末尾，他说“这种说法恐怕太过看重生物的因素，未必为陈先生所赞同。 但无论如何，假如陈先生能把地理、生物、文化三种因素同样的看待，他这番的研究一定更要见得圆满”。 陈达虽然不否认遗传因素的重要性，但对文化环境因素在现实中的地位却更为看重。 从其批评的话语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他批评的主题和主线是一以贯之的，从不会游移于他的学术观念之外。 且我们认为潘氏的批评是有建设性，他不会一味的肯定，也不会一味的否定，他提出的建议，被批评者如能有针对性地吸收，会对原著的解释体系和叙述策略颇有助益。
三
许云樵将中国学者的南洋研究分为4个时代：(甲)何海鸣时代(乙)刘士木时代; 丙)尚志学会时代(丁)南洋学会时代，并对每一个时代代表人物及其特点做了分析和评论。 许氏是将南洋华侨研究嵌入南洋研究之中，其对学术史的分析和批评是站在南洋研究者的立场来观察和评价的，作为南洋研究其说颇有见地，作为南洋华侨研究则并不完全令人信服。
许云樵评价说，何海鸣先生(宁波人)是一位南洋研究的先驱者，并评价《侨务旬刊》是中国学者对南洋研究作阵容严整的学术进军第一次。 著名华侨史专家姚楠在梳理20世纪中国华侨研究史时指出，何海鸣出版《侨务旬刊》是华侨研究的“始动时期”。 可以说，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何海鸣可为中国专门研究华侨史的第一人。 可见，许氏的评价在侨史学界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但是，许云樵接着批评《侨务旬刊》时候，指出：“该刊以研究华侨为主要对象，所以研究南洋只是一个陪衬的课题。 而且事属草创，没有具体计划，只抱海客谈瀛的态度，掇拾一些风土数据，供人作酒后茶余的谈助而已，但却也供给我们一些宝贵的原始数据”。 如果说从南洋研究而言，这个批评没有问题。 但是，《侨务旬刊》的主题是“华侨”，华侨应该是刊物首位的介绍和研究对象。 何海鸣公开地表达他的学术主张：
民国纪元以来，华侨之一名词，虽已日渐引起国人之注意，然大多数人所以注意之动机，无非羡慕华侨拥有金山，以豪富著称，能时时对国内输助巨额之捐款，冀分其一杯羹耳; 至于华侨本身之状况何若，各侨居地之情形何若，国内各地经济实业与华侨之连锁又何若，皆大都不肯加以详细之研究，甚至华侨散布最多之区域，自印度洋，苏门答腊，爪哇，马来半岛，婆罗洲，澳洲，菲列宾，以及西半球之火奴鲁鲁，南美洲等地。 在世界地理上之整个地球中，直可划分为南半球，而加以大南洋之广义的新名称者，本与世界历史地理学科中最重要之一部份，亦为我国智识界，学术界之所忽视，从无专门著述及研究刊物出版。 是岂特对华侨缺少认识，即世界的基本常识亦大为贫乏，不得谓非我国家我民族最大之耻辱也。 予昔有见及此，曾于民国十年，在故都创办一《侨务旬刊》，月出三小册，专门论列侨事，纪载侨情，唤起国人对侨务作慎密之认识，并使华侨亦自知其全般之侨情，与本身之地位。
从引文可见，《侨务旬刊》“专门论列侨事，纪载侨情”，这是刊物的定位和创办人的使命。 《侨务旬刊》常设栏目都以此来组稿，比如说它的“论说”栏目都是就华侨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问题进行评论，论题都与南洋华侨切身问题有关。 正因为如此，《侨务旬刊》受到海内外知识界的广泛赞誉，由此我们得重新审视许云樵得批评，说它“只抱海客谈瀛的态度，掇拾一些风土数据”，可能与事实并不完全吻合，过分低估了它在南洋华侨史研究方面的价值。
刘士木的分析和批评，主要着眼于他的南洋研究，应该说基本上符合历史实际，但其中也有一些评论有可议之处。 许氏指出：“刘士木先生(兴宁人)是正式研究南洋的首创者，一生从事南洋研究，到处鼓吹南洋研究，安贫乐道，至死靡它……在何海鸣时代，中国学者只是片断地掇拾，或粗浅地论述，到这时已能作整本专书的编译，并充分利用日文的数据，不过编着专书，尤其是研究性，颇非易易，但翻译却是一条快捷方式。 同时他鼓励中国学者南进，执教或办报，以精神文化给养南洋华侨社会，比何海鸣的唤起国内人士对华侨的注意和重要更进一步”。
刘士木是正式研究南洋的首创者，此评论当无可议。 但是，刘士木的研究就比何海鸣的研究重要，这可能是许氏基于自身南洋研究立场而立论的。 “南洋研究”应该泛指涉及南洋地区的方方面面的一切科研活动和成果，包含关于南洋的一切学术研究。 从华侨史的角度而言，“南洋研究”只是提供了一个空间场域和历史背景，南洋华侨才是华侨史研究的对象和中心，将华侨史置于“南洋研究”箩筐之中来探讨，以南洋研究遮蔽华侨史的中心位置，这样的研究范式不利于华侨史学科的独立发展，这是我们梳理华侨学科史时得到的启示。
从这个角度，再来讨论二人的贡献，应该不会如许氏所评论的那样乐观。 即使是就刘士木南洋研究来考察，他的研究价值似乎也并不比何氏高明，有研究者指出：“刘士木虽是南洋研究的首倡者，但他的著述以介绍概论性质为主，同时偏于当代时事析论，若以现今的研究视角视之，已经没有多大的学术价值，他的著述也没有为后人留下宝贵或开创性的成果，这是刘士木在南洋研究上的不足”。 学术批评要想做到相对客观，必须要摒除预设立场，以“移情式”理解来对待所批评的对象。 关于尚志学和南洋学会因为篇幅关系，不再一一论列。
政工师论文范例：《统一论坛》杂志，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的，以反映海峡两岸统一进程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综合性双月刊杂志，其宗旨是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呼吁中华儿女齐心协力，尽早结束两岸分离状态，迎接中华民族的光辉未来。海峡两岸社会、经济制度不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也有差异。但谋国这道虽殊，兴邦之心则一。
四
学术批评是指依据一定的学术规范，对某种学术思潮、学术观点与学术成果等进行的议论与评判，它不仅指出其正确之处，而且辨析其错误之点，对其利弊得失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与回应做出深刻的反思与检讨。 没有学术批评，就没有学术进步。 任何真正的学者都无法抗拒严肃的学术批评的理性魅力。 学术批评是学科发展、学术进步的重要条件，也是华侨学术史研究十分重要的内容。 学术批评必须严守学术标准，坚持学理探讨的原则，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
华侨学术史批评应立足于文本、思想与学术的特质，着力探讨学术史批评的边界、学术批评的论域、学术批评的价值等。 学术史批评的边界即为学术标准、学理探讨; 学术批评的论域即为学术批评需要吃透作者的论点、论据与论证，并且需要把这些论点、论据与论证放到学术史的脉络之中; 学术批评的价值在于它既有利于创新华侨史理论，也有助于多向度地理解华侨史的实践，还有助于提升华侨史家的自我反思意识。
学术的发展必然与学术批评相伴而生，学术批评是华侨史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 目前，华侨史学科的学术史梳理和解读还比较单薄，有分量的成果不多，这就严重障碍了学术批评史的展开。 本文就晚清民国时期华侨人物与名著的批评、移民因素、移民影响的反思与批评、南洋华侨研究的反思与批评三个方面，对华侨学术批评史做了初步的研究。 有关华侨学术批评史的相关问题，如学术批评的范畴、学术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学术批评的范围与边界等只能希望侨史学者、历史学者等合力推进。
作者：舒 习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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