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何其芳以强烈的理性自觉融入时代潮流，却又顽强地保留着抒情自我。 他被时代文学大潮鼓动着，感到甜蜜也有些惊恐。 他想在自我的河流里勇敢航行，却又担心桅杆吹断，内心深处存在着理性自觉与情感倾向、革命觉悟和审美追求以及工
摘 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何其芳以强烈的理性自觉“融入”时代潮流，却又顽强地保留着抒情“自我”。 他被时代文学大潮鼓动着，感到“甜蜜”也有些“惊恐”。 他想在“自我”的河流里“勇敢航行”，却又担心“桅杆吹断”，内心深处存在着理性自觉与情感倾向、革命觉悟和审美追求以及工作性质和个人气质的巨大矛盾。 这些矛盾使他的诗歌艰难地行走在与主流队伍“偏离”的道路上。 就抒情风格而言，他的诗歌没有真正融进时代的诗学语境，也没有真正践行他所服膺的理论主张。 他的许多诗歌保持了隐隐幽幽的抒情风格，表现了矛盾复杂的心影。
关键词：何其芳诗歌; 抒情风格; 当代浪漫主义; 心理矛盾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何其芳都应该以豪迈的姿态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诗坛上纵情歌唱。 他有执著的追求，更有足够的资质。 他打江山有功，建设江山有荣，具有思想高度和倾情歌唱的理性自觉。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队伍里，他是数得着的有革命经历的著名诗人，即使在主流作家队伍里也是被信任、受重用的健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下文简称共和国)的头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始终保持着明敏的诗心和抒情的欲望，甚至还曾想在自己的“河流里”“勇敢航行”。 但欢歌笑语充斥的诗坛上很少看到他的身影。 他与胡风、艾青等诗人迥然不同，后两位因被剥夺创作权利而哑然失声，而何其芳则处于诗坛主流靠前的位置，有创作权利却没有足够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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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为共和国唱完“胸脯里的血”的追求，繁忙的行政实务没有完全把写诗从日程表上“挤走”，理论研究也没有彻底“压死诗的幼芽”，即便是凶险莫测的时代风云也没有“吹断桅杆”。 但他为共和国诗坛只贡献了少许作品。 整体上看，他没有真正融进时代文学语境，也没有完全践行他所服膺的理论主张，他审慎而执着地保持着自己擅长的抒情风格，诗坛上留下的是踽踽独行的身影。 这是与新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和建设阵地上尽职尽责、奋力前行的健将迥然不同的身影。 远远望去，令人慨叹，也值得回味，是解读“何其芳现象”的重要切口。
一、纵情欢呼“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何其芳是唱着胜利的豪歌走进共和国的。 在那个举国欢庆、豪气冲天的时代，他曾经表现出与其诗性气质迥异的热烈豪迈的诗情。 这源于他的生活和情感经历。 他1938年以著名诗人的资质参加革命队伍。 十几年的革命斗争经历改变了生活道路和人生追求，扩大了思想视野和情感格局，他由“个人主义知识分子”变成了革命诗人，拥有把自己与时代革命、与劳动人民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的创作经历和理性自觉。
1940年代创作的《夜歌》，与早期的“汉园诗”相比，诗风发生了显著变化，由缠绵悱恻、低沉忧怨的个人抒怀变为讲述快乐故事、抒发人民感情、表现时代革命精神的“金声玉振”。 如他所说，他痛苦地突破自己，提高自己，将自己的歌声汇入时代的巨大合唱里：“在那里面谁也听不出/我的颤抖，我的悲伤，/而且慢慢地我也将唱得更高更雄壮”! 共和国成立的庆典刚刚结束，他就为天安门广场三十万群众热烈欢呼的场景和毛泽东那充满热力、感染力和穿透力的豪迈宣言所感染，创作了情绪高亢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情感充沛，视野开阔，想象丰富，诗情浓烈，情绪昂扬，是歌唱共和国诗歌的佼佼者。 诗人以燃烧的激情描绘广场群众热烈欢庆的壮观场景，用热烈夸张的语言形式渲染欢庆气氛、高亢豪放的抒情基调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随处可见的感叹号似战鼓猛敲振奋心灵：“欢呼呵! 歌唱呵! 跳舞呵! /到街上来，/到广场上来，到新中国的阳光下来，/庆祝我们这个最伟大的节日! ”这是庆祝开国大典激发的热烈情绪，也是立在新中国门槛上发自内心的浪漫诗情。 从参加革命到共和国成立，何其芳在革命道路上奔走、奋斗了十多年时间，目标就是建立新中国。 抗战胜利后，他就满怀激情地创作了《新中国的梦想》，热切地期盼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梦想早日实现。 现在梦想成真，他感时抒怀，振臂欢呼，其响彻寰宇的欢呼给读者留下了跟随时代疾步前进的革命诗人身影。
但他走得太快跟得太急了。 《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有些急促，语言张扬粗糙，遣词用字欠考究，结构粗疏松散，形式不够齐整，辞气略显浮露，带有“急就章”的痕迹——这是社会疾速变革时期诗人诗作的通病。 诗人政治热情饱满，急切地把对新中国、新生活的感受表现出来，大都来不及精雕细刻; 而基于社会宣传需要，报纸杂志对语言形式的要求也无法严格。 故共和国初期很多作品显得幼稚肤浅，很多创作经验丰富、艺术修炼颇好的诗人诗作均没达到应有的艺术水准。 比较而言，《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算是好的，有些段落诗情厚重，富有艺术感染力。
如他借助于三十万双手臂高举呐喊的热烈场景展开想象，打开百年历史的残章碎页，历数旧中国的苦难和黑暗，痛斥民族悲剧的制造者，表现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和伟大斗争，揭示共和国成立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历史意义，使三十万人民纵情欢呼、诗人激情宣泄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和心理依据。 第三节连用四个“终于过去了”形成排比段落，从不同角度抒发对新中国的殷殷深情，内容丰富，诗情沉郁，显示出浪漫主义艺术感染力。
诗的题目是《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显示出抒情立场的宽泛性。 他将“我”扩展为“我们”，或者说将“我”和“我们”融合在一起，抒发“我们”的感情，或曰用“我们”的名义抒发时代性情感内容，意味着经过革命斗争生活洗礼，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个人主义”的“自我”被“我们”即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冲淡甚至替代。 这是近十年间何其芳的创作追求和情感积淀。 早在《夜歌(二)》 《夜歌(三)》《夜歌(四)》《生活是多么广阔》《平静的海埋藏着波浪》等诗中，他就再三表示离开狭小的个人生活圈子，和那些“汗流满面”的劳动群众走在一起。
在《解释自己》中更明确地表示，要把“个人主义的自我”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解释说“我谈说着我/并不是因为他是我自己，/而是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可怜的中国人，/而且我知道他最多，/我能够说得比较动人。 //我并不把‘我’大写/像基督教大写着‘神’。 /我只把他当作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形象，/通过它/我控诉，/我哭泣，/我诅咒，/我反抗，/我攻击，/我辩护着新的东西，/新的阶级! ” 《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的发表标志着诗人已经完成了抒情立场的转变，跳出了“自我”情感的幽洞。 这种抒情特点带有普遍性，共和国成立后广泛流行; 固不能说这种抒情模式为何其芳所创，但《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的确产生了广泛影响，预示了1950年代革命浪漫主义诗歌的抒情特征。
《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的抒情立场宽泛，但不失抒情个性。 抒情个性在此主要指抒情方式和抒情内容，突出表现的是在新旧对比中表现爱恨情仇。 作品用大量篇幅诉说旧中国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痛斥阻碍新中国成立的反动势力，说明推翻旧社会、建设新中国的历史必然性。 这既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也是配合社会宣传的理性自觉。 因为建立新中国既是他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也是期盼很久、为之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伟大现实。
“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时刻是怎样来临，懂得这个时刻的分量! 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出息的中华儿女，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以几代人的青春和生命所换取的那个名分，终于拿到手了，‘人民’这个字眼，堂堂正正地写上了共和国的国号。 一个崭新的大时代开始了! 诗人们，作为时代的歌手，老一代、新一代，无不热血沸腾! 他们几乎在同一个清晨，都甩干了久积于笔端的血水、泪水，饱蘸欢乐的酒浆，写起光明之歌、解放之歌、建设之歌”。 何其芳立在新中国门槛上，感慨万千。 十多年革命理论熏陶，他内心深处已经装满了这些锥心刺骨的时间和数字：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就遭受欺辱，割地赔款，屈辱地生活，一百多年时间，几代中国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从民国开始，这种样的历史也持续了近四十年时间——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日本侵略、战争灾难不断，中国人民在黑暗中艰难生存。
这些“时间”和“数字”曾经是他重要的抒情内容。 现在，这一切“终于过去了”——这几个沉郁苍凉的慨叹句包含着多么强烈深厚的情感! 尽管共和国刚刚成立，幸福新生活还没开始，但他对未来充满信心，坚信站起来的人民即将建设一个没有贫困折磨，没有饥饿威胁，也没有列强欺辱的中国。 由眼前的壮烈情景憧憬未来，他觉得欢庆的呐喊要“把这个古老的城市喊得变成年轻! /把旧社会留给我们身上的创伤和污秽/喊掉得干干净净! ”他豪情满怀，“我们已经走完了如此艰辛的第一步，/还有什么能够阻拦/毛泽东率领的队伍的浩浩荡荡的前进! ”——“黑暗的过去”“伟大的现实”和“美好的未来”是《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的情感结构和抒情逻辑，发自内心，表现出鲜明的抒情个性，同时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和时代性，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诗坛上广为流行。
《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的另一抒情内容是歌颂毛泽东。 这也是那时代几乎所有文学的重要内容，源于那时代比较普遍的心理情绪。 偶像崇拜是中国文化心理传统，每次改朝换代都会颂谀之风充斥朝野。 现代诗人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现代文化双重撞击唤醒了主体自觉，打破了偶像，废除了神明，但偶像崇拜还在很多诗人心灵深处潜伏着并发挥作用。 对何其芳乃至很多诗人来说，领袖崇拜既源于传统文化积淀，更源于革命实践。
在中国人民改变落后挨打命运、争取民族独立富强的道路上，毛泽东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确立了伟大领袖的地位，也夯实了被崇拜的基础。 延安诗人的崇拜尤其坚实，很多诗人纵情高歌，以歌颂党和领袖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浪漫主义诗潮汹涌且持续高涨。 何其芳对毛泽东的推崇由来已久，他在1946年的《新中国的梦想》中就曾说“五千年积累的智慧，/一百年斗争的英勇，/在他身上成熟，/在他身上集中，/我伟大的民族/应有这样伟大的领袖出现! /多少重大的关键，/多少严格的考验，/他的路线总是胜利的路线! ”现在，共和国宣告成立，“预言”成为现实，其崇拜心理和赞誉之情更加强烈和真诚，而从欢呼现场到回顾历史、再到歌颂领袖是自然的抒情逻辑。 诗中说毛泽东是“先知”，他的名字是“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是“中国人民的信心和胜利”，并表示“我们多么愿意在毛泽东的照耀下/把我们的一生献给我们自己的国家! ”这是积聚了多少年的情感认知，热烈而真挚。
《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的抒情立场、情感结构、领袖颂歌和新旧对比的抒情方式均带有为当代浪漫主义诗歌奠基的意义。 当然，参与奠基的还有其他诗人诗作。 如郭沫若的《新华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聂绀弩的《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徐放的《新中国颂》、朱子奇的《我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上》、王亚平的《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胡天风的《我们的旗》以及高兰的《我的生活，好! 好! 好! 》、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等，均是响彻当时、影响后来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作，也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浪漫主义从传统的个性浪漫主义演变成具有时代特点的革命浪漫主义的重要标识。
但在“奠基”仪式初步完成、众诗人按照这种抒情模式构建共和国诗歌大厦的时候，何其芳却陷入创作困境。 他虽然没有完全终止诗歌创作，但在断断续续的坚持中走上与革命浪漫主义迥然不同的道路，留下的是个性浪漫主义者困惑迷茫、艰难探求的身影，“何其芳现象”也因此具有深层意义。
二、“平静的海埋藏着波浪”
究其实，何其芳是情感沉郁的诗人。 他希望拥有高声呼喊的气势，也曾尝试呼喊，但纵情欢呼、豪迈高亢终不是他的长项，即使在激情燃烧的时候也夹杂着忧伤情绪。 他也曾努力把“自我”融入劳动人民当中，代表人民抒情，抒发人民感情，但那也不是他的长项。 他不缺少融进去呼喊的真诚，也不是没有开阔的胸襟，但精神气质决定了那不是他的抒情风格。 虽然很不情愿，但“狂热的叫喊”终究敌不过“软弱的叹息”。
所以，在振臂欢呼“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的时候，他也由此及彼迅速将笔触转向“在长长的黑暗的夜晚一样的苦难里”，而表现中国人民哭泣着、低垂着头生活的苦难岁月和推翻国民党统治、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悲壮路程也就成为重要的抒情内容。 而且与空泛、浮躁的热烈欢呼相比，这种感伤、忧郁的抒情即前面所说的“有些段落”才是最沉实、最具有魅力的诗句。 它强化了作品的情感深度和厚度，也彰显了诗人抒情个性的强度和韧度。 从何其芳创作道路上看，这种富有个性色彩的抒情沿袭了《预言》《夜歌》的抒情风格，也预示了未来诗歌创作道路的艰辛。
热烈欢呼“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之后，何其芳的时间和精力主要忙于诗歌之外的行政事务，忙于清点文学队伍和理论现场，忙于批判违背时代要求的“错误”观点，忙于同不合时宜的观点论战，忙于规划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大厦和指导新旧诗歌的欣赏接受，写诗在他工作和生活日程上常“被挤掉”。 但诗心时常鼓动着，“把一生献给祖国”的热情和使命躁动着。 他不想作纯学者和行政工作者，觉得“为了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应该像鸟一样飞翔，歌唱”，“一直到完全唱出你胸脯里的血”。 “为了实现我们的心愿，我们能做出些什么贡献”是他的“问责铭”，以此督促自己，警醒自己。
他努力感受生活，酝酿诗情，捕捉诗意，时常处于“前创作”状态。 但他沉郁、忧伤的诗心与昂扬呼喊的时代情绪很难契合，且擅长的隐喻、象征、欧化的抒情方式与工农兵喜闻乐见的形式也存在很大距离。 他觉得感情深邃如海，炽热如火，但抒情表达的路径却“狭窄”“苛刻”，个性化的创作追求与时代要求很难适应。 似乎有些吊诡——他参与了时代文学语境的营造但自己却无法适应，在欢呼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时代情绪里，他显得有些困惑和茫然。 他觉得在“伟大祖国，伟大时代，应该有不朽的诗歌讴歌”，而现实却是“歌声微茫”; 他或许知道“歌声微茫”的原因，但找不到解决办法; 或者说，他知道解决办法，但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突破。 他焦躁不安，感到羞愧，甚至是“惊恐”。 他被巨大的矛盾痛苦纠结着，遂创作《回答》，剖析自我，坦陈矛盾，试图回答“为什么这样沉默”的问题。 诗人开始就说：
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奇异的风，
吹得我的船帆不停地颤动：
我的心就是这样被鼓动着，
它感到甜蜜，又有一些惊恐。
轻一点吹呵，让我在我的河流里
勇敢的航行，借着你的帮助，
不要猛烈得把我的桅杆吹断，
吹得我在波涛中迷失了道路。
作为来自延安接受过革命理论教育、政治热情高涨的革命诗人，他为共和国成立及成立后的巨大变革感到兴奋和“甜蜜”，愿意在时代诗歌道路上引吭高歌，直到唱尽“胸脯里的血”; 但作为一个有理论修养、审美追求和创作个性的诗人，他愿意在个人的“河流里”“勇敢的航行”，“不愿使自己的歌颂流于空泛”。 尖锐的矛盾使他“茫然”和“惊恐”。 因为“奇异的风”过于猛烈，他害怕吹断桅杆，害怕“在波涛中迷失了道路”。
他的“惊恐”并非多余。 他知道自己身上带有“浓厚的旧时代气息”，虽竭尽全力却无法克服，因为那是天赋气质; 而时代要求却非常“苛刻”，稍微出格就会遭到棒喝，对此他有深刻的教训和太多的警示，甚至自己在理论主张和批评实践中就表现得十分“苛刻”。 他不愿意按照“苛刻”的要求随声应和，却又为没有诗歌贡献于伟大时代而感到“羞愧”。 他被这种矛盾撕扯了近两年时间，始终无法拆解和平衡。 1954年劳动节前夕，他似乎有了答案，但他的“回答”却是那样含混无力——
我的翅膀是这样沉重，
像是尘土，又像有什么悲恸，
压得我只能在地上行走，
我也要努力飞腾上天空。
知其不可而为之，牺牲自我适应时代，是那时代众多诗人的理性选择。 何其芳的选择更自觉，情绪也更强烈——他是有革命经历和官方立场的主流诗人。 但无论自觉还是强烈，都抵不过诗性气质。 何其芳是矛盾的复合体。 《回答》的思想价值在于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了矛盾纠结的情绪，对认识何其芳和那时代诗人的创作心理具有典型意义。
从艺术上看，作品最感人、最珍贵的魅力在于保持了个性化的抒情风格，用缠绵悱恻的韵律、感伤忧郁的情调、欧化的语言、象征隐喻的方法表现真实深切、无可奈何的情绪。 他一唱三叹，反复辩诉，渲染烘托，敷陈比兴，长歌低吟，苦情欢诉，委婉细致地表现了转折时期个性浪漫主义诗人进退维谷、左右徘徊的心理矛盾。 这是纯正诗人的思想情绪，源于自我，发自内心; 也是真正的艺术表达，语言幽雅，意境深邃，旋律沉郁，诗性葱浓。
其抒情如深山溪水，涓涓流淌，浅唱低吟，绵延回环，偶见波涛涌起，瞬间便浪花低语，终究是诗情迷离。 但“深山”“溪水”云云，意在说明诗性灵动，其实诗人的情思是复杂、混沌且深厚的，既非纯净透明，也非清澈见底，而表达更显得艰难费力。 他是感伤的诗人，抒发感伤情绪，但其感伤似乎源于莫名，且交织着甜蜜，伴随着冲动，理性萎顿无力，情感交错如丝。 他用熟悉的语言形式倾诉纠结无解的苦痛情思，似乎回到个性抒情的“河流里”。 而最动情处，莫过于岁月流逝而自己没有收获的感慨，莫过于试图振奋精神有所作为却被沉重而莫名的压力遮蔽着无法飞翔的无奈。 这是最抒情的诗句，打动过很多心灵：
一个人劳动的时间并没有多少，
鬓间的白发警告着我四十岁的来到。
我身边落下了树叶一样多的日子，
为什么我结出的果实这样稀少?
难道我是一棵不结果实的树?
难道生长在祖国肥沃的土地上，
我不也是除了风霜的吹打，
还接受过许多雨露，许多阳光?
如此坦陈忧伤惆怅，在那个火样的时代极其罕见。 “平静的海埋藏着波浪”——是他1940年代初期一首诗的题目，用于说明《回答》十分准确。 事实上，无论是情感内容还是抒情方式，我们都听到了《预言》《夜歌》中反复弹奏的那美妙而感伤的歌声，感受到他极力掩饰、力图割舍却又掩饰不住、割舍不掉的诗情。
就情感强度、理想表现、想象奇特而言，《回答》的浪漫主义色彩既不强烈也非璀璨，但就情感的主观性和表现的个性化而言，它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诗坛上弥足珍贵的个性浪漫主义文本，也是解读“何其芳现象”的重要文本。 《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开拓了1950年代革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河，而《回答》却在个性浪漫主义河流里航行。 看上去有些吊诡，却又自然而然。 诗人长于感情，理性自觉总是敌不过情感倾向，社会理性倘不能真正化作个性意识，力量更弱。 这就难怪，这首诗写了两年时间，而他的“回答”还是那样忧伤缠绵，含混无力。 惟其如此，才更值得珍视。
三、在自己的“河流里”艰难航行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何其芳的大部分精力操劳于行政事务，致力于理论批评和研究，并且表示“暂不写诗”。 但无论是行政事务还是“故纸堆”都无法抑制诗心摇荡。 尽管他无法像许多诗人那样深入人民生活海洋，在时代变革的激流里寻找诗意，却没有放弃“寻找”的努力。 而只要诗心未泯，生活中总有不少事情触动情思，他也总能获得诗意萌动的机遇。 何其芳从1954年的《回答》到1977年生命结束，他断断续续写作，时有诗作呈现，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是如此。
他创作了诸如《讨论宪法草案以后》《听歌》《我好像听见了波涛的呼啸》《海哪里有那样大的力量》《号角》《西回舍》《张家庄的一晚》《我们的革命用什么来歌颂》《欢呼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堂堂的中国回到联合国》《北京的早晨》《北京的夜晚》《深深的哀掉》《我控诉》《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想起您，我们的司令员》等诗篇。 在共和国诗坛上，留下蹒跚斑驳的踪迹。 其创作，有旧地重游，回忆战争岁月或往昔生活工作的情景; 但更多的是呼应时代，表现社会变革激发的心灵感受。 其抒情风格，有如“夜晚喷泉细声飞射”的“低咽”，偶尔还会出现初恋少女般的“忧愁”和“温柔”，甚至青春血液“奔腾”的欢快和热烈，但更多的是“与天相接巨大波浪”的“高昂”。
何其芳怀着把歌声“融入”时代大海的理性自觉探索前进，按照时代要求在人民生活的天地里寻求诗情诗意，按照流行的语言形式抒情达意。 理性自觉或许压倒审美倾向，却敌不过创作规律，因为诗情发动源于报纸宣传，因为缺乏“与天相接”的生命体验，故诗歌中常有拉直嗓子高声叫喊的苍白诗句。 如“如今从东海滨到雅鲁藏布江，/从内蒙古草原到海南岛丛林，/都歌唱毛泽东，歌唱共产党”的平庸赞誉，如“钢水、石油流到了广场，/棉花、麦穗像无边的波浪”的夸张写实，如我们“几十年走完好几个世纪”，“什么奇迹我们不能创造? /什么敌人我们不能打败”的豪言壮语，如“屈原的辞赋，李白的诗歌，/这一切高峰又算得什么，/比起今天劳动人民/改天换地的创造和劳作”的时代性浮夸……还有很多政治性更强而诗性更弱的诗句。
因为谨慎，他常常抑制个人抒情，即使某些本该抒情的时候，也不敢放开手脚抒写原本幽深绵长的诗情。 如《夜过万县》，诗人凭栏眺望故乡热土，萌发了“江面的红绿灯标/好象在依依送人”的意境，但平淡的写实语言“荒费”了应有的诗情意境; 他回到曾经工作过的南开中学，睹物思人，本该诗情洋溢，也只是“记忆里有些事物/已经不复看见，/众多的新的建筑/却在我眼前出现”。 固不能说枯燥味乏，但诗情意境的单薄却是不争的事实。
但这不是何其芳创作的全部。 倘如此，便无所谓“何其芳现象”，也失去了研究意义。
比较而言，何其芳赓续了“我抒情”(有时是“我们”)的方式——“我看见”“我听到”“我走过”“我回忆”“我梦见”，而且这个“我”并非“我们”的省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写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 读其诗，可以感受到诗人思想情感的隐忧和变异，听到内心深处的沉吟和呼唤，看到诗人在非文学非诗歌的语境中，为了兑现唱出“胸脯里的血”的承诺，排解日子落叶般凋落、果实没接多少的焦躁情绪，进行着怎样艰辛的尝试和求索; 惊异于在那个强力要求按照工农兵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消弭抒情个性的语境中，他还时或袒露方向迷失、桅杆吹断的隐忧，表现“用什么来歌颂”的困惑和“失掉彩笔”的疑虑。
他谨慎幽忧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诗情比较单薄，“短板”也时或出现——在那个“险象环生”的斗争语境中，没有翻车沉船便是万幸，希望他保持个性浪漫主义特点(哪怕像《回答》那样“欲舍还留”)，正如希望诗人漠视工农兵生活天地、全力耕耘自己的园地，是不现实的。 何其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在耕作共和国现实生活的同时没有完全荒废“自己的园地”，在抒发时代情感的同时也尽可能多地表现自己，在与时代气氛相适应的同时也尽可能多地保持缠绵细语的抒情个性，在表现社会理性的同时也表现了个人的情感意识。 概言之，在革命浪漫主义昌隆兴盛的诗坛上，何其芳的创作保持了诸多个性浪漫主义元素，如自我抒情，如抒情风格，如隐喻象征，如低沉如诉，还有迥异于时代的忧伤情绪的淡淡流露等等。
难能可贵的是，在某些作品中，他比较完好地保持着表现自我和习惯用的抒情方式。 如《有一只燕子遭到了风雨》《海哪里有那样大的力量》《听歌》等。 《有一只燕子遭到了风雨》写“有一个人是这样忧伤，/好像谁带走了他的希望; /是什么歌声这样快乐，/好像从天空降落到他心上? //还有什么更感人，更可贵，/比较同情和援助的手臂? /是什么，是什么这样沉重? 那是一滴感谢的泪! ”《海哪里有那样大的力量》似乎比较明快，情绪也比较时尚——说“生活的快乐、劳动的愉快”“能够像风一样吹开”“人的忧伤”; 但其中也有“我也曾把我浸在海水里，/再让日光沐浴着身体”和“独自躺在沙滩上”遐想童话故事的描写，有海水的咸味是因为美人鱼“沉默的爱情”“一直不曾被人理会”而伤心流泪的阐释。
这些都是较为典型的“何氏”抒情。 作者注释说，“从前学写小说，曾为其中人物所唱歌曲拟作歌词二首。 小说后来未能写下去，歌词亦未必可以谱曲，但因是试用曾被人讥讽为‘闭门造车’的现代格律诗体，姑存之。 ”小说何时“试做”? 缘何中断? 歌词为何保留下来? 他这时改定是“为了忘却”而纪念那难以割舍的情绪，抑或因环境宽松而萌发“旧情”意欲回到过去? 是为“微茫”的时代歌声贡献音量，还是在稀少的果实框里增添诗的数量? 他都没明说。
直到多少年后，才逐渐有人透露出些许端倪。 何其芳去世后，陈荒煤发表悼念文章，随后有某位女士写信给荒煤，说新中国成立后，她与何其芳有过一段交往，“他们一起谈诗，谈论写作; 一起划船，一起散步，一起坐在公园的参天古树旁看蓝天上静静飘着的云朵”，并且说《有一只燕子遇到了风雨》和《听歌》是为她写的。
此言大致可信。 这应该是何其芳繁忙枯燥的生活中最惬意的时光——《听歌》写：“我听见了迷人的歌声”，那样快活、那样年轻，“低咽”“像夜晚的喷泉细声飞射”，“高亢”“像与天相接的巨大的波浪”，“温柔”“像少女的眼睛含着忧愁”; 感觉“就像早晨的金色的阳光，/因为快乐而颤抖在水波上，/春天突然回到了园子里，/花朵都带着露珠开放” 。 虽然那些美好的浪漫逸事散失在喧嚣的历史尘埃，但可以想见，与这位女性倾情交往激活了何其芳深邃隐秘的情思，使他“青春的血液在奔腾! ”《燕子》像是寓言，意象明丽却又迷离，燕子遭到风雨，得到同情和援助，又高高飞起，与快乐的歌声，沉重的眼泪，带走的希望，心灵的忧伤，组成看似有序却又错乱、逻辑关系明确却顺序颠倒、大跨度跳跃的意象群。 何其芳用擅长而久违的方式流露出忧伤和快乐、幽深而隐秘的情绪。
行文至此，联想到他的《回答》。 《回答》的“回答”曾经让许多研究者感到费解。 诗人回答的对象是谁? 是时代对诗人的要求，还是广大读者的期待? 抑或具体期待者? 很多时候认为，答案是前两者——回答时代要求和广大读者。 这种理解符合当时的情景——如周扬就曾经充满期待地问艾青，在沸腾的生活面前我们的诗人为何“沉默无诗”? 何其芳是读者喜爱的诗人，《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之后，两年时间没有新诗面世。 时代催促、读者殷殷不说，他本人也承受着在热烈喧嚣的时代面前“沉默无诗”的压力。 这种理解说得过去，却显得过于笼统，似乎应有具体的回答对象。
否则，便无法解释这些情意缠绵而又扑朔迷离的诗句——“你愿我永远留在人间，不要让/灰暗的老年和死神降临到我的身上。 /你说你痴心地倾听着我的歌声，/彻夜失眠，又从它得到力量。 /人怎样能够超出自然的限制? /我又用什么来回答你的爱好，/你的鼓励? 呵，人是平凡的，/但人又可以升得很高很高! ”因对诗人当时的生活和情感世界存在认识盲区，或者因种种原因造成审美联想力欠缺，故有困惑却屡被忽略。 比照女士袒露的“隐情”和《燕子》《听歌》的内容，困惑似乎可以迎刃而解。 “回答”的对象具有多重性，既是回答时代要求和广大读者，也是或者说更是隐晦地回答女友。 正是后者使诗人保持了强烈的抒情个性，并赋予作品鲜明的个性浪漫主义特征。
《有一只燕子遭到了风雨》《海哪里有那样大的力量》是何其芳1956年9月改定的“拟歌词”，《听歌》写于1957年3月，这是值得注意的时间。 因为只有在这宽松自由的“百花年代”，置身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建设前沿阵地、行政事务和理论思考等杂事缠身的何其芳才有兴趣翻箱倒柜找出旧作修改，才能够保留咀嚼个人感触、品味失落和幻想的抒情内容，也才有勇气坚持“夜歌”时期沉郁、忧伤的抒情方式和欧化的语言风格，也才如此含蓄而大胆地描写欢快迷人的个人生活、披露深切隐蔽的个人情思。 是故，无论对考察何其芳的诗情演绎还是梳理1950年代个性浪漫主义诗歌链条的延展，都是值得珍视的文本。 其后，诗坛上杀气弥天，文艺界运动不断，何其芳仍以理论战士的姿态出现在论坛上，全力维护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流地位和威严，诗歌创作几乎在日程表上完全“被挤掉”。
他仍不甘心，直到“文革”灾难到来之前——1965年10月5日下午，他还创作了《我们的革命用什么来歌颂》。 如题目所示，他想表达的是“我们”“歌颂”“革命”的途径和方式问题，其中有“我的歌呵，如果你的沉默/不过是炸药的黑色的壳，/什么时候一声巨响，/迸射出腾空而起的烈火”的期待和自信，说明诗心未泯; 而其追求则是“我把我的歌加入这集体，/像一滴水落进大海里，/再不抱怨它的微弱，/也不疑惑我失掉了彩笔”的理性自觉。 虽说“不再抱怨”“也不疑惑”，但抒情风格本身就说明他没有完全“融入大海”，也没有真正“失掉彩笔”。 他依旧保持《预言》和《夜歌》的抒情风格——当然也没有放弃“融入”的努力。
何其芳如此执著地坚持，原因固然很多，如诗性气质，如诗学意识，在此我们看重的是“外在”因素——他的工作单位和性质。 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长期在研究机关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因工作单位和性质限制，他无法像其他诗人那样经常接触人民生活现实，从中捕捉诗意，酝酿诗情，影响了诗歌创作，但也避免了个人情感被公共情感侵蚀和代替，像那时所提倡的那样——知识分子工农化，他得以更多地保持诗人“自我”，保持了更多的抒情个性。
事实上，“作协”系统的作家有“融入”生活现实的方便，也强化了失去“自我”的条件，很多作家置身人民生活海洋，但也在生活海洋里失去了“自我”，在获得创作源泉的同时失去了个人生活园地; 而很多“学院派”作家长期耽于与人民生活保持距离的“深宅大院”，浸淫于文学知识的海洋，虽然也要接受思想改造，但相比而言更清醒或曰超脱，故保留着更多的“自我”。 他们可能没有创作机会和资源，但凡有机会写作，所表现的便不是完全迷失的“自我”，如穆旦、林庚等人的创作。 何其芳亦然。 他虽然致力于革命文学理论研究和倡导，但其内心深处，理性自觉与情感倾向、社会觉悟和审美追求以及工作内容和个人气质均存在巨大矛盾。 矛盾带来痛苦，但远胜于失去“自我”后的简单“快乐”。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作为延安走来的革命诗人却没有完全“融入”主流诗人队伍的原因所在，也是他没有像巴金、老舍、曹禺等作家那样放弃“自我”，用创作记录时代变革的原因所在，也还是何其芳内心矛盾的社会成因——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社会成因。 在多种因素制约下，革命年代的何其芳虽然“桅杆未断”，却铁定无法在自己“河流里”“勇敢航行”。
作者：石 兴 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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