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生态简论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的文化创新表现为思想学术、制度机制与文化传播技术的创新。这些创新离不开中国古代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生成的创新生态。中国古代的文化创新生态由时代与社会的需求、政治环境和文化政策与创新主体的广泛参与构成，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创新、经济的繁荣、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文化创新生态思想学术制度机制文化传播技术历史贡献

　　创新是推动民族进步、国家富强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在各种创新中，文化是创新的母体，文化构成了各项创新的基本前提。但文化创新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创新环境或创新生态。文化创新生态不仅关系到创新主体特定的思维习惯，也关系到一个民族文化创新的基本方向和基本规律。创新生态同样也构成了一个国家或民族重要的文化遗产，并同时对民族文化未来的发展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深入全面地审视并探讨中国古代的文化创新生态，不仅有利于探讨我国古代文化创新独特的发展规律，也有利于辨析我国人文心理在创新方面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通过历史经验探讨我国文化未来可能的创新方向。正因如此，本文尝试辨明阐述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的表现，文化创新生态的基本构成及其历史贡献，以期为明晰我国文化创新的独特规律，在坚持文化自信的前提下促进我国当代文化创新提供一些理论层面的参考。

　　生态论文范例：生态系统科学研究与生态系统管理

　　一、文化创新生态概述

　　近年来，围绕“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ecosystem)理论，中西方学者展开了大量丰富的、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①涉及到文化创新相关的研究亦有不少，例如Wallner和Menrad认为，创新文化是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开放系统范式的原理与创新文化的价值是一致的。②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认为文化虽然不可能被凭空创造出来，但可以由有目的的行动而发生改变或者衍化。③文化创新生态是指在文化在创新或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创新主体的外在环境。本文所探讨的是文化创新的整体环境与整体规律，因而将之称为创新生态环境。如何评价环境各因素对文化创新的影响?许多学者曾从多个角度和层面提出不同的环境影响要素。

　　比如兰德利认为影响文化创新的最大要素是创新者生活于其中的生活圈，一些与创新者有联系的关键大众的思维模式、观念及大众组织在一起的形式构成了文化创新生态。①另有许多社会学学者与经济学家都指出了环境与文化创新之间的关系。尽管他们着眼于不同的研究目的，但都对文化创新所需要的环境进行了总结。概而言之，由于文化创新者生活在特定历史时期与特定地理空间中，其创新的活力、创新的方式和方向，都会受到某个特定文化体的影响。而这一文化体的思想观念必然也会对后来的创新者构成一种前在的观念或一种特定的历史遗产，从在使得某个文化体的文化创新带有特定的方向。创新生态相关理论大多带有明显的经济学特点，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创意经济的发展，但揭示出了创新及其环境的一般规律，对我国古代的创新生态研究也有一定的启示。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作为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农耕文明并不格外追求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效应，而是更看重创新对人类观念和社会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创新，目的是建构古代社会的人文观念、制度环境与物质文明。这三个方面，不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的核心领域，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其观念也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的大致方向与基本规律。因此，只有具体分析我国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基本特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创新的实质。囿于篇幅，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的基本条件和创新路径是不现实的，本文选取了在中国古代文化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性创新生态构成，以点带面，剖析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生态的基本特点、生成机制和历史贡献。

　　二、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的主要表现及其文化交流影响

　　国内文化理论界较为一致的共识是，文化结构可分为三个层面，即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②与此相对应，本文将中国古代文化创新分为三个主要方面，分别是思想学术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和文化传播技术的创新，并选取中国几千年历史进程中较有代表性的创新关键点尝试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1.精神文化的创新

　　(1)百家争鸣

　　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的创新，首推百家争鸣。纵观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便是始于“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学，进而至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其间“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的脉络，“自始至终一以贯之”。③春秋末期，宗法制度逐渐瓦解至分崩离析，各国国君为富国强兵礼贤下士，养士之风盛行，为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就是其中颇受瞩目的典型代表。

　　至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学派林立，除孔墨显学之外，还有道法、阴阳、名辩等家。不同学术派别之间既相互辩论、相互驳难、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相互融通，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大大促进了思想学术的活跃和繁荣。诸子各派虽有社会地位和学术承继上的差异，但均个性鲜明，各具特色。儒家以孔子为师，得孟子承继，崇尚“仁、义、礼、智”，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视道德伦理的教化和人的自身修为养成。以老子、庄子等为代表的道家主张虚无为本，很多观点都与儒家形成对立面，二者在思想观念上相反相成。墨家在战国也是显学之一，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

　　法家以齐国的管仲为代表，主张强化法律，以法治国。诸子百家不仅开门授徒讲学、质疑辩难，还广泛著书立说。诸子百家编纂、修订的《春秋》《周易》《韩非子》《道德经》等“元典性”著作历经始皇焚书，连年战乱，至汉代百年之久仍获审慎保全。百家争鸣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无可置疑。诸子百家的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化的理论和精神基础，对当时和其后社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有文化史学者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时期视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①诸子百家的思想成果，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亦是熠熠生辉，有诸多研究表明，西方思想文化史中的多位显赫人物，如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美国意象派作家庞德等，都从中国诸子百家的思想理论中汲取过灵感或进行过深入研究，裨益于自身的思想及创作。②

　　(2)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就是宋明时期的儒学，是中国思想史上又一次不容小觑的创新，其观念的继承发展经清代一直延续至近现代，成为现代中国人所承继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的基础构成要素，影响可谓至深至巨。一方面，理学是儒学与释、道二教长期争论和融合发展的理论成果。隋唐以来，受道教以及外来佛教的冲击，儒学逐渐走向没落，理学正是对这种文化挑战的积极回应。宋代理学家们借鉴参考道家和佛学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思想观点，将其融合到传统儒学中，从气学到理学，再到心学，理学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精致完备的哲学理念体系。另一方面，理学从方法论的根本性创新入手，对经学治学的局限性进行了全面突破。“汉代治经追求名物训诂‘疏不破注’，唐承汉法，而宋代理学家敢于‘疑经’‘改经’，打破陈陈相因的状态”，③“实现了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明义理之学的转变”。

　　④理学的建构可谓是中国乃至世界哲学思想史中的一次关键性的创新发展。程朱陆王是宋明理学最核心的人物。按其基本观点和影响来分，宋明理学主要有两大派别:一是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二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朱熹所谓的理，是宇宙万物发展的规律，也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主敬涵养”和“格物穷理”，即发展德性和学习知识。理学进一步发展，就出现了心学。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主要学说是“知行合一”与“致良知”。

　　王阳明泯合了朱熹偏于外物、陆九渊偏于内心的片面性，把心与物、知与行统一起来，使人的道德主体性进一步发展。理学强调个人心性修养，主张通过道德的不断自我规范逐步达成理想人格的建树，并试图由此入手建立和谐的世间秩序，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学的崇尚道德、忧患意识及身体力行，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构建和塑造产生了积极且关键性的影响。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内圣外王”，这些理学所推崇的精神价值、道德理想与家国信念，几百年来激励和感召无数仁人志士舍生取义，前仆后继。自南宋末期经元明直至清代，理学成为官方显学，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建构和不断完善中，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力和极其深入内里的渗透力。在中外文化的思想碰撞和交流中，宋明理学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例如在日本，宋明理学就有十分明确的思想传播途径和脉络，并在其哲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⑤

　　2.制度文化的创新

　　(1)科举制度科举是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考试，科即科目，举谓举士，即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为国家政治管理体系选拔官吏。科举制度以客观标准挑选人才，对于促进政治统一、消融社会阶级、增强文化凝聚和促进学术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自宋元以后，我国的科举制度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东渐西传，被很多国家效仿。钱穆就曾指出:“西方在其选举政治领袖之外，还得参酌采用中国的考试制度来建立他们的所谓文官任用法。”

　　①孙中山也曾在考察欧美各国考试制度后指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②科举制是从汉朝到魏晋南北朝的选官制度演变而来，选官制度在汉为选举附带考试，在魏晋为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在隋唐正式确立，“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度，由州郡岁贡士人，隋炀帝始设进士等科考试取士”，③以考试代替了前朝的选举方式。

　　唐代科举完全面向社会公开，即所谓“怀牒自列”，无须地方官员察举，亦无须中央九品中正评定，任何人均可自由报考;自由报考的唯一限制是必须身家清白，即报名者不得为出身商贾之人④和作奸犯科者。科举制度的内在精神在于开放政权，公开竞选，使寒门子弟也有机会参与国家治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彻底打破贵族政治以“血缘”“门望”“任子制”等为基础的制度，开启了官僚集团的平民化、世俗化进程，是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的一大创新。孙中山曾盛赞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创立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中的重要意义:“朝为平民，一试得第，暮登台省;世家贵族秘不能得，平民一举而得之。谓非民主国之人民极端平等政治，不可得也!”“此于酌古酌今;为吾国独有;而世界所无也。”⑤

　　三、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生态的基本构成

　　上述种种文化创新能够实现，依赖于中国古代社会为这些创新提供了根本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构成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创新生态，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

　　创新的根本要求唯物史观认为，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文化创新从来都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文化就会相应地发生变革和创新，表现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各个层面。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间此起彼伏的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周朝静态化的政治格局，同时催生了对于贤士良才的迫切需要。以此为契机，原本处于贵族阶层最底层的“士”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诸子的兴起，具有鲜明的文化目的性，即胡适所言“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

　　①诸子百家均热衷政治，心怀天下，为展其所长或著书论辩，或驰说奔竞，以在复杂诡谲的政治斗争中一展所能，以辅佐君王实现治国平天下之理想。多种因素的聚合为中华民族思想精神发展提供了绝佳契机，于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局面。理学也是顺应时势而产生的。儒学在西汉取得一家独尊的社会地位，但正统儒学自汉末魏晋以降日趋衰微。自南北朝时期始，佛、道盛行，儒学陷入与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等不同思想文化流派的观念纷争，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纲常遭到剧烈冲击。重塑华夏道统，是时代的需要。

　　早在中唐时期，韩愈等学者就开始了早期的儒学复兴运动。他们用儒家一贯倡导的积极入世的理想来对抗佛教所标举的断绝尘缘的出世主义和道教强调的“清静无为”的避世修道，维护中国传统社会的纲常伦理，尝试稳固国家、社会“天下为公”的公共价值观念体系，重新扩大儒学的影响。北宋儒家学者在消化吸收道、佛二教思想的基础上，对传统儒学进行哲理深发，形成了凸显理性化、思辨化的思想体系———理学。理学的产生，不仅是儒家在应对魏晋玄学以及道、释两教挑战的过程中自我发展的理论需要，也是对汉代之后中国文化整体发展走向的一次深刻反省，更是以对种种社会现实问题的阐释和寻求解决之道，顺应了宋明时代国家发展图强、知识分子责任承当的迫切呼唤。

　　2.宽明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政策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的社会条件文化创新离不开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和鼓励创新的机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其著作《大繁荣》中指出:“发明与其背后的好奇心和创造性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激发、鼓励和支持人们大规模参与创造的那些社会变革才是历史上的新东西，才是经济起飞的深层原因。”②政治宽松、文化开明，才能解放思想，人们才敢于创造创新。

　　四、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生态的历史贡献

　　文化创新生态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创新，形成了包罗万象的文化观念、百花齐放的文化形态和千变万化的文化产品，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和科技的进步，促进了中国古代灿烂文明整体发展的方式，展示出创新生态的历史贡献。

　　1.提升古代文化发展活力

　　文化发展的实质，就在于文化创新。文化创新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源泉。战国时期，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尚未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权，也尚未形成统一的观念形态。学者们虽热衷投身政治但并非政治附庸，但都能够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探索，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游历。他们浪漫豁达，融通开明，并不看重对地域或家族有限度的忠诚，加速了文化的传播和交融。如孔子周游过卫、曹、宋、郑、陈、蔡、楚诸国，孟子曾游历宋、滕、魏、齐、梁诸国。

　　诸子各派之间互相论战，又相互学习和借鉴。百家争鸣造就了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文化繁荣景象，为先秦文化的蓬勃发展和后代的文化延续注入了强劲持久的生命力。汉唐是中国文化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汉朝虽然国力强盛，但汉武帝时期确立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文化政策，将儒学定于一尊，文化专制抑制了文化创新，也与文化高潮失之交臂。而唐朝政治开明，宽容大气，并广为吸收外域文化精华，并结合本土文化加以改造，起到以石攻玉之效。文化气象的开放活泼成就了唐文化的多元与辉煌。以唐诗为例，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巅峰时代。

　　唐诗篇什繁富，推陈出新，流派众多，风格各异，流传至今近六万首，堪称古代诗歌的宝库，唐诗代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中国文化发展至唐，呈现出阶段性集大成的璀璨风华。佛教文化于汉唐时期输入中国，其思辨性胜于中国传统儒学。在佛、道二教的冲击下，儒学的影响力渐趋减弱，这同时也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刺激性的动力。

　　为克服儒学在形而上层面的不足，重振儒学声望，宋代理学家们借鉴佛学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与传统儒学中的哲学因素融会贯通，比如《周易》的道器观，孔子的“仁”学，《孟子》《中庸》对于“性”与“天”的问题的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许多新的本体论概念，对传统儒学理论体系进行开拓性的创新，如周敦颐和邵雍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二程和朱熹的“天理”、王安石和二苏的“道”、陆九渊和王守仁的“心”等;并对这些概念展开系统的哲学论证，从而建构了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宋明理学，这是文化交流史上创造性转化的一个范例。

　　①宋明理学对于明清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文明走势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直至今天，在面对“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如何正确回应外来文化”等至为重要的哲学问题时，理学仍能给予我们启迪。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得中外多民族间频繁、积极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这也为中国古代汉民族的文化注入了更多鲜活的生命力。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经春秋战国至秦的孕育和魏晋时期的萌芽，在汉代蓬勃兴起，一方面固然有本民族的艺术文化积淀，另一方面也是对西域各国各民族的乐器、乐舞和杂技进行了去粗取精性的吸收和改造，综合发展而成。

　　至唐代，由于唐文化的兼收并蓄，在很多领域也在吸收域外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域外各民族的音乐、舞蹈如胡琴、胡旋舞等传入中国，唐代著名的《霓裳羽衣舞》正是汉乐与胡乐融合交汇发展的显著成就和经典代表。此外，波斯王朝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对六朝、隋唐、五代时期中国的绘画、雕刻、金银器和织锦图案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又如我国堪称陶瓷艺术杰出代表的青花瓷，无论在用料、纹饰、造型上都吸收和融汇了伊斯兰民族的艺术文化元素。

　　2.引领古代经济繁荣

　　创新的实质是观念变革，是文化理念的创新。费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提出，新的文化价值观的确立是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文化价值观是现代经济活力的源泉。在此之前，学术界大都是从地理大发现或科技进步的角度来解释欧洲资本主义的勃兴。费尔普斯认为这些固然很重要，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文化理念的创新，即确立新的文化价值观———个体生命对自由和新的生活方式的追求。

　　②这种保护和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文化，促进了国家的自主创新，从而引领经济繁荣。③先进的文化理念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基础之一，文化创新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人类社会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当今知识文明的演进，其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从“劳动投入—资本积累—知识创新”依次更替演进，正是文化发展引领经济方式转变的过程。④经济繁荣的实现，构建起创新性的文化是其一个重要的前提。

　　概言之，文化创新生态是文化创新的前提，构建一个开放、包容和进步的文化创新生态，是激发创新活力的基础，也是一个民族文化与时俱进、适应新的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基础。随着社会发展对创新的需求越来越显著，人们越来越关注创新的基本规律，创新生态理论的研究正逐步深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挖掘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适应性的结构”，④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生态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会得到更广泛的挖掘和更深刻的认识。

　　作者：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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