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新技术与新方法的不断涌现使得起步较晚且受传统人文历史哲学思维影响的新闻学研究受到冲击与挑战。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政治化思维浸润后，传播学与科学方法论的引入受到学界的欢迎。实证主义范式和方法不仅使得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范围得以拓展，研究议题
[摘要]新技术与新方法的不断涌现使得起步较晚且受传统人文—历史—哲学思维影响的新闻学研究受到冲击与挑战。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政治化思维浸润后，传播学与科学方法论的引入受到学界的欢迎。实证主义范式和方法不仅使得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范围得以拓展，研究议题多元且不断深化，学术研究渐趋规范，而且补充了传统人文—历史—哲学思维的情感逻辑，并且检验和发展了新闻传播学科理论、强化了研究成果的现实应用性。与此同时，实证主义也面临方法论、知识贡献以及方法缺陷上的争议。技术时代下新实证主义取向应回归价值理性，而现有新闻传播学范式下的理论和方法更加需要拓展，如此才能对新的智能传播现象更具解释力。
[关键词]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新闻传播学科;价值理性;智能传播
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起步。1978年开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逐渐被引入。20世纪80年代初，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思想伴随着一系列传播学论著被引介到中国，实证主义逐渐被我国新闻学界接受，并得以快速蓬勃发展。1997—2010年，伴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新闻传播学科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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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飞速涌现的新闻传播技术、理论、问题相比，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方法进展甚微。基于新闻传播学科自身的发展史，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新闻传播领域研究方法在不断进步和发展，但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进入大数据时代以来，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方法渐趋规范化与多元化，数据科学激活了发展中的新闻传播学科研究范式、研究方法革新，此时起，思辨、定性、定量等方法取向各有春秋，逐渐呈现出多元的态势。另外，传播学科也引入了被称为超越定性与定量的新的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法。众多学者在新闻传播研究中也引入了实验法、解释结构模型技术、文献计量分析、历史实证主义、行动者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等许多新技术与新方法。
回顾实证主义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演进与发展，探究其发展趋势与规律，对于新闻传播学科研究中寻找新的理论创新点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研究在对社会科学的两种基本范式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回顾实证主义在新闻传播学科研究中理论与方法贡献，探究实证主义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核心议题，探索实证主义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发展趋势与规律，通过辨析实证主义在新闻传播学不同发展阶段的交融、争议，揭示方法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隐喻，与整个社会语境、学科发展、技术背景的勾连，并对融汇与争议中的实证主义在新闻传播研究中新的发展趋势进行探讨。
一、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范式
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自然科学发展迅速，实验法、定量统计、经验概括等科学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重视与发展，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也在这个时期形成了独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框架，社会科学研究的不同范式逐步形成。就其方法论而言，发展出了以孔德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范式和以韦伯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范式。
(一)实证主义范式
实证主义范式源于培根的经验哲学和牛顿、伽利略的自然科学方法，后来由孔德发展，形成了以通过操作事实进行研究为主的社会学研究范式[1]。实证主义方法主要从经验和归纳出发，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得出研究结论，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类。定性研究是解释性研究，多运用观察法、个案研究法、访谈法、文献分析法、文本分析法等对事物和社会现象进行观察和解释。定量研究是描述性研究，多运用实地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控制实验法、统计分析法等对事物和社会现象进行描述和验证。
(二)人文主义范式
人文主义范式是在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基础上，经韦伯发展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研究方法范式，其通常使用“理解”和“解释”的方式去认识社会。人文主义范式与实证方法的区别在于，人文方法是通过操作概念来获得研究结论，无需收集事实和操作事实，其主要是通过直觉、抽象、想象、比较、归纳和演绎等方法进行研究[1]。人文主义范式与实证主义范式这两种基本范式作为理论体系、研究规则和方法结构，决定了研究者观察问题的角度与价值取向，范式的选择在研究者提出问题、选择材料、抽象方向以及标准确立等过程中都起着决定性作用。
人文主义范式与实证主义范式之间有明显的差异，然而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两种范式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提供了不同的认识和观察社会现象的角度，丰富了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两种范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处于一种相伴相生、此消彼长的状态。新闻传播学科并不例外，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众传播学在美国的形成、发展，使实证主义成为全球新闻传播与媒介研究主流方法论的重要开端。
大众传播的环境中，传播主体对劝服、效果、广告、民调、战时动员的核心诉求，与实证主义可测量、利于决策的行政取向不谋而合。自此，留守欧洲的人文主义脉络逐渐式微。在近一个世纪的学科发展与变迁中，上述两种主要范式随着时代、科技、社会语境的变迁，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历史地位浮浮沉沉。这种既融汇又充满争议的关系，也体现在大陆新闻传播学科研究范式的动态关系中。透过对实证主义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演进与实践考察，不仅可以勾勒出方法论变迁的清晰脉络，也可尝试揭示这种藉由方法论转型所隐喻的社会思潮变迁的草蛇灰线。
二、实证主义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贡献
(一)研究范围拓展，研究议题多元且不断深化1978年，新闻学和传播学等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的社会浪潮中萌芽。实证主义范式引入后，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议题多元发展，研究内容不断深入，关注焦点增多。本文从受众、传播效果、媒介研究方法、媒介技术分析四个方面加以概括。第一，受众研究方面从早期的受众调查进一步细化到受众的媒介接触时间、媒介接触行为、使用动机、媒介素养等问题。2010年以来，对社交媒体用户的媒介使用行为、使用意愿的研究逐渐增多，数字鸿沟、文化反哺、使用与满足、技术接受模型、期望确认模型等理论相互交织。如喻国明等[2]通过物理、行为、心理、媒介以及关系空间等维度对受众媒介接触时间的变化轨迹进行模拟。
第二，实证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使得传播效果的研究进一步细化为对媒介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评价，影响因素研究，媒体以及意见领袖的传播效果，新媒体环境下沉默的螺旋、议程设置理论的应用与发展等方面。如薛可等[3]以高校BBS中的“舆论领袖”为研究对象，建立了“虚拟舆论领袖”影响力传播模型;郑丽勇[4]在研究媒介影响力时，建构了媒介影响力乘法指数模型。
第三，算法推荐技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媒介技术被学界所关注。如周葆华[5]通过对全国受众的问卷调查，考察算法推荐类APP的使用现状、影响因素及社会影响;师文等[6]使用计算传播学的方法，考察《纽约时报》对香港修例风波的报道在推特平台上扩散过程中社交机器人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行为模式。第四，媒介分析的方法和对象逐渐丰富，实验法、调查法、内容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等被广泛运用，研究对象也从传统媒介转向网络媒介。如夏倩芳等[7]采用内容分析法探讨我国大陆主流报纸媒体上不同群体的媒介形象;喻国明等[8]通过实验法研究发现纸质报纸和电纸书报纸存在人脑认知机制上的区别且具有各自的认知特点。
三、实证主义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争议议题
(一)方法论的争议：定性还是定量?亦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在方法论层面有着相当长时间的辩论。卜卫[19]认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价值观以及对哲学层面上的认知有很大差异，对于真相的解释以及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能否采取中立态度都有完全相反的解释。然而，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将定性与定量放在对立面的想法产生质疑，不断提出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各具优劣，因此开始强调应该将定性与定量的方法相结合。如今，很多学者都提倡在一项研究中应该将定性与定量的方法相结合，但这种想法也产生了许多争议。
其一，当提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时，对于定性的理解是错误的。一是将思辨研究与定性研究相混淆。例如，李彪[20]在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四种主要学术期刊所载文章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梳理时将思辨研究纳入定性研究的范畴。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是相对应的研究类型，思辨研究操作概念，实证研究操作事实，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思辨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概念，然后建立概念、设立命题，进行逻辑推演，直至得出理论性结论。而定性研究则是以事实为基础。定量研究中经常使用思辨的方法进行推论，经常被误认为是定性研究。二是一些学者对定性研究产生误解，把“分析”“想”等非定量的方法归为定性研究。
但是这些无论是从技术操作层面还是哲学层面都不属于定性研究的范畴。卜卫[21]指出定性研究的特征首先是形式上是非量化的，其次内容上应该对事件或者现象做出解释。其二，定性与定量的结合并不适用于所有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都已经具备了一套独立的操作体系，因此在各自的研究中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其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如果使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就能很好地对某种社会现象做出解释，那么还有必要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吗?反之亦然。另外，也应考虑到部分社会现象是不能量化的，也有部分社会现象是无需研究者到实地进行长期体验的。
从研究经验来看，每一项研究中的核心问题都有与之相匹配的方法论，也就是说当研究者使用某个方法就能够很好地得出研究结论时，就无需使用另一种研究方法。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需要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方法本身并不重要，学术研究的关键在于研究问题的重要性与相关性，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去得出研究结论。其三，在具体研究中，定性与定量在方法的工具层面的结合可以实现，方法论的融合却难以达成。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价值观存在差异，关于什么是社会事实的“真相”以及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持有的立场等问题上存在较大的争议。
在课题的合作研究过程中可能存在使用不同研究方法的情况，但实际上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操作体系分别是独立的，因此这并不代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卜卫[21]认为在同一项研究中，研究设计既是定量的也是定性的情况是不可能的，而所谓定性与定量的“结合”形式其实是采取定性研究的方法论，部分步骤是定量的，或者是采取定量研究的方法论，部分步骤是定性的。
因此，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只能在方法工具层面实现。四、回归价值理性：技术时代的新实证主义取向回溯7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学科研究范式的变迁，可以看到新闻传播学科对实证主义的接纳、质疑、挑战、融汇的过程，与新中国技术发展历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整体变迁紧密勾连。从唯技术论、唯数据论、唯量化的绝对科学主义，迈向了更加包容、开放、交融的多元研究范式。这不仅是单一学科研究范式的变迁轨迹，也是整体社会科学进展的基本脉络。
必须承认的是，实证主义范式与方法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来说意义重大。它使得研究范围不断拓展，学术研究渐趋规范，补充了传统人文—历史—哲学方法的情感逻辑，检验和发展了新闻传播学科理论且具有很强的现实应用性。我们当下身处大数据时代，对数据进行合理利用能够有效促进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如今，智能传播又成为新的热点话题，智能传播是将具有自我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信息生产与流通中的一种新型传播方式，许多人工智能技术如社交机器人、算法推荐等技术已经应用于新闻传播领域，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深刻变革，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及其受众都发生了变化。因此，智能传播时代，现有新闻传播学范式下的理论和方法更加需要拓展，如此才能对新的智能传播现象更有解释力。
参考文献
[1]卜卫.传播学方法论引言[J].国际新闻界，1996(4)：32-38.
[2]喻国明，吴文汐，许子豪.在多维空间的解析中把握媒介接触时间：关于媒介注意力测量新范式的探讨[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10)：12-16.
[3]薛可，陈晞.BBS中的“舆论领袖”影响力传播模型研究：以上海交通大学“饮水思源”BBS为例[J].新闻大学，2010(4)：87-93.
[4]郑丽勇.媒介影响力乘法指数及其效度分析[J].当代传播，2010(6)：20-23.
[5]周葆华.算法推荐类APP的使用及其影响：基于全国受众调查的实证分析[J].新闻记者，2019(12)：27-37.
作者：张立，滕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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