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文话与六朝文章批评的古今演变

　　内容摘要：唐宋以来，六朝被认为文运衰落，清人文章批评中才逐渐被关注，五四前后，随着文学审美精神的高扬，六朝文章批评迎来了巨大的转折，对其意义与价值的发掘前所未有。其中，五四前后相关文话著者以其深厚的学养，既能继承古人文章批评的某些术语、观念，又确立了以史为核心的批评理念，对六朝文章的骈俪、用韵、文体等突出要素做出了开拓性的认识与阐发;其批评方法上能学习古人，深入古人文章创作的实际，又能出乎其外，对于当代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五四前后;文话;六朝文章;文章批评

　　文章批评的古今演变中，六朝文章批评的古今演变是富有代表性的。六朝文章曾备受冷落，到清代才逐渐被提及，五四前后，六朝文章批评迎来了巨大的转折，对其意义与价值的发掘前所未有。鲁迅、周作人等现代文学作家站在新文化运动的立场，批判旧体文章的载道思想，但是将六朝文章的思想、趣味等当做一种传统在继承和发扬，显示出六朝文章对现代散文创作在精神、风格上的引领作用;致力于构建文学史学科的学者，如瞿兑之、刘麟生等，则以西方纯文学观念为基础，注重对六朝骈文的形式特征进行审美阐释，1980年代以来对六朝文章的研究多是延续了这个思路。以上两个层面是与五四新文学理念、路径同向的批评或研究，目前已经得到当代学者的充分关注，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以传统话体为主要形式的著述被忽略了。

　　文化运动论文范例：论五四精神百年传承的根本原因和基本经验

　　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其中汇集了几十种五四前后的文话著述，这些文话著者对话体批评传统的继承，以及对汉语文章的发展困境和现实需求的深切关注，使他们的著述具有了明确的通变古今的趋向。孙德谦《六朝丽指》，刘师培《文说》《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刘咸炘《文学述林》，来裕恂《文章典》，吴曾祺《涵芬楼文谈》，等等，都是五四前后涉及六朝文章批评有代表性的文话著述。同周氏兄弟、瞿兑之等一样，受西学东渐的影响，这些文话著者的文学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不过，与前者批判、否定古人载道文章的立场不同，后者将古代文章作为整体，主动肩负起了继承与变革传统、古为今用的重任。这些文话著者以其深厚的学养，既能继承古人文章批评的某些术语、观念，立足于古人文章创作的实际，又有客观的、史的批评理念，对六朝文章的价值、成就做出了开拓性的认识与阐发。

　　一、五四前后文话中文章批评观念的转变与确立

　　在“文以载道”的观念下，六朝文章备受冷落，要改变这一状况，首先要转变观念，五四前后文化、文学审美精神的高扬为这一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契机。在这个大的变革背景下，五四前后文话的著者还面临着在文言文创作逐渐消退、白话文创作逐渐兴盛的背景下，如何看待二者的继承与变革关系。这一层面问题的思考，在观念上为六朝文章批评确立了方向。近代的西学东渐带来了中国文学观念的巨变。

　　首先是美的发现，王国维以中西比较之视野，较早倡导文艺作品应具有纯粹的审美价值，感叹古人文艺创作过于功利：“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岂独哲学家而已，诗人亦然……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1]89-90其次是“个人”的发现，郁达夫指出：“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2]5。茅盾说：“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当时的文艺批评和创作都是有意识的或下意识的向着这个目标。”[3]

　　298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都曾对载道文学大加挞伐，钱玄同甚至提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说法。这些巨变彻底打破了封建时代“文以载道”的文章观念和评价标准，促使文人、学者从更宽广的角度重新审视古代的文章创作。六朝文章也以此为契机被纳入古代文章批评的视野，周氏兄弟、刘麟生等人皆关注在六朝文章的美与个性，五四前后文话作者亦是如此。刘师培、刘咸炘等人都明确树立起文学文章的新标准，刘师培以“和声”“耀采”[4]9530-9544及性情等为论文之标准;刘咸炘指出：文学就是“以意为内实，而以符号为外形者也”，外形除客观之文体之外，还包括规式和格调，“规式”指骈散、格律等而言，“规式、格调则别加美为目的。

　　规式本以美之标准而定，格调变化随人，而要以动人为的，皆期于主观之美者也”[5]9710。五四前后，白话文创作逐渐兴盛，文言文的创作失去了往日的地位，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站在文言、白话对立的立场，要使白话取代文言，因此割裂二者的关联。五四前后的文话著者没有完全抛弃对文言文创作的关注、讨论，首先客观分析了文言文章存在的现状及价值。孙德谦《六朝丽指》曰：近人喜语体者，以为用此则生，文言则死，其排斥骈文尤甚，此大谬不然。夫文之生死，岂在体制?以言语论，人之言语，有同说一事：一则娓娓动听，栩栩欲活;一则不善措辞，全无生气。乌在一用语体，其文皆生耶?若如文章，六经尚矣，诸子百家以及历代史书，能卓然盛业，传之不朽者，固无论已。

　　古文家凡其入情入理、可泣可歌，苟是死板文字，何能传世行远?[6]8495-8496孙德谦反对盲目排斥文言文章，针对胡适等倡导白话文才是活文学的主张，他客观地认为文学的死与生区别不在文言与白话，而是叙事、说理是否“娓娓动听，栩栩欲活”。那么，言文分离、不便读者的问题又该如何看待呢?来裕恂也有客观的分析：民生之初，有辞而无文，民智渐进，始有文字……人必藉辞以表思想，思想之可以达者，画之而为字，由字而缀焉，而续焉，谓之文。上古之世，由辞成文，延及于周，言文合一。战代以来，蛮夷猾夏，语法纷乱，自是厥后，语言文字，距离太远，此国语所以难解，国文所以难通也。

　　[7]8670来裕恂认为，言文分离问题的关键在于语法的混乱，解决之道就是编《文章典》，教人如何由言辞而达意，而编《文章典》的基础仍是古代的文章和文话。刘咸炘也认为：“文、语二者，本不易分。此之文言，彼犹俗语;古之俗语，今已文言。文言之浅近者，乃在文、俗之间。今所谓语，自是就今日言之，故不可以推论于古。”[5]9803-9804他从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角度指出，不应废除文言：“若徧授学童(白话)，代去文言，则将来难通古书，自失先人遗产，学何以进?……主者(指主张白话代替文言者)亦知此不可通，故学校课规以语为初基，仍以文为进级。”[5]9801他所谓“遗产”中应该也包括文言文章本身。可见，五四前后这些文话作者清醒地认识到文言文章在人文精神、文法、修辞技巧等方面应该被继承，由此也确立了在继承中变革的批评理念，面向当时文章发展的实际需求，希望通过对古代文言文创作和理论批评的重新辨析和梳理，总结出适用于当代的创作理论。

　　二、六朝文章批评古今演变的基础

　　五四前后文话的著者确立了在继承中变革的文章批评观念，那么继承的环节就很关键，是文章批评古今演变的基础。这些文话著者的学养，以及他们对清代学者在文章批评话语、思维方式和方法等方面的有意识继承，也的确为六朝文章批评奠定了基础。下文将就著者的具体情形加以分析。孙德谦、刘咸炘为学、论文皆受章学诚影响，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8]95。据王蘧常《元和孙先生行状》载，孙德谦“于清儒独契会稽章实斋言，习于流略……又治向、歆父子之学。盖生平得力在周、秦名家之术，于一切学问异同，咸思礉实以求其真，其后虽屡进而亦深，皆植基于此矣”[9]116。王国维为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作序曰：“二君(张尔田与孙德谦)为学皆得法于会稽章实斋先生，读书综六略，不为章句破碎之学。孟劬有《史微》，益庵有《诸子通考》，既藉甚学者间。”[1]

　　222孙德谦对六朝文章的批评也立足于体制特征、源流的辨析，《六朝丽指》将六朝骈文与古文、语体文、四六文等，在体制、文气、风格等多层次上进行比较，以此突出六朝文章的特色。比如，他还指出六朝骈文与后世四六文局于对仗、声韵不同：“骈体与四六异。四六之名，当自唐始……六朝文中，以四句作对者，往往只用四言，或以四字、五字相间而出”[6]8425;“古人为文，本不拘拘于音律也。乃后人明知有韵书，而故使之平仄不调，则失之易矣。故余论骈文，平仄欲其谐，对切欲其工。苟有志乎古，所贵取法六朝者，在通篇气局耳”[6]8495。在此基础上，《六朝丽指》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论六朝文章章法结构的贯通，以及由此形成的文气流宕、清空之美。

　　三、六朝文章批评理念的发展与变革

　　五四前后的文话著述虽然在某些批评术语、观点上沿袭了古人，但却能在六朝文章批评上突破古人，开创出六朝文章批评的新面貌，原因主要在于批评理念上的发展和变革，确立了以史为核心的文章批评理念，以及更客观的批评立场。古人的文章批评中虽然也有史的意识和梳理，但并非其核心思想，其核心是骈散分述、派别观念先行，建立起以古文或骈文，以八家文或秦汉文等为立场总结作法的批评方式。

　　五四前后文话著述在批评理念和立场上的转变，才使六朝文章能真正进入了文法、文章史批评的视野，才能得到客观的分析和定位，尤其是对于骈俪、用韵、文体等六朝文章中最突出的要素，五四前后文话的作者都能站在整个文章史的角度来认识和分析。

　　四、六朝文章批评方法的承继与建构

　　与周氏兄弟、刘麟生、瞿兑之等人相比，五四前后文话对六朝文章的批评更重视其在文章发展史上的价值，尤其更着意于阐发其在文章文法、声韵方面的承前启后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文话著者将批评立足于古代文章的创作实际，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在批评方法上实现了对古人的承继与重构。这对于今人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周氏兄弟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对六朝文章的批评，更关注其思想意蕴方面，批评视角显示出更多个人的喜好。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从政治、文化变迁的角度分析了汉末魏初文章的清峻、通脱，以及后来东晋文章的趋于平和，认为没有完全超脱时势的文章创作。周作人《夜读抄》中说：“南北朝人的有些著作我颇喜欢”，尤其喜欢《颜氏家训》，佩服其文章中所体现出的思想与态度，所谓“看彻生死”，“意思平实，而文词亦简要和易，其无甚新奇处正是最不可及处”等[18]168-175。

　　20世纪前半期的骈文史研究成果不少，有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刘麟生《中国骈文史》、金秬香《骈文概论》，等等，可以看到当时注重与西方的文学观念相对接，以美文衡量古代文章，并也以此建构批评体系。以刘麟生《中国骈文史》为例，从单纯的形式角度认识骈文的美：“骈文为中国文学之特产”[19]3;“重言、双声、叠韵三者，相互成文，彼此属对，其能增加音韵上之美感”[19]4。又以对仗整齐等形式美为基础，梳理骈文的发展：“骈文至六朝，而后美之质素毕具。”[19]50唐代，“骈文之为物，遂逐渐具体化而标准化”[19]73。这样梳理只是展现了骈文的形式特点，将骈文创作与文章史、社会文化的发展完全割裂了。五四前后文话所关注的古代文章的创作实际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是关注到古人文章创作重视“法”，建立其以“法”的学古与创新来梳理文章发展史的方法，也由此抉发六朝文章的价值。唐代以来的文章创作都是以学习古人的字句篇章之法为基础，再有所融会、创新的。韩愈、柳宗元都曾论及对前代文章的学习，尤其是对经典的学习，如《进学解》曰：“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20]46五四前后文话对六朝文章独特价值的发掘，也多是从文法入手分析，都有较切实的依据。

　　来裕恂《汉文典》、刘师培《文说》《论文杂记》、徐昂《文谈》等著述的目的都是以古人文章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为基础，探究汉语文章的文法，因此，如上节所述，在梳理文法发展的基础上，来裕恂指出了魏晋“尚造句配章之法”，刘师培、徐昂等注重抉发六朝文章的声韵法则。“造句配章之法”以及声韵法则等文章创作基础的奠定确实是在六朝，并且深刻影响了后来文章创作的发展，这些文话著述从文章创作重视“法”的实际入手，所以触及到了六朝文章价值的某些核心内容。孙德谦《六朝丽指》应该是五四前后探究六朝文章之美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孙德谦是骈文写作的行家里手，因此他的《六朝丽指》不仅是对六朝文章字句、章法的理论分析，更融入了他创作中的切身体会，进一步从美学角度阐发了六朝文章技法的独到之处。他认为六朝文章追求的是文气的顿宕、散逸，以达到清空、舒朗之美，由此也形成了独特的遣词造句、运典使事等技法。对仗是骈文的特点，孙德谦指出：“作骈文而全用排偶，文气易致窒塞，即对句之中，亦当少加虚字，使之动宕”，六朝骈文即是如此，“或用‘于’字，或用‘则’字，或用‘而’字，其句法乃栩栩欲活”，“更觉跃然纸上矣”[6]8435。唐代骈文对仗细密，往往“以数虚字作对”，相同情形下，六朝不作对，“不过以跌宕出之，未有行之属对中者”[6]8482，因此，唐代骈文不及六朝散逸。

　　参考文献

　　[1]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周锡山，评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2]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7集：散文二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20.

　　[3]茅盾.关于“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295-312.

　　[4]刘师培.文说//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宁俊红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wslw/259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