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统计学的传入与发展

　　内容提要:统计学术图书尤其教材是晚清民国时期统计学引进、扎根、传播与发展的基础,也是衡量中国统计学在这一时期发展的重要指标。以往关于这一时期统计学术图书的研究零散不一,本研究以搜集到的204部晚清民国时期的统计学术图书为事实依据和研究视角,详实细致地考察了近代中国统计学从引入到发展的演进历程以及不同时期呈现的特征。①清末(1912年以前)是统计学传入初期,深受日本影响,此时国内对统计学的理解相对狭隘,更倾向于视其为研究方法或工作方法,强调行政统计。②民国前中期是统计学全面传入期,归国的欧美留学生将系统性的统计学知识与技术带回国内,特别是引进数理统计知识,统计译著和国内编著的统计学术图书逐渐增多,统计学逐渐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源于欧美的现代统计学日益超过日本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各级院校统计课程的内容框架。③民国中后期是消化吸收和深入发展期,国内统计学者致力于编著针对不同教育阶段、不同研究领域的统计学本土教材,这些统计学术图书为中国统计学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客观上也为近代中国开展科学的量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

　　关键词:统计学;社会统计;数理统计;统计方法;统计原理

　　19世纪末期的政治危机引发了文化危机,文化危机带来了对异域知识和技术的狂热探索,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超越文化局限寻求新思想,大力倡导教育改革。清政府的教育改革从改革科举、创办新学堂和鼓励出国留学开始,这场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修改课程,主要目标是接纳西学,包括引入数学、化学、物理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政治背景下,现代意义上的统计学被引入中国。晚清民国时期,在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下,统计学在中国扎根、传播并发展开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和重大的影响。

　　这些统计学术图书为中国统计学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客观上为近代中国开展科学的量化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量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还对行政、军事、国家建设等领域的科学化与现代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以往关于这一时期统计学术图书的研究零散不一,缺乏系统性,本研究以搜集到的204本晚清民国时期的统计学术图书为事实依据和研究视角,详实细致地考察了统计学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发展演进历程,并探讨这些著作在中国统计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

　　一、统计学术图书的收集与筛选

　　本研究的史料收集工作详尽,搜索来源包括国家图书馆、地方图书馆、高校及科研单位图书馆、以及私人图书馆,甚至包括部分海外图书馆;尝试了绝大部分的网络查询渠道,收集到了来自商业和非商业渠道的大量电子书;还拜访了多位私人古籍收藏者及民国统计学者的后人,以求搜集第一手材料,因此最终整理出来的研究书单能够较好地代表清末民国时期统计学术图书的出版概况。本研究最终实际收集到的统计学相关书籍共600余部(一“部”书籍可包含两册或者多册,其中不包括具体的行政统计工作作品),依据内容、体裁、序中的陈述①、著作所属丛书系列②、现在能否找到藏书处、能否确定具体的出版年份等因素最后筛选出204部(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算作同一部)统计学术图书,以统计学教材为主,兼有各级政府的培训教材,其中国内学者编/著的有172部,国外译著32部。

　　二、清末(1912年以前)的统计学术图书———统计学传入初期

　　(一)国势统计学经由日本始入中国,占据主导地位“晚清光绪末叶,贸易表册,教育统计,刊行于世,统计事业稍有可观。”(王溥仁,1917)这一时期,国家内忧外患,亟需新技术以实业救国,新知识以开启民智。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1907年,直隶设立中国第一个专门培训统计学人才的机构———统计学堂。同年,京师法政学堂开设统计学课程,这一系列教育改革都为统计学的引进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的统计学教材数量不多,以翻译日本统计学教材为主,欧洲为辅。

　　尽管第一本关于概率论的译著源于英国,但现代意义上的统计学最早是经由日本传入中国,这一点可以从现存的清末民国初期统计学教材得到佐证。这一时期的统计受日本统计学教材的影响最大,其中孟森翻译横山雅男的《统计通论》在1908至1931年间再版过10次,是这一时期统计学教材/讲义的蓝本。留日学生始于甲午战争之后,1896年第一批13名学生去到日本,到1899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超过一百名(费正清和刘广京,2007)。该时期的统计教材基本是留日学生翻译的日文统计学教材或根据在日留学期间接受的统计教育编著的统计学教材(详见附表1①)。翻译的英美概率统计著作有两部,分别是《决疑数学》和《最小二乘法》。

　　统计学术图书从内容看,来源日本的(序号2~5、7)都是国势统计和官方统计,且彭祖植、沈秉诚、涂景瑜的著作皆以横山雅男的《统计通论》为参考框架,而留日学生林卓男翻译的《统计学》又是《统计通论》的初版②,因此这四部教材的相似度很高。

　　虽然来源英美的(序号1和6)偏概率与数理统计,但主导的是日本的国势统计,偏重政府统计和统计报告,强调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涉及的统计方法局限在描述统计上,特别是描述分布集中趋势的频数、频率及各种平均数、统计表和统计图,《统计通论》中虽然提到大数法则,但遗憾的是没有论述使大数法则成立的样本选取方法———随机抽样。在数理统计方面,《决疑数学》是一本关于概率的专著,“决疑数”是probability的中文翻译,一度是当时统计学领域内的唯一参考书,并曾被作为教材来使用。但该书的翻译非常晦涩,且对计算公式的翻译有误,因此影响甚微。

　　三、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6年)的统计学术图书———统计学全面传入期

　　(一)教育改革推动统计学术知识引入的多元化与学术化从1909年开始,庚款留学生远渡欧美留学,有相当数量求学于欧美名校,比如哈佛大学、伦敦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巴黎统计学院等,所学专业广泛包括经济学、统计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有在海外拿到统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的,比如朱君毅(1922,教育统计)、沈有乾(1926,心理学)、寿景伟(1926,经济学)、罗志儒(1937,经济统计)、吴定良(1928,生物统计)、黄钟(1933,经济统计)、齐泮林(1936,教育学)、唐培经(1937,数理统计)、许宝騄(1938,数理统计)等,其中许宝騄和师从卡尔·皮尔逊的吴定良后来都成为享誉国际的统计学家。还有一些留学生拿到了统计学专业硕士学位,比如,邹依仁、金国宝、戴世光、薛仲三、朱祖晦等,这些留学生归国后成为中国统计学术界的中流砥柱,不遗余力地推动统计学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助力了数理统计学在国内的发展,打破了日本统计教材一家独大的局面。

　　1912-1926年,特别是军阀混战期间,虽有形式上的中央政府,但中国大多处于割据分裂状态,亦无正统观念,这恰恰为统计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各类统计学术图书也应运而生。同时,新式学堂的推广以及数学等科学知识的教育也为数理统计学和应用统计学在中国的扎根打下了制度和学术基础。这一时期除上一时期翻译的日本统计学教材外,开始引入欧美统计学教材。

　　有留学生直接翻译欧美流行的统计学教材,也有统计学及相关专业(比如教育学、心理学等)的留学生自己编著本专业领域的统计学教材,且教育统计学从社会统计学中分离出来。在教材内容上,出现数理统计学专著,统计学的教学方向发生分化,除了第一时期最为关注的政府统计外,开始关注统计原理,注重介绍当时国际上最新的数理统计方法。与此同时,这些统计方法在教育、心理、社会以及经济等领域的普及与应用加快。

　　四、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年)的统计学术图书———统计学落地生根期

　　(一)留学生助力统计学成为独立学科,数理与应用统计学占据主导

　　1927-1928年,“宁汉合流”与“东北易帜”先后发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名义上的和平与统一,军阀混战的局面得到控制。之后国民政府开始进行一系列恢复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教育和推进科学研究的措施,现代各个学科在近代中国迎来发展最为繁荣的阶段。这一时期,统计学也在中华大地遍地开花。知识分子精英积极参与政治,传播和推动新文化和新知识。欧美归国留学生增多,年轻的归国学者坚持实地调查与实验室分析和资料研究要受到同等注意,强调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实地研究,这些都需要统计知识和技术的加持。

　　上至高等院校,下至小学,皆开设统计学课程。1930年,中国统计学社成立,成立之初就把“统计教育”列为该社一大工作内容,研究西方统计学并翻译西方统计学书籍。统计学社编订了统计学名词的标准翻译,从此时开始,统计教材间因翻译不同而不易理解、很难对话的问题得到缓解。1926年南开大学“添设统计一科,由何廉先生教授”(佚名,1927)1931年,南开大学在经济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经济学院,下面设有统计学系。何廉为经济学院院长兼财政学与统计学教授,标志着统计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内学科地位的确立。

　　五、南京国民政府后期(1938-1949年)的统计学术图书———统计学深入发展期

　　(一)消化吸收并反思统计学,统计学架构体系全面“欧美化”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波及到当时中国的方方面面。虽然这一时期,中国又有一批统计学系在国立重庆大学和国立复旦大学等高等院校内设立,统计学作为专门学科、开展制度化教育已比较成熟。然随后的几年内,战争导致高等院校人员不断迁移,各类统计资料和物资短缺,统计学领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但总体看,抗战之前的发展势头并没有戛然而止,只是被迫放缓,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也未曾止步,特别是在前三个时期的发展和累积基础上,学术界甚至开始反思之前的统计学。

　　这一时期出版的统计学术图书数量至少70多部,其中抗战期间有45部,抗战胜利后到建国前26部。这一时期代表性译著8部,分别是1938年李植泉翻译英国A.L.Bowley的《统计学原理》①上下册、1940年郑权翻译苏联M.N.Schmidt的《统计学与辩证法》、1941年范福仁翻译加拿大C.H.Goulden的《生物统计与试验设计》、1941年徐坚翻译美国F.C.Mills的《密勒氏统计方法论》上下册、1941年许炳汉翻译的《统计学方法概论》、1941年李黄孝贞②和陆宗蔚翻译美国F.C.Mills的《统计方法》、1944年朱君毅翻译美国H.Arkin和R.R.Colton的《统计方法大纲》③和1948年罗大凡和梁宏翻译C.H.Richardson的《统计分析导论》。

　　这些译著大都在抗战时期出版,虽数量不多,但皆为当时欧美高校广为使用的统计学教材,且译后在国内大都多次出版发行。这些译著无论在内容上还是统计知识的编排上都已相当成熟,当代统计学教材的框架与之非常接近。六、统计学引入与传播发展历程小结统计学是一门舶来之学,要融入异域文化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晚清民国是统计学传入中国、与中国已有学识融汇、在中国扎根、发芽和发展的时期。从已发现的统计学术图书的内容看,中国对现代统计学知识的引入,当以概率论译著《决疑数学》为开端。

　　但受限于当时中国知识界有限的关注程度以及中国基础教育、尤其是数学教育的不足,该书未能催生应有的社会影响。甲午中日战争后,在大量派遣日本留学生以及爱国志士们向日本学习的口号与社会思潮的多元影响下,来自欧美的数理统计学知识的传播短暂中断,强调国势调查和社会统计的日本统计学著作深深影响着当时的统计教育和统计工作,国内统计著作的出版也以服务宪政改革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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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入初期,统计学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或工作方法,强调行政统计,这与该学科自身早期的发展路径相似。但即使仅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技术,统计学也在其他舶来学科,例如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等领域产生影响,中国的学术领域开始共享统计方法,并强调统计数据的积累。这一趋势甚至冲击了部分根深叶茂的传统学科,例如历史、文学等。梁启超就曾大力倡导历史统计学。但受制于统计和调查人才培养的缓慢,上述过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期。

　　参考文献

　　[1]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M].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42.

　　[2]华嚞.我国以往统计学不发达之原因及今后应注意事项[J].县政研究(月刊),1941,3(5):34-35.

　　[3]黄兴涛,夏明方主.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4]金国宝.统计学研究法[J].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1934(105):1-4.

　　[5]梁宏.如何研究统计学[J].经济科学,1944(6):55-60.

　　[6]林伯遵.统计学的治学途径和高级统计学[J].独立评论,1933(78):15-18.

　　[7]刘畅,张云.二十世纪中国的统计学[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

　　作者：唐丽娜杨镓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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