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每一门学科的研究都有其特定的研究方法，一定程度而言，方法论的成熟是一个学科体系得以确立的重要标志。 政治文化研究从兴起到衰落再到复兴，其方法论一直处于争论之中，经过长期发展，逐渐分化为实证主义范式和解释主义范式，两者各有其优势和缺陷。
摘要：每一门学科的研究都有其特定的研究方法，一定程度而言，方法论的成熟是一个学科体系得以确立的重要标志。 政治文化研究从兴起到衰落再到复兴，其方法论一直处于争论之中，经过长期发展，逐渐分化为实证主义范式和解释主义范式，两者各有其优势和缺陷。 一直以来，范式之争导致学者们缺少交流与对话，形成了实际上的对立与分裂状态。 从本质上看，争论的根源在于其源于不同的历史传统。 在方法论的选择上，研究者们应持有审慎、理性的态度，保持多元、吸纳、融合、竞争、包容、对话、开放的心态，进行批判式交流，相互结合、取长补短。 事实上，各个研究方法之间都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和一定的相关性。 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式只要对实际研究有所帮助，就是有贡献的。 在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中，学者们需要进行理论视角和方法论视角的本土化转换，回归中国现实，将政治文化的研究客体和研究对象置于中国国情之中，逐步形成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独特视野与理论体系。
关键词：政治文化; 研究范式; 实证主义; 解释主义; 多元互动
任何一种研究方法的产生，都对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决定着学科的整体面貌。 一定程度而言，方法论的成熟是一个学科体系得以确立的重要标志，恰当研究方法的采用也是一项研究成功的关键。 政治文化研究从兴起到衰落再到复兴，其定义和方法论一直处于争论之中。 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议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定义、内容、功能等结论。
政治文化论文范例：论传统政治文化对当代政治文化的影响
因此，对政治文化研究方法论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捋清其演进历程、发展脉络及趋势，正确理解、评价、比较各个研究方法的优势、缺陷及其争论，并进行理性反思，不仅有助于研究者科学认识政治文化的概念范畴、内涵特征等研究内容，更有助于促进政治文化领域产生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对于构建完备的学科理论框架与体系，进而推动现代公民文化的形成和国家政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张晓妍
美国学者迈克尔·布林特曾在《政治文化的谱系》一书中追溯了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三个源头：一是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的法国社会学研究传统，二是从康德到韦伯的德国文化哲学传统，三是以阿尔蒙德和维巴为代表的当代美国政治科学行为主义传统。 经过长期发展，政治文化在研究方法论上逐渐分化为以问卷调查式研究为主的实证主义方法和以文献、心理文化分析为主的解释主义方法。
一、实证主义范式及其主要缺陷
政治文化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阿尔蒙德与维巴的《公民文化》一书为代表，通过1957年至1962年连续5年的大规模跨国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课题组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与墨西哥五国公民的政治态度作了广泛调查和比较研究。 采用此方法的还有美国学者英格尔哈特，自1973年开始，其研究团队对西方20个发达国家及亚、非、拉、东欧国家的政治文化变迁进行了近14年的跟踪研究，其中包括200多次的跨国抽样问卷调查、20万次以上的个人访谈，研究涉及到政治态度的课题，并扩展到生活满足感和人际信任感等文化特征群。 此外，美国学者帕特南的课题组从1970年开始，对意大利全国20个地区政府的制度变革进行了长达20年的追踪研究。 他们运用态度调查、统计分析、精英访谈等方法对意大利北部地区、南部地区的经济和政治运作进行了比较。 在实证主义者看来，政治文化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虽然它反映的是人的主观意志，形成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进程中，但却是客观存在的，超越了个人主观价值判断，是能够通过科学方法被客观测量和分析的。 也就是说，政治文化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类似，是一项价值中立的研究。 因此，采用抽样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能够真实地呈现一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现状、特征、分布状况及其动态变迁趋势，更易于进行比较研究。
(一)抽样调查与问卷统计分析法
1 国外方面。 阿尔蒙德是现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他曾在《重返公民文化》一书中指出：“新的调查研究技术的发明是发生在本世纪60年代政治文化的概念化和研究中的催化剂。 ”[1]可见，他十分肯定新的调查研究方法对政治文化学科的促进作用。 相对于传统的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方法，清晰明了且精确的问卷调查结果和统计分析数据能够为验证政治文化研究理论提供巨大的论据和支撑。 20世纪60年代后，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已较为成熟。 罗森堡姆认为，一种跨国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方法大概包括七个方面：一是研究的设计，其中包括研究目的、受调查的国家、一般调查内容及其他特定的目标等; 二是问卷的设计，在要进行实地研究的对象国家中选择调查的合适对象人口; 三是调查队伍的组织和培训，包括采访人员、监管人员、数据采编人员和翻译人员; 四是对已组织好的调查单元进行问卷预测和程序练习; 五是在所选择国家中筛选采访样本; 六是进入实地工作阶段，进行调查和采访; 七是收集数据、编码、进行计算机处理和材料的解释[2]。
2 国内方面。 我国学术界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引进西方政治文化经典著作和理论的基础上，研究方法也借鉴了西方学者的实证主义范式，大多采取抽样调查和问卷分析结合个别访谈方法，应用较为娴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早期较具代表性的有闵琦主编的《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张明澍主编的《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沙莲香主编的《中国民族性》等。 进入新世纪之后，较具代表性的有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开展的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研究，出版了《公民文化与和谐社会调查数据报告》等专著。 此外，还包括山东大学楚成亚等主编的《变迁、分化与整合：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实证研究》、武汉大学唐皇凤撰写的《我国城市新失业群体政治心态的实证研究》、北京工业大学胡建国等主编的《中国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卢春龙撰写的《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倾向》等成果。
(二)主要缺陷
实证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研究应更具客观性、科学性、确定性，抽样调查与问卷统计分析法有其独特优势，例如其研究对象的案例数量较广、时间跨度较大，既能够全面把握政治态度的分布状态和代际性、动态性变迁趋势，也能够进行跨国的比较政治学分析，揭示不同国家、地区间的政治文化异同。 然而，其缺陷也显而易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抽样调查研究一般多由大型课题组或研究团队承担，对一个或多个国家、地区进行长期、大规模的跟踪研究难度较大，抽样调查和统计数据分析技术不仅费时费力，难以组织，且资金需求超乎想象。 一般而言，此类研究需要花费数年或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长期的持续跟踪研究才能进行跨国或跨地区的比较研究，结论才更有可信度。 像英格尔哈特及其研究团队连续几十年跟踪数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变迁实属少见与不易，且需要各种相关机构和企业的资金及人力资助，普通或小型的研究团队受研究经费和其他条件的限制，一般很难实现。
2 抽样调查与问卷统计分析方法虽然能够呈现出特定群体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评价，以及一定时期内特定地区的政治态度变迁，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政治文化研究仅仅依靠抽样调查很难反映出问题的深层本质所在，即引发政治行为的政治观念与态度的内在心理根源与心理动力机制，对政治主体——“人”的研究通过数据分析难以体现出其个性与多样性所在，同时缺乏人文色彩。 美国政治文化学者派伊曾指出，抽样调查法积累了大量资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但是它的缺点是太肤浅，缺乏历史透视。 就像社会学理论缺乏深层的心理洞见一样，过于呆板，不能显示人物活动的多样性。 他认为政治文化研究实际上必须深入到行为的所有方面，利用各相关学科所提供的所有优势[3]。
3 虽然实证主义者并不否认个体人格与政治行为的关系，例如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定义就强调的是特定社会中个体政治态度的整体分布状况，但是该范式更加侧重群体层面的研究，即将一国或地区的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考察。 他们认为，个体的人格因素不能成为一个独立解释项在各种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中占据重要作用，整体因素与个体相比更为重要。 因此，个体“人”作为重要的政治主体被排除在政治系统之外，其影响力也被忽视。 这就导致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解释力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局限性，也成为解释主义对其进行批判的重要理由之一。
二、解释主义范式及其主要缺陷
政治文化的解释主义研究方法受到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主要侧重于解释或诠释，对政治文化现象进行“深描”。 他们认为，政治文化是人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主观意志“建构”出来的，应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观察、理解和分析政治文化现象，探究其内涵深处的“意义体系”。 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就指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我认为文化就是这些‘意义之网’。 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诠释科学。 ”[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就采用了解释主义范式的研究方法，以不带理论预设的方式，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考察美国社会中的习俗、社会习惯、民情、政府准则、宗教、法律等方面，以参与式的观察和深度访谈为主要方法收集文献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达到对研究对象的理解、诠释和解释[5]15。 此外，派伊、爱克斯坦、英克尔斯、史华慈等都是解释主义范式的主要倡导者。
(一)具体研究方法
1 深度面对面访谈方法。 实证主义研究在抽样调查时，也会采用个别入户访谈方法，但是这与解释主义范式的深度面对面访谈法差异较大，前者的过程简单，采访记录较为程式化，针对所有访谈对象的采访问题基本一模一样，没有区别。 而深度面对面访谈法是指以特定研究目的和规则为前提，研究者通过与被访谈者面对面口头交流、谈话的方式而收集第一手资料的一种方法。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研究性交谈，是研究者通过寻访、沟通、询问被研究者，并且将交流、交谈的结果记录下来，加以深度解读和分析的一种活动。
与个别访谈相比，采访过程用时较长，方式灵活，多采用开放式问题，且根据访谈对象的具体情况提出不同的采访问题，并进行适时的追问，实现与受访对象的深度交流与沟通。 美国政治学者哈里·爱克斯坦认为，面对面访谈法具有这样的特征：它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是一个鲜活的个体而不是一定的人群，变量和程序也没有受到严格的限定; 技术较为开放; 研究内容是对鲜活个体经历的素描; 使用的语言是综合的，从而能够彰显出个体所具备的特色[6]。 许多政治文化学者都采用过深度面对面访谈的方法。 派伊在研究缅甸政治发展的著作《政治、人格与国家建设：缅甸寻求认同》中，就采用了此方法。 在为该书准备资料时，他曾经在缅甸居住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与居住在仰光附近的79位政治人物、行政官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谈话，并根据出身背景、社会化过程、政治取向将这两类人分为四类或五类，然后归纳出若干特色，最后总结出缅甸政治的特性和民族国家建立的规则，包括缅甸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需解决的问题。
派伊在撰写《中国政治的精神》一书时，与从大陆迁移到香港、台湾的居民及早年的共产党员进行过面对面访谈。 美籍华裔学者阿妮达·陈在研究中国红卫兵时也采用了该方法。 1971年至1974年，她在香港时，曾与一小群来自大陆的年轻人作过短暂交谈，之后又与14位红卫兵交谈，其中与11人有深入交谈。 她认为，这些人作为红卫兵表现了积极性和虔诚态度，不同程度地带有权威人格的社会性格，但是不属于一个模式，她以其中的四个人为典型，论述了他们当时的社会化过程。 她的访谈采用开放性问题的提问方式，鼓励被访者离题去谈自己的生活轶事和有关话题，每次谈话2-3小时，平均与每一位访谈对象有8-10次谈话，录音之后进行整理并翻译为英文，最终出版了《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一书。
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方面，著名作家冯骥才也采用了深度面对面访谈的方法出版了《一百个人的十年》这部以“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专著，运用录音和笔记的方法记录了中国普通百姓在当时的心灵经历。 陈徒手在《人有病 天知否》一书中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也应用了这种方法。
在进行政治文化研究时，深度面对面访谈法不仅能反映出作为政治活动主体的人的独特性、立体性以及多样性，还可以了解被访谈者的内心世界及其真正的价值观念、情感感受等心理活动与行为方式，这样对研究对象的把握就更能获得广阔、整体性的视野，从多重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 这是面对面访谈法较之抽样调查、问卷测验等统计方法的一大优势所在。
2 资料与历史文献分析法。 主要指从各种书籍、报纸、档案、历史文献等资料中搜集、鉴别、整理有关研究对象的文献，并通过对资料的分析、归纳研究，形成对事实科学认识的方法。 阿尔蒙德认为，19世纪著名的法国学者托克维尔通过对美国民主制的考察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属于政治文化领域开创这种方法的最早文献。 此外，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与民族性格的研究也采用了这一方法。 当时由于战争条件的限制，作者收集了出自西方人手中论述日本的书籍、文献、会议演说、文学作品等进行整理与分析，并在看过电影后，与日本人一起仔细讨论他们对电影剧情、动机的理解以及他们对日本风俗习惯的爱憎等，最后出版了经典著作《菊与刀》。 派伊在研究中国政治文化时也采用了历史分析与资料分析的方法，他依据自己对中国人的观察，以及阅览各种类型的古代典籍和文献资料，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形成了一套看法，也对中国人的性格特点作出总结。 例如，欣赏欺诈，不愿意承诺，相信外在力量而非自身能力，爱揣摩形势，肯下死功夫，讲求实际，好模仿，等待时机报复，惯于琢磨言外之意，对权威有限度的容忍等等[7]。
国内学者在研究我国政治文化时也应用了资料与历史文献分析的方法。 例如，沙莲香对中国民族性格的研究、胡绳武等对民国初期社会心理的研究、杜蒲对“文化大革命”中社会心理的概括、宋铁航对改革以来当代青年社会心理的研究，等等。 可以说，资料与历史文献分析法作为一种间接从各种报刊、文献与书籍中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材料并加以分析、归纳、总结的方法，越来越多地为学者们与其他方法结合起来使用。
3 心理文化分析法。 该方法受到社会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的影响，在研究现实背景、社会文化、制度传统的基础上，将个体或群体的内在心理机制、政治人格等与政治观念及政治行为的关系纳入了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象。 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是派伊的一系列著作，例如他在1972年完成的《中国：导言》一书中分析了中国历代官员的行为准则及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制度、政治运动、意识形态的问题，并对中国政治的未来作出了尝试性预测。 在1976年出版的《毛泽东：领导者》一书中，派伊借用毛泽东对自我的分析，深入研究了中国革命领袖的政治人格。 其余研究成果如《一个导言式的侧写：邓小平和中国的政治文化》《官僚与干部》《国家与个人：一种俯瞰式的解释》等都反映了派伊对中国历史、习俗、制度及传统文化的理解，其研究方法彰显出较深的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影响和遗传。
(二)主要缺陷
与实证主义者不同，解释主义范式既强调政治文化是一个整体性的联合体，也十分重视个体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尤其是政治精英在政治系统中发挥的作用。 拉斯韦尔曾强调：“政治研究就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 ”[8]解释主义者们都注重从个体的心理与人格特质出发来解释政治文化现象，研究政治成员内部心理的细微差异及其对政治人格、政治动机乃至政治行为的影响。 这样看来，其在研究的深度上似乎较实证主义更胜一筹，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缺陷，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解释主义范式的研究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偏重于从研究者自身的个人经验、想象和理解来解释和诠释，这有可能导致与政治现实的脱离及与研究客体实际的偏离，最终使得研究结果以偏概全，缺乏可信度和说服力，难以指导实际政治生活，有时甚至还会出现为了证明自身研究预设而筛选符合其理论立场的研究对象或材料，从而使结论的客观性大打折扣。
2 解释主义学派采用的几种方法过于倚重对文献的文本解读和分析，对政治文化变迁、演进、发展的把握不如抽样调查研究及时、敏感。 尤其是在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中，一些研究“存在着注释多于创见、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某些词句的现象，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那些具体现成的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9]，这必然导致所得出的研究理论僵化、空洞化，缺乏感召力及可操作性，甚至忽视现实政治实践的复杂性、变化性，最终与现实脱节。
恰如有学者指出：“如果政治学研究只是作静态的逻辑归纳和演绎推理，也许可以产生恢弘的政治理论和造诣深厚的政治学家，但是往往在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时，却只能是大而化之地摆原则、谈本质、谋大思路，久而久之则使政治学理论更加远离我国的社会政治现实，削弱了政治学的科学功能与科学效用，这一状况如果不及时扭转，终将窒息已处于弱势的中国政治学。 ”[10]
三、政治文化研究方法论范式之争及其反思
(一)分离与对峙：两大方法论范式之争的本质与焦点
从根源上看，两大范式之争的原因源于不同的历史传统。 实证主义范式主要受美国科学主义传统的影响，解释主义范式则受法国社会学传统和德国文化哲学传统的影响[5]13。 这使得两者在研究主体预设、研究模式假设、研究对象范畴、研究手段、整体维度、历史面向等方面都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见下表)，双方各执一词，都对对方主要缺陷的实质进行了深层批判和抨击。
1.实证主义对解释主义的批判。
其一，解释主义者们强调政治文化是一个整体性的联合体，其主张的阐释学或诠释学会陷入一种“循环的悖论”，即理解某一对象时要理解整体就先要理解部分，而要理解部分又要先理解整体。 也就是说，如果解释主义学派要想理解整体性的政治文化就必须解读作为整体组成部分的文本，而理解整体组成部分的文本又必须解读整体性的政治文化。 如此一来，便会陷入恶性循环当中，难以对政治文化的对象进行准确研究。 其二，虽然解释主义者一直主张群体与个体并重，然而，他们在采用资料文献分析法时，也不可能研究全部对象，而是选择抽取有代表性的文本来进行解读。 同样，在采用深度面对面访谈法时，也是选取有代表性的受访对象进行访谈。 这也会使其陷入只重视个体，而忽视政治文化整体性特征的误区之中。
2.解释主义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其一，解释主义范式认为，在政治文化研究中不可能完全做到实证主义者主张的价值中立和“情感超然”，因为社会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研究者个人价值观的影响，而“政治文化研究的目的和功能就是通过对可观察到的符号的主观意义和历史意义的理解来真实地说明和阐释独特性的意义体系”[11]。 其二，实证主义者忽视了政治文化研究中的道德伦理规范，缺少对社会现实的政治关怀，缺少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贯。 解释主义者认为，“冰冷”的统计分析数据始终无法真实反映人类政治生活的不可确定性、不可计量性和不可重复性，更不能体现人的生存价值。
其三，解释主义范式还反对实证主义范式将政治文化的研究主体和客体完全分离开来的观点。 他们认为，文化与自然界不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人为的事物”，而不是一种“自在之物”。 因此，政治文化并不像实证主义者所预设的那样，表现为一个个孤立和分离的现象，能够被同样保持价值中立的研究者们所观察、测量和分析[5]7。 其四，解释主义者还反对阿尔蒙德与维巴主张的政治文化是个体层次上的政治态度之和。 他们认为，既要强调政治文化的整体性特征，也不能忽视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作为政治个体的“人”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政治文化整体是大于各部分个体之和的。 正如查尔斯·泰勒所指出的，要了解一种政治文化的特性，不能简单地观察个体所表现出的行为、态度与倾向，而是必须研究那些政治体的文化语法与叙事，以及社会、文化和话语实践的内在统一。 一种文化的意义无疑比它各部分的总和大得多[5]148-149。
(二)理性反思：他山之石——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在方法论应用过程中应重视的问题
通过前文分析不难看出，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方法论范式是从两种不同的视角观察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法与途径，各有其优势和价值。 一直以来，两种范式之争导致学者们缺少交流与对话，呈现出“离群独坐”的态势，形成了实际上的对立与分裂状态。 正如阿尔蒙德所说：“政治学的各个流派现在各自独坐在‘分离的桌子’旁，使用着自以为恰当的政治学概念，同时保护着自己流派弱点的秘密。 ”[12]这种对立与分裂并不利于学科的发展，方法说到底是为理论研究的主题与内容服务的，如果“以方法论为中心”的争论继续愈演愈烈，方法论本身的讨论超越了主题和内容本身的重要性，那么政治文化研究就会仅仅沦为一种研究工具，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普沃斯基就曾指出，不同方法论工具都有其优势，一味地争论孰优孰差是一场没有意义的口水之争[5]21。
在政治文化研究中，研究者们应持有审慎、理性的态度，在发挥各个研究方法优势的同时警惕其可能带来的研究局限。 各个范式之间争论的最终目的不应是自说自话、互不相让、彼此攻击或者“你赢我输、你死我亡”，也不应是厚此薄彼、一决高下、自立门户、互相取代，而应进行“同桌对话”，保持多元、吸纳、融合、竞争、包容、对话、开放的心态，进行批判式交流，相互结合、取长补短。 毕竟科学及合理地研究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文化现象和本质、丰富研究视野、完善学科体系是每一位政治学家的初心和使命。
事实上，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万能的，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式只要对实际研究有所帮助，就是有贡献的。 质言之，所有的方法都要利用，才是最好的方法，各个研究方法之间都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和一定的相关性。 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往往可能出现研究方法的交叉运用，从多种研究角度出发，运用多个研究范式研究某一特定的研究对象，或者用不同的理论解释某一政治现象[13]。 政治的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本就是政治学研究的“两只轮子”[14]。 阿尔蒙德就曾强调：“政治科学应避免将自身建设成各种离散部分不好相处的‘堆集’。 在方法和取向方面确实存在不应加以否认的多元主义，它们不应孤立起来，而应当相互作用，兼收并蓄和彼此协同。 ”[15]迈克尔·布林特也曾指出，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堪称完美，多元研究方法是极为重要的。 这样，政治文化之再生就可以表达为一种包容性而非排斥性的政治文化复兴[5]21。
政治文化研究作为政治学领域中对总体政治和个体政治研究的结合及对制度宏观特征和心理微观特征研究的结合，是决定政治主体行为准则和支配其政治活动的重要方面，对传统宏观政治权力结构的研究不能涵盖政治学研究的全部，也不足以深入到人类政治行为的深层内核中去。 潜在于宏观结构背后的文化结构、心理因素等可以通过微观的角度更深层地剖析政治现象与政治过程，弥补宏观研究的缺陷，从而将政治学的科学方法与人文价值关怀结合起来。 因此，对政治态度、政治心理等政治文化领域的研究具有政治学其他方面研究不可比拟的优势。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更具特殊意义。 其研究对于科学认识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道路、模式，正确理解国家制度框架下的政治行为，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重要意义。
然而，政治文化理论和方法论主要孕育、形成和发展于西方国家。 这就要求学者们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中，全面观照时代背景和具体国情，实现理论视角和方法论视角的本土化转换。 在引介西方经典理论时，超越“原始复刻”“盲目跟风”及其与中国实际的“简单糅合”“生硬捆绑”，在全面评价、合理借鉴、理性批判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回归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将政治文化的研究客体和研究对象置于中国国情中。 在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中，以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是否可以用来启示中国的政治实践为首要标准。 正如有学者指出，方法上的反思不是退步，而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方法上的扬弃不是世故，而是内在觉醒后所完成的自我救赎。 中国政治学方法应该从依附状态中摆脱出来，在坚守价值原则的定向下，在规范与经验之间，追求研究方法的学术化、系统化、多元化和层次化[16]22，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研究的独特视野与理论体系。 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1.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在方法论选择上要注重微观与宏观的互动、主观与客观的连接、静态与动态的统一、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全球视野与本土化特色的结合，正确处理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同时还要兼顾传统文化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 如果研究只停留在学理层面，学术的理论成果不能经过实践的检阅，不能完整地实现与中国实际问题的融通，也就不能在实践中实现理论的升华[16]62。 正确处理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既指研究“不但需要高屋建瓴的理想坐标，而且需要经世致用的现实指向”，还包括研究“不但需要对人民生活的终极关怀，而且需要将这种关怀纳入到整个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去加以考量”[16]62。
其原因在于“没有理论背景的政治学方法桎梏于器物层面，没有政治温情的政治学方法也难以实现经世致用的目标”[16]22。 因此，中国政治文化学者们应在完成“对自我的体认”前提下进行深刻反思，在方法论选择上不应在“价值中立”面前放弃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企图超越现实来设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进程。 毕竟“持超然的态度去解释价值意义上的政治问题的可能后果就是把我们带入世外桃源”[16]21，要充分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条件等因素对现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现状的影响，在守正与创新、知理与践行之间形成理性的方法论基础。
2.以不同学科间方法论的碰撞、交融带动政治文化方法论的进步。 社会科学的每一个分支学科都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在当前学科融合的大环境中，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不断涌现，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应在继续保持自身方法论独特性的基础上，通过学科间的相互交流、交融、渗透与碰撞弥补研究方法的不足，既要避免方法论研究的“亦步亦趋”，也要避免在此过程中的“故步自封”，开拓视野，不断丰富完善学科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例如，新出现的文化论符号学模式把文化看成一个社会的成员们所熟知的、使用于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意义体系，通过文化要素诠释各个政治体系的独特性，“要究明既具有控制一个社会的政治过程和社会过程变动的功能，同时也是由一个社会的历史形成的文化代码”。 他们认为，一个社会的文化，即“意义体系”是以界定神圣事情的宗教为前提形成的，并且主张通过比较分析每个社会都具有的信仰体系来导出各个社会的独特的“文化代码”。 这种“文化代码”在探究一个社会的对象，如权力、共同体、法、规范等的独特意义和取向的时候，起着像钥匙一样的作用，使研究者可以解释一个政治体系的独特性和政治变动的特征，为学者们研究政治文化与社会现象的关系提供了更有效的方法[17]。
3.政治文化研究的空间应得到进一步拓展。 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应得到拓宽，研究方法也应不拘泥于特定的形式，各种文化资源都应利用并纳入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客体。 事实上，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中，文化现象的载体是多种多样的，有大量有价值的素材和资料值得研究。 例如，家族史、口述史、族谱、家训、政书、名人日记、笔记、官箴、地方志、小说、戏剧、诗词、话本、民间神话、谣谚等。 一些文学作品中就有许多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独特居民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生活方式、日常行为、政治态度的章节或段落，这些文学作品所达到的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和剖析是其他资料和方法所不能代替的，在研究时可以加以有效利用，这样才能既弥补单一研究方法的不足，又激发出新的研究思路，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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