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在过去的百年中，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
摘要：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在过去的百年中，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不断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获得了理论上的发展与突破，指导着我国教育事业的持续开拓与创新。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完成了理论品性的确立，其基本原理在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中得到了系统阐释，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教育实践中实现了早期的本土化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教育思想为坚定指引，形成了基本的理论框架，明确了教育性质、立场、原则、目的。改革开放后，对中国特色的持续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突破，使其性质更加明确、价值更加凸显、理念更加深入。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教育事业的发展更加需要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要义，完成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本土化发展与时代诠释。
关键词：建党100周年;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百年历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性确立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形成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突破阶段，当前正处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超越阶段。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不断理论创新，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也不断取得新突破。“十三五”期间，我国的教育普及水平实现新提升;教育公平发展迈上新台阶;教育服务国家发展取得新突破;教育综合改革激发新活力[1]。
哲学论文范例：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贡献
“十四五”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第一个五年。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回顾建党百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发展历程，认真总结教育发展中的经验得失，对于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的远景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教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性的初步确立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末，随着近代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了零星的翻译与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快速发展，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学生运动领导者率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译注和推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些著作和论述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逐渐明晰。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也空前高涨。
此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不断结合，共产主义小组在多地发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工人运动，创办工人刊物，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工农运动和革命实践的土壤中生根发芽，革命根据地的教育界人士积极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应用于具体的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开展了大量教育活动，马克思主义教育经验逐渐丰富[2]。
在此期间，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一书于1930年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较为系统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教育原理的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理论在中国的初步形成[3]。在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实践不断融合，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革命浪潮中逐渐成形。新民主主义教育区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它服务于工农群众，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至此，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完成了从传入到释义再到践行的过程，并在苏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广泛教育实践中实现了早期的本土化发展。
(一)《新教育大纲》的理论奠基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内局势错综复杂，各种政治力量相互角力。思想文化领域也正处于激烈的交锋和碰撞期，各流派的教育思想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资产阶级教育理论也盛行一时。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正是以此为背景，诞生于种种思想逆流中。该书致力于向有志于社会变革、希望获得理论斗争武器的革命青年解释教育的本质，说明教育的作用，辟除对教育的迷信，纠正对教育的误解[4]。
全书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教育的本质、教育在不同社会制度中的演进过程、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尤其对“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教育独立说”“教育万能说”“教育救国说”“先教育后革命说”等教育思潮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是最先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释教育问题的著作。
杨贤江对教育的起源及本质进行了澄清，他认为教育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之一领域”，然而进入阶级社会后，教育的阶级性和对立性使教育本质发生了变质。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各种曲解教育本质的论调进行了批驳，揭示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并呼吁教师和学生认清自己在社会与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此外，杨贤江以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为例，构想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未来教育的图景[5]。此书在当时的思想界和教育界引发了广泛的反响，杨贤江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于分析教育问题，在我国教育理论发展上具有首创性价值。
(二)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实践探索
1934年毛泽东明确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6]13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6]14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八条纲领指出要“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7]
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8]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系统阐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与教育纲领，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9]
1945年在中共七大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进一步提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10]，明确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为核心思想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革命教育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它的提出是毛泽东教育思想走向成熟的表现。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教育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根据地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中，发挥了稳定秩序、动员群众的关键作用。
在新老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师生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至解放战争后期，为顺应全国解放的大趋势、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新要求，解放区的各级各类教育开始重点进行正规化改革，同时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领作用，为新中国成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教育原理，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对我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实践中，党领导下的教育实践先后经历了苏维埃地区的教育、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解放区的教育。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深厚土地上融入了多种多样的本土实践，以新民主主义教育论为指导的解放区教育实践取得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与成果。由此，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在早期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发展中形成了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的基本理论品性。
二、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框架的基本形成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施政方针，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在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并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11]同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教育工作的总方针。会议指出，人民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12]
会议强调要重视面向工农的教育普及工作，并针对新老解放区各自的教育发展情况分别指明了任务和方向。在改造旧教育、发展新教育的过程中，教育界展开了一系列向苏联学习的运动。从东北地区开始，掀起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建设新型正规化教育的热潮。这期间，各个领域大批苏联教育专家应邀来华，与政府部门、各级学校、一线教师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交流。以凯洛夫的《教育学》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学译作风行一时，大量苏联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文献资料被翻译出版。凯洛夫教育理论体系也自此对我国的教育发展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1956年底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随着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新民主主义教育也逐渐转向社会主义教育。与此同时，教育界针对学习苏联经验的得失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深入的反思。不少学者对学习苏联教育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作出了警示，主张要继承历史遗产，结合现实经验，立足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学习苏联经验，并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中国化的问题率先进行了思考[13]。
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再次开始了独立的探索[14]。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教育事业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教育思想为坚定指引，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在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苏俄式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与教育经验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教育界对苏联教育理论的反思与“中国化”的探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与中国教育实际的结合。在这一时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基本框架基本形成。
三、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主要突破
新中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关于教育性质、立场、目的、原则的理论诠释，为此后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本土化发展构建了基本的逻辑框架。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刊出，之后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
1979年《教育研究》发表特邀评论员文章《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教育问题要来一次大讨论》，文章认为，教育领域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还没有深入开展，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某些教育方面的一般性原理，至于教育科学的理论体系还需要在教育实践中进行探索和总结”，号召教育事业要补上这一课，率先走上现代化轨道[18]。教育工作者纷纷加入讨论，教育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得以层层深入。此后四十余年中，教育学界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教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实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的突破。
四、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发展的未来超越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发展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要义，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在时代进步与社会发展中不断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基于此，本文试从本体论基石、认识论方向、方法论指引三个角度，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贡献进行梳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未来超越提供参考。
(一)本体论基石：教育的本质属性
教育的社会属性及教育本质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重要原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本体论基石，有助于回答教育的本质属性问题，为我们理解新时代教育的本质属性提供基本立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是在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立足中国本土国情，扎根中国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新民主主义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我国的教育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丰富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
在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发展要立足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属性，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教育性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道路，回答好“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发展的本体论基石。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数”看“十三五”———教育改革发展成就概述[EB/OL].(2020-12-01)[2020-12-22].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0/52692/sfcl/202012/t20201201_502591.html.
[2]周谷平，徐立清.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中国化历程初探[J].教育研究，2002(10)：19-23.
[3]李剑萍.杨贤江与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理论在中国的形成[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53-56.
[4]杨贤江.新教育大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1.
[5]陈家顺.本土化语境下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范式建构研究———以《新教育大纲》为中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36-39.
[6]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一)[G].1985：13-14.
[7]毛泽东.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40.
[8]毛泽东.论新阶段[M].新华日报馆，1939：64.
[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8
作者：王牧华，李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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