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

　　摘要:佛教建筑文化遗产作为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而成为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以746处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断面法、空间分析法与传统地理模型方法，探讨了我国历史时期佛教文化传播发展历程，当前佛教建筑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选址与自然、经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佛教在中国区域传播发展时序是先由西北向华北，继而再向西南拓展，同时经历了“扎根—发展—饱和—收缩—再发展—再收缩”的历史轨迹;(2)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呈集聚型，在华北平原形成高密度核心区，省域范围内集中分布在山西、河南、河北、四川、陕西5省;(3)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具有“偏低喜山”、“亲水近城”、“偏名城古都”的空间格局特征。

　　关键词:佛教建筑;文化遗产;历时分析;空间分布;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引言

　　佛教源于古代印度，两汉时期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大力发展，隋唐时期佛教达到空前兴盛，宋明清时期佛教与儒道文化“融合共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悠久且广为传播的佛教文化给我国留下了丰富的佛教建筑文化遗产，在我国文化遗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明确提出:“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1]。

　　古建筑类别中的佛寺、佛塔和石窟寺类别中的石窟等佛教建筑作为我国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体现出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与高超的建筑技艺，同时作为历史时期佛教文化传播与发展的典型载体，具有文化、历史、艺术、科学等多方面的价值，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佛教论文范例：浅谈佛教与生态伦理的关系

　　国外学者主要关注佛教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2]与文化内涵[3]等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历史学、考古学领域的学者开始研究佛教建筑，研究内容围绕佛教建筑的历史意义与价值[4-5]、遗址发掘与研究[6-7];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文化学、旅游学、建筑学领域的学者对佛教建筑的研究逐渐兴起，涉及佛教建筑的文脉传承[8]、文化内涵[9-10]、文化多样性[11]，佛教建筑的旅游资源开发[12-14]、功能及空间转化[15]、旅游开发中的矛盾与调适[16]、佛教建筑艺术[17]和建筑风格[18]等多方面的研究;随着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重视，地理学者也开始关注佛教建筑文化遗产，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19-20]，研究区域以山西省、青海省及滇藏川毗连地区为主。

　　本文选择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佛寺建筑、佛塔建筑和石窟建筑为研究对象，探究全国佛教建筑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特征，揭示佛教文化在我国历史时期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以及佛教建筑选址与自然、经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期对佛教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阐释，并为实现其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参考。

　　1数据与方法

　　1.1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1～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的佛教建筑，具体包括佛寺建筑、佛塔建筑和石窟建筑。通过甄别、筛选及统计得到746处①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未含港、澳、台)样本。借助百度地图API坐标拾取系统得到这些样本的地理坐标，并运用ArcGIS10.2建立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地理信息数据库;所采用的底图为自然资源部监制、审图号为GS(2019)1823号中国地图。

　　1.2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历史断面方法、空间分析方法与传统地理模型方法对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时空分布进行定量化研究。1)历史断面法可以动态地揭示连续静态时间断面上要素的时空演化过程，通过运用历史断面法，同时结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公布的佛教建筑文化遗产所属的时代②，将其经历的历史时期划分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代、明代、清代6个历史断面，对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空间分布进行历时分析;2)利用ArcGIS分析工具，采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这两种空间分析法和空间基尼系数、不平衡指数这两种传统地理模型方法探究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

　　其中，最近邻指数可通过计算点状要素间的距离，判断其空间分布类型特征;核密度分析可用于计算点状要素在周围邻域的密度，判断其在不同空间分布密度的大小;空间基尼系数可用于对比区域点状要素空间分布差异;不平衡指数可用于反映区域点状要素空间分布均衡程度。3)采用缓冲区分析、叠置分析这两种空间分析方法探究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中，缓冲区分析可用于解决空间位置上两个要素距离远近的问题;叠置分析可以将相同区域的多种要素属性叠加，从而产生新的属性特征。

　　2结果与分析

　　2.1不同历史断面的数量分析

　　为了确保不同历史断面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在我国七大地理区域分布的样本数，本文按现存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初建时期，将我国佛教建筑的发展历程划分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和清6个历史时期来进行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年)，政权分割更迭，社会局势动荡，民不聊生，是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扎根”阶段，目前遗存下来属于这个历史时期的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数量为38处，密度为0.04处/万km2。

　　从中国七大地理分区来看，西北地区占比最大(39.48%)，说明该时期西北地区佛教文化有一定发展。究其主要原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地区是兵家争夺的战乱频发之地，基于上层统治者、官宦阶级及平民百姓寻找精神寄托与心灵抚慰的社会需求，佛教文化思想在西北地区被接受和提倡，进而促进佛教建筑的发展;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统治者和百姓的迁入使得西北地区人口增多，社会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为佛教建筑的修建提供了人力和财力的保障[23]。

　　隋唐五代时期(581—960年)，国家实现统一，社会长期稳定，经济与文化发展繁荣，多数统治者通过敕令的支持，建立寺院、广度僧人，征召高僧参与译经，弘扬佛法[24]，佛教进一步发展，但由于历史久远，修建于该历史时期且留存于世的佛教建筑为数不多，其中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100处，该历史断面上这类遗产总数量累计有138处，密度为0.14处/万km2。从中国七大地理分区来看，西北地区占比仍然最大(24.00%)，华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占比均为20%，出现以西北地区为主，华北地区与西南地区次之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因为隋唐时期都城位于二京(洛阳与长安)，同时河北、山西、四川、重庆等地与陕西、河南接壤，区域佛教传播和发展速度较快。

　　宋辽金时期(960—1234年)，佛教发展进入了世俗化阶段，多数统治者崇奉佛教，佛寺佛塔众多，“辽道宗以民户赐寺僧，复加以三公之官”[25]，“至真宗晚期，全国僧尼增至四十五万八千余人，寺院共计四万余所”[26]，因此修建于该历史时期，且遗存下来又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佛教建筑文化遗产达256处，为历代之最。

　　本历史断面上该类文化遗产总数量增加到394处，密度为0.41处/万km2。从中国七大地理分区来看，华北地区占比最大(37.11%)，显著多于西北地区(12.50%)。华北地区是宋辽、宋金对峙的边境地带，战争频繁，人口众多且群体复杂，为稳固民心，推进民族融合，辽朝在其统治的“汉地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采取崇佛政策，建寺修塔之风盛行。

　　此外，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迁移，西北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减缓、整体文化水平下降、交通不便，因此新增佛教建筑文化遗产少于华北地区。元时期(1234—1368年)，在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连年征战，且因其国祚短促，客观上造成该历史时期佛教建筑数量偏少，留存至今的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数量有80处，本历史断面上该类文化遗产总数量增加到474处，密度为0.49处/万km2。

　　从中国七大地理分区来看，华北地区占比最大(47.50%)，接近一半，主要原因是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等时期的快速发展阶段，已经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空间分布格局，华北地区的佛教中心地位凸显。明时期(1368—1644年)，国祚长久，疆土广延，为巩固边防，加强集权统治，其多数统治者仍然扶植利用佛教，因此修建于该历史时期的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有178处，本历史断面上该类文化遗产总数量增加到652处，密度为0.68处/万km2。

　　从中国七大地理分区来看，华北地区占比(41.57%)显著大于其他地区，但与元时期相比有所下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明世宗在位期间崇道斥佛，嘉靖元年(1522年)，“毁剖玄明宫佛像”，“毁折京师寺院”[27]，“京中藏僧斥逐殆尽”[28]，因此在华北地区遗留下来的佛教建筑较元时期有所减少。

　　清时期(1644—1911年)，佛教势力较强，诸帝虽敬信佛教，同时为巩固江山社稷，压制佛教，对建造寺院限制甚严[29]，顺治二年(1645年)定:“京城内外不许擅造寺庙、佛像，必报部方许建造”①，因此，相对于其他历史时期，虽然清时期时间不甚久远，但修建于该历史时期，且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佛教建筑仅94处，本历史断面上该类文化遗产总数量增加到746处，密度为0.78处/万km2。

　　从中国七大地理分区来看，华北地区占比(30.85%)仍然最大，其次是西南地区(23.40%)，说明该时期佛教的发展仍然主要集中于华北地区，同时西南地区佛教得到较快发展，这是因为清时期西藏实施的是“政教合一”政策，藏传佛教格鲁派主持西藏政教事务，使得佛 教文化在该地得到进一步发展。

　　2.2区域佛教发展时序分析

　　佛教建筑作为佛教文化传播与发展的重要载体，通过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空间拓展过程可以揭示区域佛教发展的时序。纵观我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佛教空间拓展过程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北地区扎根阶段，隋唐五代时期的西北地区发展阶段，宋辽金时期的华北地区繁荣阶段，元时期的相对收缩阶段，明时期的再度发展阶段和清时期的再度相对收缩阶段，这主要是受到不同历史时期佛教政策的影响。

　　此外，不同历史时期佛教建筑空间分布也表现出明显差异，在隋唐五代时期及以前西北地区分布最多，宋辽金时期华北地区最多，元明清时期仍以华北地区为主，但是西南地区的比重在不断上升，表明佛教在中国区域间传播发展时序是先由西北向华北，继而再向西南拓展。

　　2.4空间分布格局分析

　　2.4.1地貌格局

　　根据已有研究，将中国基本地貌划分为7种类型，中国海拔高度划分为5种等级[30]，利用ArcGIS10.2软件中的叠置分析工具统计分析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在不同海拔高度和地形起伏度的空间分布格局。从海拔高度来看，746处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中分布在低海拔(<1000m)的有555处(74.13%)，中海拔(1000～2000m)之间的有132处(17.69%)，亚高海拔和高海拔(2001～6000m)之间的有61处(8.18%)，极高海拔(>6000m)以上无分布，且平均海拔(761m)在低海拔(<1000m)范围内。

　　研究表明人类聚落具有低地性[31]，佛教建筑分布亦如此，倾向于低海拔地区。主要因为低海拔地区具有水网密布、土壤肥沃、植被茂密、地形平坦等自然地理环境优势，有利于农业生产，且交通便利，人口众多，因而佛教建筑文化遗产在低海拔地区分布较多。

　　从地貌类型与地形起伏度来看，746处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中分布在平原和台地(0～30m)有20处(2.68%)，丘陵(30～200m)有133处(17.83%)，山地(>200m)有593处(79.49%)，其中中小起伏山地(201～500m)有455处(60.99%)，大起伏山地(1001～2500m)有136处(18.23%)，极大起伏山地(>2500m)仅有2处(0.27%) 。说明佛教建筑选址相地时更倾向于山地，以中小起伏山地为主。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佛教建筑的选址多位于名山大川、生态极佳的山麓，从而便于僧侣借助清幽的自然环境修行和参悟佛法。此外，在山地建寺，更是巧借地势，有利于营造出佛在天上的意境，表现出佛祖的威严[32]，因而山地是佛教建筑选址的理想地之一。

　　3结论

　　本文利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佛教建筑文化遗产数据库，基于地理学视角，对746处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进行了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修建于隋唐五代时期及以前，且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佛教建筑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修建于宋辽金时期的主要分在华北地区，元明清时期仍以华北地区为主，但是西南地区的比重不断上升，表明佛教在中国区域传播发展时序是先由西北向华北，继而再向西南拓展。同时不同历史断面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总量变化表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并非呈“线性式”发展，经历了魏晋南北朝至宋辽金时期的快速发展阶段，元时期的相对收缩阶段，明时期的再度发展阶段和清时期的再度相对收缩阶段。

　　2)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总体呈集聚型分布，并在华北平原形成高密度核心区，在关中盆地、四川盆地、长江三角洲平原形成了次级高密度区。从省域范围来看，山西、河南、河北、四川、陕西5省佛教建筑文化遗产数占全国佛教建筑文化遗产总数的56.17%，超过半数。

　　3)国家级佛教建筑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地貌格局为“偏低喜山”，低海拔(<1000m)地区有555处(74.13%)，山地(>200m)有593处(79.49%);交通格局为“亲水近城”，距五级河流10km范围内有665处(89.26%)，距中心城市3km直线距离范围内有461处(61.8%);行政格局为偏名城古都，在古都的分布密度为7.04处/万km2，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分布密度为1.41处/万km2，明显大于全国分布密度0.78处/万km2。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2005-12-22).[2020-12-21].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185117.htm##1.

　　[2]BendleLJ，LeeCK，ChoiJJ，etal.ABuddhisttempleanditsusers:thecaseofBulguksainSouthKorea[J].ContemporaryBuddhism:AnInterdisciplinaryJournal，2014，15(2):199-215.

　　[3]FogelinL.RitualandpresentationinearlyBuddhistreligiousarchitecture[J].AsianPerspectives:JournalofArcheologyforAsia&thePacific，2003，42(1):129-154.

　　[4]应兆金.西藏夏鲁寺汉式殿宇及其历史意义[J].华中建筑，1992，10(3):54-57.

　　[5]张乃翥.从龙门造像遗迹看北魏世俗生活面貌[J].中州学刊，1993(1):117-122

　　作者：何峰，牛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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