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当文化成为一种集体记忆,故乡化为一种文学印象时,迟子建用她的笔生动地记录了关于鄂温克民族的文化记忆,创造了一个充满艺术魅力,极富神秘灵性的异域世界。 迟子建多年的小说创作,坚持乡土本位,以温情的笔触,全方位立体地呈现了极地神奇秀丽的山
摘要:当文化成为一种集体记忆,故乡化为一种文学印象时,迟子建用她的笔生动地记录了关于鄂温克民族的文化记忆,创造了一个充满艺术魅力,极富神秘灵性的异域世界。 迟子建多年的小说创作,坚持乡土本位,以温情的笔触,全方位立体地呈现了“极地”神奇秀丽的山川风貌与民族文化,表达着对故乡文化的归属与认同。 本文以《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展开探索,试图揭开黑土地文化的神秘面纱,寻找属于迟子建的故乡情愫,感受充满灵性与异域氛围的原始图腾与民族文化。
关键词:迟子建; 《额尔古纳河右岸》; 民族文化
作为黑土地的忠诚守望者,迟子建执着于书写东北大地,深情而又专注地叙写着记忆深处的故乡。 三十多年来,她的目光并未逃离东北黑龙江地带,始终以“极地之女”的身份深情地关注与记录着这个给予她美好记忆的故土。 从《北极村童话》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再到《候鸟的勇敢》,迟子建一直致力于展现黑龙江的另类风景、特殊群体、民族风土,在粗糙荒凉中写出了温度与厚度。 在她的笔下为读者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艺术世界,这是属于东北漠河的神秘文化,是地域文明的集中展现,是传统文化在历史变迁时留下的时代印痕,饱含作者深切依恋与感伤。
民族文化论文投稿刊物:《大连民族大学学报》是综合性学术刊物,《大连民族大学学报》根据学校“立足东北,面向全国,服务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及西部地区”的办学定位,发挥学校民族学科的特色及理工为主的学科优势,坚持为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办刊宗旨,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等相关问题。
迟子建以其细腻的笔触,温暖的情感,描绘了中国最北民族的风情画卷,以现代文化视角进入原始土著文化,完成了对鄂温克民族的温情书写,表现出的却是一种哀而不伤的从容与淡定,随遇而安的平和与超然,流淌出的是一种辽阔无边、深邃幽远的文化特征。 她的作品风格平实温暖、神秘诗意,读后总让人心头一热,对那些传统的民族文化心存眷恋。 2005年《额尔古纳河右岸》初现大众视野,就引起多方关注,文坛上一时好评如潮,迟子建也因此撷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作为一个汉籍作家,迟子建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和眼光去介入和追忆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群体的,所以她的成功不仅在于作品本身的创作,更在于她以现代文明的视角闯入原生态文化,既是对传统游牧文化的重新审视,又是对现代文明的理性反思,在一种复杂的情绪中,将那个民族真实地带到世人面前。 关于《额尔古纳河右岸》,牛玉秋曾说过,“迟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澄澈的心,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其温情的抒情方式,诗意的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①。 作品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通过一个年过九旬的鄂温克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回忆,讲述了在现代文明冲击下鄂温克族近百年的历史变迁。 一方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个民族的古老神秘,饱含深情; 另一方面在感叹的同时,透露出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与改变,发人深省。
作为一个山林民族,鄂温克人勤劳善良,酷爱自由,他们世代生活于大小兴安岭的原始密林之中,敬奉天地自然,靠山林供养,与驯鹿为伴,漂泊不定,四处为家,繁衍生息。 当现代文明的号角冲破了原始森林的沉寂,鄂温克人也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与时代变迁中思考寻觅,想要坚守一份属于民族的印记却又无法抗拒现代文明的影响。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这个极具民族风情的群体散发出的异域魅力令人着迷,尤其是这个民族的精神信念所发散出来的神秘文化色彩,更是撩拨着一颗颗好奇窥探的心,想要剥开面纱,一探究竟。 关于迟子建的创作,於可训也曾给予中肯的评价,“迟子建的作品是‘泛神’‘泛灵’的,万物有神或万物有灵,可以看做是她的作品,尤其是她早期作品的一种主导的文化观念,尽管这种文化观念对于她本人来说未必自觉,但却浸润在她作品里的字里行间。 ”②敏锐的洞察力及对民族文化的观照与客观书写,可以说是迟子建成功的关键。
一 “灵性”自然的神秘敬畏
东北是一片充满灵性的土地,人与自然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发展,这个土地上诞生的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生于这片土地的人们。 作为故乡,迟子建对“极地”充满依恋与感恩,她的心始终与大自然紧密相连,息息相通。 对于家乡大自然的热爱,使得小说中的自然景象描写具有了宜人的温度与生命的色彩,在她笔下,大自然是充满人性与灵性的,具有鲜活的灵魂与诗意的情趣。 她曾说过,“我相信动物与植物之间也有语言的交流,只不过人类从诞生之日生就的‘智慧’与这种充满灵性的语言有着天然的隔膜,因而无法破译。 ”③因而在她的作品中“自然”总是被冠以人的名字与情感,即使一片云、一只鸟、一条河、一座山,也是充满人性与灵性的,而人与自然总是亲密一体、和谐共栖。 “对于自然生态环境中所有生命圣洁的敬畏,赋予万物以神的地位,也作为生命中的共体,这就是鄂温克朴素的生存哲学。 ”④
“通神”是迟子建小说中常见的书写,她相信“万物有灵”,赋予自然万物以神奇灵性,信手拈来,毫不造作。 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作者以儿童的视角刻录了自己的童年记忆,带给大家的是一种与自然的亲密接触,感受到的是一种天然神秘而又充满灵性的北极生活。 主人公六七岁的小女孩灯子远离父母,在北极村中是孤寂的,因而她迷恋着各种野花植物,与自然中各种动物友好相处,对被禁锢的“傻子”狗充满同情,似乎狗与她息息相通。 短篇小说《逝川》中,迟子建以自己的童年记忆展开遐想,作为一条河,“逝川”是平和温暖而又神奇的,逝川里生产一种精灵叫“泪鱼”,举世罕见,在阿甲渔村,人与鱼之间总是保持着某种神秘的和谐关系; 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则是一部鄂温克人生活的史诗,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示了鄂温克族的民族文化,再现了鄂温克人神秘丰富的认知世界,记录了鄂温克人的生活与情趣。 作为一支山林民族,不可否认,鄂温克人亲近自然,同时也敬畏自然。 对于万物的认知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尤其是对于山、水、火等自然事物抱有莫大的敬畏,并赋予它们一种强大的超自然力量,他们坚信冥冥之中是有神灵主宰这个世界,如山神恩赐他们飞禽走兽作为食物,因此对于自然他们是虔诚膜拜的。
“猎人行猎时看见刻有白那查山神的树,不但要给他敬奉烟和酒,还要摘枪卸弹跪下磕头,祈求山神保佑。 如果猎获了野兽还要涂一些野兽身上的血和油在这神象上。 ”⑤依靠山林的供养鄂温克人繁衍生息,因而书中到处充满了这种对于自然万物风雨雷电山水树木敬畏的描写,用以表达对于自然神力的崇拜。 在他们看来,所获之食皆来自自然主宰力量的馈赠,他们的生存皆来自神灵的庇护,所以对于这些力量一方面充满敬畏,另一方面在敬畏的同时,他们也乐于分享幸福或不幸给这些自然之物,让这些神灵共同见证或给予力量进行保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自然事物也属于他们的信仰之一,所以在感情上是既敬又爱,在行为上只能以颂扬和献祭的方式祈求世代繁衍人丁兴旺。
比起山和水的存在,火对这个民族的影响有着独特的意义。 一年之中绝大部分时间处于天寒地冻的鄂温克人,火给予他们的不仅是光明,还有温暖,所以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日常生活中,对于火也是格外珍惜的,对于火的崇拜完全融入鄂温克人血液,没有火的日子对他们来说是寒冷和黑暗的。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关于火的描写随处可见,深怀敬畏,“我们是很崇拜火神的,从我记事的时候起,营地的火就没有熄灭过,搬迁的时候走在前面的白色公驯鹿驮载的是玛鲁神,其后跟着的驯鹿驮载的就是火种”⑥。 当然,火的神圣性还体现在鄂温克族人世代对火的禁忌上,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境都得保护好火种,不能让雨浇灭,更不能让风吹熄。 “火中有神,所以我们不能往火里吐痰洒水,不能朝里面扔那些不干净的东西”⑦。 火的存在是神圣的,对于鄂温克人不只是符号意义,它的不可亵渎性,比起山水这些自然神力来得更为猛烈,仿佛时刻停驻在鄂温克这个群体的周围,关注他们的一言一行,赐予他们温暖与光明。
迟子建正是用她充满温度的细腻笔迹,在小说中编织着一幅幅美丽神奇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态生存画卷,在一次次的文学记忆中勾勒出了自己精神归属与灵魂栖息的故土情思。
二 动物图腾的精神崇拜
鄂温克族极寒而又残酷的生存环境,游猎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生存与动物之间的依赖关系。 在迟子建的众多作品中,动物往往具有人的灵性,与人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关联,《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的黑熊因为偷食身陷险境,感念老人的仁慈放了自己,后在老人腹痛晕倒时抱着老人奔跑三十里路救了老人; 同样《伪满洲国》第三章里有这样一个故事,狐狸因为人的善意与宽宥,对人加以感恩与回报;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我”阻止了丈夫对水狗妈妈的猎杀,而后自己等到了期盼三年的新生命,冥冥之中似乎水狗成全了“我”; 达西为保护三只驯鹿幼崽被野狼叼走一条腿,训练猎鹰“奥木列”(鄂温克语孙子),为自己复仇,在遭遇仇人的战斗中,达西与狼同归于尽,驯鹿报信,冥冥之中,某种神秘的力量拉近了人与动物的距离。 对于自然的崇拜,已形成墨守成规的文化信仰,同时对于不可抵抗、有着一定神秘感的野兽一方面心存感恩,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精神崇拜既原始图腾。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保留着鄂温克的民族图腾——熊与驯鹿。 关于黑熊他们有着一系列禁忌。 首先是敬畏,禁止杀熊。 万不得已需要抵制黑熊的攻击,在杀黑熊后,还要举行隆重的风葬仪式。 其次,出于对黑熊的敬畏,因此在捕猎的时候也不能任意妄为,而是有着需要遵守的禁忌。 比如称猎熊不称打熊,而是“尼木古楞”,也就是做客。 熊死了,不说“死”而说成“睡”,似乎熊的灵魂得到了安寝。
除此之外,人与熊之间总是保持着非常奇特的关系,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因果关系,以某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 作品中作为第一叙述者“我”出生、幸福、不幸,似乎与熊之间保持着根深的渊源,“我”出生的同一天父亲收获了“圆润的熊胆”,在这样的境况下,作者将笔墨刻画指向熊与“我”,仿佛熊的死亡便暗示着“我”的诞生,是熊的灵魂放在了“我”的身上,所以“我”便具有像熊一样的胆量和气魄。 那是一个滑稽的场面,但却是它成全了“我”,所以熊也就是“我”人生的起点。 同样熊的出现,成全了“我”与拉吉达相遇,是“我”幸福的起点,也是熊残忍地将“我”的第二位丈夫撕碎,成为“我”幸福的终点,造成了“我”人生的不幸与孤独。
在鄂温克人的观念里,人与熊的关系是无法剪断的,并且一定程度上人熊同体,熊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先祖。 显然,鄂温克人是将熊与人看作平等的地位,甚至有时熊的地位较之人更高,他们对于黑熊既有恐惧,更有敬仰。 一方面他们很介意在吃完熊肉后,将熊骨随意乱扔,而且分食熊肉前必须举行一个神圣的封藏仪式,另一方面,他们相信吃了熊肉,熊的灵魂会在人的身上得以延续,因而吃了它,它的智慧,力量就会转移到自己身上。 因为在他们的心理对熊满怀敬畏,又深感恐惧,在恐惧与敬畏的矛盾交叉中衍生出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鄂温克人讲究骨头中蕴含着不灭的魂灵,吃熊肉时对胸骨的禁忌与摆放,这是对灵魂的敬畏。 这样的传统部分可以追溯到史前文明,原始先民认为骨头是再生的观念,有生命的传承之意,所以对于熊骨的禁忌,便有再生的含义。
当然,关于鄂温克民族将熊作为他们民族的图腾,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比如熊的生理特征与人的相似,熊的凶猛强悍,富于攻击性的特点,满足原始人对于理想力量的幻想等,都是促使这个部落将熊作为图腾的原因。
除了熊与人之间的根深情缘,驯鹿对于鄂温克人也是不可否定的存在,影响着鄂温克人的生活与精神。 通过《额尔古纳河右岸》可以看到一个以放养驯鹿和狩猎为主,常年游荡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鄂温克民族,他们的生活离不开驯鹿,对待驯鹿就像亲人一样。 不仅如此,驯鹿也是十分具有灵性的动物,它们拥有人一样的情感,在鄂温克文化中动物与人可以相互替代彼此轮回。 列娜因生病生命垂危之时,尼都萨满虽以跳神的方式挽救了列娜,但当时作为供品摆上祭坛的是一只白色小驯鹿。 妮浩在新萨满继任仪式上敬奉萨满神灵的祭品,也是驯鹿的心、舌、肝、肺等。 可见,驯鹿在鄂温克的世界是神圣而充满灵性的。
三 民族文化的温情关注
作为一个山林民族,鄂温克的生活离不开故乡的山川水木,靠着山川的滋养与馈赠,一代又一代鄂温克人得以繁衍发展传承。 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无疑会使生活在现代都市的城市人感到新奇,但伴随着独特的生活诞生的独特的民族文化更令人神往和着迷。 如神秘的萨满文化,古老的风葬习俗,这些特有的民族文化与神秘的山林民族相结合,为这个本就独特的群体又增添了些许神秘的异域风情。 所以为了更真切地感知这个民族神奇魅力,就不得不走进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活土壤,了解他们的民族风情与文化情思。
迟子建对于东北少数民族的关注,对于鄂温克文化的深情描摹已经深入骨髓,似乎成为自身的一部分。 虽然她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闯入这个民族的,在现代城市文明与民族传统文化的碰撞中,迟子建心中的天平似乎有了倾斜,这种民族气息民俗文化像一颗种子在迟子建的心里落地生根发芽成长,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化作文字得以倾吐,也让读者亲近了神秘厚重的黑土文化,感受不一样的风土民俗。 迟子建相信万物有灵,神灵又无处不在。 在人与神之间应该存在这样一位使者,将人的诉求进行传达,将神的意志加以实施。 萨满便应运而生。 萨满是原始氏族神秘文化的典型代表,是通往氏族精神世界的桥梁与纽带。 迟子建对于极地生活的边缘书写中,萨满是她塑造的重要人物形象之一。 迟子建的小说大致来说塑造了三位萨满。 长篇小说《伪满洲国》里一位神秘的老萨满,没有名姓,但他的出场自带光环,为了拯救一个生命垂危的小生命跳大神除岁,整个过程充满神秘浪漫的氛围。 《额尔古纳河右岸》整部书最具神秘色彩的,莫过于作者对尼都、妮浩两代萨满的奇异举动与无私奉献的描写,他们前仆后继一往无前穿梭于人神之间,为了拯救苍生不惜牺牲自我。 萨满文化在此也得到了全方位系统的展现。
萨满的诞生总是伴有疯狂奇异的举动,或者一些奇奇怪怪的语言。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尼都以萨满的身份出现便伴随着这样奇异的举动。 尼都在成为萨满之前,与弟弟林克喜欢上同一个姑娘达玛拉,在征询姑娘的意见后祖父想出主意兄弟俩通过射箭决定终身,尼都失去了机会,在弟弟与心爱的姑娘成亲的时刻,尼都诡异的举动,令人唏嘘。 小刀划过手指鲜血直流,轻轻一吹,戛然而止,奇迹发生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如果说尼都萨满是老一辈萨满,那么妮浩就是新一代萨满,她的出现也充满了传奇性。 在成为萨满之前妮浩的行为同尼都一样充满怪异,神灵似乎对她格外偏爱,天降神力,娇小的妮浩像一道闪电,跑步速度超越了乌力楞中奔跑最快的人。 其实不论是尼都萨满还是妮浩,他们身上表现出的诡异气息与压迫力量,极具吸引力又令人不寒而栗,这就是萨满的力量。 比如书中描绘尼都萨满为列娜治病招魂的场面,尼都萨满的一跳神奇般地唤醒了深受病魔侵袭的人,列娜突然变得鲜活起来,谁都解释不清,这就是萨满的神奇。
在萨满文化中,最富神秘氛围与浪漫气息的莫过于新萨满的继任仪式,得到正式认可后,方能成为这个氏族正式的萨满。 作为新一任萨满,妮浩是天选之人。 尼都萨满离世第三年,妮浩的一系列奇怪行为带来了这个氏族新的萨满。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无论是尼都还是妮浩,他们的继任都需由其他氏族请来的老萨满来主持出道仪式,教授跳神。 为了突显仪式,表现庄严肃穆的氛围,作者首先描绘了独具特色的原始民族文化。 在场面的布置上以自然为上,森林文化得以凸显,大树、祭品、木质的太阳、月亮,场面的布置气息诡异,每个人的心脏都在剧烈运动着,仿佛下一秒神灵便会降临在这片土地上。 继任仪式的重头戏是跳神,同样是在紧张的氛围中激烈地进行着。 妮浩披挂着经过改造的尼都萨满的布满自然色彩与木骨造型的神衣,跟着杰拉萨满从正午一直跳到天黑。 在这个仪式里,从场面的布置到妮浩跳大神成为真正的萨满,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咒语,都将这个氏族新萨满的诞生过程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既充满神秘色彩亦富有浪漫气息。
萨满作为整个氏族离神最近的人,她的使命就是窥探神意,然后尽最大的力量保护氏族安危,其中最重要的途径便是跳神,仿佛在跳神的过程中能够与神进行谈话或谈判,进行交换达成共识,以此来保护氏族人民的生命。 对于氏族人民来说萨满就是他们的保护神,治病招魂是萨满最经常的活动,超度亡灵是又一职责; 对于萨满本人来说成为萨满也许就是不幸的开端,他们的使命促使他们只能“舍小家,为大家”,因为在他们的身上承载着整个氏族的希望。 尼都萨满是这样,妮浩萨满更是如此。 如果说《伪满洲国》里的老萨满是充满神性的化身,那么尼都和妮浩两位萨满身上更多了人性。 因为在作品中他们对氏族的护佑,对乌力楞族人的护佑,失去了轻松驾驭的本领,更重要地体现出一种得失效应。 要想得到一样东西,须得有等价值的东西作为交换,拯救一个生命,必须用另一个生命去替代。 其实,作为萨满他们身上也充满着矛盾与无奈。 当妮浩成为天选的新一代萨满时,她也曾惆怅过,但她无法拒绝,只能伸开双臂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接受上天赋予自己的使命。 毫无疑问,作为萨满,妮浩是神秘的,亦是平凡的。 她的身上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人性,神性在慢慢消散,在面对一次次的抉择时,她是矛盾甚至痛苦的,这种矛盾痛苦是人性的真实体现,但是作为萨满,守护族人的幸福与安康也是她的责任,在“小我”与“大我”的相互对立中,她无奈地选择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用自己的悲伤和孩子的生命挽救族人的生命与幸福,在悲伤与痛苦中负重前行。 表面看来跳神充满了无尽的神秘,实际上萨满每一次的跳神都是一个未知的概念,因为迎接他们的也许是喜也许是悲,但多数时候都是对于生命的挽歌。
萨满文化在这部小说中蕴含的内容不止如此,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渗透于鄂温克民族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虽然这个氏族最后一位萨满妮浩在普度众生中走向终结,但是神秘的萨满文化对于整个民族的影响却不绝于此,其展现的价值意义仍是无法取代的。
相对于萨满文化,迟子建并不回避死亡,她相信死亡是人生的另一种延续,死亡是肉体的毁灭到灵魂的永生的必经之路,也是萨满文化“万物有灵”的另一种体现。 原始的鄂温克人选择风葬的形式为死者寻求灵魂的摆渡。 自然山川哺育了鄂温克人的肉体,死后也要用肉体回馈自然,让自然的风超度灵魂。 但是鄂温克夭折的孩子是不能进行风葬的,因为孩子是没有完整的灵魂的,所以妮浩的孩子死后只能被装在白布口袋里扔在向阳的山坡上。
《额尔古纳河右岸》展示的萨满文化、独特信仰和风土民俗等富有生活气息和民族意蕴的生活史、民俗史,随着现代城市文明的介入,开始受到影响并发生变化。 迟子建对此深有感触,她说道:“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材,是因为我熟悉这个民族的一切。 在我目睹的事实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某些文化和原始的东西在丧失,一些有味道的东西被人以文明的名义扼杀掉。 ”⑧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不能没有文化,文化的遗失,注定民族的没落。 作为一个生活在山林深处的民族,古老的故事和神奇的传说为鄂温克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令人心神向往,但是热情的人民、灿烂的文化才是鄂温克文化的真正内核,值得深思与探究。
注释:
①迟子建:《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美文·上半月》2008年第12期。
②於可训:《主持人的话》,《小说评论》2002年第2期。
③迟子建:《假如鱼也生有翅膀》,《山花》2001年第1期。
④田泥:《笔尖上的天使栖居——以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当代文坛》2015年第6期。
⑤⑥⑦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第29页,第30页。
⑧王薇薇、迟子建:《为生命的感受去写作——迟子建访谈录》,《作品》2007年第8期。
作者:臧小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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