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的提出是基于中国古代舆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舆论观的两大源流交汇，并立足于当前媒介技术迭代与社会深刻转型期的社会现实。 传统舆论学在研究对象、传播环境、研究视角、研究视域等层面均面临深刻调试和转向。 基于此，文章提出
【摘要】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的提出是基于中国古代舆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舆论观的两大源流交汇，并立足于当前媒介技术迭代与社会深刻转型期的社会现实。 传统舆论学在研究对象、传播环境、研究视角、研究视域等层面均面临深刻调试和转向。 基于此，文章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的研究体系构建——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舆论观、舆论研究的八要素(主体、客体、本体、数量、强度、周期、反馈、质量)、舆论研究的四层次(信息—情绪—关系—行为)、研究价值指向是国家治理与全球数字领导力构建。
【关键词】中国特色舆论学 马克思主义舆论观 社群传播 国家治理
随着信息时代和网络社会的不断发展，以互联网舆论为主要代表的社会舆论生态及其变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风向标、测速仪、安全阀和稳定器，对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新时代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必须关注舆论生态的变化与发展。 基于此，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舆论学理论体系建设，即区别于传统舆论学研究的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这一概念是传统舆论学发展面临困境和舆情乱象丛生的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产物，既是对传统舆论学研究的继承与扬弃，也是对网络舆情最新研究的整合和升华。 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源流和鲜明的时代底色。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的历史源流与演进逻辑
中国特色舆论学的产生与形成是中国古代以来舆论思想的自然演进与西方舆论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舆论观的天然结合，是两者在新媒介环境下的交汇合流。
1. 中国特色舆论学是中国古代以来舆论思想的结晶与升华
在中国，舆论一词的最初意义为“舆人之诵”“舆人之议”，特指民众的意见、看法。 其主体“舆人”通用于商周、春秋时期，表示做工职事之人，至战国社会阶层起落，“舆人”扩展至一般民众(包括士农工商)，“舆论”即为“众人之论”。 [1]进入封建王朝，帝王一直将舆论作为其统治地位合法性的重要考量，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封建王权便是通过舆论实现了合法性建构，[2]如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王权神授”等，并进而演化为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宋明理学的 “存天理, 灭人欲”，王安石变法后演化出的“正君心”的哲学理念，这些理念成为封建社会基本秩序和伦理道德的价值标准及维系力量：一方面制约君权，另一方面训导百姓，中国古代走了一条区别于西方的舆论制衡政治之路，道义制衡建构在“道高于君”的认识基础上。 [3]
鸦片战争后，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一批传统知识分子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开始吸纳借鉴国外舆论思想为我所用，魏源的“夷情备采”、王韬的“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义切尊王”、郑观应的“通民隐、达民情”等舆论观，某种意义上是历史循环论在舆论思想上的折射; 严复的“通中外之故”、谭嗣同的“通上下之情”、梁启超的“去塞求通”等舆论主张，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庸俗进化论的影响，如果说“言论独立”“舆论之母”“新闻自由”等概念带有浓厚的西方资产阶级舆论学色彩，那么“耳目喉舌”“去塞求通”“史家办报”等则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报人根据国情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办报理论与舆论思想。 [4]
甲午战争后，新式报章杂志迅猛发展，各类新思想、新观念涌入，在梁启超的影响下，舆论一词频繁出现在普通读者面前，舆论的影响及作用也逐渐为更多人所了解和接受，[5]开始了在近代社会的正当化的过程，[6]舆论不再是传统社会那种虚无缥缈的“天意”，而是被注入了民主、自由、平权的内涵，突破了中国古代舆论观朴素的民本观念，舆论被重新定义为“针对政府和社会的一般人民的公论”。 [7]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重视舆论与政治的关系，他主张“舆论归一”，即“舆论一律”，提出“今日报纸，必须改易其方针，人心乃能一致”。 [8]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启蒙变革、救亡图存的社会责任和国家命运使得中国新闻业从诞生起就承担着政治宣传媒介和舆论工具的作用。
在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李大钊等纷纷参与到社会舆论问题的探讨中，这一时期的舆论讨论也受到了不断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李大钊结合平民政治及无产阶级专政等理念，深化了对舆论的思考，他将西方政治学中的舆论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提出了一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中公正的、合理的社会舆论的调和方案，丰富了时人对舆论的认知。
2. 中国特色舆论学是西方舆论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舆论观的继承与发扬
随着工业革命开启，民众开始脱离封建君主统治，洛克对舆论高度推崇，将之从最初的“不可靠的判断”上升为“一种合法标准”，将舆论与神法、民法相提并论，称作“第三种法律”，法律和政府行为均要接受舆论的检视。 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启蒙思想家则突出洛克舆论法则中舆论的社会控制功能，进一步强调了民意的立法功能。
19世纪世界交往体系形成后，舆论成为一种国民的普遍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社会时，就意识到舆论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把舆论视为“一般关系的实际的体现和鲜明的表露”，恩格斯讲得更为直接和明确：“世界历史，我们不再怀疑，就在于公众舆论。 ”[9]虽然马恩对舆论没有过多的集中论述，但散见于其著作中的对舆论概念的运用，就可以勾勒出其对舆论的基本认识。 马克思称舆论是一种“普遍的、无形的和强制的力量”，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工人阶级没有很多政治权力，因为他们认识不到自己的利益，而认为统治阶级知道什么是最好，这一过程被称为“霸权”，进一步明确了舆论的价值观和导向问题，具有强烈的阶级性。 以后的共产党人，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邓小平，都强调了舆论导向，习近平更是明确认为好的舆论可以成为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1. 舆论学研究对象的变化：从话语表达到文本书写
传统舆论学研究对象是基于公众的话语表达，虽然舆论概念的外延一直存在争议——没有表达出来的话语属不属于舆论，但大多数研究者都将舆论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话语表达，是必须表达出来的话语，网络时代来临，公众将互联网作为主要的话语表达空间，更多是以文字(跟帖评论、社交语义链等)、短视频等新型文本来呈现，呈现介质与形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舆论学的解释力和适用范围，根据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哲学意涵，承载意见信息的载体和介质的差异决定了公众在舆论认识论上的根本差异，舆论介质促使舆论学理论体系必须进行范式转型。
2. 舆论学传播环境的变化：从大众传播到社群传播
传统舆论学中的表达主体是社会个体，是原子点一样的存在，个体主要依靠大众媒体提供信息来认识世界，传统舆论学是基于大众传播而产生的。 随着社群时代来临，个体越来越以社群化的方式而存在，民众开始依靠所处的社群来观察和认识世界，社群成为一种媒介，[10]传统媒体如果想将信息送达普通民众，必须嵌入社群将内容传达给用户，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在下降，传统舆论学提出的舆论引导手段在社群传播时代显得力不从心，需要进行根本性的范式调试和创新。
3. 舆论学研究视角的变化：从“报刊的有机运动”到“后真相”
“报刊的有机运动”是马克思在1843年提出的，是一种较为完整的关于报刊报道新闻的过程理论。 [11]马克思认为，只要“报刊的有机运动”在正常运行，事件的真相就会逐步清晰地表现出来。 报纸是社会舆论流通的纸币，是舆论最重要的载体，在这种媒介环境下，舆论引导问题，更多着眼于方式、方法，只要将事实真相通过报纸等大众媒体传播出去就可以。 而在新媒体环境下，报纸不再是舆论唯一的载体，媒体从原来舆论传播效果的常量变为变量。 另外，事实真相解释权下放给了民众，民众在对真相进行支离破碎的拼接中，并不关注真相本身，更多注重的是追求真相过程中的情感宣泄、价值共鸣和社群归属，真相本身就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
4. 舆论学研究视域的变化：从国内舆论场到国内外两个舆论场融通
传统舆论学研究主要是基于一个国家(地区)内的意见流动场域而展开的，无论舆论主体多么多元、多层次，舆论管理主体相对是唯一的，因此传统舆论学研究体系相对单薄，只需解决国内舆论场引导与管理的问题即可。 随着网络时代来临，整个世界在虚拟空间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舆论场，尤其是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疫情与舆情叠加，形成了全球超级舆论场，传统的舆论学研究已不适应全球舆论场了，尤其无法回答在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融通后的舆论主导权的重构与提升等问题。
5. 舆论学研究现状的变化：“学”为末、“术”为主、“策”为上
2003年以后网络舆情发展方兴未艾，但相关研究众声喧哗，存在“学”为末、“术”为主、“策”为上的尴尬现实。 “学”为末主要是因为舆论学研究的三大体系建设不够，网络舆情相关的书籍虽然源源不断上市，但具有学理性的基础理论的研究著作还比较鲜见，相关研究者多是从“短平快”的案例研究出发，多材料堆砌，因为案例具有时效性，再加上新媒介技术的迭代速度加快，还有部分研究过于细碎，得出的结论不具宏观价值……舆论研究越来越快餐化和浮躁化。 这种现状亟需舆论学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以上变化都是新时代对传统舆论学提出的挑战，必须在传统舆论学基础上进行范式创新和思维转换，构建与现实情境、新型研究范式相匹配的中国特色舆论学理论研究体系。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的研究体系
1. 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舆论观
马恩十分重视对舆论的研究与论述，在他们的著作中，舆论概念出现了300多次，[12]主要从社会发展的视角，论述了舆论的本质与特征、舆论的主要载体和舆论的巨大作用，强调舆论具备一定的阶级性和不稳定性，其表达与政治意识发展密切相关，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舆论观，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的指导思想。
2. 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的八要素
传统舆论学研究一直有“三要素说”“五要素说”“七要素说”，在互联网传播时代，舆论传播依赖的环境越来越复杂，涉及的要素越来越多，概括起来有以下八个要素。
(1)舆论的主体。 传统舆论学认为，舆论的主体必须是公众，社会组织和网络水军等均不属于舆论的主体。 而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体系下，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作为政府一方的党的声音和与之相对的民众的声音在本质上也应当是统一的，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舆论主体的范围;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舆论主体进一步复杂化，在这样的环境下，舆论的主体逐渐成为“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各类社会主体”。 [13]习近平同志的网络舆论观中提到，与传统时代相比，网络空间中的舆论主体出现了多元主体与主流媒体争夺话语权的局面，[14]舆论成为一种人民、媒体、政治运作之间的互动过程。 [15]对网民中的特定群体、意见领袖、网络搬运工、网络水军、社交机器人等的研究均属于舆论主体的研究范畴。
(2)舆论的客体。 传统舆论学中的舆论客体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件、人物或社会问题，它们容易成为公众谈论的对象，形成一定范围内的意见气候。 随着网络社区的崛起，隐性的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可能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再加上一些小范围内的亚文化也有可能成为舆论焦点，因此，舆论客体可以是人、事，也可以是价值、观念、制度、规范、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舆论客体的外延得到进一步扩展，变得越来越隐形化和多样化。 对热点事件、知名人物、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和亚文化等的研究均属于舆论客体的研究范畴。
(3)舆论的本体。 舆论本体是一种意见信息，在外显形式上，传统舆论学主要指话语言说或问卷中的答案数字。 随着民众将话语表达转移到网络空间，舆论本体越来越多元化，可以是一段文字，也可以是一段音视频，在社群中更可能是一段对话甚至是点赞、转发等行为，因此，舆论本体的外延不断延展、泛化，甚至会以网络谣言、流行语和表情包等流行风尚出现。 对舆论的形态、舆论文本、网络谣言、网络流行语、网络表情包等的研究均属于舆论本体的研究范畴。
(4)舆论的数量。 舆论的数量是舆论在多大范围内的一致性，是衡量舆论规模最直观的指标，传统舆论学根据运筹学计算结果，即黄金分割比例的0. 618，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有38. 2%(三分之一多)的人持某种意见，但尚不能影响全局，即为舆论，若61. 8%的人持某种意见，则这种意见将成为主导性舆论，即上升为民意。 [16]但这种划分不具有实际意义，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 89亿，理论上讲，每个网络事件需要约3. 3亿的网民讨论才能生成舆论，这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舆论的数量可通过参与讨论的主体的绝对数值进行纵向或横向比较来衡量，是否达到了总体的三分之一的意义不大，只要网民感觉到一致的意见气候特征及观点聚集，就已经形成了舆论。
(5)舆论的强度。 传统舆论学认为舆论强度有两种方式：一是行为舆论，强度大; 二是言语表情和内在态度，其强度需要通过舆论调查来测量。 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舆论强度可以通过舆论的声量来表示，即参与相关事件转发、评论等公众数量来衡量，这是一级强度的舆论; 在虚拟空间形成了一定的集体行动或流行风尚，这是二级强度的舆论; 线上与线下空间进行勾连，并进行互动甚至共振，线上虚拟空间延展到线下空间行为，则是三级强度的舆论。 舆论的强度对社会运动、社会动员及群体极化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6)舆论的周期。 传统舆论学对舆论周期的关注不多，主要是因为报纸电视时代，信息的流动速度较慢，舆论的形成和扩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互联网时代来临，意见信息流动和迭代速度不断加快，舆论存活短则几小时，长则多年，如周正龙拍老虎。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研究表明，近年来舆论存活周期不断变短，从原来的两周缩短到一周以内。 这一方面与舆情事件频发有关，也与后真相时代的“社交茧房”有一定的关系。
(7)舆论的反馈。 舆论作为一种意见信息，自然也会对舆论客体产生影响，传统舆论学认为反馈是舆论存在的综合表现，能够以自在的方式直接地或间接地、明显地或隐蔽地影响着舆论客体。 互联网时代，网上的众声喧哗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形成民意啸聚，舆论当事方会在短时间内面临极大的社会压力，更容易做出道歉和对事件进行处理等行为，舆论的反馈更加迅速和有效，因此研究舆情事件发生后的涉事主体行为也是中国特色舆论学研究的重点，如情况通报如何写、舆情举措如何展开等，“解惑”重要还是“解气”重要，[17]这些都属于中国特色舆论学的反馈研究。
(8)舆论的质量。 传统舆论学认为，舆论的质量是舆论所表现的价值观、具体观念及情绪的理智程度，但舆论是一种群体意见的自然形态，带有较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文化和道德的传统对其影响巨大，各种偶然的外界因素也会经常不断引起它的波动，这种自然形态决定了舆论总体上是一种理智与非理智的混合体。 舆论本身是一种意见信息，与表达主体的固有价值观和伦理观紧密相关，因此在互联网时代舆论的质量大多数都是非理性和应激性的，对网络表达中的“杠精”“键盘侠”“民族主义”“网络民粹”等的研究均属于舆论的质量研究范畴。
3. 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的四个层次：信息—情绪—关系—行为
传统舆论学主要将舆论视作一种意见信息，但互联网时代来临，舆论不再是简单的信息流动，其背后具有更加复杂的动因。
(1)舆论的基本表征是意见信息的流动。 舆论作为一种意见信息，首先符合信息传播的基本规律，因此舆论学是新闻传播学的重要分支，舆论引导与舆论管理也主要是从信息流动的角度提出对策，传统舆论学研究也是在意见信息流动基本研究假设基础上提出的，但意见信息流动只是舆论的基本表征。
(2)舆论的底层动因是情绪宣泄和情感传导。 民众对信息的消费大抵经历了量—质—情三个阶段，在信息匮乏阶段，无论生产出来什么样的信息都有人阅读和观看; 在信息丰足阶段，民众获取信息的成本下降，民众会选择内容质量高的信息来阅读; 随着后真相时代来临，目前处在第三个阶段，即民众追求的不是信息的渠道多权威、内容质量多优质，而是关注是否能满足个人情感需求，舆论表达变成追求真相过程中的情感宣泄、价值认同和社群归属，如果依然只是对信息本身进行研究，会忽略背后的情感，很容易隔靴搔痒，因此情感和情绪是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的重要研究层次。
(3)舆论的传播结构是社会关系网。 随着社交平台的崛起，人们越来越依靠社会关系网来获取信息，意见不再依靠传统媒体进行传递，而逐步向社群传播转移。 意见表面上是一种无序传播状态，但其背后则依赖关系网进行传播，因此研究虚拟关系网即可抓取舆论传播的底层架构。
(4)舆论的最高呈现形式是群体极化和社会行动。 前三个层次都是舆论的初始阶段，社会关系网中，在情感的动力机制下，社群成员很容易群体极化，进而产生线上线下行为的勾连和动员，最终从线上空间转移到线下社会。 虽然第四层次并不是每个舆论都会存在，但虚拟社群中的群体极化是常见的，基于此，这是舆论发展的最高层次，但不是必要层次。
4. 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的价值转向：国家治理与全球数字领导力
舆论学从产生起就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是在新媒介环境和国内外舆论场融通的背景下提出的新研究体系，因此在价值导向上也存在转向的问题。
(1)从舆论引导到舆论生态治理与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 传统媒体环境下，意见流动的速度和规模有限，对舆论的干预主要基于舆论引导的诉求而展开，舆论引导虽是个政治价值诉求，目的是塑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改变意见相左的意见气候，但价值指向相对比较单一和低层次化。 互联网时代舆论传播速度增强，涉及的主体很多，舆论引导处于很难回答被引导的客体是谁、在哪儿的窘境，社会各阶层参与的舆论表达话语场已成为一种舆论生态，不同的主体扮演不同角色，拥有不同的舆论生态位，从单一层次的舆论引导转向构建健康的舆论生态，从宣传部门一家为主转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既要尊重多元意见主体的表达权，又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最广泛的意见公约数，在当前网络社群裂变和价值观多元的背景下，塑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意见气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的第一个价值转向。
(2)从主流媒体建设到现代传播体系建设，马恩基于其生活的媒介环境提出了“报刊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这一形象比喻，[18]生动说明了报刊对于舆论传播的重要社会职能——强大舆论动员和社会整合作用。 但随着多元传播主体的加入，主流媒体的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从原来民众与事实之间的唯一传者转变为事实传递的二传手，主流媒体在强化其破圈传播能力、传递主流价值观的同时，需要强化现代传播体系建设，即将不同传播主体的角色进行职能界定，通过体制机制建设，让不同传播主体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进行社会沟通和公共传播，因此，构建适合新时代的现代传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的第二个价值转向。
(3)从国家治理到国际话语权重构与全球数字领导力构建。 以往的舆论引导面临的是并不复杂的国内舆论场，基于公权力的合法性，舆论引导是有效和有力的，但随着中国逐步在国际舆论场从幕后走向前台，新时代舆论的治理已成为中国特色舆论学的一个价值面向，从以内为主到内外兼顾，尤其需要在国际舆论场重构中国话语表达体系，构建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全球数字领导力，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的第三个价值转向。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把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的研究体系概括为“房屋理论”，地基是马克思主义舆论观，是指导思想、灵魂、底色; 舆论八要素和舆论研究四层次则是房子的“四梁八柱”; 房顶是国家治理与全球数字领导力构建。
因此，称之为“中国特色”，一是强调舆论具有强烈的价值观导向，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的底色; 二是以中国目前的舆论现实为背景，以当下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为逻辑起点，是在舆论生态和国际舆论场发生重大变革时提出的新型舆论学研究体系。
结语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刻的利益调整和社会转型期，急剧变动时期是各类新的研究命题不断被提出的丰厚土壤，正如20世纪20年代美国形成了长达七年之久的“柯立芝繁荣期”，在这种剧烈的社会变化冲击下，原有的道德规范被迅速瓦解，人们的内在精神状态无形中开始失衡，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舆论，在那场转型中表现出对传统道德规范深层次、全方位的挑战，对美国社会影响深远，直接促使了美国现代生活方式的形成，出现了李普曼的《公众舆论》(1922年)、伯内斯的《舆论的结晶》(1923年)。 当下中国社会也处于一种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期，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舆论学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的构建与研究正当其时。
新闻论文范例： 论新媒体时代电视新闻编辑的创新路径
另外，中国特色舆论学不仅仅是一个简单概念，而且是一个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底蕴的大命题。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是时代交给新闻传播学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舆论学建设须突破对西方舆论学理论范式的模仿，努力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舆论学新体系，致力于开创舆论学建设的新局面。 因此，可以考虑将舆论学从新闻学中独立出来，与新闻学、传播学并列成为二级学科，构成新闻传播学科的“三驾马车”，即新闻学解决的是新闻的专业化生产、传播学解决的是沟通与互动、舆论学则解决的是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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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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