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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玉簪记》中的西厢之影

所属分类:文史论文 阅读次 时间:2021-09-23 10:46

本文摘要:【摘 要】《玉簪记》既在叙事空间、情节设计上对《西厢记》多有追仿,也在主题精神层面与其一脉相承。 从叙事空间上看,两部剧作都成功跳脱出才子佳人模式固有的叙事空间的限制,另以寺庙、道观等禁地作为男女主人公爱情萌生、发展的大环境,具有典型性和强

  【摘 要】《玉簪记》既在叙事空间、情节设计上对《西厢记》多有追仿,也在主题精神层面与其一脉相承‍‌‍‍‌‍‌‍‍‍‌‍‍‌‍‍‍‌‍‍‌‍‍‍‌‍‍‍‍‌‍‌‍‌‍‌‍‍‌‍‍‍‍‍‍‍‍‍‌‍‍‌‍‍‌‍‌‍‌‍。 从叙事空间上看,两部剧作都成功跳脱出才子佳人模式固有的叙事空间的限制,另以寺庙、道观等禁地作为男女主人公爱情萌生、发展的大环境,具有典型性和强烈的戏剧性‍‌‍‍‌‍‌‍‍‍‌‍‍‌‍‍‍‌‍‍‌‍‍‍‌‍‍‍‍‌‍‌‍‌‍‌‍‍‌‍‍‍‍‍‍‍‍‍‌‍‍‌‍‍‌‍‌‍‌‍。 从情节设计上看,两部作品都是以“一见钟情——琴诗通意——母辈阻隔——赴试送别——高中团圆”为恋爱范型的发展模式‍‌‍‍‌‍‌‍‍‍‌‍‍‌‍‍‍‌‍‍‌‍‍‍‌‍‍‍‍‌‍‌‍‌‍‌‍‍‌‍‍‍‍‍‍‍‍‍‌‍‍‌‍‍‌‍‌‍‌‍。 从主题精神来看,两者具有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个体自我解放的鲜明意义,而《玉簪记》进一步表现出宗教禁锢与世俗生活之间难以调和的尖锐矛盾,彰显了反对宗教禁欲主义的深刻思想。

  【关键词】《玉簪记》; 西厢行径; 承继; 叙事空间; 情节设计

戏曲文化

  《西厢记》在问世之初便引起强烈反响,其曲折的故事情节、鲜活的人物形象、不拘一格的体制、典雅清丽的文辞[1]受到世人广泛的关注与喜爱。 后世对《西厢记》的改编与借鉴之作甚多,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的《玉簪记》[2]便是其中一部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经典剧作。 在《玉簪记》中,潘必正与陈妙常借琴音互通心曲,曾言“他独自理瑶琴,我独立苍苔冷,分明是西厢行径! ”此语既是作者高濂对于《西厢记》这一中国古典戏剧巅峰之作的致敬,同时也暗示了两部著名的爱情经典剧作所蕴涵的某种关联意义与相通之处。 本文通过叙事空间、情节设计与主题精神三个层面的比照,窥探出《玉簪记》蕴涵的西厢之影。

  一、叙事空间

  在中国历代的经典爱情剧中,以香闺绣阁、庭院后园、芸窗书斋为代表的活动场所是主要叙事空间的典型。 一方面,这些特殊地带模糊了性别界限,为才子佳人戏剧性的邂逅相识、互传心曲提供现实因素的支撑。 另一方面,具有私性特质的空间满足了男性窥觑的视觉快感,为塑造传统女性形象而营造的叙事地带加强了规约现实女性的心理暗示。

  然而,《西厢记》与《玉簪记》成功跳脱出固有叙事空间的桎梏,以寺庙道观等禁地作为男女情爱萌生、发展乃至突破常法的环境。 对空间规训的挑衅与超越,是当时社会现实女性自我解放的缩影。 它拓宽了经典爱情剧叙事空间的范畴,为中国古代两性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西厢记》的普救寺,是张君瑞与崔莺莺一见钟情的爱情发生地。 寺院作为僧众修行之地,是庄重神圣、清净无欲的象征。 但在现实环境中,部分僧侣的六根并未完全清净。 在《西厢记》的第一本第五折中,众僧在崔相国的法会上见到崔莺莺惊为天人的美貌,流露出凡夫俗子的情态,“大师年纪老,法座上也凝眺; 举名的班首真呆僗,觑着法聪头作金磐敲。 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 此外,寺院自身的开放性与公共性,为才子佳人的相见相惜提供了可能性。 张生在赴京赶考的路上到普救寺游玩散心,崔莺莺则在亡父扶柩回乡的途中暂住于普救寺,两人命运的时间线在此交叠,爱情就此发生; 在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又在普救寺吟诗、奏曲,感情得以逐渐升温; 到后来,莺莺甚至潜入西厢,在清净之地行闺房之事。

  在《西厢记》的基础上,《玉簪记》空间环境的选择与刻画上更加自如、大胆,不掩道家仙姑的情思物欲,勾勒出具浓厚宗教色彩的清规戒律下的世情图景。 陈妙常作为女贞观的一名道姑,同样拥有世俗女子孤寂难耐、恐红颜逝去的伤春之情,毫无世人印象中该有的洗尽铅华、褪尽俗尘之风。 在外来之客进入观中时,她“秋波偷转屏后边”,心怀好奇与期待,宛若市井里的一位普通女子。 更有凡心未禁的王尼姑为陈妙常做媒,“只少四个丈夫,同赏新簧池阁”“夫妻之情,谁人不爱。 享荣华富贵,强似在此清贫苦楚”。 可见,《玉簪记》的世俗色彩更为强烈,彰显人性本色的真实与自然,具有反对宗教禁欲主义的深刻意义。

  二、情节设计

  《西厢记》的主要情节为惊艳、酬韵、琴心、赖简、酬简、拷艳、哭宴、捷报、团圆; 《玉簪记》的则为幽情、琴挑、耽思、词媾、姑阻、促试、追别、擢第、合庆。 两者的情节设计极为相似,皆可囊括为“一见钟情——琴诗通意——母辈阻隔——赴试送别——高中团圆”的爱情模式。

  在男女初次邂逅之时,《西厢记》与《玉簪记》采取的都是一见钟情、互生情愫的模式。 张君瑞在普救寺里与崔莺莺初遇,便“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 正是因为莺莺“临去秋波那一转”,让张生茶饭不思、坠入情网。 陈妙常在第一次见到潘必正的时候,就心生好感。 作为女方,她极其主动地邀请潘郎到她的住所饮茶。 同样,潘生也对陈妙常倾心不已,初见便试探道“那消息有谁曾问”。 不过,《玉簪记》的“情”不只是才子佳人的一见钟情,其蕴涵的内容与意义更为广阔深刻。 这里的“情”,既包括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也包括男女双方在平等性别的视野下同样强烈的自然欲望。

  其次,在男女暗通情愫之际,两部作品都是以琴与诗为媒介传情寄意、拉近距离。 在《西厢记》中,张生“张弦代语兮,欲诉衷肠”,而莺莺在听到婉转凄切、如泣如诉的《凤求凰》时,又联想到“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不觉泪下。 两人以琴传情、隔墙酬诗,感情逐渐升温。 此外,张生附诗托红娘转交给莺莺,“相思恨转添,谩把瑶琴弄。 乐事又逢春,芳心尔亦动。 ”此诗袒露了张生深切的相思之情,同时挑动莺莺坠入爱河、莫负韶华的心弦。 而后莺莺赖简,此诗看似成为这段感情终结的罪魁祸首。 然而,它导致张生大病一场,间接使得莺莺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莺莺托红娘传信、吐露心意,“仰酬厚德难从礼,谨奉新诗可当媒。 寄语高唐休咏赋,今宵端的雨云来”,诗这一重要媒介又一次发挥作用。 至此,两人的爱情迎来了最炽烈的高峰,得行夫妻之礼。 在《玉簪记》中,琴和诗同样是促使两人坠入爱河的媒介。 在琴挑之际,两人互展琴艺,以琴探情‍‌‍‍‌‍‌‍‍‍‌‍‍‌‍‍‍‌‍‍‌‍‍‍‌‍‍‍‍‌‍‌‍‌‍‌‍‍‌‍‍‍‍‍‍‍‍‍‌‍‍‌‍‍‌‍‌‍‌‍。 潘必正抚《雉朝飞》一曲,暗示自己尚未娶妻; 陈妙常则抚《广寒游》,道出长夜寂寥、内心孤苦的无奈。 陈妙常虽然羞于表露,但在抚琴、听琴的过程里,两人早已互通情愫。 而后,妙常写诗吐露心事、疏泄情欲,“一念静中思动,遍身欲火难禁。 强将津液咽凡心。 争奈凡心转盛。 ”就在她打瞌睡的时候,潘必正见“她袖底下压著一幅纸笺儿,想是她自己做的诗稿”,得以窥探出她的心事,这段违背世俗情理的关系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其三,《玉簪记》与《西厢记》都是在男女主人公爱情之路遇到封建家长的阻拦时达到高潮。 男方以赴考为挽救爱情的妙计,女方则前去送别、泪如雨下。 总之,无论是妙常与必正,还是莺莺与张生,他们的爱情必然与仕途紧密联系。 长亭送别里,王实甫对崔莺莺心理活动的深刻剖析与张生饱受离愁煎熬的真实描摹烘托出重压下不能自持的情感,营造出境界深远、余韵无穷的气氛。 在“追别”这一出中,妙常为了在潘郎进京赴试前见到最后一面,不顾一切地在秋江追赶。 其颤动着的爱情旋律感人至深、悲凉况味中蕴含的无限情思催人泪下。 最后,两位男主人公科举顺利,扫清了先前恋爱的阻力,都以大团圆的喜剧结局收束。

  三、主题精神

  无论是崔莺莺还是陈妙常,二人的爱情观与精神世界都是超越功利、逾越世俗的。 崔莺莺在结识张生之初,张生还是一个准备赴京科考、尚未中举的普通书生。 在门当户对的观念极其盛行的年代,出身高门的相国之女不可能愿意嫁给一个一贫如洗、无所作为的穷书生。 但是在莺莺眼里,她所爱的男子极富才华、体贴备至,这便已足够。 因此,在张生还未取得世俗功名之时,莺莺便把全身心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自己的至爱。 后来,在崔母棒打鸳鸯的情境下,张生只能赴京科举。 而莺莺却说“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来”,可见她对于张生的爱丝毫没有掺杂利害的考虑,而是相互倾慕的产物; “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道出了莺莺所追求的爱情是纯美专一、长长久久的,无关封建世家大族的利益。

  《玉簪记》中,陈妙常在与潘必正喜结连理之前,也遇到过许多诱惑与考验。 这一颗在道观中寂寞的无处安放的心,并非遇到一个男子便可随意托付。 长沙太守张于湖在赴任的途中路过女贞观,在遇到妙常时感叹“好一位仙姑”,并“以词调之”。 然而,凡心跃动的妙常仍旧遵守清规、不予理睬。 在遇到四处猎艳的王公子时,她依旧不为所动。 但在遇到科举落第、伤心失落的必正后,她丝毫不顾其潦倒的境况,而与这位失意士子投入爱河。 妙常拒绝了象征着权力与财富的张、王二人,却与失意潦倒的潘必正相爱,这反映出她所追求的爱情超越世俗的权钱与理教,而归于至美至纯。 由此可见,莺莺与妙常的爱情观超越了世俗的利益与禁锢,两人所追求的都是纯粹的真爱。

  与此同时,莺莺与妙常都是冲破封建礼教道法的禁锢、追求自由恋爱与自我解放的勇敢者。 随着新生的价值观念、道德思想与习气风尚不断对旧有的社会秩序进行冲击,先前所构建出的价值观念逐渐减弱了感召与训诫的教化功能,世人更有勇气追求个性的解放、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 崔莺莺在结识张生之前,已经与郑尚书的长子郑恒定下了婚约。 这是每一位出身名门望族的女子的宿命,她们没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只能被迫沦为家族政治联姻的牺牲品。 然而,在遇到自己的意中人时,一位多年如一日恪守礼法的大家闺秀竟有着巨大的勇气冲破家族划定的牢圈,甚至将自己的身体与心灵无所保留地托付给一位“体制之外”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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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妙常在崔莺莺这一形象的基础上,显得更为大胆。 她不同于普通世俗的女子,而是身兼双重身份的道姑。 她虽然有着自然的欲望与情感,但都碍于宗教禁欲主义的枷锁无从释放。 因此,在面对撩动心弦的潘必正时,她需要更大的勇气与决心追求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 这份爱情,超越了世俗眼光、超越了封建礼法、超越了宗教信条。 总之,敢于追求自由恋爱的莺莺与妙常,都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代表,是那个时代难能可贵的自觉者与清醒者。 在与宗教、礼教抗争的过程中,她们冲破了森严戒律与封建思想的束缚,大胆炽烈地追求自主的恋爱与自我的解放,实现了美好的爱情理想。

  参考文献:

  [1]李娟.元明戏曲转换下的南北〈西厢记〉比较研究[D].青岛:青岛大学,2019.

  [2]刘娟.高濂〈玉簪记〉研究[D].延吉:延边大学,2019.

  [3]张蕾.琴月诗——传统沟通媒介在〈西厢记〉中的应用[J].语文学刊,2007,(S2):5-8.

  作者:韩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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