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内容摘要：女性意识是丁玲历时半个世纪文学创作的母题。 从五四时期审视女性对身体的合理欲望到以解放为号召的革命时代下女性对革命的贡献，丁玲对女性生存问题的关注在逐渐加深。 在历经向左转中丁玲完成了对自我的改造，文学创作也形成了两套书写体系。 创作于截然不
内容摘要：女性意识是丁玲历时半个世纪文学创作的母题。 从五四时期审视女性对身体的合理欲望到以解放为号召的革命时代下女性对革命的贡献，丁玲对女性生存问题的关注在逐渐加深。 在历经“向左转”中丁玲完成了对自我的改造，文学创作也形成了两套书写体系。 创作于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我在霞村的时候》，文本都深具女性意识，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深入解读，旨在对丁玲及其作品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女性意识 丁玲 莎菲 贞贞
作为横跨现代和当代两个时期的作家，丁玲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层面相。 丁玲于1928年发表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五四思潮已然过去近十年，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身心的解放仍旧在丁玲的笔下展现出来。 直到丁玲1936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后，《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对女性解放问题在基于大量生活经验之上的更加全面和深刻的书写。 于丁玲而言，其文学创作指归始终是探讨女性的生存处境和解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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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莎菲：女性意识的觉醒
以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为主旨的五四话语深深影响着现代知识分子，召唤和规训着他们为“为人生”的文学努力图之，从早期的文学研究会始，到后来的丁玲使然。 丁玲自1927年发表短篇小说《梦珂》开始就对当下时代社会中女性的生存问题投注思考。 源于丁玲幼时的成长经历，以及她在求学过程中的见闻和对西方先进思想的接收，种种因素促使她敢于为女性声张和呐喊。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对现代都市语境中女性个体的生存境遇进行自觉地主体性思考，文本呈现出丁玲对女性身体的多重观照，更是丁玲在后五四时代启蒙话语下使女性意识在“莎菲”式的现代知识女性身上觉醒。
莎菲是一个典型的思想心理深受新思潮洗礼但又身困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环境下的女性。 小说伊始，进入读者视野的是莎菲孤寂、无聊等个人情绪化的状态，还有她对来自苇弟关爱的不屑，缘于莎菲认为苇弟无法从内心深处懂她，故而莎菲从始至终不回应和拒绝苇弟的爱意。 丁玲笔下的莎菲已然具备现代女性对爱情和恋爱对象的应有想望，而不再是传统文学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家长专制式的两性结合方式。 甚者，凌吉士的出现唤起了莎菲身体里对异性本能欲望的狂热。 莎菲仔细观赏着凌吉士“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 ”[1]6这是自五四启蒙思潮深入人(尤其女性)心后，女性敢于在“众目睽睽”之下越过道德伦理的约束来观看一个男性的身体外在之美，是传统文学中女子见到男子退避三舍的极大对照，在莎菲身上呈现出女性意识的觉醒。 莎菲与凌吉士的多次交往中，她读懂了凌吉士貌美的外表下掩饰着一个空虚、卑劣的灵魂。 凌吉士空有一个丰仪的皮囊而没有一个理想的骨相，二者的矛盾冲突使莎菲产生焦虑，她对凌吉士“投怀送抱”的迟疑以致采取抵制。
莎菲作为五四时期都市新女性的代言人，其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她敢于直面女性身体中应有的本能欲望和肯定女性爱慕男性肉体的合理性。 丁玲在《恋爱与文艺创作》文章中言：“如果我们的主人公除了爱慕一个美男美女外，对社会、对人生都一无所思，他(或她)所爱的，只是一个表面上的美丽诱人的异性而已。 ”[2]139文本叙述结束之际，莎菲独身南下，她已然用崇高的“灵”战胜了低级欲望的“肉”。 在现代都市语境下，女性的身体更多在异性视角下被物化抑或欲望化，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女性达到自我解放的第一步，亦是女性建构主体自觉性的开始。
二.贞贞：女性意识的继续高扬
完成于1940年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奔赴延安后书写革命时期乡村农民的代表作。 剥掉文本表面呈现出来的道德和政治等复杂错综的问题，实则其深具女性主义意识。 丁玲近乎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其文学主题始终以女性意识为指向，关注和思考着女性的生存困境，在面对性别差异和实现自我价值等问题时两性的差别对待。
文本开端，陪同“我”前去霞村的阿桂，“我”从她的口中得知霞村很热闹。 但到达此地后，“我”眼中的霞村是一片萧瑟之象。 由此，在文本开端的叙述中，“我”眼中的霞村和阿桂口中的霞村形成了一个现实偏差。 今萧瑟昔热闹的强烈反差让“我”心中疑惑难解，加之阿桂和刘二妈她们的神秘行为，促使“我”更想要了解其口中之事。 丁玲设置这样一个开端，使文本在初始就产生叙述裂痕，成为推动“我”从屋外走到村子底下的最大动因。 “我”从杂货铺夫妇二人口中听闻了萦绕心头的“贞贞事件”，在伦常礼教规训下的乡村社会，贞贞无疑是被人人唾弃的对象。 在村人口中恶语相向下的贞贞让“我”心有垒快，贞贞来到“我”的住所，“她用满有兴致的眼光环绕地探视着。 是那么坦白，没有尘垢。 ”[1]99贞贞向“我”讲述了她的事情，当说到因为自己情报送达的及时致使鬼子损失惨重时内心抑制不住的喜悦。 但女性身体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语境下，“一方面被视为孕育生命的神圣处所，一方面却被视为藏污纳秽的不洁表征。 ”[3]174成为霞村村民始终无法理解和认同贞贞“不贞”行为的原因。 为给组织传递情报选择委“身”敌军的贞贞，其身体圣洁的一面早已不复存在，这种孕育生命的神圣使命于她而言在村人眼里已然成为一种奢望，遭受来自村里邻居对她的声讨和审判，父母对村人口中恶语的沉默和无力还击以及来自父母眼中的轻视。 但贞贞完全不受流言和蜚语的影响，一心只为革命工作甚至在身体病情加重的时刻心中仍不忘革命事业，乃至最后的理想归宿之地也是革命圣地延安。
丁玲笔下的霞村是作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所在，也是“我”选择到这里来修养身体的关键原因。 “我”作为文本的非戏剧化的叙述者，从进入霞村开始以“我”的视角使读者获知发生在霞村的一切人和事，然而，进入“我”眼中的霞村的人和事全然没有革命之地该有的样子，更多是作为鲁迅笔下阿Q生活的未庄的再现，麻木和闭塞充斥着霞村村民的思想观念中。 在1940年代的革命根据地盛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观念在霞村已然失去了它的社会成长土壤，“男主外，女主内”依然是霞村大多数村民奉行的伦理法则。 在以解放为号召的政权下，女性的社会处境达到怎样的程度才算解放? 这是丁玲在革命年代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对女性生存问题的再次探索和深度思考。
三.从“莎菲”到“贞贞”丁玲的自我改造
启蒙和革命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种话语体系。 初步文坛的丁玲，热衷于五四激进思潮，个人主义意识在文学创作中凸显。 “大革命”的失败，启蒙与革命成为大多数现代知识分子都会面临的时代选题，丁玲选择拥抱革命。 直至丁玲到达延安后，于1940年代初刻画的女性人物贞贞，革命工作成为拯救和净化她的灵魂的唯一途径。 从莎菲到贞贞，革命是丁玲走出自我困境以及成功改造自我的关键因子。
丁玲的文学生涯于1927年始，《梦珂》是其处女作就已萌生出女性意识，《莎菲女士的日记》表现出后五四时代女性敢于追求恋爱自由，足见丁玲已然开始关注女性高于生存需要之外的爱的需要。 从莎菲放弃凌吉士独身南下，是莎菲“灵”战胜“肉”的指归，转而到《韦护》中的“革命恋情”和“革命重于恋爱”的叙述安排，李扬认为“再现在文学江湖失踪多年的‘革命决定了恋爱’以及‘革命产生了恋爱’。 ”[4]从丁玲自身的恋爱经验来看，胡也频、冯雪峰与她除过恋人关系，更可以说，是丁玲走向革命的同路人和引路人。 丁玲创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正值“大革命”失败数月，丁玲的绝望和虚空转嫁到莎菲身上就呈现出分裂的矛盾人格，莎菲仍旧放弃欲望的“肉”选择崇高的“灵”，这与丁玲在文本创作中要凸显出莎菲作为现代新女性身上觉醒的女性意识，更是丁玲自身对革命的怀念。 但是，莎菲身上流露出的个人主义意识也是丁玲早期自身的一种局限。
丁玲于1936年通过鲁迅等友人的相助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几番辗转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后来毛泽东赠予她一首题为《临江仙》的词，其中一句是“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小姐”莎菲式的个人主义在面对革命大业的浪潮时，已然冲刷殆尽，只有为革命事业奋力攀登的“武将军”贞贞才是革命道路上志同道合的同志。 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贞贞最后放弃爱人夏大宝并且决定离家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到了贞贞这里，在寻找一种新的归属。 而这一进程，正合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大趋势。 ”[5]莎菲的个人主义意识转而到贞贞的集体主义意识，是丁玲从“莎菲”到“贞贞”自我改造的成功表现。 《在医院中》里丁玲在陆萍身上安排“弃文从医”的故事，从鲁迅自身的“弃医从文”再到丁玲笔下人物的“弃文从医”，人生选择不同的背后因素都指向时代社会的重大差异，也充分体现出丁玲在“向左转”后自我改造的成功。 延安时期的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作品在革命话语主导的状况下依然继续关注女性的生存境况。
丁玲从理智与情感的自我分裂的世界里走出来，转向书写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士。 但细读丁玲的作品仍然可以看出，“丁玲的‘向左转’并不表明五四时期的表达方式的消失，丁玲形成了两套书写方法和语词系统。 ”[6]所以，话语体系的转变并未改变丁玲为女性生存的有力发声，甚至在十七年文学时期依旧塑造了黑妮这个女性人物。 女性意识这一文学母题在丁玲的作品中可以说是从始至终都存在着。
参考文献
[1]丁玲.丁玲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
[2]张炯,蒋祖林,王中忱.丁玲全集 第8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3]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 历史·小说·叙事[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
[4]李杨.“革命”与“有情”——丁玲再解读[J].文学评论,2017(1):195-206.
[5]邵宁宁.古典忠贞观的现代变奏——以《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中心[J].文学评论，2004(6)：132-137.
[6]贺桂梅.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2):194-210.
(作者：刘师师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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