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随着现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趋势愈加显著，屏幕作为元媒介的属性与功用日益凸显，在现代化社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区公共屏幕以社区为辐射范围，以电视大屏为呈现形式，依托互联网技术，面向社区居民传播信息、提供智慧服务。社区大屏的发展，丰富了
摘要：随着现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趋势愈加显著，屏幕作为元媒介的属性与功用日益凸显，在现代化社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区公共屏幕以社区为辐射范围，以电视大屏为呈现形式，依托互联网技术，面向社区居民传播信息、提供智慧服务。社区大屏的发展，丰富了居民收看影像的场景，通过仪式构建培养了居民的集体记忆，激发了居民的身份认同、自主参与，拓宽了社区生活空间，强化了现代精神文明建设。
关键词：社区公共屏幕;元媒介;社区文化
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今天的社区建设是城市化进程的延续，既是城市发展的延续，又是公民现代化的延续。”在中国社区的建设过程中，社区居民的关系发生了改变，进而对社区公共空间、社区文化产生了新的需求。如果说都市社区是中国城市化与公民现代化的不绝延续，那么社区大屏可谓是滔滔涧水中的冲要渡口。
一、公共屏幕的影像记忆
我国著名新闻学者郭镇之在 《中外广播电视史》一书中对中国电视事业诞生之初的景象作了妙趣横生的描绘。她将早期的电视观众定性为“幸运的、大城市的少数居民”，而早期的电视收看行为在其笔下更是“偶一光顾”的“奢侈享受”。
同露天电影一样，中国电视诞生之初就具备集体收看的传统。根据郭镇之的记载，“大多数观众则是在集体场所买票观看的，他们主要是奔‘正片’而来，观赏压轴的故事影片和戏剧转播。”等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机作为奢侈品在市场流通。此时，电视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私人身份的象征，这也同时增强了电视的集体收看特征。一台黑白电视机，几条板凳，十几户街坊邻居围坐，就构成了几代人收看电视的最初图像。
至此，无论是上海石库门，还是北京四合院，电视机虽为私人所有，不具备完全的公共性，但却在都市社区中初步形成了以街道为辐射范围的集体收看特征。到了21 世纪，电视机作为日常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长期占领客厅、卧室等私人空间，收看电视似乎成了私人行为。进入互联网时代，屏幕媒介具备更便携、更私密、更发达的特性。然而，一人一屏甚至一人多屏的使用习惯也拉开了人们的物理收看距离。有形的屏幕在人与人之间树立起一道无形的墙。
一种失落感在现代居民的单向收看过程中产生。在互联互通互融的今天，集体收看的期待不再局限于一台电视机的方寸之间。人们将目光投向更包容汇通的现代屏幕。屏幕媒介作为现代传播的重要元素，经历了从电影银幕到电视荧屏、从电脑屏幕到手机屏幕的演变。可以说，人类的日常生活形态与屏幕正在发生深度融合。
一方面，数字技术加速了媒介间异质性的消亡进程，带来了所有媒介形式的融合;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市公共屏幕理论逐渐兴起。在过往的理论研究中，公共屏幕按照用途被划分为“作为环境的公共屏幕”与“作为事件的公共屏集体屏幕”两类。“前者是指相对长期使用的屏幕，如零售和休闲场所、公共机构、交通枢纽的移动电视、LCD、LED、投影等大屏幕;后者是指因某事件短期使用的屏幕，如奥运会、世博会、春晚舞台、各式展览等大屏幕。”①屏幕日益构成人类社会的一种嵌入式存在，人们时刻处于屏幕的裹挟之中，屏幕与人类须臾不可分离。
由于公共屏幕具有长期被广告占据的突出特征，当前我国学者对公共屏幕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如车站、地铁、商业建筑等更具人流量与商业价值的城市公共空间屏幕上。而作为都市公共屏幕的一支，社区公共屏幕的人流量相对较小，其商业价值并不突出，长期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尴尬境地。都市社区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而逐步建立的，不同于农村社区亲缘聚集为核心的群集方式，社区居民之间“异质化”“流动性”②倾向突出。居民对社区缺少认同感、归属感，居民之间的松散联系已成为都市社区建设的难点。此外，当前中国都市社区的建筑密度高、公共空间少，公共屏幕的合理规划亟须被重视。
二、社区生活的观看场景埃尔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的场景理论指出，人们的社会交往行为实质上遵循了一种“表演”的范式，人们根据所处的不同社会场景，选择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展现出不同的人格特征。借助戏剧中的相关概念，可将人们在不同场景下的行为范式类比划分为“前区”行为与“后区”行为。
显然，传统以家庭为单位收看电视的行为更倾向于一种后区行为，人们在客厅、卧室以自由的状态和随意的心情收看电视节目。在市区的中心广场、交通枢纽的公共屏幕之前，观众彼此之间互不相识，偶然相遇，这样的集体收看行为是一个更前区的范畴。而社区大屏作为一个特殊的连结点，将居民以社区为单位进行聚集，拓宽了电视的收看空间与方式。
在社区广场收看重大事件的直播，使得电视观看行为从私密的后台走向了一个有限定范围的前台。约书亚·梅罗维茨 (Joshua Meyrowitz)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戈夫曼的场景理论，他认为人们的行为模式并非简单的前区与后区的对立，更多的是一种前区与后区的交融，一种动态的中区行为。他在 《消失的地域》 一书中将研究落点于媒介如何作用于社会交往系统。显然，社区大屏面向的是一个社区的居民，同一个社区的居民特性具有某种趋同性，具有普遍的相似性和隐性的情感连接。
一方面，同一个社区的居民拥有相似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共享相似的生活、文化理念，他们有一定的交流基础;另一方面，在城市化进程中，在“流动的现代性”境遇之下，居民的“属地性”正在逐渐减弱。虽然生存空间被挤压、人与人之间的物理空间不断缩减，但是心理距离日渐拉长。正是这种人际交往中既熟悉又陌生的矛盾点，加注了社区大屏的传播砝码与情感意义。居民既不会过于随意地收看大屏幕，以至于忽视屏幕上的内容，又不会过于拘谨、防备，从而限制了情感接收与表达。社区大屏以一种半开放的观看空间，用一种有情感联系的互动方式，为事件直播提供了一个融洽和谐的收看氛围，形成了更为特殊的场景。
三、社区公共屏幕的发展潜能
(一) 从重大事件的仪式构建到日常生活的身份认同
在过往的屏幕研究中，公共屏幕被划分为“环境”与“事件”。作为“事件”直播容器的公共屏幕，在传播过程中是具有某种意识形态力量推动的由符号以及意义交织形成的系统。通过社区大屏聚集居民，不仅传递信息，而且构建了一个有意义、有秩序的公共空间。社区大屏在詹姆斯·凯瑞 (James W. Carey)的媒介仪式观点之下，构成了一个用于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但这种仪式往往是一次性的，具有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导向。换言之，屏幕前的观众往往对收看事件有一定的心理预判，在收看之前就进行了筛选。
人们对作为“事件”的公共屏幕赋予了一次性的、不连续的期待。当然，如果将社区公共屏幕仅作为“事件”的容器，不仅是对屏幕功能的狭视，更是一种对公共资源的浪费。在传统纸媒萧条的时代，美国社区报却彰显了独特的生命力。英国 《金融时报》报道，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那些发行量在 5 万份以下的社区报纸占全美报纸发行量的 97%③。美国已经开始创办社区电视，制播当地新闻，打造社区特色栏目，以此培养居民的地域感、认同感，进行社区建设。让社区公共屏幕融入居民生活，让对“事件”的关注转变为对“生活”的关注，形成一种常态化、潜意识的收视习惯，也许是社区公共屏幕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
(二) 从享受社区公共服务到激发居民自主参与
在社区研究中，有学者指出，高度的社区参与、紧密的居民联系有利于自我消解矛盾，提高社会质量。因此，社区建设并不能单纯依靠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组织，更需要居民发挥主体性。而这种主体性的培养，依赖于一种“认同”的心理机制。社区大屏的集体收看行为改变了影像信息的单向流动。此时，信息不再是屏幕与个人之间的单向流动，它转而在人与人、人与屏幕之间多向地流通。
居民相互之间培养了心照不宣的默契、无言的欣赏。利用社区的公共屏幕，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在此过程中，居民对社区的归属度、认同度也会不断增长。当居民将自我视作社区的“主人”，将社区视作休戚相关的“共同体”，他们将不再满足于单纯地接收信息，而是成为社区的自觉者和建设者。
一方面，居民可以成为屏幕内容的生产者、阅评者。依靠新的媒介技术，视频内容的生产门槛不断被打破，内容的生产权逐步向普通市民开放。居民依靠家用 DV、智能手机就可以清晰地记录社区生活，展示社区文化。当居民的内容生产被投射到社区公共屏幕上时，生产者亦将对自身作品的喜爱移情到传播媒介之上，增添了对社区的归属感。而观看者由于对内容、题材、创作者的预先认识，会愿意投入更多的注意力。
也正是因为这种内生的熟悉感，赋予了观看者更优的理解和共情能力。社区大屏成为两者之间的沟通桥梁，共同构建了更为融洽的社区氛围。另一方面，在技术支撑下，实现社区公共屏幕与个人屏幕的互联互通。凯文·凯利在 《必然》 一书中将现代传媒环境下的用户称为“屏幕之民”。屏幕占据了我们的口袋、客厅、建筑，一切可以被镶嵌的平面都逃离不了数字屏幕。而“屏幕之民”的注意力也在不同屏幕间的像素流动之中流转。
单一的屏幕无法长时间地凝聚现代用户的注意力，社区大屏也不可能占据居民整段的空暇时间。因此，推动居民个人小屏与社区大屏的联动，建立一个更为立体的屏幕系统，是顺应现代用户收视习惯的选择。除了将公共屏幕的内容输送到个人屏幕，更重要的是居民可以利用手中的屏幕联动社区大屏，将社区大屏变成居民意见的收集器和民主论坛。居民可以更便捷、自由地讨论社区生活，更直接公开地交换意见，提升公共问题的解决效率，提高社区生活质量。
(三) 从嵌入视觉奇观到延伸生态空间
现今，俯仰之间、远近之间、公私之间皆被形态各异的屏幕媒介占据。与其说人类的注意力被现代媒介瓦解，不如说人类的注意力持续地在各块屏幕媒介之间不断流转。公共屏幕凭借更宽广的画幅、更高清的分辨率、更饱和鲜艳的画面特性，对人类注意力的收集似乎有着天然的优势。与此同时，由于这些屏幕通常被镶嵌在大厦墙体、地铁车身等生活环境中，而屏幕上播放的影像流动频率又被置放在生活的流程里，公共屏幕的有形在场便被隐性处理了。
在视觉文化兴盛的当代，大屏幕与影像联合，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现代生活的霸权，将社会打造成“景象的社会”。“商品的视觉化”与“视觉的商品化”相互勾连，假借“现代化”的幌子，将人们包裹进消费社会的洪流里，社会生活的图景被分解成一个又一个“景观”的堆叠。屏幕就是生活吗?现代公共屏幕正在高密度地生产景观，全方位地展示景观。
在居伊·德波 (Guy Debord)的观点里，这种景观的在场是对社会本真存在的遮蔽。与都市大屏选择构造奢华时尚的上层社会不同，社区公共屏幕里的广告呈现更多地采用了病毒式的传播策略。它用廉价的笔触、重复的画面、快速的繁衍，反复刺激居民的记忆点，侵略人们的视觉中枢。
当社区大屏与商业勾结时，便轻易形成了一种病毒式的视觉污染。让·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在《消费社会》 一书中对真实是如何被杀死、景观是如何被呈现的进行了深刻剖析。商业与大众传媒勾结，将全社会织进人造景观的网络里，人类别无选择，只能活在景观里，死在景观里。鲍德里亚更是由此发出“真实已死”的喟叹。屏幕不是生活吗?当人们将屏幕呈现的视觉奇观批判为“伪真实”时，有没有人想过或许这些拼贴的画面已构成了现代生活本身?这种所谓屏幕的“虚构”是确实在场的，真实也许没有“落陷”，或者说这已经超越真实。屏幕并不是真实与虚构的分割线，也不是连接现实与幻想的中介。与其对屏幕时刻保持冷静的敌对状态，不如将屏幕视作人类感知世界的某种延伸。
或许，屏幕这种“视觉机器”并不是公共空间的外来入侵物种，并非作为一种新的技术介质被填入社会空间这个容器之中。事实上，屏幕作为公共空间的系统构成，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肌理、公共空间的延伸。屏幕即空间。当代都市社区高密度的建筑群集已经盘剥了居民太多的公共空间。例如，社区绿化面积一再缩减，人行步道被停车位挤占，活动室被迫成为仓库……正因如此，社区大屏被给予了拓宽空间体验的期待。
一方面，在影像内容上用风光取代奇观，用和谐的配色替代高对比的冲撞，生产、播放更多慢节奏的影像。或许屏幕形态不必再拘泥于方正对称，有选择性地进行遮挡、释放都能在视觉上拓展空间。异形屏幕应运而生，屏幕的边际正在被打破，甚至消解。
另一方面，应思考如何在心理机制上使空间更宽广、社区生活质量进一步提升。如果屏幕是人处理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方式，那么社区公共屏幕就是用于处理居民与社区关系的一种媒介。社区大屏的地属特性，拉近了其与居民的心理距离，使得居民对社区屏幕有天然的信任感。因此，应把握信任感，整合大屏功能，让信息有效流动，达到可靠、可交互、可实现的效果。只有将社区屏幕真正放置到社区生活的流程之中，才能最高效地节约时间、延伸空间、释放潜能。
四、结语
社区大屏不是盛大仪式的烟花一簇，也不应沦为社会景观的共谋。从共享流动影像的此时此刻到共筑社区生活的此情此景，在屏幕交叠、信息流转中，居民对社区大屏的集体收看期待正在回归。这是一种对新技术支撑下的视觉体验的期待，也是一种对城市化进程中人际关系弥合的期待，更是一种对现代生活的期待。
参考文献：
1.张帆,温世君.网 络 大 屏 时 代 电 视 频 道 转 型 研究[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9(07):33-35.
2.张陆园.多屏共生时代艺术媒介研究的融合路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06):105-109.
3.张陆园.屏幕进化研究的理论溯源、历程探索与现状[J].当代传播,2019(01):73-78.
4.李燕.从大屏到多屏：央视时政报道的融媒体探索[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8(09):122-125.
作者：王尧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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