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技术权力与规制

　　摘要：技术是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体现。技术的力量存在于实践之中，具有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特征。在技术与资本互动建构的“市民社会”中，技术展现为感性存在的支配与控制力量——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具化为自然技术中的经济权力、社会技术中的政治权力与身体规制技术中的生命权力。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建构，共同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实践之中。其中，自然技术中的经济权力主导着社会技术中的政治权力与身体规制技术中的生命权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技术发展需要从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生命权力三个维度对技术权力进行规制，从而展现新型现代性技术文明。

　　关键词：技术权力社会权力技术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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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能够始终坚定崇高理想，并在历史实践和社会变革中勇于承担和实现其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作为典型的使命型政党，基于其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属性和本质，及其所确立的人民大众立场的价值规定性，展现出主导社会变革、建构社会制度、推动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能力和卓越实践效能，蕴含着由其属性本质、价值立场所决定和推动的从“是”到“能”的内在发展逻辑。这种内在逻辑，表征着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使命，时刻葆有理论创新的思想品质，不断凝聚社会变革的实践精神，坚定型塑特色道路的制度自觉，最终达致实然与应然的内在统一。

　　马克思关于机器权力的探讨，开启了对技术力量异化为权力的批判。此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的集权诉求”、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社会”、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芬伯格的“技术代码”、劳斯的“知识权力”等论述中，都涉及技术权力问题。由此可见，对技术权力的来源、发生机理及其如何规制的分析，是分析与发展技术批判理论的一把钥匙。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的技术权力观的探讨，有着以下分歧：其一是对技术力量的不同理解：既有将科学技术看成是工具中介的价值无涉论，又有将科学技术看成是权力的等同论;[1]其二是对技术权力的不同理解：既有将技术权力看成是资本主义应用的政治哲学分析，也有将技术权力看成是社会关系应用的社会哲学分析。[2]那么，在马克思技术批判的理论维度中，技术权力的不同理解能否有同一性的存在论基础?马克思技术批判理论中的技术权力到底是什么?技术权力如何规制?本文尝试着回应这些问题。

　　一、技术权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考证

　　权力首先是一种感性存在的力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技术既有肯定性的“解放”力量的意蕴，也有着否定性的“控制”力量的意蕴。马尔库塞曾指出：“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3]之所以有对技术力量的辩证性认识，其实质是关涉到对“权力”的不同理解。传统的权力理论大多从国家、政党、法律等政治上层建筑中的支配性与统治性力量出发来诠释权力运作，福柯把这种政治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权力运作称为“法律的权力”(juridicalpower)，[4]这种“法律的权力”是支配性与控制性的力量展现。

　　在此基础上，福柯拓宽了“权力”的内涵：“权力……是人们赋予某一个社会中的复杂的战略形势的名称”。[5]从这个角度，权力就是众多力的关系集合体的表述，不仅是局限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支配性力量，更是社会关系领域中的行为方式与行为力量。传统对技术的理解呈现为没有价值负载的工具或者中介，在这里，技术与权力，尤其是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无关的。与之相反，马克思却将技术的资本使用与“剥削”“镇压”等阶级分析话语相联系。温纳亦勾画出了“人造物品带有政治属性”的图景。([3]，p.186)在现代解释学与后现代科学哲学那里，技术与政治更是有着紧密的联系。即使在认识论层面，技术要客观地理解自然，也不能“把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能够和应该怎样相互联系从这些政治问题中分离出来”。[6]

　　在这里，技术与权力的紧密关联，就不仅体现在技术的使用之中，更体现在技术的设计之中;技术的权力不仅与技术的使用论相关联，更与技术的认识论相关联。这里的技术“权力”不仅体现的是政治结构的支配性力量，也包括更宽泛意义上的认知方式与行为力量。由此可见，技术力量(technicalforce)指得是技术设计与技术使用中所负载的社会关系力量。而技术权力(technicalpower)在狭义上，指的是技术与政治关系领域中的“权力”相关联，体现为技术力量的异化、技术力量的负面效能。而从广义上来看，如果将“权力”扩展为社会关系领域中众多力的关系集合体，那么技术权力就是技术力量。在马克思那里，技术力量的展现具有实践性、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特征，基于此理论基础，技术力量在社会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时，技术力量、技术权力就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息息相关了。故此，对技术权力的探讨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对技术的力量进行考证。

　　1.技术的“力量”来源于实践

　　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的技术存在论进行了不同的解读，较之于中介论、工具论、生产力论，活动论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即坚持把“技术理解为有目的的活动”。[7]在这里，技术作为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实践活动，不是一种静止的关系，而是一种活动的过程。远德玉教授曾指出：“没有过程便无所谓技术。”[8]在实践过程中，客观的技术手段与主观的能力相结合，技术才能使用，才能展现出具体的后果与影响，技术力量才能由此阐发。故此，实践是“现实的人”在自然与社会关系中感性存在的场域，人的全部本质力量也在此展开。而技术作为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辩证统一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物也只能内含于实践之中。在实践活动之中，技术得以感性存在，技术的力量得以感性存在。

　　在实践活动中，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展现的对象化过程实际上是技术与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与人自身相互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的对象化结果就是技术的力量，其具体表现为技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及人与自身的关系的具体承载与不断地否定和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技术力量也可以细分为人与自然关系建构中的自然技术力量、人与人社会关系建构中的社会治理技术力量及人与自身关系建构中的身体规制技术力量。

　　满足“现实的个人”感性需要的对象性活动是一个社会性、历史性发展的过程，技术正是在这个社会性的关系网络中，实现历史性地否定与发展。而这个否定与发展，不仅是对技术作为一个具体实物或方法自身的否定与发展，更是对技术所具体承载和建构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否定与发展。正是在这样一个具体承载和建构的具体关系的否定与发展中，自然技术才历史性地发展成为了对社会历史发展起着重大作用的核心力量。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具体承载和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技术的力量，技术的权力才能得以展现。

　　2.技术“力量”的社会性与历史性特征

　　技术“力量”的社会性特征指得是技术要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展现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力量，那就必须处于一定社会关系的应用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机器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并不是以单个机器所具有的能力表现出来，而是在机器的系统应用中、在规模性的生产活动中，在工厂制度”[9]中才会产生。故此，技术只有在生产关系中才能展现为社会发展的力量。正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没有脱离社会形式的生产力，也没有脱离社会形式的技术使用与技术力量。“技术只是在其使用的情境(usecontext)中才是其所是”，[10]比如，机器作为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巨大力量(生产力)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明的(形式上是瓦特发明的)。

　　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机器才是生产工具与生产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技术，否则作为一个具象化的单个机器，则并不能称之为自然技术，比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由此可见，技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是在技术所承载的具体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网络中展现出来的。技术“力量”的历史性特征指得是技术所承载的具体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网络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否定与发展。在此过程中，技术“力量”的大小、效能与具体的表现形式都是历史的发展的。

　　在这个否定与发展中，最重要的节点是社会分工与协作方式的发展与变化。技术的积累发展带来了剩余产品的出现，由此以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相分离的分工和私有制作为同一活动的产物而同时出现了。在分工与私有制产生的过程中，权力关系开始出现。故此，在社会历史性得进入私有制社会中，任何技术的展现(包括技术的使用、发展、创制等)都不可避免得呈现为权力关系的变迁，即在劳动生产实践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网络中支配与控制权力关系的历史性变迁。

　　3.资本逻辑与技术力量异化为“社会权力”技术的发展会带来分工与协作(所有制)的变迁，但只有在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与私有制(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中，才能展现为政治权力关系即支配与控制的感性力量关系。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技术的力量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上层统治的，故此，从整体性上来看，社会治理技术规制生产技术和身体规制技术，生产技术和身体规制技术是为社会治理技术服务的。在这里，权力主要来自于是来自于社会治理技术中的政治权力，而非市民社会生产中存在的权力。

　　故此，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尽管有着私有制，但技术的权力更多地是以社会治理技术为主导，而非来自于自然技术的权力。而自然技术只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中，才能影响和制约社会治理技术与身体规制技术，市民社会生产中的技术权力才能规制政治权力。这种感性存在于市民社会中的“社会权力”会成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及政治和观念等上层建筑的颠覆性力量。技术的巨大支配与控制力量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也体现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及人与自身身体的关系中。当表征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技术成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基础时，“权力”也自然得从“政治权力”转向了“经济权力”。正如吴国盛教授曾指出：“自然技术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社会技术，这个是一个现代性的现象”。[11]

　　二、技术权力的具体展现

　　作为技术与资本相互建构而感性存在的“社会权力”具化为自然技术中的经济权力、社会治理技术中的政治权力、身体规制技术中的生命权力。这三种技术权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实践活动是“一体三面”的关系，三者相互关联、相互建构。其中自然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实践中居主导地位，由自然技术建构的经济权力也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居主导地位。

　　三、技术权力的批判与规制路径

　　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实践中展现为感性存在的支配与控制关系，即“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就是技术在资本使用中力量的展现。从效能来看，这种力量一方面带来了以生产力高速发展为表征的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带来生产技术中的生态文明问题、社会技术中的人与人的分化与对立问题、身体规制技术中的人与自身的断裂与虚化问题等等。从“社会权力”的展现视角，无论是自然技术还是社会技术及人自身身体规制的技术得到了同一性的存在论基础，而从不同的维度对“社会权力”进行规制与限定乃是技术批判理论的精髓与发展要义。马克思曾说：“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20]对技术力量的异化的剖析本身就是对扬弃这种异化、促进新时代技术发展的道路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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