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逻辑意蕴

　　[摘要]“新型政党制度”一经提出就引发了我国学术界研究热潮‍‌‍‍‌‍‌‍‍‍‌‍‍‌‍‍‍‌‍‍‌‍‍‍‌‍‍‍‍‌‍‌‍‌‍‌‍‍‌‍‍‍‍‍‍‍‍‍‌‍‍‌‍‍‌‍‌‍‌‍。通过与西方政党制度的横向对比，以及本国政党制度历史发展的纵向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被历史实践证明了的必然选择，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智慧的结晶‍‌‍‍‌‍‌‍‍‍‌‍‍‌‍‍‍‌‍‍‌‍‍‍‌‍‍‍‍‌‍‌‍‌‍‌‍‍‌‍‍‍‍‍‍‍‍‍‌‍‍‌‍‍‌‍‌‍‌‍。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必须掌握其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实践维度、价值维度、世界维度所呈现的逻辑意蕴‍‌‍‍‌‍‌‍‍‍‌‍‍‌‍‍‍‌‍‍‌‍‍‍‌‍‍‍‍‌‍‌‍‌‍‌‍‍‌‍‍‍‍‍‍‍‍‍‌‍‍‌‍‍‌‍‌‍‌‍。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逻辑意蕴;人民;政治优势

　　政工师论文投稿刊物：党建与人才 - 杂志简介主要读者对象： 各级党委和党委工作部门，企事业单位、农村、机关、街道、学校、部队等党的基层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思想政治工作者及宣传工作者，各级党校、团校、干部学校。

　　2018年3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政协联组会上首次提出“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概念，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并用“三个新”和“三个有效避免”表明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明确指出其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逻辑、具有独特政治优势的新型政党制度。

　　一、历史之维：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政党制度来之不易，它经历了资产阶级多党制、国民党一党专政、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与破裂的艰苦探索，是在总结失败经验教训基础之上形成发展起来，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1.对资产阶级多党制的艰苦探索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甲午中日战争后，面对内忧外患，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无数有识之士怀着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责任意识，开始探索救民于水火之出路。以谭嗣同、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提出“君末也;民本也”“王侯将相为通国之公仆，专制帝王为窃国者尔”等观点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主张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结果导致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以孙中山、章炳麟、邹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于1905年成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并提出了三民主义，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权主义虽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但实际上却忽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地位，人民的民主权利并未得到真正保障。1914年，袁世凯解散中华民国国会，以总统制取代内阁制，开始其独裁统治，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被扼杀了。其实，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都是资产阶级多党制的演变。最终，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血的代价告诉世人，资产阶级多党制、资本主义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行不通。

　　2.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破产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年4月18日，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专制和军事独裁统治，推行“党外无党”“一党独大”的执政理念。国民党政府实行一党专政的军事独裁统治主要通过以下手段：第一，建立庞大的军队。据1929年3月记录的官方资料，当时国民党在全国的军额达二百万之多，而实际数量远不止于此;第二，建立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

　　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疯狂破坏革命运动、镇压爱国民主人士、绑架或暗杀革命者和异己分子，制造了“一二一惨案”、昆明“较场口血案”等骇人听闻的惨案;第三，大力推行保甲制度。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禁止革命运动，国民党自1934年11月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保甲制度，广大人民群众被禁锢于保甲制度内;第四，厉行文化专制主义。为了控制舆论，在精神上打压人民的革命斗志，国民党剥夺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查禁大批进步刊物，拘捕、枪杀大批进步作家，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所有这一切为了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维护自身独裁统治的反人民、反民主行为，使其民心尽失，内部矛盾重重，迅速走向了土崩瓦解。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历史再一次向世人雄辩地证明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

　　3.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与破裂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民从此有了一个先进的政党作为自己的领导核心。1932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北洋政府的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难以取胜，意识到团结其他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其他政党相比，算是革命的民主派，因此，中国共产党首先争取与其合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新三民主义，并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

　　国共合作，加快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步伐，给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严重打击，但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新右派，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在1927年4月12日、7月15日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失败告终。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抗日战争进入全国性抗战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体中国同胞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国难当头，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全国爱国人士和民主党派的推动之下，蒋介石被迫发布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46年6月，国民党军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全国性内战，1947年3月，下令撤退驻扎在南京、重庆、上海三地的工作人员，拒绝一切和平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二、理论之维：新型政党制度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

　　从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政党制度，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吸收并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天下为公、和衷共济等政治文化思想精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型政党制度。

　　1.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

　　1848年，《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发表，开启了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新征程。马克思认为，政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水平的产物，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由无产阶级之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全面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并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思想进行了详细论述，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正是根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宣言》在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一章中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2]67，这体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合作、协同、民主思想。列宁则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并结合俄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强调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建立联盟的重要性。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列宁尝试着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或社会主义时期，建立同其他革命政党的联盟这一举措，无疑直接成为催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产生的理论渊源之一，而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民主集中制，在当时的苏联更是有迹可寻。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性质、指导思想、建设理论的相关论述，或是列宁关于同其他革命政党建立联盟等观点和思想，都是我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都对坚持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源远流长的五千年华夏文明历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千百年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各种文明的不断交汇、文化的不断交流，培育了肥沃的政治文化土壤，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生存土壤和发展空间。

　　“文化乃制度之母”，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于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基于北美人文政治环境所形成的追求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的传统，以及多元文化的特点形成了美利坚合众国以两党相争为最大特征的两党制政党制度;日本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巨大影响，尝试将民主贯彻于制度建设之中，但其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之上、封建经济基础根深蒂固未得以彻底清除所形成的封建政治文化，使民主思想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实际应用，这样的两面性造成了其独特的“一党优位制”的政党制度格局;俄罗斯因其处于东西方交接的特殊地理位置，经受了东西方文化的双重洗礼，逐渐形成崇尚权威的带有专制色彩的集权政治文化，使其形成了实际上无执政党的多党制，成为了所谓的政权党。而具有中华民族特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之一的“和合文化”，则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供了深厚的制度土壤和法理根基，孕育出了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3]

　　三、实践之维：新型政党制度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

　　我国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历经探索，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成长发展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通力合作下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在实践中深刻证明其是符合我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型政党制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

　　早在中国的政党制度形成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对各民主党派采取积极的争取和团结政策。国共谈判时期、政协会议召开期间，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便与各民主党就一些重大问题派进行协商、合作，对于推动人民解放事业起到重要作用。中国的民主党派不是只包含一个阶级在内的政党，其内部存在着不同政治倾向。抗战胜利后，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主张走“中间路线”，但战后中国面临的客观形势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没有留给人们走中间道路的余地，再加上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仇视的同时，也对各民主党派敌意满满，不断以暴力手段对其进行迫害，因此，第三条道路主张也随之幻灭。1948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五一口号”，该口号成为我国政党制度形成的重要基础。

　　1949年4月，毛泽东同志提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至此，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开启了新征程;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颁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规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此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初步确立;1956年9月，党的八大会议上指出在执政党建设上要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和集中民主;这一系列活动，都对刚刚确立的政党制度具有巨大巩固作用。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逐步规范化、程序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朝着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方向发展。1978年8月15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确定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和名称，规定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和基本政策，对推动我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将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的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八字方针扩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充分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我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

　　1986年10月，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其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89年12月31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进一步阐明了我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原理和政治原则，并首次全面系统的以中央文件形式将该制度规定下来。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首次将这项基本政治制度写入党章。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其载入宪法，使其得到保障，次年3月，又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对各项章程、决议作出补充修改，使其更完善。党的十六大后，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国的政党制度》等多部重要文件，使这项制度逐渐走向成熟。

　　3.新时代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断成熟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着巨大挑战。经济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使我们面临更大的“四大风险”“四大考验”威胁;政治上，政治民主化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使政党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文化上，网络文化的急速发展，使新型政治制度面临更多挑战;社会上，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问题与挑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面对一系列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使新型政党制度在理论上取得重大创新，实践上取得巨大突破。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政党制度所坚持的协商民主形式，是我国民主政治所独有的特色和优势。2018年2月6日的迎新座谈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4]。2018年3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政协联组会上指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新型政党制度民主最基本的体现，并对多党合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性、独特优势作了具体说明，“新型政党制度”一词也作为我国政党制度成熟的标志被提出。

　　四、价值之维：新型政党制度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各政党与无党派人士的紧密团结、坚持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这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独特的政治优势。

　　1.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对于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同志指出：“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1]西方政党制度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产物和工具，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则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并结合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真正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制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伟大创造者，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信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新型政治制度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其区别于其他政党制度的根本标志。

　　2.团结一致，为共同目标而奋斗

　　对于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同志指出：“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1]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西方国家将其政党划分为执政党、在野党或反对党的情况，而是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视为亲密合作的友党，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通力合作的友好关系，强调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政议政职能。

　　中国共产党在每一次做出重大决议之前，都会召开民主党派会议，就一些重大事项问题，认真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和建议，这充分体现我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坚持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力[5]，而这都归结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和政治基础。党的十九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奋斗目标作了明确计划，指出分两个阶段基本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自我国政党制度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与各民主党派齐心协力、齐头并进的为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如今，面对新时代的新目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更应勠力同心、荣辱与共，共同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3.最大限度集中意见，科学民主决策

　　对于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同志指出：“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1]我国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形成并发展完善的，是符合我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西方的政党制度，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酝酿形成，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和谋取利益的。在西方多元竞争政党制度背景下，各个政党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为赢得政权它们相互攻击，导致内耗不断、内部矛盾重重，多党为了争夺选票，往往将竞选变为权力和金钱的游戏，加剧了社会的对立与分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却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秉承天下为公的精神，以海纳百川的包容心态和宽阔胸襟对待各民主党派，充分尊重民众的利益诉求，尊重选举人的意志，每逢重大路线、方针、政策制定之际，都采取民主协商形式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保证了最大限度集中民智，并通过宪法、法律和一系列制度规定的形式，以充分保障和发挥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机构的重要作用。民主性源于协商一致，科学性源于监督有力，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一方面，通过民主选举和政治协商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构建全方位的权力制约监督体系，通过强有力的监督使之有效运行，证明了决策民主性和科学性的有效统一。

　　五、世界之维：新型政党制度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既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又破解了西方党派纷争的难题，为世界各政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契合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方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胸怀世界人民的责任与担当，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1.破解了西方政党制度党派纷争难题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这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言：“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用于一切国家”。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深受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共和制和古罗马的贵族共和制影响，议会制成为其政党制度的基础。西方政党制度建立之初是以致力于追求民主、表达和凝聚民意为价值取向，在一定时期内也在强化公共权力合法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碍于这个阶级所固有的历史、阶级局限性，这个“民”始终突破不了资产阶级这个范围，其实质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6]

　　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避免了西方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又克服了相互倾轧的固化模式，是一项全新的创举。它将各民主党派乃至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使他们积极参政议政、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共商国是，向世界展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给世界各国特别是深陷西方选举式、程序式、票决式民主陷阱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以及全新的选择和可供借鉴的实践模式。[7]

　　2.契合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人类面临许多新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以典型的多党轮坐为代表的西方政党制度的弊端逐渐显露并加深。随着时代的推进，单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以维护垄断资产阶级根本利益、调和不同利益集团内部矛盾为实质的西方政党制度也陷入危机。

　　反观中国，早在我国政党制度建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的动力”;改革开放之初，无论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还是经济建设分“三步走”战略以及共同富裕思想的提出，都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根本思想;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落脚点就是维护人民利益，体现了执政为民的理念;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倡导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强调以人为本是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提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体现了新一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鉴往知来的理性智慧和深邃广阔的世界目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未来发展的天下情怀和立志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国胸襟。“代表利益见政治格局”，只有真实而广泛地真正代表和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制度，才契合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18-03-05(01).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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