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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历史考察和基本经验

所属分类:政法论文 阅读次 时间:2020-07-15 11:48

本文摘要: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经过了转型、改善、深化三个阶段,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提下对党的领导体制的性质、特点、规律、体系、任务等不断深化认识和逐步推进探索,围绕维护权威、健全组织、吸纳人才、创新方式、价值构建等方面进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经过了转型、改善、深化三个阶段,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提下对党的领导体制的性质、特点、规律、体系、任务等不断深化认识和逐步推进探索,围绕维护权威、健全组织、吸纳人才、创新方式、价值构建等方面进行了实践创新,使党的领导体系、国家制度体系和社会运行体系紧密融合、协同发展,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领导力量和支撑主体‍‌‍‍‌‍‌‍‍‍‌‍‍‌‍‍‍‌‍‍‌‍‍‍‌‍‍‍‍‌‍‌‍‌‍‌‍‍‌‍‍‍‍‍‍‍‍‍‌‍‍‌‍‍‌‍‌‍‌‍。新时代,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必须坚持顶层设计、整体规划,坚持稳中求进、渐进深化,坚持服务人民、依靠群众,坚持立足国情、辩证借鉴,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上为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中国贡献‍‌‍‍‌‍‌‍‍‍‌‍‍‌‍‍‍‌‍‍‌‍‍‍‌‍‍‍‍‌‍‌‍‌‍‌‍‍‌‍‍‍‍‍‍‍‍‍‌‍‍‌‍‍‌‍‌‍‌‍。

  关键词:党的领导体制;历史考察;基本经验

党政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力量,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现代化建设需要领导力量和体制支撑。坚持党的领导,不仅关系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问题,而且关系到能否获取强有力的力量支撑问题。

  自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伟大征程以来,经过40多年的变革,党的领导不仅在经济社会转型后形成新的政治格局、新的权力逻辑、新的制度设计中得到坚持和发展,而且逐渐形成了与新格局、新逻辑、新设计相契合、与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国家形态相适应的新的领导体制,保证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向,同时使党的领导体系、国家制度体系和社会运行体系紧密融合、协同发展,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领导力量和支撑主体。回顾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历程,总结经验,探究规律,对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政工师论文投稿刊物:《党政研究》是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主管、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省级政治理论刊物,是四川省社科特色学术期刊。系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设置栏目有:经济学研究、公共问题研究、本刊特稿、法学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 、人文研究、政治学研究。

  一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历程

  任何政治发展都不是抽象的,必须以一定的现实发展为基础,以解决现实问题、推动现实发展为取向。对处于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党的领导体制改革来讲,既需要在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把握改革的基本趋势,又需要在现代化的视野中把握改革的战略选择。只有将党的领导体制放在一定经济社会环境下来观察,才能找到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演进路径。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大概经历三个阶段。

  (一)1978-1997年:推动党的领导的转型,探索适应市场经济的领导体制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前,党的领导体制改革主要任务是借助权力关系的变化和调整,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领导模式,推动党的领导的转型,同时又通过体制的变革和创新来规范变化了权力关系,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领导体制。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党的领导的转型问题,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主题报告中向全党发出了这样的号召:“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于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办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1]在这一要求下,党的领导实现从革命逻辑向建设逻辑的转变,为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领导体制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阶段主要围绕党的组织架构的恢复和改革、探索适应市场经济的领导体制、党的领导体制的制度化等展开,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整充实了党中央领导机构,增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立中央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废止干部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通过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等措施使党的领导从过去的管得过多过细中解脱出来,相应的体制也逐步确立为行政首长负责制。总体上看,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新阶段,通过改革,初步解决了党与行政的权力配置关系问题,对党的领导做出了“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新的概括,初步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的羁绊,激发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二)1997-2012年:推动党的领导的改善,探索契合依法治国的领导体制

  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党的领导体制改革不再拘泥于基于权力关系的党政分开改革,主要任务转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入手探索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的领导体制问题。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求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特别是为了适应WTO关于市场经济管理与对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开始关注在保证党的统一领导前提下,如何有效协调党的领导职能、政府行政职能与人大的立法、监督职能的问题,探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领导体制。

  进入21世纪,党的领导体制改革思路有了新的飞跃,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文件,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新思路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基本路径,突出执政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强调“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重要性,将“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为深化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完善领导方式、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的改革在思想认识上突破了避免高度集中、实行党政分开的基本格局,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全面推进党的民主建设的新高度部署领导体制改革,在实践中超越了党政双轨领导方式带来的实际障碍,理顺了一些职责交叉和关系不畅问题,推动行政、司法、立法职能的协调,为党抓住战略机遇,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了体制保障。

  (三)2012年至今:推动党的领导的深化,探索支撑民族复兴的领导体制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纳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大框架中,突出党的全面领导和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探索在党的领导体制下实现党的领导制度与其他相关制度的有效、精准衔接。党中央出台的《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等文件,把“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纳入改革目标,强调要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特别是要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更好发挥党的职能部门作用,统筹设置党政机构,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同时提出了严格的时间表、路线图,其改革思路之新、力度之大、改革之彻底是前所未有的,极大地推进了新时代党的领导体制改革进程,使党的领导有了更有力的体制保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并且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制度建设的第一位显著优势,分别从健全各级党委(党组)工作制度、完善党领导各项事业的具体制度、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的角度明确了新时代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路线图”和“施工图”。对于这一部署,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任务、是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是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由此可见,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不仅要解决党对全局领导问题,还要促进国家的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而实现两者的有效衔接,支撑民族伟大复兴。

  二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等的推进,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党的领导体制改革是改革发展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提下对党的领导体制的性质、特点、规律、体系、任务等的深化认识和逐步推进的探索过程,内容涉及维护权威、健全组织、吸纳人才、创新方式、功能开发、价值构建等。

  (一)维护权威

  基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把握好维护党中央权威这个基本原则不仅是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历程中的一条主线,也是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核心所在。一是维护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持政令畅通。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政分开、地方财政包干制等探索,再加上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党的权力虚置,中央财力下降、中央政令不畅等问题的出现,影响党中央领导权威。对此,党的十四大提出:“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自觉维护党的团结和中央的权威”;党的十五大要求:“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保证党的路线和中央的决策顺利贯彻执行”;党的十六大提出:“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党的十七大提出:“全党同志要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自党的十四大以来,确立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通过分税制强化中央财力,明确了在依法治国方略下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创新。

  二是强化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将党的领导体制改革融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第一条,明确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党是最高领导力量等原则性要求,写入党章。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全面领导的实现方式,必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实现党的领导框架下的国家治理和党的建设的有机统一,以党的全面领导的机构化程序化制度化为根本要求,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持续调整,党的领导的制度化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4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正因为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握机遇、科学谋划,谋划全国“一盘棋”,才能改革开放事业“抓得紧”,“困难时也能做大事”,才能带领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2]

  (二)健全组织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是职能的载体,领导职能的实现需要科学的组织设置。健全组织设置和深化机构改革是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共产党从1978年宣布改革开放,到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几十年走完西方上百年走完的路,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党组织体系领导能力和动员能力的增强以及联系社会、服务社会、参与社会的功能转型。一是恢复完善党的领导机构。

  机构是实现党的领导的载体,构成了党的领导的庞大体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领导机构从中央、地方到基层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相应的领导机构逐渐恢复,吸收一批久经考验、能够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富有经验而又比较年富力强的同志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党的十二大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同时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与此同时,各级党组织也自上而下地恢复建立起来,特别是随着乡镇取代公社、村取代生产大队、基层党组织的设置也逐步健全,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组织也都按照相应的规定建立的党组织,全面提升党联系社会、组织社会、服务社会和参与社会的能力。

  二是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最大制度优势‍‌‍‍‌‍‌‍‍‍‌‍‍‌‍‍‍‌‍‍‌‍‍‍‌‍‍‍‍‌‍‌‍‌‍‌‍‍‌‍‍‍‍‍‍‍‍‍‌‍‍‌‍‍‌‍‌‍‌‍。2013年3月,习近平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指出,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有一个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中央领导集体,有一套比较有效的工作机制,大家各负其责,共同把工作做好。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依靠这样一个科学的制度,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各组织主动性和积极性,保证国家统一高效组织推进各项事业。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中央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面加大了力度,其中最突出的建立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合署办公,以强化党和国家对权力的监督。2018年2月,全国31个省区市三级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全部完成。伴随整个组织体系逐渐完善过程的是,整党工作的开展,极大地统一了全党意志,提升了凝聚力战斗力,改变了一些基层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态,整顿组织、提高思想、转变作风,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

  (三)吸纳人才

  党员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是党的组织、党的生活及党的工作、党的事业的主体,其自身素质和能力水平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力和公信力。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员干部队伍是重要的人才资源。改革开放以来,党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不断加强对干部队伍的培养。

  一是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党的十二大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写入党章。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要求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末20年内要抓紧的四件工作之一,逐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党员干部,走上中央的领导岗位和其他领导岗位,担负起党的事业继承者的历史重任。

  二是吸收其他社会阶层先进分子加入党组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非公有制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党的十六大指出:“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一批先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迅速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积极扩大政治参与。三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战略任务,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得到贯彻落实,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畅通社会优秀人才进入党政领导干部队伍的渠道,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为进一步建设完善的党的领导体制,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奠定了基础。

  (四)创新方式

  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领导体制有着密切关系。创新方式关键在于完善和发展党的领导体制,理顺党政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实践不断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不断与时俱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善党的领导”的课题后,党对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革创新进行了积极探索。一是强调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指出:“要对各方面工作实行政治领导,即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内政、外交、经济、国防等重大决策方面实行领导”,党组织不是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二是确立“依法治国”方针,明确党必须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从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上确立了法治的基础性、关键性地位,在共产党执政史上第一次解决了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基本问题,形成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持党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引领、推进和保障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式。三是提出“全面领导”“党领导一切”的基本方式。从整体来看,党的全面领导体现为党始终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四个意识”“两个坚决维护”;在工作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实现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从时间维度上看,党的领导始终和聆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命题紧密相连,在新时代体现为能否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空间维度看,党的全面领导涵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体现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过程。

  (五)价值构建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构建起更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价值追求,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更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围绕凝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民伟力而展开,把宣传思想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等文件,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实施一系列重大举措,习近平同志先后两次出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旗帜鲜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意识形态领域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得到明确,使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壮大,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奠定了党的全面领导的思想基础。

  三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正是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国家治理体系才能不断完善,治理能力才能不断提升。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党的领导体制在国家、社会、市场、环境等都发生巨大变革的情况下,不但党的领导的根本原则得到始终坚持,而且更加凸显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优越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要顺利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必须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更好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

  (一)坚持顶层设计,整体规划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和协调重大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体系的巩固与发展更多地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运行体系中获得支撑和资源,因此也必须更多地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发展要求来完善自身,以保持党、国家、社会、市场的协调统一,巩固党领导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深化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必须放在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中统筹规划,需要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等进程中同步开展、相互促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基于对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反思,在领导经济和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意识到经济体制改革和改革开放的成果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来保障,也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来深化和拓展,因此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得以逐步展开。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重要经验,也是深化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要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必须将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置于关键环节加强顶层设计,处理好党的领导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改革的相互关系,统筹规划,协调推进,提高体制改革的科学性、权威性,增强各方面改革的协调性、整体性,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确保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有效推进。

  (二)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执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发展的内在机理就在于: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复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都不能没有党的领导。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就与党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而党的正确领导关键是形成了一套基于宪法和法律权威保障的科学有效的领导体系,使党的领导通过对正确路线方针的执行,依法执政主导国家政权的运作,又通过国家政权合法地全面组织整合治理社会得以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是党有效领导的结果,但是变化了的社会也给党的有效领导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时代,党要有效实现领导核心作用,必须在依法治国的执政方略下把握好三项原则: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将党的领导、党的建设与依法治国统一于现代化进程中;二是坚持依法执政原则,将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置于宪法和法律框架中,不能在主导运作国家政权和治理社会中超越宪法和法律;三是坚持民主法治原则,其核心是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最终落脚在人民当家做主上,保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三项原则共同为实现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构建科学有效的领导体制提供重要的制度基础和政治保障。

  (三)坚持稳中求进,渐进深化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把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速度、对改革的承受程度结合起来,在发展和稳定中推进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和稳定。这既是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

  对于执政党来说,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就是要构建起与党的使命相适应的领导体系,逐步解决了三方面问题:一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这一背景下使党的领导能够从决定一切的政治过程,转变为党与国家、社会有机互动的过程;二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宪法、法律、制度上明确党的地位和作用,规范和保障党的领导;三是建设现代国家治理制度体系,使党的领导与现代国家制度运作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起制度化、科学化的党政关系,健全应对风险和危机的组织制度体系。实践证明,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推进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结果,既要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又要全面分析面临的风险和矛盾,明确改革方面和路径,稳中求进,渐进深化,而不能谋求毕其功于一役。

  (四)坚持服务人民,依靠群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推进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动力所在和路径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在一致性,就是从根本上把握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点。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4]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党在加强和改善领导体制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核心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不忘初心”,要求全党牢记党的宗旨。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一致性,关键在党。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符合人民利益,反映人民呼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依靠人民,才能增强社会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五)坚持立足国情,辩证借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开放的胸襟、全球的视野,大力开展政党交流,在相互交流学习中,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理念和领导方式及取得的改革成就越来越获得各方高度关注和赞赏。新时代,党的领导体制改革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既需要研究国际公共治理理论,立足国情,辩证地加以借鉴吸收,又不能盲目照搬照抄国外模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科学结论,也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和现实的选择。深化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下,立足中国国情,将民族文化特色与现代人类文明相结合,逐步形成现代化的领导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上为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中国贡献。

  作者: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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