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长期以来，为防止埃及在中东地区坐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想方设法对其进行弱化和软化，实施了漫长的和平演变。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引导埃及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其日趋依附西方;在政治上诱导埃及走民主化道路，使其在政治上更加孱弱;在军事上
摘要：长期以来，为防止埃及在中东地区坐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想方设法对其进行弱化和软化，实施了漫长的“和平演变”。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引导埃及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其日趋依附西方;在政治上诱导埃及走“民主化”道路，使其在政治上更加孱弱;在军事上加强对埃及军队的渗透和控制，从内部削弱军队力量。这种“和平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埃及积贫积弱、国家凝聚力下降，最终导致了“1·25革命”爆发。需要指出的是，“1·25革命”与美国通过非政府组织进行长期渗透及在民众抗议中的积极煽动直接相关，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场“颜色革命”。但“颜色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政治剧变并未使埃及境遇好转，反而使其政局陷入反复动荡之中，经济更是陷入60年来最糟糕的状况。
关键词：西方;埃及;“和平演变”;“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
近年来，“颜色革命”日渐成为威胁第三世界国家政权安全的最大动荡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带有“颜色革命”色彩的政权更替事件数不胜数。据统计，数十年来，美国中情局至少推翻或试图推翻超过50个外国政府，但中情局只承认了其中的7起。20世纪90年初的苏东剧变以及21世纪初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的“郁金香革命”等，都是“颜色革命”的典型案例。
政工师论文范例：科学革命结构理论及其当代效应
西方大国如此热衷“颜色革命”，一是因为它已成为西方国家攫取战略收益的新方式。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已经高度金融化，在世界各地制造“可控混乱”，有助于金融资本快速实现国家间财富的再分配。二是因为“颜色革命”性价比更高。相对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动辄上万亿美元的军事开支，美国在2004年乌克兰政权更替过程中的花费不过6,500万美元，“颜色革命”显然是一本万利的“合算买卖”。三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自身往往存在诸多问题，外部力量很容易找到激化矛盾和强力干预的杠杆和切入点。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看似是自发的群众运动，实则处处有西方干预的身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中东版的“颜色革命”。本文以埃及为案例，探讨“阿拉伯之春”中的西方因素。
一、埃及历来是西方大国觊觎的对象
西方国家为谋求霸权利益，对发展中国家一向奉行“双重标准”：对那些完全投靠西方且实力孱弱的国家，即便政体落后、政策反动，西方国家也会持默认、容忍乃至全力扶植的态度;对那些不肯听命西方或具有成为(地区)大国潜质的国家，则不遗余力地打击、遏制乃至颠覆其政权。
埃及历史文明悠久，地理位置重要，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在中东地区和阿拉伯世界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影响力，这使得埃及天然具备成为地区大国的潜质。西方大国要想实现称霸中东的企图，首先就要“收服”埃及。在某种程度上，“得埃及者得中东”。要想使埃及屈服于西方，甘心充当西方的“马前卒”，最根本的做法就是使埃及长期保持衰弱和依附状态，不允许其成为独立自主的地区性大国。
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扩张，便是从征服埃及开始的。在殖民大国英国眼中，埃及的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大英帝国来说，埃及的价值在于它保护着英国至印度这颗帝国皇冠上的宝石的交通生命线。”[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3页。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凿之后，埃及成为沟通欧洲与印度洋之间的海上捷径、东西方贸易商路的中枢，以及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据点。TarekOsman,EgyptontheBrink:FromtheRiseofNassertotheFallofMubarak,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2011,p.21.此后，英国以控制和保卫苏伊士运河为核心目标，不断向整个伊斯兰世界纵深扩张。
1878年，英国将塞浦路斯作为海军基地，用以保卫土耳其海峡和苏伊士运河。1883年，英军为镇压阿拉伯起义，占领了尼罗河谷;为控制苏伊士运河，英国还夺取了阿拉伯半岛西南顶端的亚丁，并在位于非洲东海岸上的英属索马里兰建立了殖民地。WendyMcElroy,“BackgroundoftheMiddleEastConflict,”TheFutureofFreedomFoundation,October2003,https://www.fff.org/explorefreedom/article/backgroundmiddleeastconflictpart1/，登录时间：2019年12月2日。1922年，埃及名义上获得政治独立，但英国的军事存在一直延续至1936年。1956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此举直接引发英国和法国的武力干涉，两国试图继续对埃及保持控制。
二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美国作为新崛起的西方大国，已经不可能像当年英法那样，赤裸裸地推行炮舰外交和殖民统治。防止埃及成为独立自主的地区强国，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目标。事实上，美国、以色列乃至沙特等海湾国家，都不希望埃及发展壮大。海湾国家希望埃及走向伊斯兰化，美国希望埃及变成贫穷的买办性国家，以色列则希望埃及积贫积弱，以至于无力援助巴勒斯坦。这三个关系非常密切的盟国全都不愿意看到一个对外反帝、对内以民生为本的强大埃及的出现，因为“它将摆脱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它将令海湾国家和沙特成为中东舞台上的丑角，它将再次唤醒阿拉伯民众的团结，并迫使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国”[埃及]萨米尔·阿明：《人民的春天：阿拉伯革命的未来》，嵇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在美国看来，一个独立自主而强大的埃及，势必会抛弃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反对西方在中东的侵略性政策。
为促使埃及投靠西方，美国对其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力图将埃及重新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权力体系。1952年纳赛尔掌权后，一度向美国伸出橄榄枝，希望美国出资帮助建设阿斯旺大坝，美国将此视为控制埃及的良机。1957年1月，沙特国王访美时，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指出，美国之所以决定援助建造高坝(阿斯旺大坝)，是因为这是一项长期工程，将使埃及在十年之内依附美国。[埃及]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开罗文件：纳赛尔同世界领袖、叛逆者和政治家关系的内幕》，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6页。但政治强人纳赛尔为谋求独立自主，最终选择向苏联靠拢，埃及不仅从苏联那里获得了建设阿斯旺大坝的资金，还大量从苏联购买武器。
对此，美国恼羞成怒，转而谋求遏制和颠覆纳赛尔政权。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认为，“纳赛尔的成功将不可避免地为共产主义铺平道路，是时候下定决心采取行动了”[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8页。。此后，美国加大了对埃及制裁和围堵的力度，并竭力武装以色列制衡纳赛尔主义在中东的扩散。1967年，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大获全胜，由此使纳赛尔领导的阿拉伯统一事业严重受挫。阿拉伯民族主义由盛转衰，正值壮年的纳赛尔健康状况迅速恶化，最终在1970年去世。
纳赛尔去世后，副总统萨达特接任总统。萨达特的外交政策方向与纳赛尔截然相反。虽然他在1973年策动第四次中东战争，打破“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但随后主动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并在1979年达成埃以和平协议。在对外关系上，埃及从“亲苏反美”转向“亲美反苏”。埃及外交这种戏剧性转向令美国欣喜若狂，并及时予以物质奖赏。1979年以来，埃及得到美国600多亿美元经济和军事援助，援助金额仅次于以色列。LauraGuazzoneandDanielaPioppl,eds.,TheArabStateandNeoLiberalGlobalization:TheRestructuringofStatePowerintheMiddleEast,EnglandandWales:IchacaPress,2009,p.20.
然而，从长远看，埃及推行的亲美、亲以外交政策，看似使埃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实则得不偿失：埃及民众士气低落;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一落千丈;埃及在巴以冲突中的桥梁作用也被边缘化。在内外困境的共同作用下，埃及穆巴拉克政权最终在2011年垮台，并陷入持续政治动荡和经济停滞的双重困境。埃及的困境对自身固然是个巨大悲剧，但从西方国家的角度看，埃及这种衰弱和依附状态，恰恰最有利于西方国家掌控埃及。
二、“和平演变”：防止埃及自主强大的基本手段
“和平演变”是“颜色革命”的前提和基础，“颜色革命”是“和平演变”的最终结果。正如个人从生病到死亡要经历潜伏期、恶化期和毁灭期一样，外部思想文化渗透从植入“文化病毒”到发挥效果，同样是量变引起质变的渐进过程。当各种矛盾积累达到质变临界点，便可能爆发“颜色革命”。英美等西方国家对埃及也进行了漫长的和平演变。
(一)经济上引导埃及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其日趋依附西方
工业化是国家富强之路。英美等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体系中异军突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率先完成工业化，抢占了全球产业链的上游位置。对已经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来说，要想保持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重要途径就是使其他国家保持落后状态。埃及就是这种发展逻辑和强权政策的牺牲品。
19世纪早期，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效仿欧洲国家大力推动工业化，谋求埃及成为地区大国。但埃及的工业化努力与英国对埃及的原料供应国和产品消费地的总体定位不符，因此英国竭力阻挠埃及的工业化进程。从1839年至1841年，埃及与宗主国奥斯曼帝国爆发战争，英国站在奥斯曼帝国一边共同打击埃及。埃及被击败后，英国强行要求埃及大幅裁减军队，由此使埃及新办的兵工厂产品失去市场。同时，英国强迫埃及实施此前其与奥斯曼帝国达成的《英土商业条约》，由此使埃及民族工业直接面临外国产品的激烈竞争。至19世纪70年代，埃及工业化进程最终半途而废，再次沦为原料生产国。1882年至1919年，英国直接对埃及进行军事占领，并在占领期间重点发展农业，目的是使埃及重新成为服务于英国纺织业的棉花生产国。
1952年纳赛尔执政后，埃及再次开启工业化进程。当时，埃及革命当局奉行进口替代战略，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工业化的举措，最终使埃及工业化比重稳步提升，甚至能够出口工业品。20世纪40年代，埃及制造业仅占GDP的14%，至70年代初，这一比重上升至35%。TarekOsman,EgyptontheBrink:FromtheRiseofNassertotheFallofMubarak,p.57.当时埃及的经济发展成就不输于韩国等东亚新兴工业国。
众所周知，发展制造业的投入—产出周期很长，而埃及的工业化进程总共不过十几年时间，尚处于工业化早期。然而，西方非政府组织在埃及积极推销新自由主义“药方”，即鼓吹减少政府管制、削减政府开支，诱使埃及政府坠入债务陷阱。SheilaCarapico,PoliticalAidandArabActivism:DemocracyPromotion,Justice,andRepresentation,Cambridge:CambridgePress,2014,p.159.1970年萨达特上台后，埃及主动放弃进口替代战略，转而推行不设防的“开放政策”。1974年后，埃及推出一系列有利于外资的相关法律，由此使外国商品和资金蜂拥而入，直接削弱了埃及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1981年穆巴拉克继任后，埃及对内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改革，对外加大开放力度，包括降低关税、增加农产品进口、货币自由兑换等。在中东诸国中，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被认为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最卖力的国家。WalterArmbrust,“ARevolutionAgainstNeoliberalism?,”Jadaliyya,February23,2011,https://www.jadaliyya.com/Details/23729，登录时间：2017年3月4日。在这一过程中，西方非政府组织继续推波助澜，鼓励埃及政府减少福利开支。SheilaCarapico,PoliticalAidandArabActivism:DemocracyPromotion,Justice,andRepresentation,p.155.
从表面上看，“开放政策”使埃及实现了8%～9%的GDP年均增长率，高于此前6%的增速。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盲目开放导致埃及经济结构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一是国内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私有化不仅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和少数特权阶级从中受益，而且使那些依靠公共福利的工人、农民、政府雇员和小生产者受损最大，受益者则是新涌现出的商业精英阶层。埃及由此出现两极分化，阶级矛盾尖锐。“1·25革命”发生前的五年间，埃及的蓝领工人和中产阶级频频罢工，抗议其经济被剥夺的处境。仅2010年，埃及就发生了700场罢工和抗议活动。DinaShehata,“TheFallofthePharaoh:HowHosniMubarak?sReignCametoanEnd,”ForeignAffairs,Vol.90,No.3,MayJune2011,pp.26-28.
二是经济对外依附性日趋增强。1970年～1987年，埃及外债从40亿埃镑升至330亿埃镑(约合231亿美元)。[埃及]穆罕默德·迈哈罗斯·伊斯梅尔：《埃及经济问题》，时事出版社选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埃及原是粮食出口国，但在国门洞开的情况下，由于本土粮食生产成本较高，导致进口农产品迅速抢占埃及国内市场，由此使埃及本土农业生产日渐萎缩。到20世纪70年代末，埃及一半以上的食品需要进口，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埃及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掌握在美国人手中。2010年6月至11月间，在华尔街的操纵下，世界粮食价格暴涨74%，这导致埃及在保持政府补贴情况下，粮食价格仍上涨30%。食品价格上涨导致埃及底层民众入不敷出，由此成为2011年“1·25革命”的重要导火索。
三是民族工业日渐萎缩。20世纪70年代是埃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时期，此后，随着埃及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包括持续降低关税等)，质优价廉的外国产品蜂拥而入，由此造成埃及民族工业日渐萎缩，工业制成品和半成品出口持续下降。例如，埃及1975年制成品和半成品出口占45.3%，1982年已减至14.5%。[埃及]穆罕默德·迈哈罗斯·伊斯梅尔：《埃及经济问题》，第70页。时至今日，埃及外汇主要依靠出口石油、输出劳工赚取侨汇以及旅游和苏伊士运河通行费等“靠天吃饭”的行业。由此可见，埃及的自由化改革使埃及经济进一步依附于外部世界。
在埃及转变经济战略的过程中，美国仍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美国竭力贬低和诽谤纳赛尔推行的进口替代战略，并对埃及进行经济制裁和封锁;另一方面，美国对萨达特推行的“开放政策”则不遗余力地全力支持。埃及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第二大受援国，美国援助的目的是鼓励埃及采取有利于美国的外交、国防和经济政策;美欧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提供给埃及的援助和贷款，都与埃及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相挂钩。
总之，依附性发展使埃及短期受益。但从长远看，埃及重新被打回到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位置，使其最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深陷危机，并在三年后政权垮台。
(二)政治上诱导埃及走“民主化”道路，使其在政治上更加孱弱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以“民主自由”自我标榜，并将“输出民主”作为重要外交目标。这种做法看似是利他主义的，实则不然。防止他国迎头赶上，一直是西方不言自明的政策底线。因此，但凡有助于实现国家崛起的要素(如高科技等)，西方一直都不愿拿出来分享，唯恐别国借此走向强大。“民主化”如果真的能够促进国家强大，西方大国显然不可能如此慷慨地四处进行推销和传播。西方倡导的民主分权政体，本身就是以部分牺牲效率和中央集权为代价和前提条件的。第三世界国家贸然实现“民主化”，其风险和代价可能远大于其带来的好处。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个自然历史过程，各种难题基本是依次到来;而第三世界国家则是在短时期内同时遭遇这些问题的。在发展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背景下，发展是第一要务，“民主自由”则属于次一级的问题，过早强调民主化和个人自由，只会偏离发展目标。
事实表明，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通过“民主转型”实现经济发展的。相反，“民主化”改革反而使很多国家丧失了强政府优势，继而面临政治衰朽问题。伊拉克就是典型案例。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试图将伊拉克打造成“中东民主样板”。然而，议会制政体导致伊拉克教派矛盾激化，中央政府权威弱化，进而导致伊拉克乱象丛生，日渐沦为“失败国家”和任人宰割的“地缘棋子”。
实践证明，西方大国诱导埃及走“民主化”道路乃是“杀人不见血”的釜底抽薪之举。1952年“七月革命”后，埃及推翻原来的法鲁克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起具有较强资源汲取和分配能力的威权政体。作为发展中国家，埃及的这种政体有助于其内强根基、外御强敌，有其历史进步意义。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国力走下坡路，从内因看，主要过错并不在于威权政体本身，而是当权者背离了广大劳动群众。然而，美国从彻底削弱埃及的战略需要出发，将埃及政体变迁即实现“民主化”作为既定目标。
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美国在埃及积极推进“民主化”改革。美国国际开发署每年在推进埃及民主化方面的开支约2,000万美元。20世纪90年代前期，这些援助大部分集中在法治和公民社会领域;90年代后期，该机构开始重点培训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美国国际开发署指出，当埃及进入经济重构和私有化阶段时，最紧迫的需要是一个“高效、可预期的、公正的政府”。在埃及表现活跃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等美国非政府组织利用一切机会攻击埃及的集权官僚体制。SheilaCarapico,PoliticalAidandArabActivism:DemocracyPromotion,Justice,andRepresentation,p.157.
长期以来，美国主要通过资助埃及的研究机构促使其接受西方的民主化观念。20世纪90年代，在埃及开罗大学“政治研究中心”，国外资金覆盖了所有国内研究领域以及部分国际问题领域。埃及最知名的智库“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AlAhramCenterforStrategicStudies)也受到境外资金资助。“埃及经济研究中心”(EgyptCenterforEconomicStudies)、“民主发展集团”(GroupforDemocraticDevelopment)等埃及智库的运行资金大多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福特基金会”(FordFoundation)、“国家民主基金会”、“国家民主研究所”(NationalInstituteforDemocracy)、“国际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RepublicanInstitute，简称IRI)、“欧洲人权委员会”(EuropeanCommissionofHumanRights)等境外组织。通过这些研究机构，西方的观点和主张渗透进当地政府部门和意识形态领域。Ibid.,pp.165-166.
“9·11”事件后，“推进民主”被美国视为根除极端主义的关键。为此，小布什政府加大了美国在中东推进民主的力度，资助额度从2000年的5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20亿美元。MicheleDunne,“IntegratingDemocracyPromotionintoU.S.MiddleEastPolicy,”CarnegieWorkingPapers,CarnegieEndowmentforInternationalPeace,October2004,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CP50Final.pdf，登录时间：2019年5月23日。2002年，美国政府实施“中东伙伴倡议”(MiddleEastPartnershipInitiative)，在中东大力推行民主，其中埃及是重点对象。对美国来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因对内拒绝进行民主化改革、对外反对伊拉克战争，而日渐成为美国推动“大中东战略”的主要障碍和“民主改造”的重点对象。2002年，小布什政府批评穆巴拉克政府审判异见分子萨阿德丁·易卜拉欣(SaadEddinIbrahim)，“人权观察”(HumanRightsWatch)称此举为“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捍卫人权的最重要步骤”。2008年，兰德公司对美国在埃及推进民主改革进行了一项专题研究，该研究主张美国应该鼓励非政府组织为改革者提供培训，帮助改革者获得和使用信息技术，美国信息技术公司应帮助改革者的网站良好运行，并投资发展网络匿名技术，以逃过政府的监控。NadiaOweidatetal.,TheKefayaMovement:ACaseStudyofaGrassrootsReformInitiative,SantaMonica.:RAND,2008,p.50.
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尽管调整了很多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政策做法，但却保留了“中东伙伴倡议”，上台第一年就为该项目追加了6,500万美元预算。MicheleDunne,“IntegratingDemocracyPromotionintoU.S.MiddleEastPolicy”.美国这种长期而缓慢的推进民主化的举措，使埃及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民众心理逐渐被侵蚀，最终为2011年埃及政治剧变铺平了道路。
奥巴马与穆巴拉克的关系一直很冷淡，说跌至冰点也不夸张。穆巴拉克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朗的政策以及借伊核问题制裁伊朗，反对美国对海湾各国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国的政策。穆巴拉克已经成为美国塑造“新中东”最棘手的问题。F.WilliamEngdahl,“Egypt?sRevolution:CreativeDestructionfora‘GreaterMiddleEast’?”.因此，美国既不愿意穆巴拉克恋栈，同时又希望埃及继续保留在美国战略轨道之内。2011年埃及“1·25革命”期间，美国先采取实用主义政策，两头下注。“革命”初期，美国表态比较克制，但随着形势持续恶化，美国的立场逐渐倒向抗议民众一边。2月1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公开表示，穆巴拉克执政的日子屈指可数。这是美方首次暗示将终结穆巴拉克时代。穆巴拉克苦撑数日，最终在2月11日黯然下台。
穆巴拉克下台后，为防止埃及出现从亲美政权变成反美政权的“政权改变”，美国开始奉行“政权交换”(regimeexchange)政策NicolaNasser,“FourthRevolutionaryWavetoEngulfEgypt,”AsiaTimeOnline,August1,2013.，通过推动“民主化”促使埃及继续留在亲西方的轨道。2011年5月，奥巴马公开表态，美国支持该地区向民主化方向转型，特别是埃及民主转型。为此，美国答应减少10亿美元债务，并为埃及提供10亿美元贷款，用于创造新工作和改善基础设施。此举的真实目的是确保埃及新政权的亲美政策不变。
2012年6月，穆尔西通过选举上台。尽管穆尔西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但因其与美国协作良好，在2012年斡旋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在叙利亚危机中坚定站在美国一边，美国因此并不反对穆尔西执政。2013年7月，穆尔西政府被塞西领导的埃及军队强行罢黜。由于塞西与美国关系更亲密，因此美国并未将塞西推翻穆尔西政权的做法视为“政变”，许多美国国会议员与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均主张继续为埃及提供经济援助。美国的地区盟友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国也在穆尔西政府被推翻后的48小时内，承诺为埃及提供了120亿美元的财政支持。美国、以色列以及海湾国家此举的共同目的，就是确保埃及历经政权更替，但始终不改变亲西方的政权基本性质。
(三)军事上加强对埃及军队的渗透和控制，削弱其专政职能
军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终极力量，也是确保政权安全的保障和前提。夺取政权靠军队，保卫政权也要靠军队。毛泽东曾直截了当地指出：“什么叫政权?主要是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政权。”《毛泽东年谱(1949—1976年)》(第5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页。确保军队绝对忠诚是政权安全的关键所在。在第三世界国家，政府能否掌控军队也往往是关乎政权稳定与否的关键。
对西方国家来说，军队忠诚于国家成了其策动“颜色革命”的最大绊脚石。为此，西方操纵的各路媒体不断鼓吹“军队国家化”“军队职业化”所谓军队国家化是指一国军队不属于、不听命于任何政党、社会团体及其领导人;所谓军队职业化就是军人不再实行无报酬的义务兵役制，而是有报酬的雇佣制，同时军队不去从事那些本职工作以外的社会活动，只专注于本职训练和建设。等似是而非、用心险恶的主张，同时不断加大对各国军队的渗透，安插代理人。美国军方曾实施过一项名为“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的外援计划，专门向有关国家提供军事教育与训练援助。约瑟夫·奈自豪地宣称：“大部分接受过美国军事教育与训练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倾向于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王权：《提升软实力，美国扩充“校友会”》，载《中国国防报》2016年2月19日。美国的目的就是软化对方军队在保家卫国，尤其是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时的意志和斗志，并在面对“颜色革命”威胁时保持中立，或在执行镇压任务时“将枪口抬高一厘米”。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突尼斯等国都出现过类似场景。
埃及同样深受其害。军队是否忠诚于政权是埃及政权安危存亡的关键。正因为如此，美国为彻底掌控埃及，一直矢志不移地致力于对埃及军队进行渗透和控制。自1976年美埃恢复外交关系，美国就开始对埃及进行军售;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后，美国谋求与埃及建立更加密切的军事关系。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16亿美元援助，其中13亿美元为军事援助，埃及大部分的武器供应也来自美国。
此外，美国还有意在埃及军队中培养亲美势力。过去三十多年来，许多埃及高级军官都曾在美国防务学院接受培训。据报道，埃及团级以上军官基本都与美国国防部有直接联系。埃及现任总统塞西2005年～2006年曾在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学习，并获得硕士学位。美国对埃及军队的长期渗透使埃及军队日趋听命于美国，而不完全是忠诚于本国政府的统治工具。
因穆巴拉克公开反对美国的中东政策，美国总统奥巴马对穆巴拉克感到失望，因而加紧对埃及军官的拉拢和策反活动，酝酿取而代之。2011年1月25日埃及发生大规模抗议的当天，埃及军方二号人物、武装部队参谋长哈菲兹·安南(HafezEnan)正率团访问五角大楼，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公开表示，希望埃及军方保持克制。埃及动荡发生后，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曾一天六次致电埃及军方领导人，要求军队保持克制。奥巴马也发表讲话，要求避免流血冲突的发生。在美国授意下，埃及军方按兵不动，拒绝为穆巴拉克政府站台。据透露，穆巴拉克曾要求军方武力控制示威者，但先后遭到国防部长坦塔维和空军司令哈菲兹的拒绝。埃及武装部队参谋长安南公开表示，军方不会对人民开枪，军方在政府与抗议民众之间保持中立。F.WilliamEngdahl,“Egypt?sRevolution:CreativeDestructionfora‘GreaterMiddleEast’?”.1月30日，埃及国防部长穆罕默德·坦塔维出现在解放广场上。次日埃及军方发生声明：“武装部队将不会用武力对付我们伟大的人民。”此后，坦塔维甚至直接向穆巴拉克摊牌，要求以穆巴拉克下台为条件，换取其不遭受起诉。埃及军方的骑墙立场直接助长了示威者的声势，最终迫使穆巴拉克黯然下台。因此有学者认为，埃及这场所谓的“革命”可能只是一场“军事政变”。
三、2011年埃及剧变：一场美国暗中操纵的“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的出现看似突兀，实则是西方国家长期渗透的结果。有学者指出，如果说“和平演变”是一种围困和削弱战略，“颜色革命”就是一种摧毁战略，即通过实施政权颠覆，或者虽然保留政权但将其置于外部势力控制之下。[俄]亚历山大·巴尔托什：《当代颜色革命与混合战争——俄学者解读西方和平演变战略》，许得君译，察网，2016年4月19日，它相当于足球场上反复传球和带球后的临门一脚，目的就是一击中敌，实现绝杀。
从外因角度看，2011年埃及剧变是西方长期“和平演变”后的结果。在埃及政权更替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美国等外部势力的长期支持下，埃及非政府组织数量不断增加。据2008年“埃及人权发展报告”(EHDR)统计，埃及非政府组织逐年递增。1964年至1973年间，埃及境内年均新增316个非政府组织;2004年至2006年间年均增加850个;至2007年，埃及境内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已达21,500个。CenapCakmak,ed.,TheArabSpring,CivilSocietyandInnovativeActivism,London:PalgraveMacmillan,2017,pp.60-61.另有统计显示，1960年埃及非政府组织数量为3,195个，1976年有7,593个，1990年增至12,832个，2008年又翻了一番，达到26,295个。王林聪：《埃及政治变局中的公民社会》，载马晓霖主编：《阿拉伯剧变：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216页。
埃及的非政府组织看似安分守己，但一旦国家出现动荡便乘势而起，兴风作浪，推波助澜。2011年埃及“1·25革命”看似是无组织、无纲领、无领导的“三无运动”，实则受到各种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和操纵。“4月6日青年运动”“科特普青年运动组织”“革命青年联盟”“阿拉伯妇女联盟”“全国变革运动”“阿拉伯人权信息网络”“开罗发展中心”“开罗人权研究中心”“妇女发展论坛协会”“赫勒万地区发展基金”“新妇女基金”“7月8日青年联盟”等非政府组织，都积极策划、组织并参与了反政府抗议活动，其中三个非政府组织的表现最为抢眼。
一是“全国变革运动”(EgyptianMovementforChange)。该组织也称“基法亚”(kefaya)，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受够了”。该组织于2004年11月成立，吸引了大量原本对政府漠不关心的青年加入。该组织的成员来源很杂，既有左翼人士，也有自由派;既有纳赛尔主义者，也有伊斯兰主义者，但其共同目标是反对穆巴拉克统治，因此是个典型的“跨意识形态联盟”CenapCakmak,ed.,TheArabSpring,CivilSocietyandInnovativeActivism,p.64.。2004年～2005年，该组织策划了一系列高调反对穆巴拉克统治、要求终结紧急状态法的抗议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基法亚”的名称、行动口号等与在塞尔维亚接受培训的其他国家的反政府组织如出一辙。例如，在2003年乌克兰“玫瑰革命”中，反政府组织名叫“卡马亚”(Kmara)，意思也是“受够了”，该组织同样受到美国非政府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培训。而“基法亚”则是由兰德公司一手扶植。兰德公司与五角大楼关系密切，擅于通过煽动民众给美国的对手制造麻烦。[美]威廉·恩道尔、[中]娜仁托娅：《新世纪之战》，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
二是“4月6日青年运动”(6thofAprilYouthMovement)。该组织成立于2008年4月6日，目标是支持和纪念埃及纺织工人大罢工。其成员主要是来自“基法亚”的青年积极分子，领导人是时年29岁的工程师艾哈迈德·马希尔·易卜拉欣(AhmedMaherIbrahim)，主要组织目标是解除政府限制、允许公开讨论禁忌问题。与“全国变革运动”不同，该组织擅于运用社交媒体传播思想和动员民众。CenapCakmak,ed.,TheArabSpring,CivilSocietyandInnovativeActivism,p.64.据《纽约时报》报道，自2009年至2011年“1·25革命”，约有80万埃及人(主要是年轻人)在“脸书”和“推特”上注册了账户，由此该组织成为埃及最大的青年运动组织。易卜拉欣称：“作为首个基于‘脸书’和‘推特’模式的互联网青年运动，我们的目标是通过鼓励公众参政来推进民主。”
“4月6日青年运动”成立不久便受到美国的高度关注。2008年12月，该组织领导人受邀前往纽约，参加了由美国国务院举行的“青年运动联盟”会议。参会者包括美国国务院的詹姆斯·格拉斯曼(JamesGlassman)和贾里德·科恩(JaredCohen)，他们都曾在塞尔维亚的“非暴力行动和战略应用中心”(CentreforAppliedNonviolentActionandStrategies,简称CANVAS)接受培训。“4月6日青年运动”领导人向美国人承诺，将在2011年埃及大选前“推翻政权”。2009年夏天，“4月6日青年运动”发言人穆罕默德·阿迪勒(MuhammadAdel)曾与14名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活动家一起，在位于塞尔维亚的“非暴力行动和战略应用中心”实习。他曾在拍摄的记录片中公开承认此事，并称经过实习，熟谙人群组织技术以及该如何应对警方暴力，包括如何与警察和军人接触、如何相互保护等。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保持统一战线，如在解放广场抗议期间，当穆斯林祈祷时，基督徒围坐保护;基督徒祈祷时，穆斯林围坐保护。这些内容都是“非暴力行动和战略应用中心”教授的重点。
2011年埃及爆发大规模抗议后，“4月6日青年运动”在2011年2月6日公开发表声明，提出穆巴拉克立即下台、解散议会、成立包括各界人士的“全国解放团体”、制定新宪法并确保自由和社会公正、惩处枪杀抗议者的镇压者、立即释放被关押人员等政治主张。这些主张使抗议活动不断升级，成为最终导致穆巴拉克黯然下台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后，“4月6日青年运动”和“基法亚”的成员在“脸书”上新建了一个新平台，专门用来支持于2010年2月回国的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参选总统。后来，该组织又参与了推翻穆尔西政府的抗议活动。此后，随着埃及政府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管控，该组织影响力迅速下降。2013年12月，该组织两名创始人易卜拉欣和阿迪勒被控违法并判刑3年;2014年4月28日，该组织因被控损害埃及形象、从事间谍活动被强令解散。
三是“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WeAreAllKhaledSaid)。该组织是一个“脸书”群组，2010年6月由谷歌公司驻埃及主管瓦伊·古尼姆(WaelGhonim)创建，目的是纪念2009年6月在亚历山大街头被警察枪杀的年轻商人哈立德·赛义德，支持者达40多万人(一说超过100万)。该组织批评穆巴拉克政府、反对国家滥用暴力。2010年底，该组织开始挑战过去长期不能触碰的政治底线，并最终借2010年底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挑起埃及的民众抗议浪潮。DinaShehata,“TheFallofthePharaoh:HowHosniMubarak?sReignCametoanEnd,”pp.26-28.2011年1月25日埃及大规模示威游行爆发前，古尼姆向支持者发出呼吁，短短3天内便召集了5万多人参加游行，要求穆巴拉克下台。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埃及“1·25革命”固然是内因主导，但与美国非政府组织对埃及的长期渗透和事发前对埃及民众的积极煽动直接相关。2009年5月，奥巴马访问开罗时，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还接待了一批在“自由之家”接受过两个月培训的埃及青年活动家。2011年“1·25革命”发生后，美国不断加大对埃及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力度。2月，埃及一名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坦言：“在埃及起义中，公民社会起了决定作用。从长远看，(这些组织)将是美国的永久伙伴。”据统计，2011年3月至6月，埃及非政府组织共接受了1.75亿美元的外部援助。田栋栋：《揭开埃及“美资”非政府组织真面目》，载《参考消息》2012年2月23日。2011年3月15日，希拉里访问埃及时专程参观了开罗解放广场，以示对埃及“民主运动”的支持。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鉴于西方资助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埃及政局动荡中上下其手，遗祸不浅，埃及政府最终痛下决心堵住这个巨大漏洞。早在2012年2月，埃及决定将包括19名美国人在内的43名非政府组织成员逮捕，并移交开罗刑事法院审判。埃及政府这种前所未有的举动表明，美国非政府组织在埃及剧变中卷入极深。2011年6月，欧盟驻埃及代表处表示欧盟曾向埃及非政府组织提供了1,700万欧元的援助。2016年11月29日，埃及议会通过议案，对非政府组织活动进行严格规范，接受国外资金援助或参加外国非政府组织将被判处1年至5年徒刑。许多埃及议员认为，各种非政府组织在2011年埃及“1·25革命”中煽风点火，这部法律将是抑制这些非政府组织兴风作浪的有效工具。
四、“颜色革命”的影响：埃及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西方国家对中东剧变进行“选择性干预”，其目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制造问题，进一步将中东国家推向依附性的深渊。美国总统奥巴马将阿拉伯剧变称为“历史性机遇”，这意味着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政治剧变符合美国的帝国主义利益。然而，对发生政权更替的中东国家来说，其遭受的损失则不亚于一场地区战争。埃及的政治剧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民主转型以失败告终
在2011年政治剧变前，埃及的威权政体纵然有千般不是，但起码可以为公众提供基本的安全环境。然而，2011年埃及政治剧变后，民主转型使埃及政坛乱象丛生：政党多如牛毛(一度多达近400个)，民众抗议此起彼伏，治安状况恶化，恐怖活动频发。2012年6月，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穆尔西通过全国选举上台执政，成为现代埃及首位民选总统。但由于强力部门和官僚体系仍原封未动，因此新旧势力相持不下，导致权力空转，政局动荡加剧，甚至越来越多的埃及人开始怀念穆巴拉克时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塞西领导埃及军方顺势罢黜了民选的穆尔西总统。此后，埃及政治转型重新回归到“准穆巴拉克时代”。塞西政府将恢复稳定作为首要大事，屡屡延长紧急状态法，强力镇压穆斯林兄弟会、“4月6日青年运动”等各类反对派，加紧回归军人政治轨道。埃及政坛的戏剧性变化从侧面说明，西方式的民主化道路未必适合第三世界国家，至少在中东地区面临水土不服的困境。
埃及民主转型遭遇严重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埃及政治转型的路径选择本身存在问题。2011年埃及民众反抗穆巴拉克统治包含了多重诉求：政治上，反对服务少数权贵的精英主义路线;经济上，反对使“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外交上，反对亲美亲西方的外交路线。埃及要摆脱困境，最重要的不是政体改革或更换总统，而是调整政策路线。然而，由于西方国家长期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导致埃及社会陷入价值迷茫，加上埃及国内缺乏先进阶级和政党的正确领导，这场诉求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被简单等同于“民主与独裁”的对决，并最终将“民主转型”视为纾解困境的灵丹妙药。
然而，埃及畸形的民主化非但无法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反而是以默认现行秩序的合法性为前提条件的。这意味着,埃及的民主化道路无力承担转变政治路线的历史重任，由此决定了埃及等中东国家的民主转型注定是一场与初衷背道而驰的假革命。事实表明，民选的穆尔西总统执政后，其内外政策基本延续了过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老路。可见，用“民主化”纾解埃及结构性难题实际是用简单手段解决复杂问题，由此埋下爆发“二次革命”的伏笔。
其次，民主化本身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而百废待兴的埃及社会无力承受这种巨大的代价。民主化强调“分权制衡”，因此它本质上是以部分牺牲政府行政效率为代价的，但这种牺牲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承受。就埃及来说，由于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大众政治参与度高，民主转型造成社会失序、政治动荡和“街头政治”泛滥。这种近乎无政府的状态使埃及各界充分认识到，埃及最需要的是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以及在稳定秩序下的经济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历过动荡之后的埃及政府最终选择将恢复秩序放在首位。
从这个意义上看，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政权的行动在偶然中蕴含着必然。在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全的背景下，军队是唯一有能力恢复稳定的组织性力量，军队的跨阶级特性使其更容易得到各方认可。在现代埃及政治中，军队历来发挥着稳定器的作用。当年穆巴拉克正是得到军队支持，才得以长期执政;2011年政治剧变中，正是由于军方在关键时刻保持中立，穆巴拉克才被迫下台。同样，民选的穆尔西始终没有得到埃及军方的力挺，因此其统治基础始终不稳，并最终被埃及军队推翻。从某种程度上看，埃及军队干政是以某种极端方式强制修正过度民主化造成的失序问题。
军人干政和强行恢复秩序实际是对民主乱象的“纠偏运动”，并得到多数埃及民众的认可。他们最初参与推翻了“独裁的”穆巴拉克政权，后来又认可塞西领导的军方罢黜“民选的”穆尔西总统。这表明，普通民众并不关心埃及究竟是“民主政体”还是“集权政体”，而是关注哪类政府更能帮助他们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当年纳赛尔实行的是铁腕统治，但由于其内外政策站在广大民众一边，因此得到多数民众的坚定支持，即使埃及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战败，民众仍力挺纳赛尔。相反，穆巴拉克政府的内外政策只为少数人服务，因此尽管其并未面临战争失败之类的重大挫折，仍被广大民众共同推翻。
由此观之，埃及民众并不反感军人干政，只是反感“坏的军人干政”。在经历了民主神话破灭的惨痛经历后，日渐成熟的埃及民众对徒有其名的民主转型越发失去兴趣，而更关注未来新政府对民生问题的治理及其成效。因此，对埃及军方来说，巩固政权的关键是明确未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即新的军人政权到底是为多数民众服务，还是为少数权贵服务。腐败问题是衡量政权性质的重要指标。根据国际机构2017年的最新排名，埃及的腐败指数(CPI)得分32分，比2016年的34分又降低2分。在180个国家中仅排第117位，比2016年下降9位，排名仍然靠后。埃及军方如果不能用切实的行动证明自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新型政权，多数民众仍会像当初反对穆巴拉克统治那样，继续反对军人干政，乃至发动“第三次革命”。
(二)埃及经济陷入60年来最糟糕的状况
2011年埃及民众发起抗议时，打出“面包、自由和公正”的口号，谋求改善民生环境是抗议群体最主要的诉求之一。从深层次来看，埃及经济落到如此地步与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直接相关。然而，“1·25革命”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西方金融机构继续通过贷款和援助保持对埃及的控制。而埃及自身也未真正汲取教训，反而在原有道路上越走越远。
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穆尔西政府依然奉行市场资本主义的路线。2012年11月，穆尔西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了贷款48亿美元的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在贷款到账前，穆尔西政府必须进行全面经济改革，包括减税、削减补贴、减少贸易壁垒、邀请外国投资等。这种政策曾是“阿拉伯之春”爆发的原因，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对南欧国家的政策如出一辙。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美国向埃及提供2.5亿美元援助，条件是政府进行“痛苦的”财政紧缩政策，同时埃及对美政策要保持连贯性。
2013年7月塞西接管埃及政权后，虽然尝试重启工业化进程，但为缓解眼前经济压力(尤其是外汇短缺问题)，不得不继续推行有利于跨国资本的经济政策。2016年8月，为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20亿美元贷款，埃及承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实行埃镑对美元的浮动汇率，减少行政干预，提高财政透明度，并打击腐败，提高私人经济比重，引进增值税，削减燃料补贴等。此后，埃及根据这一改革路线图推出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举措。埃及非政府组织“埃及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心”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标题就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总是加剧危机》，并称埃及实现浮动汇率政策是“黑色星期四的政策”，谴责政府实行的自由主义政策忽视了对埃及民众利益的保护，警告改革将使埃及的贫困率前所未有地增加。NiveenWahish,“TheYearReformBrokeLoose,”AlAhramWeekly,December22,2016.
“1·25革命”后，埃及的经济路线依然如故，加上政权更替引发的安全动荡，原本脆弱的埃及经济雪上加霜，许多经济指标甚至不及剧变前的水平。
一是外汇和财政收入持续减少。埃及官方数据显示，埃及出口额逐年缩减，2012/2013财年为270亿美元，到2015/2016财年已经下降为187亿美元。其中，因油价下跌，埃及石油出口收入从2012/2013财年的130亿美元锐减到2015/2016财年的57亿美元。与之相伴，埃及的外汇储备由穆巴拉克下台前的360亿美元降至2015年底的164亿美元。此外，埃及的外贸赤字逐年递增，2013/2014财年为340亿美元，2014/2015财年增至390亿美元。至2015年，埃及债务已经占到GDP的100%。
二是失业问题愈发严重。埃及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埃及直接性失业比例达到12.8%，这意味着360万埃及劳动力无法获得有尊严的工作。究其原因，一方面，埃及人口增速过快，人口高增长加剧失业率。截至2020年2月，埃及人口已经突破1亿大关。这意味着埃及有更多的劳动力需要就业。另一方面，埃及工业化水平低，尤其2011年中东剧变后政局动荡，大批资金外逃，就业岗位进一步减少。
三是通货膨胀不断加剧。2016年11月，埃及为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同时大幅削减食品、燃油、电力和用水等基本生活品补贴，由此导致基本消费品价格持续上涨。2016年，埃及通胀率为13.8%，2017年则攀升至30.7%的高水平。2018年6月，埃及汽油价格提高50%。家用灌装液化气价格也从30埃镑涨至50埃镑，商用灌装液化气从60埃镑涨至100埃镑。“EgyptRaisesFuelPricesUnderReformPlan,”MiddleEastOnline,June16,2018埃及对食糖年需求约为300万吨，但国内产量只有200万吨，缺口主要靠进口来填补。然而，2016年以来国际市场供应紧张导致埃及白糖价格上涨，市场价格从每公斤5埃镑涨到7埃镑;大米价格也从每公斤4.5埃镑涨至5.25埃镑。NiveenWahish,“TheYearReformBrokeLoose.”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使中下层和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受到直接冲击。
四是埃及旅游业收入明显减少。旅游业是埃及经济支柱，旅游业收入占埃及GDP的12%，外汇贡献率超过14%，该行业人口占全国劳动人口的12.6%。但2011年埃及剧变使得该国旅游业遭受沉重打击。2011年埃及游客数量骤降37%，从2010年的1,400万跌至2011年末的900万人。此后数年间，埃及国内恐怖袭击和安全事件频发，尤其是2015年10月的俄罗斯客机爆炸及2016年5月埃航坠机事件，令埃及旅游业再次遭遇“寒冬”。2015年第一季度埃及接待游客220万，而2016年同期降至120万。《埃及旅游业“雪上加霜”》，载《三湘都市报》2016年5月21日，第A08版。埃及著名旅游景点——吉萨金字塔和海边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均游客寥寥。
在此背景下，塞西总统只能从海外寻求资金援助，但效果有限。沙特曾是塞西政府的主要支持者，但2015年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去世后，两国关系开始恶化。2016年，因埃及在也门和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与沙特不一致，尤其是埃及2016年9月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俄罗斯提出的涉叙决议，沙特单方面宣布停止向埃及出口石油。曾经的最大金主美国也一度暂停对埃军事和经济援助。
伴随国内经济的持续恶化，埃及民众对政治经济状况深感不满。据调查，埃及民众的生活满意度连年下降。以满分10分计算，埃及2005年至2007年得分5.4，2010年至2012年得分4.3，2012年至2014年仅有1.13分。GihanShahine,“AreEgyptianPeopleHappy?,”AlAhramWeekly,No.1282,February11,2016.在连续三年的报告中，埃及均被列为“不幸福”国家。2016年2月24日，塞西在演讲中谈及埃及经济困难时甚至表示，“如果对国家经济真有好处，他情愿卖掉自己”，这足见埃及国内经济之困难。有人甚至调侃，埃及根本不需要反对派，只要坐等就能看到国家崩溃。
五、余论
事实证明，埃及等中东国家自2011年开始的民主转型并未给相关国家带来繁荣稳定，反而引发了严重的政治衰朽和经济恶化，出现了更多的失败国家或半失败国家。当初被寄予厚望的“阿拉伯之春”最终令中东民众倍感失望。一是经济指标恶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支机构“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AMF)统计，过去数年，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都面临预算赤字。2017年阿拉伯国家经济增长率只有1.9%(相当于全球经济增长率的一半)。
“IMFChiefEncouragesArabCountriestoReininSpending,”MiddleEastOnline,February12,2018.二是腐败问题严重。根据“透明国际”2017年发布的“腐败指数”，在21个阿拉伯国家中，除卡塔尔和阿联酋外，其他阿拉伯国家得分均低于50分，其中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也门等排名最后。“UnfaironCorruption?.”.三是失业问题严峻。根据对西亚北非16个国家的一项调查，18岁至24岁人口中，失业问题和极端主义被视为社会进步的最大威胁，失业问题是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等国最关心的问题。
SimonSpeakmanCordall,“UnemploymentandExtremismTopConcernsofArabYouth,”MiddleEastOnline,May7,2017.四是中产阶级贫困化加剧。据2015年瑞士研究机构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财富分配不公平导致埃及中产阶级人数急速减少。2000年至2015年期间，埃及中产阶级的人口比重从48.2%降至当前的5%。GihanShahine,“TaxingTimesfortheMiddleClasses,”AhramWeekly,Issue1335,March9-15,2017.五是难民问题突出。据估计，也门2,1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其中1,000万人亟需援助;叙利亚约有1,310万人需要援助。DavidCattler,“ASurveyoftheNearEast:ImplicationsforU.S.NationalSecurity,”TheWashingtonInstituteforNearEastPolicy,March13,2018.
经济状况不佳导致中东国家抗议活动此起彼伏。2017年12月29日至2018
年初，伊朗爆发自200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抗议物价上涨、民生艰难。同期，率先爆发“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也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经济萧条、失业居高不下等问题。约旦也在2018年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和骚乱事件。
究其原因，“颜色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真正的社会革命首先要广泛动员底层民众，共同反对少数特权阶级。只有这种革命才能实现社会秩序彻底变革(尤其是生产关系改造)，革命的最终受益者应属于多数劳动群众。而“颜色革命”则恰恰相反，它主要依靠的是动员熟练工人、中产阶级和学生，同时也没有成熟的意识形态，而只是满足于将当权者由令人痛恨的独裁者或执政党替换为符合自由民主原则要求的领导人或政党。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乌克兰、菲律宾、格鲁吉亚等就属于这种情况。JackGoldstone,“ColorRevolutionsintheMiddleEast,”AlArabiya,February9,2011.因此，“颜色革命”只是一场“只开花不结果”的“假革命”。
作者：田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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