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以降，历史学的边界问题，历史学与文学的关联问题，一直处于后现代主义式的开放性讨论之中。史料在加拿大华人史写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且在呈示华人早期生活时又面临着无法还原的匮乏性、可疑性，令历史学的想象性乃至推测性大大
摘要：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以降，历史学的边界问题，历史学与文学的关联问题，一直处于后现代主义式的开放性讨论之中。史料在加拿大华人史写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且在呈示华人早期生活时又面临着无法还原的匮乏性、可疑性，令历史学的想象性乃至推测性大大突出。在加拿大华人史写作语境下，历史学的文学性超出了常见的修辞、叙事范畴，并为历史学与文学的统一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开始在文学中寻觅历史。可以说，在展开对加拿大华人，特别是早期华工生活世界的历史想象中，历史的边界在文学与历史学的写作姿态和构思，特别是历史精神追求的统一中，并非泾渭分明。
关键词：加拿大华人史;文史统一;新史学
本文所指的“加拿大华人史”是一段客观的“历史”，而“加拿大华人史写作”则是有关客观“历史”的文本化历史，是个体化的集体记忆书写。所涉的文本有程天放的《东方向加拿大的移民》，李东海的《加拿大华侨史》，詹姆斯·莫顿的《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中国人》，魏安国等的《从中国到加拿大》，许简邦的《加拿大华侨概况》，李胜生的《加拿大的华人与华人社会》，陈国贲的《烟与火：蒙特利尔的华人》及其与丹尼丝·赫丽合编的《挣脱枷锁：加拿大华人反对种族主义百年史》，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的《美洲华侨华人史》，黄昆章、吴金平的《加拿大华侨华人史》，李未醉的《加拿大华人社会内部的冲突与合作(1923—1999)》，黎全恩、丁果、贾葆蘅的《加拿大华侨移民史》，AnthonyB.Chan的GoldMountain:TheChineseintheWorld等。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聚焦的文本具有一定的个案性，但所呈示的问题，不仅离不开上述所涉的文本化语境，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自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以来，历史学的边界问题，一直处于后现代主义式的开放性讨论之中。其中，历史与文学的关联，与其说得以发现，不如说重新确立。尽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历史与文学的分野，即前者的已然性与后者的或然性，进行了确认，但二者之间的关联却从未得到历史性的消解，无论是东方的《左传》和《史记》，还是西方希罗多德的《历史》，即便是在19世纪那个历史学得以科学化的时代，它们的文学品质也仍然得以传承，并在20世纪重放光彩。
《荷马史诗》、巴尔扎克的小说以及中国古代世俗小说中的历史信息，也一直为史家所关注，如梁启超就曾针对小说能否入史有一段极精辟的见解：“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1]61美国学者列昂奈尔·戈斯曼也曾说过：“有的时候，历史学家阅读文学文本，不是为着它们本身的缘故，而是为着它们可以从其中抽绎出来的与历史论证相关的东西。”[2]246但不得不说，文学的历史学品质，与历史学的文学品质，诸如叙事、修辞比较起来，所得到的理论关注与实践，在蓬勃向上的新史学中，尚处于边缘情境之中。
这种边缘情境，在加拿大华人史写作中却颇有些“中心”的意味。这是因为，在加拿大华人史的写作谱系中，史料有着极其重要的写作意义与价值，并留下了清晰的脉络与印记，但这种清晰性又面临着呈示早期华人生活史料的匮乏与存疑。这种写作的清晰性和史料的模糊性带来了种种可能性，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史观的观照与反思之下。
一、历史的边界与后现代主义的思索
所谓的“新”，或称之为“叙事的转向”，仍然指的是历史学本身的自身性质，即以文学品质为核心的跨学科品性及其视野中的自身定位。在埃娃·多曼斯卡与海登·怀特、弗兰克林·安克斯米特、阿瑟·丹图、列昂奈尔·戈斯曼、汉斯·凯尔纳等多位历史学家的访谈中，这种历史定位的问题意识，一直处于讨论的最核心位置。多曼斯卡将这些访谈以“邂逅”为名结集出版。正如访谈中历史学家们一再重申与探讨的历史中的隐喻传统那样，多曼斯卡的命名本身也具有隐喻的味道。“邂逅”不仅指的是历史学家间就历史问题的碰撞，也应该指向历史与文学之间。在我看来，这种“邂逅”不应该是“发现新大陆”式的开拓经验，而应该是“他乡遇故知”式的相逢回味。多曼斯卡在谈论后现代主义(访谈的另一个核心主题)时，称它为“将旧的范畴置入了新的语境”[2]316。历史与文学的“邂逅”，同样具有历史性。问题的关键是，这场“邂逅”是如何实现的，以何种方式完结。
这场“邂逅”的新语境，是在后现代性主义蓬勃发展，并对现代主义进行深刻反思的情境中得以呈示的。它的主要特征，与其说是破碎化，不如说是多元化。这也就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是对单一性的终结，或许正是有关于此，阿瑟·丹图也总结道：“后现代主义的风格就是没有一个融贯的风格。”[2]209在此语境中来观照历史与文学的“邂逅”，至少是在多曼斯卡这本以此为名的访谈录中，并没有呈示出一种双向度思考，而是以历史为中心的单向度召见。也可以如此理解，这个命名，特别是其内蕴的那种多元性语境的风格和精神，在内容的表征中反而被消解了。具体来说，除了个别的例外，它只回答了历史为何，特别是在跨学科中为何，却没有在他者中去寻找另一个可能性的自我。这种历史思维，同样属于现代主义式的修正主义，将他者成为自我的客体，而非另一个平等的主体。虽然，历史学家们在对“历史学”的自我认知中，确认了它的跨学科品性，特别是承认了它的学科之源——“历史一直是一种文学”[2]175，并以此昭示出自身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开放姿态，但这能否真正打开主要是在19世纪所建构的学科的藩篱，还是难以预知的。
这种艰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只满足于对后现代主义精神的认知主义。它确切地感受到了除自我之外的，他者的存在及其应有的价值：完善自我的参照，却从未认识到那参照镜之中不仅有自我的影像，还存有自我及其可能性。至少在巴赫金和莱维纳斯那里，自我和他者之间就无法各自再次独立了，他者不仅仅为了自我而存在，自我同样必须“为他者(人)而存在并借助于他者(人)而存在”[3]65。自我和他者，已经不再是主客观关系那样简单了，而是必须在“面向他者”的精神之中实现二者生存性的统一。在我的阅读体验中，《邂逅》中便缺乏这种生存性的统一，就此处研究的范畴而论，文学也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参照，而不是另一个存在形态。因而，历史学家们可以声称“历史是文学”，却鲜说“文学是历史”。
在很多时候，“文学是历史”都是一种妄谈。它有两种客观的历史处境。在历史学视域中，一直存有一种说法，用安克斯米特的话来说，即“认为文学仅只是虚构，因此给予我们的只是谎言，并且因而与真理和历史写作就不会发生关联”[2]9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得以确立为科学，而排除了文学的维度。之所以将历史的文学维度与它的科学的维度对立起来，离不开文学的学科属性及其定位。在文学视域中，文学似乎除了审美之外，很难有一种认知的功能，在虚构与想象的创作法则里，似乎真的容纳不了事实与真理的存在。这恐怕就是19世纪以来的学科之藩篱。这种学科中心主义，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得到了质疑与反思，其成果之一，即令历史学从单一性的困途之中走向三个维度的彼此关联体系之中。耶尔恩·吕森正是从三个维度，即科学的、政治学的和文学的维度来理解一个立体的历史学。他认为，这三个维度息息相关，彼此关联，忽略和弱化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导致偏颇与狭隘的后果。[2]191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学相仿，史学家盖伊对文学的认知功能进行了一次有益的探索，在从历史学的视角分析了狄更斯的《荒凉屋》、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汤玛斯·曼的《布顿柏鲁克世家》之后，直言道：“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成为既有小说艺术之表现，同时又能成为指陈真理的最佳媒介。”[4]224-225正是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探索姿态，令“文学是历史”不再是一种无稽之谈，而开始进入一种探索之途。
从语义学角度考虑，无论是“历史是文学”，还是“文学是历史”，都只是一种判断而言，并不意味着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同一。从古至今，无论是强调二者之间的区别，还是共性，都是在二者之间不可替代的历史语境之中发生的。这意味着，“历史不可能是文学”“文学不可能是历史”。这确实是无法排解的学科矛盾，也就规定了历史与文学各自的边界所在。就历史与文学的关联而言，即如海登·怀特《元史学》以降那样，发现“历史的文学性”(历史的文学品质)，又要在其肩膀上去探求“文学的历史性”(文学的历史品质)。固然，文学的历史性，并不是一个开创式的发现，梁启超、戈斯曼、盖伊等学者实际上都已触摸到要害之处，只是它需要在一个不同的语境中重新得以确认，甚至展望，而与加拿大华人相关的历史语境，或许有益于对其激发与探求。
二、新语境：可疑的史料与历史想象
史料之于历史写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加拿大华人的历史写作中，对其相关史料的搜集与掌握，成为历史写作出新与完备的重要参照。李东海就曾强调：“关于这本书的取材，征引史实，以域多利中华会馆八十多年所珍藏的文献和英属哥伦比亚省府所保存的史料为主，旁采西文书籍及当地报纸、刊物、政府公报为辅。”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写作，还本着所谓的“治史精神”。在上述史料的基础上，“对每一问题加以考证和罗列”，其目的是为了纠正凭着主观的喜悦而把事实歪曲的不正之气。[5]6正如李东海所谓的“写加拿大史是由我而草创，古无前例”[5]6，这种开创性，自然成为之后历史学家们写作中的“影响的焦虑”。
或许，受到李东海在史料运用中那种自信的影响，加拿大学者魏安国等在史料的运用和搜集中，呈现出与之相反的谦逊姿态，直陈自己的团队在写作过程中对史料掌握得不充分：“由于调查时间的不足，我们未能充分利用教会的资料，不论是已经刊印的还是尚在档案中保存的。对于这一点，我们特别引以为憾。事实是，在各类公私档案中，还有很多很多的资料可供未来的研究工作者使用。虽然我们已经广泛地采用了一些档案资料，但是尚有分散在其他华文报纸上的资料，仍可为其他研究工作者利用而取得成果。另一方面，对西文报纸也没有尽可能地加以利用。最后一点是，尽管我们也选收了一些口述的历史，但是我们很少采用这种方法，因为我们相信，现在从事这项工作的，有许多人都比我们的条件好。确实，加拿大华人社区和个人的口述历史，很可以成为他们自己的一种体裁。”[6]2-3这种“不充分”的强调，无论是“教会的资料”“各类公私档案”“各地中英文报纸”，还是一种另类的历史——“口述材料”，实际上都要比李东海所掌握和依据的史料要更详细、更丰富，于是在这种研究局限的谦逊中，无形地将李东海的首创意味在整体性的写作视野中(“加拿大”各地与“域多利”一地的比对)给消解掉了。
从掌握到的资料来看，至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陈国贲的《烟与火：蒙特利尔的华人》和21世纪初黎全恩等人的《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在对口述史的关注与运用上，是对魏安国等人的一种历史回应。华人研究的著名学者王赓武在对陈国贲作品的评介中，毫无避讳地说“本书并不是纯历史著作”，并称赞“陈博士的著作的卓越之处在于他通过采访蒙特利尔唐人街的老人以收集口述历史资料取得成功”。[7]1王赓武的评介，事实上已指出了《烟与火》跨学科的文本特色，即纯历史叙事与口述叙事的一种杂合。这种杂合性，是作者本人的写作动机与风格的自觉追求。在“英文版自序”里，陈国贲在开篇处即指出，蒙特利尔唐人街老人的长达数百页的口述访问资料“构成本书第三、四、五、九章的基础，同时也启发我写出本书的其他各章。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发自内心的个人生活史的讲述对我研究种族社会史是十分有价值的”[7]1。这种写作的自觉，显然克服了魏安国的那种顾虑，不仅继续将口述材料作为历史的内容本身，更是将它们视为具有启发价值的重要史料。这种将口述材料作为历史内容的同时以此生成新的历史的写作风格，或许正是魏安国所期待的那种将口述历史视为一种“体裁”的历史写作;当这些题为“蒙特利尔华人社区口述史”的复印件，存于康克迪亚大学图书馆非印刷类资料库和渥太华的加拿大国家公共档案馆时，或许陈国贲便成为魏安国所承认了的那些“比我们条件好的”研究者。
黎全恩等合著的《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出版于2013年，可能是这方面最近的研究成果。与魏安国在史料搜集和使用方面所呈现的相比，黎全恩在序言里，显露出集大成式的勃勃雄心：“最后特别要指出的是，这本书尽可能使用了在加拿大迄今为止可以找到的有关华人的原本中英文文献和可信资料，并采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实地采访了早期华人的后代，为这段风雨飘摇的百年移民史留下活的见证”;这种全面的史料搜集与利用，还延续了李东海所秉承的“治史精神”，“因着严肃的学术钩沉，在以前有关加拿大华侨历史的各类中英文著作和论文中的不少错误和谬传，乃至空白，也得到了纠正与补充”[8]2。作为长年浸淫于加拿大华人研究的学者，黎全恩的自信自然有其道理，史料的完备应是其中之一。但就开创性而言，其写作风格与以往相比，并没有走得太远，反而是其写作视野，更显露出“整体性”，并将因此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与陈国贲的写作处于同一时期的另外一位华人学者李胜生，也通过社会学的视角与方法，在传统的历史学领域给出一个颇为不同的历史真相。沿着这种跨学科的视野，黎全恩等人的历史写作似乎比以往更加自觉地践行学科间交叉的方法，并确信其研究成果。与黎全恩强调通过史料的完备来实现李东海所倡议的“治史精神”不同，他的合作者丁果希望通过采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而使这本移民通史具有多面向、立体化的优势，既填补了以往移民史研究的一些空白，又纠正了以往移民史中以讹传讹的‘常识性’错误”[8]5。这种自觉、明确的宣言，透露出新一代学者的后现代视野，至少是在对历史学的学科认识方面，丁果等人更追求一种多元化的历史学，以替代以往那种学科化的历史学，进而在史料的解读中有了多元的视点。
即便将李东海视为与加拿大华人相关的历史写作的起点，至丁果等人的历史写作，也有半个世纪了，对于相关史料的爬梳、搜集与整理应该来说是比较充分了，这或许是黎全恩只强调史料的“全”而不是“新”的原因所在。面对同样的史料，如何消除写作的焦虑，可能就要依赖于对史料的阐释视点以及叙事的策略了。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为此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写作动力，而自觉践行历史学的“跨学科”品性只是其一。
历史学和文学是不可等同、替换的，毕竟各有自己的边界。这个边界地带，虽然并不会那么泾渭分明，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的今天，但依然能够寻摸到二者之间模糊的界线之所在，其中，史料以及对它的态度与方式，应是较为基本的一个。
自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以来，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共性，即叙事、修辞等，逐渐成为普遍的知识，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从多曼斯卡的《邂逅》访谈的内容和观点上，便知一二。事实上，共性与个性，往往是相辅相成的，杰尔泽·托波尔斯基就在历史与文学的共性——叙事中寻找二者的差异，即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区别。[2]157-158他认为，历史的“生成”主要是在文学叙事，而不是在历史叙事中呈现的，因为文学叙事善于通过对话、透视内心等形式，以便展现人们做出决定的机制，而这些形式都是历史叙事所不被允许的。除了叙事观念的不同之外，处理叙事时间时，文学叙事的自由度也要比历史叙事大很多，前者往往可以自由穿梭其间，但历史学家即便是在同时性的叙事中，也必须考虑到时间的确定性。安克斯米特也曾对历史与文学做过区分。他认为，历史学与小说的区别在于：前者缺乏聚焦。他的解释是，在如何对待过去方面，历史学提供建议，而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将这些建议运用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二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物理学与工程师之间的关系，前者提供理论知识，而后者重在实践运用;所谓的“聚焦”，即只有小说才能为那些历史知识提供得以应用的“焦点”。[2]103
在安克斯米特看来，历史学家的目标是“做出对于过去的真实陈述;那也就是，获取可以或者为真或者为假的能够以单称、断言式陈述句来表达的某种知识”[2]90。但正如葛剑雄等人所言，“历史是过去的事，但过去的事并不一定是历史”[9]70。也就是说，历史与过去并不等同。事实上，在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看来，历史中的过去，并不是真正的过去，而只能是一种构建的、创设的、主观的过去。这种将过去存在的真实与历史叙事的真相分离开的历史观念，显然有导致历史相对论的可能性。为了避免这样，伊格尔斯坚称，虽然“对于过去的每一重构都反应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从而没有最终的历史，也没有最终的解释。但我还认为，可以有并非纯粹武断的对于过去的逼近”[2]122。而他“并非纯粹武断”的自信正是源于对史料的批判性分析所拥有的乐观主义。这种基于史料的乐观，在海登·怀特那里也是熟悉的。他称“过去是一个神奇之地”，虽然它已不复存在，但人们可以而且只能通过遗留下来的东西来研究它。[2]20所谓“遗留下来的东西”，就是史料。可见，史料对于历史而言，就是历史学家们想象过去、趋近过去、实现历史真相的基础。
史料之于历史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史料，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出现了一种分歧。一方认为，史料同样存有主观性。托波尔斯基认为，虽然史料是连结历史与过去之间的一条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因其主观性而实际上不存在。[2]152另一方则相反，认为史料具有相对而言的“客观性”。耶尔恩·吕森认为，“在史料所包含的信息和产生意义的解释程式之间，存有极其复杂的关联。比之寻常有关主观性的论证所意识到的而论，意义和内涵当中甚至有着更多的‘客观性’”，并凭此，可以获得有关过去的“可靠而真确的信息”[2]183，185。鉴此，通过有关史料的主客观之争可以发现，史料特别是那些文字性史料的本质，实际上也是一种有关过去的叙事。而其功能在于，历史学家们通过它来认识过去，表现历史。至于同样含有叙事性的史料，是客观再现过去，还是主观构建过去呢?可能与其具体的历史语境有一定的关联。
事实上，在加拿大华人早期生活情况的史料中，20世纪之前的中文史料是极其匮乏的，但不少的英文史料，特别是报刊、政府报告等文字性材料等，却保留至今。因此，与加拿大华人相关的历史写作，便不得不依赖于这些仅存的英文资料。可是，由于种族歧视观念的深刻影响，这些资料对华人生活的叙事，是客观再现，还是主观建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质问。在1859年《域多利官报》上一则有关华工抵埠的报道中“圆眼睛”“把自己当成驮东西牲畜的中国方式”“惊奇”等言语和修辞的“巧妙”使用，不仅透露出一种异国情调式的调侃与讽刺，更呈示出在加拿大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同为新移民群体的白人与华人之间的主客观念。其实，与以后的新闻报道和记述相比起来，1859年的这篇报道里的种族歧视观念属于温和的好奇心范畴。纵然如此，对于反映与再现当时华人的生活情境，这种叙述是不是一种吕森所期待的“可靠而真确的信息”呢?李胜生在《加拿大的华人与华人社会》一书中，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将加拿大主流社会对于华人的歧视，视为一种制度性生产的过程与结果。虽然在他“制度性种族主义”的理解中，法律的生成及其政策执行是核心内容，但新闻媒体的舆情渲染与推波助澜，也应当是“制度性”生成不可缺少的有机构成，而且一旦通过制度形成一种歧视华人的社会结构之后，歧视还会成为左右报刊营销的重要手段。1921年的《温哥华每日世界报》就是靠刊登反华文章而一举扭转销路呆滞的经营局面。[6]209通过上述简略的分析可以看出，确实很难断定遗留下来的英文史料是否可以成为历史写作不可缺少的可信材料。
史料是历史生成的经验性基础。不管是相信还是质疑史料的可信性，两种说法都不愿意历史走向虚无。在文学中寻觅历史的盖伊曾说过，“一言以蔽之，在虚构中也许有历史存在，但在历史中却不允许有虚构这类东西存在”[4]216。这种语言的游戏，道出了作为历史学家的写作姿态。这种姿态，即便是经历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洗礼，依然在开放与发展之中延续下来。正得益于此，历史学家们在对史料进行真伪识别的爬梳中，仍然能够建构出历史的真相。对于加拿大华人史而言，特别是早期的那段辛酸史，尽管面临着史料匮乏与存疑的写作困境，但凭借着对历史真相的执着追求，依然能够呈现给读者们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只不过，这种真实是一种语境化的真相，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发现而得的。这种历史写作的语境的构建，离不开过去的遗留或表征，即史料的存在。但就早期加拿大华人史的具体情形而言，史料的可疑与匮乏，似乎颠倒了这一历史学的事实，但历史依然在流转，并没有停止。这种写作困途的破局，则来自一种基于历史真相的过去想象。
后现代主义历史学不仅不排斥对历史的想象，事实上是承认并赞同的。这在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是一目了然的。但这个“想象”，与在早期加拿大华人史语境中的想象，有些不同之处。前者是基于史料的，至少是在特定的语境之中，所依赖的史料是可信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种想象的重构;而后者所依赖的史料，很多并不能成为历史想象的依据。或许，正是这个缘故，魏安国等人才不得不表达那种无法抵达历史真相的无奈感，而在叙事形式上的表现则是，很多都是历史事件的表征，缺乏历史事实的勾勒，更不要说“讲故事”了。这样的结果就是，那一段时期的历史想象是很难连续的，至少是在“历史学家就是讲故事”(耶尔恩·吕森)[2]36这个意义上偏离了历史学的轨道。从另一个角度讲，若要趋近于那段客观存在的过去，想象的力度或者说是虚构的力度要远远大于史料所提供的力量。当历史想象可以脱离史料的束缚而另辟蹊径的时候，文学特别是历史小说所开拓的历史空间，就要呈示出来了。
三、文学想象的历史空间
历史学的文学性，不仅仅呈示在历史写作的叙事、修辞等语言学层面，还体现在如同盖伊已经尝试的那样，在文学中寻觅历史，或者说历史与文学的统一。纵然，彼得·伯克曾说，在历史与文学(小说)之间，“我不认为其间有着明晰的分界线，然而或许可以说存在着一个边界地带，某些历史更接近于小说，而某些小说更接近于历史”[2]276。但并不意味着，历史和小说(文学)就真的可以等同。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警惕的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不可以走向虚无，却可以趋近过去，即便无法抵达过去。这也是盖伊“虚构中有历史，而历史中没有虚构”这句话的深意所在。之所以历史无法抵达过去，无法真正再现过去，那是因为，历史只是过去的一副面孔而已，而不是全部。在过去中，是不可能没有对话的，而这恰是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区别所在。这显然违背既有的生存事实。正是这种历史学的阈限，为文学趋近过去腾出了必要的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如同历史那样，也是过去的一副面孔。基于此，历史与文学才可能统一。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文学都可以趋近过去，这是上述伯克的话中用“某些”而不是“全部”的谨慎所在。
事实上，文学趋近于过去，或者与历史统一，应该有两个类别：一个是过去的文学，而另一个是现在的文学。前者与想象的那个时期是共时的，处于同一个时空之中。19世纪末北美华裔文学鼻祖水仙花的小说与新闻类作品就属于此列：不仅是趋近过去的史料，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历史。[10]后者与想象的过去是历时的，特别是一些基于史料的历史小说，呈示出一种与历史想象不同的文学想象，比如张翎的《金山》《睡吧，芙洛，睡吧》，陈河的《沙捞越战事》，亦舒的《纵横四海》，葛逸凡的《他乡风雨》(又名《金山华工沧桑录》)等。有关过去的文学中的历史，对于历史学家，比如前面提及的梁启超而言，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有关历史的知识了，但对于后者，即便是在后现代主义时期，也是有待确认的。下面尝试在具体的加拿大华人的历史语境之中揭开文学的面纱，以呈现另一个历史的面孔。
上述列举的那些小说，都是历史小说，其中《睡吧，芙洛，睡吧》《纵横四海》《他乡风雨》等是一些较为传统的历史小说，而《金山》《沙捞越战事》，则是一些颇为“现代”的历史小说。二者所区分的依据是故事情节与时间是否对称，并以此为基础采用各自的叙事方式：前者是顺叙，而后者是倒叙、插叙。之所以进行这样的区分，并不是为了说明历史小说与历史学的分野，而是正好相反，即为了表明作为历史的两副面孔，有着某种相近的多样性。至少是从叙事形式上来看，传统的历史小说与那种善于“讲故事”的历史著作更为接近，而“现代”的历史小说的叙事特征，并不是文学的独享，一些历史著作同样拥有，比如黄昆章、吴金平合著的《加拿大华侨华人史》，在讲到“建筑大铁路时期的中国人”一节的结尾，突然插叙了铁路华工在1981年至1998年间被加拿大社会和民众承认的标志性事件，打破了叙事时间的连续性。[11]42-43这种相近的多样性不仅表明了文学与历史因为作品的个性而呈示出内部的差异性，也暗示出文学与历史之间富有多样性的统一，以及对同一的背离。
上述“传统”与“现代”的区分，实际上是在文学语境中对历史小说的考察，如若将语境转换至历史学之中，所得到的分类又将如何呢?《金山》《睡吧，芙洛，睡吧》《沙捞越战事》等历史小说，与其余小说相比，最为明显的区别是具有清晰的史料痕迹。对此，笔者曾在《史料拼贴与历史真相》一文中探讨过[12]，不过当时只是在文学语境之下，解读作为文本拼贴的史料，在这些历史小说中的叙事功能及其意义负载，并没有考虑到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写作形式，在历史学语境之下有着怎样的功能与意义，更没有涉及历史小说与历史学之间的关联。
史料在历史学中的功能——趋近过去的经验性基础，是历史想象的源泉。史料在小说中的功能，也大抵如此。《睡吧，芙洛，睡吧》在扉页里标出了两处史料：一是网络上搜集的“波莉·伯密斯生平”，另一个是从《巴克维尔·嘉瑞埠金矿区图文指南》一书中摘录的有关“贝拉·霍金森”的生平。之所以将这两处史料刻意地在出版中“标示”出来，是因为二者对于小说文本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互文性意义。前者中历史人物波莉的生平(生长在北方、裹脚、放脚、下地干干农活、旱灾、被家人出售、从上海离岸由旧金山进入美国，卖给一个开酒馆的中国人、后被一个外国男人通过一场赌博从那个中国男人手中赢了过来、外国男人遭遇枪伤被波莉用草药治愈、两人结为夫妻等)，与小说人物芙洛的生平类似;后一处中，贝拉养活自己的能力、早起的习惯、安息后的墓志铭——“睡吧，贝拉，睡吧，我们信靠上帝”等与芙洛的性格特征和死后的情境也十分相似;鉴此，芙洛是由波莉和贝拉拼贴而成的。实际上，这种理性的创作行为，早已呈现在作家张翎的诗性预构之中了。
可见，无论是从创作构思还是从故事情节上来看，对读者而言，史料具有阅读提示的功能，表征出史料与小说故事情节的互文关系;对作家而言，有着创作参照的功能，呈现出小说创作的灵感来源;由此，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小说创作正是对史料的复写[13]24。张翎的另一部历史小说《金山》中的大部分史料也具有类似的功能。这种史料的提示与参照在历史学里也是十分普遍的。这种史料在写作中的功能相近性表明，在历史的生成或趋近过去的过程中，文学和历史又再一次统一起来。
前文也指出了早期加拿大华人史所存在的历史学困境，即中文史料的匮乏与英文史料的可疑，导致历史写作缺乏原本不可或缺的关于过去的基础性经验体验。这种匮乏的困境实际上并没有阻碍历史车轮的前进。历史学家们凭借对真相孜孜以求的历史姿态，通过批判性的反思和分析，对现有的史料给予审视与选择，比如对暗藏其中的种族歧视观念的警惕等。对于这种书写的破局，小说家们在写作中也是运用得十分娴熟。
小说家们所使用的史料，也呈示出一定的多样性，除了所保留下来的中英文资料外，还有口述材料等。通过仔细的文本识别会发现，小说中史料的叙事功能与意义负载实际上是不同的，甚至存在很大的反差。
《沙捞越战事》中的史料具有多样化、碎片化的特点，且所呈示出的中英文资料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麦克将军的回忆录”“军事档案”“英国伦敦军事出版社的《马来亚战史》”“当时的报道记载”“加拿大军事博物馆”“加拿大军事档案馆”“留下来的历史照片”等英文史料，与在张翎小说中史料的功能表现相较，也具备作者参照的功能，但它的阅读提示功能却有着不同表现。有意思的是，《沙捞越战事》中的英文资料大多以自由间接引语的形式出现。由此可见，自由间接引语与直接引语相比，不仅为叙述者在转述中增添了直接评判的机会，而且削弱了直接引语的直接性、生动性，让读者体会到自身与史料之间的叙事距离，并在对比中与叙述者，而不是与人物，有着亲近的感觉。显然，作为读者的我们更加认同叙述者史料不可信的判断和他的质疑姿态。可见，此处英文史料对读者而言的提示功能，与在张翎小说的提示功能恰好相反，增强了读者在互文性阅读中的质疑能力。然而，这种质疑的提示，并不是叙事的形式(自由间接引语)带来的，而是与叙述者对待史料的态度有关。因为，在同样采取自由间接引语的中文史料中，叙述者所营造的是历史的真实氛围，而非对其的质疑，尽管小说里的中文史料大多是当事人的口述，例如一个令历史学家迷惑不解的历史遗留——周天化为什么选择马匹作为穿越落基山的交通工具，彼德·刘的口述成为可信性的解答。这种可信性建立在自由间接引语所具备的“含混的优势”[14]161-167上，随后的故事情节正是叙述者对彼得·刘口述的转述与自身描述的“混合”，而读者也体味出这种含混状态所表征出的叙述者对彼得·刘口述的认可。实际上，叙述者对中文资料的认可是其一贯的姿态，而与对英文资料的质疑形成鲜明的对比，最好的例证莫过于有关“周天化如何死亡”的历史真相表述。据彼德·刘口述，是神鹰连开三枪把他打死了，而“英国和加拿大军方一直称他是在和日本人的战斗中战死的”[15]248。在小说中，前者显然成为主要的故事情节，而后者实质上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中被弱化了。至此，在面向历史的写作姿态上，再次见证了文学与历史的统一。
众所周知，华工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建设中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毫不夸张地说，这条对于加拿大的统一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铁路，是由华工的生命与汗水铸造而成的。但这一切却湮没在历史的深处。在现有的相关历史著作里，一般都会对“历史的湮没”进行去蔽式的探究。李东海指出，在修建铁路期间，由于修路的自然条件严峻，华工的生活条件又极其低劣，加之白人工头视华人如草芥，有许多人纯然由于工作艰苦或操劳过度或在营地与工地的长途跋涉中疲于奔命而活活累死、病死，而“另一些人则在爆破山岩时被炸死，或在隧道坍塌时被活埋，也有人在未完工的桥梁上失足落水而溺死河中。1882年，在弗雷泽河谷有一条隧道塌陷，一下子就活埋了十二个工人”[5]131。然而，这些重大的伤亡，白人是不会记录在案的。据魏安国探究，在修路的过程中，事故频发，牺牲的华人比白人多得多，但“铁路公司在公布事故的数字时，甚至不把华人统计在内”[6]31。除了铁路公司瞒报之外，当地的新闻报纸也是一丘之貉。耶鲁的《哨兵报》报道说，几乎三个月没有发生事故，可是同一时期，亨利·坎比却记录道，在他负责的那一段工程，一个月内就有四个华人因事故丧命。[16]201
历史论文投稿刊物：《福建史志》(双月刊)创刊于1984，是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与福建省地方志学会主办的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
在《纵横四海》中，上述所涉史料虽然没有明确地显示在文本之中，却隐匿在亦舒的构思与创作之中，成为故事情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叙写四海的恩人洗衣店老板王得胜病死之际，紧接着牵出一连串华工因事故而死的消息，除了烘托“在那蛮荒的，只讲究生存的地方，死亡并不会带来太大的悲伤”之外，更是通过当地报纸的瞒报——“但是当地的世纪报却这样公布，自六月十五以来，铁路上并无死伤。”[17]88——来凸显白人视华人如草芥的历史事实。虽然在此类历史小说中，史料的痕迹被隐匿于情节之中，但其功能及意义并没有因此而消除。
所以，无论是这些历史小说内部有着怎样的叙事差异，就史料与历史生成之关联而言，它们在展开对加拿大华人特别是早期华工生活世界的历史想象中，所呈示的小说家所具有的写作姿态，与相关历史学家是相近的，甚至在写作构思的某些方面，文学思维与历史思维也没有太大的学科差别。可以说，就早期加拿大华人的特殊历史语境而言，历史的边界在文学与历史学的写作姿态和构思，特别是历史精神追求的统一之中，将延伸于学科的壁垒之外。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波]埃娃·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M].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刘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4][美]彼得·盖伊.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M].刘森尧，译.台北：立绪文化，2004.
作者：池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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