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在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城市贫困问题同样值得关注。而社会情境理论则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视角。本研究通过对上海市884名低收入群体的实证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社会认知的紧张程度与价值观念的偏离，对城市贫困群体不恰
摘要：在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城市贫困问题同样值得关注。而社会情境理论则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视角。本研究通过对上海市884名低收入群体的实证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社会认知的紧张程度与价值观念的偏离，对城市贫困群体不恰当社会行为(集体行动)的发生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治理，不仅要立足于绝对的物质贫困问题的解决，更要从文化的角度入手，通过社会情境的改变，实现相对贫困的治理。
关键词：社会情境理论;城市贫困群体;社会治理;精准扶贫;相对贫困
引言：被“冷落”的城市贫困群体
学术界“贫困”研究滥觞自城市问题。例如，贫困的最早定义就来源于英国学者Rowntree在1902年撰写的《贫困：城镇生活的研究》一书，Rowntree将贫困界定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人口最基本的生存活动要求，那么这个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但是，我国城市贫困群体所获得的关注度明显低于农村。相较于农村扶贫工作的卓有成效的开展以及学界的农村研究通过各种方式“重返底层”，城市贫困群体相对地受到了“冷落”。
由于我国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过去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城市贫困问题并不是很突出。但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市民化的相对滞后，城市贫困和低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日益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与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作为承载快速社会转型的重要场域，分化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城市贫困群体。国家的统计数据(诸如历年的《国家统计年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等)以及学界的实地调研纷纷指出，该群体在组成上主要包括了国有、集体企业的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临时性劳务工作的人员;传统意义上的三无人员;社会保障不足的老年人口及特殊困难群体;刚毕业的“蚁族”大学生们等[1-3]，在人口规模上则以千万计[4]。
与此同时，围绕城市贫困群体的脱贫实践以及社会治理等领域的研究也同步展开，学者们提出了通过构建城市新贫困救助体系[5]、构建“价值反思—主体重构—路径创新”的治贫之道[3]等措施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可以说，中国已然进入了农村绝对贫困与城市相对贫困治理并重的新阶段[6-7]。基于此，本文将通过上海市884名低收入群体的实证调查，借助社会情境的研究视角，对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认知与价值观念，及其对社会行为意愿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期为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治理提供现实依据。
一、既有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针对20世纪80年代西方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社会转型所导致的贫富差距问题，学界主流的社会结构研究视角形成了“极化理论”[8]、“社会排斥”[9]、“社会剥夺”[10]等经典解释框架。基于社会结构视角的研究往往倾向于通过改善贫困群体的外部环境，从社会政策和制度设置的视角来看待和处理贫困问题，这不仅强调了社会与政府的责任，也在实践层面具有较强的操作性。然而，由于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某些特质，导致了由经典的社会结构视角所衍生的理论框架的解释力被无形地削弱了。其原因正在于中国的城市贫困是一种处于特定社会情境下的相对贫困，于是社会情境的解释视角也就成为研究城市贫困问题不得不提及的一种考量。
(一)社会情境视角下的贫困问题
社会情境理论视角又被称为文化视角，该视角试图从情境出发，解释社会适应过程中贫困群体的产生原因，并确立了社会适应缺失是造就贫困群体原因的核心观点[11]。而最早将贫困视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研究的是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OscarLewis)。刘易斯通过对城市“贫民区”的实证分析，在其所写的“fivefamilies：mexicancasestudiesinthecultureofpoverty”一文中，首次提出“贫困文化”这一概念。
他认为，贫困文化指的是贫困群体为了适应社会的不利地位，而被迫产生并维持的一整套社会价值体系及生活方式[12]。刘易斯的研究，将文化因素引入了社会贫困的解释框架之中。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和爱德华·希尔斯在《关于行动的一般理论》一书中，进一步强调了“社会情境”对于社会行动的重要意义，“社会情境”概念被用以表达实现社会目标时“所面临的各种环境要素”，以及促进目标实现所具备的“条件和手段”[13]。值得一提的是，该视角的解释力在人们对贫困的界定由单纯的收入贫困向多维的福利贫困转变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证实。本文在整合了相关研究的同时，制作表1用以概括社会结构视角与社会情境视角在贫困问题研究上的差异。
从现象描述及贫困归因来看，社会情境视角强调贫困是一种主观特征，包括贫困群体的价值规范和行为特征、群体的态度、主观心理感受等，且更为关注那些主要由规范衍生的穷人们已经习惯的内在因素：个人的动机、信仰、生活态度、行为特征和心理群像等等。从适用对象来看，随着社会发展水平及整体生活水平的提升，绝对贫困渐渐被相对贫困所替代，贫困的内涵也从绝对贫困/客观贫困拓展到了相对贫困/主观贫困。因此，更为关注主观体验等要素的社会情境视角，无疑是回应民众诉求、彰显社会关怀、激励反贫困参与的有效形式。而从贫困治理的适用范围来看，相较于社会结构视角对于社会整体的贫困现象的治理及个体扶贫脱困的诉求，社会情境视角不仅能够作为前者的有力补充，更能够通过对于具体社会情境的分析，实现对于由贫困引发的反常“社会行为”的应对。
(二)社会认知与价值观念对社会行为意愿的影响
认知(cognition)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概念，美国社会学家菲克斯和泰勒将其首次引入社会学研究之中，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社会认知研究。一般而言，社会认知可以概括为关于人、自我、人际关系、社会群体、角色、规则的认知，以及这些认知与社会行为的关系的认识和推论[14]52，显然，社会认知不仅包括个体对他人的态度、意图、个性特征的感觉，更涉及对那些与个人日常生活不同面向所密切相关的整个社会状况的判断。相较于心理学更偏重于关注社会认知的型塑过程，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重心则更偏向于社会认知指导下具体社会行为的实践，并由此形成了大量的关于不同群体在其具体社会认知的指导下，产生的各种社会行为的实证研究。毕竟，作为人的社会行为展开的基础，社会认知直接涉及“个体如何主动地创造自己的行为框架”[15]136。
例如，既有研究发现，由于相较于老一辈农民工的差异化社会认知(包括社会阶层认同、社会压力感知等等)，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发生劳动纠纷之时，存在着显著不同的处理方式倾向[16];城郊失地农民则会在市民的认知取向的影响下，在教育方式、结业技能、社会交往等方面，表现出比农民甚至是城市居民更加积极进取的态度[17];而身处物质丰裕背景与个体化社会之中青年一代，则形成了与其社会认知一致的，集“符号、想象、娱乐与欲望”于一体消费惯习[18]。而除了日常生活，社会认知还会对普通民众的政治信任产生重要的影响[19]。
与认知相类似，社会科学领域对于价值观念的研究同样源自心理学的探索。20世纪3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W.Allport)和阜农(P.E.Vernon)通过制定“价值观研究量表”，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20]。施瓦茨将价值观念视为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或其他社会存在中起着指导原则的、超越情境的存在，而这种原则所指导的正是一种不同社会行为之间的“选择性取向”[21]。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价值观念的不同取向取决于个人的选择，但并不能脱离个体所处的具体社会文化体系。我国的相关研究则源自20世纪初，宏观与抽象层面的中西方社会文化价值差异的讨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应的实证研究也逐步展开，不仅出现了大量的针对不同群体、不同面向的价值观念调查研究[22]，更以此为基础，衍生出对价值观念影响下的国人社会行为选择的讨论。这之中，不仅有对整体社会价值观念变迁之下国人社会行为方式结构性转型的讨论，也有对具体的价值观念差异如何型塑出不同的性行为、创业意向等微观层面的社会行为的研究，更有对偏离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影响下的农村妇女与老年人自杀等失范行为的探索。
(三)研究框架及研究假设
透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社会情境理论视角的特点在于，以社会情境概念贯穿了贫困问题的始终，不仅是贫困产生的源头、也是贫困的现状描述，更是贫困问题解决的立足点。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社会情境的理论视角，来统摄社会认知与价值观念影响下的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行为意愿研究。
具体而言，本文认为城市贫困群体的根源在于其身处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现实的“社会排斥”导致其面临生活机会狭窄、流动机会有限的窘境，从而不可避免地形成紧张的社会认知，同时，其价值观念也会在普遍的焦虑和不信任中被逐步偏离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最终产生与主流相悖的社会行为意愿。在这个框架中，社会认知是建立在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或感知基础上的，之所以强调其社会性，指的是特定群体对社会现象的相对一致的认识或理解[23]。而价值观念指的是人们在生活中对待各种事物的欲望、信念、意向、兴趣、目的等心理凝结，表现为人们对“是好是坏”“有用无用”“值不值得”“应该不应该”的主观判断[24]，社会认知和价值观念都是社会情境在贫困群体身上的投射。而社会行为意愿则是上述两种因素合力作用下，贫困群体对社会情境的一种主观反应。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1)社会认知的紧张程度越高的贫困群体，其产生相应的社会行为的意愿越强烈;(2)相对于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偏差越大的贫困群体，其产生相应的社会行为的意愿越强烈。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将“城市贫困群体”界定为“经济收入处于社会中下层(低于上海市家庭人均收入线下)、生活处于较为困难并存在失业或半失业、失地等现象的城市人群”。这仅是一个范围性的界定，而非概念性界定，也体现出了城市贫困群体的相对性。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4年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项目——《上海市贫困群体生存与发展状况调查研究》，问卷共发放1000份，回收931份。为符合本研究的研究要求，在处理数据时，剔除了高收入(高于上海市平均收入)、在校学生及管理人员，共得到有效问卷884份。
(二)变量及模型说明
因变量：本文考察的因变量是城市贫困群体发生相应社会行为的意愿。既有研究中，因为利益受损而产生的，以各级政府及其代理人为主要行动对象的各种集体行动，无疑是其中较为常见的表现形式。因此本文选择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是否愿意参与因为利益受损而找政府要个说法的集体行动?”作为衡量具体社会行为(集体行动)意愿的问题，其中选择“大力支持，积极参与”以及“参与，但不出头”视为有集体行动的意愿，赋值为1，其他的选项(包括“先看看形势的发展再做决定”“无论如何也不参与”等)视为无相应集体行动的意愿，赋值为0。
自变量：为了验证本文的假设，社会认知以及价值观念对城市贫困群体产生相应社会行为意愿的影响，本文选择了以下问题作为核心自变量来对上述问题进行考察：
第一，社会认知，共分三个层面的问题进行考察。(1)经济生活变化——“相对于去年，您觉得家庭经济生活的变化是?”(赋值：1为变宽裕、2为基本无变化、3为变艰难了);(2)政府满意程度——“在和政府接触得过程中，您的满意程度是?”(赋值：1为很满意、2为比较满意、3为一般、4为不太满意、5为很不满意);(3)社会矛盾认知——“您认为当前的社会矛盾情况如何?”(赋值：1为非常激化、2为比较激化、3为一般、4为比较平和、5为非常平和)。
第二，价值观念，共分三个层面的问题进行考察。(1)社会公平——“农民工应当获得城市户口并享受和市民平等的保障”;(2)社会责任——“个人贫困主要是由于自己的不努力造成的，责任不在社会”;(3)社会信任——“相对于社会上和网络上的传言，我更相信国家主流媒体的信息”(以上3个问题的赋值均为：1非常同意、2比较同意、3一般、4不太同意、5很不同意)。
控制变量：参考以往研究中对于贫困群体的认定及个体特征的描述，本研究选取了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学历、是否失业、家庭收入区间及住房面积等作为控制变量。回归模型：由于本研究探讨的核心问题在于城市贫困群体参与集体行动这一特定社会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因此将以控制变量为基础，建立基本Logistic回归模型，再引入社会认知以及价值观念，以考察两者对于集体行动参与意愿的影响。由于因变量(集体行动的参与意愿)为二分变量，故采用Binary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
(三)样本统计描述
可以看到：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集体行动参与意愿的群体占被访者的20.6%。被访者中，男性比例为49.3%，平均年龄为49.47岁，平均学历略低于高中或中专，失业率为19.9%，家庭收入平均维持在8001~20000元的区间，人均住房面积为26.7平方米，低于《2014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的35.1平方米。
可以看到，在社会认知的三个指标中，个体层面的“经济生活变化”、政府层面的“政府程度”以及社会层面的“社会矛盾认知”上，分别选择“没什么变化”或“一般”的居多，各自占61.1%、50.4%和37.81%的比例。而在价值观念的三个指标“社会公平”“社会责任”以及“社会信任”上，一般同意“农民工应当获得城市户口并享受和市民平等的保障”;不太同意“个人贫困主要是由于自己的不努力造成的，责任不在社会”;一般认可“相对于社会上和网络上的传言，我更相信国家主流媒体的信息”的最多，分别占27.01%、36.32%和35.12%。
三、实证分析
(一)控制变量对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
以往的区分社会阶层的诸多要素，即本研究的基本控制变量中，性别、政治面貌、就业状况及家庭人均收入均与集体行动的参与意愿没有显著关系。学历和年龄则与集体行动的参与意愿存在相对显著的关系，其中初中学历较之小学及以下学历的贫困群体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更高，而年龄方面则表现为，参与的意愿随着贫困群体的年龄增大而降低，这也符合以往的研究结论[25]。在模型2与模型3中逐步加入了本研究的自变量社会认知及价值观念之后，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也开始表现出对于集体行动参与意愿的显著影响(p<0.1)，收入则并无显著影响，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如下两点：第一，本研究的调查对象的收入经过了筛选，都属于收入相对较低的范畴，因此收入的差异性并不显著;第二，对于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居民而言，住房的财富效应及依附于其之上的社会公共服务价值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收入。而系数为正，则意味着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越大的城市贫困群体越倾向于参与集体行动，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住房面积越大的贫困群体其自我期许更高，所以更容易产生紧张的社会认知，同时对社会主流的价值认同度也相对较低。
(二)社会认知对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
从模型2可以发现，本文用以考察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认知的紧张程度的个体、政府以及社会等三个层面的指标均与其集体行动的参与意愿存在显著关系。具体而言，个体层面的紧张认知度越高，即认为自己的家庭经济生活相对于去年变艰难的贫困群体越倾向于参与集体行动;而对于政府的满意程度越低，对于社会矛盾激化程度的认识越强烈，其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越大。社会认知的影响远远大于前文所述的实际贫困程度，则进一步说明了对于身处贫困的城市群体们而言，如何认识其贫困的生活状态，往往比贫困本身更为重要。
(三)价值观念对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
本文用以考察城市贫困群体价值观念偏离程度的三个指标(社会公平价值观、社会责任价值观以及社会信任价值观)与其集体行动的参与意愿影响更为显著。具体而言，越不认同农民工与市民之间平等关系的城市贫困群体，其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越高。这不由让人想起城市居民的“集体自私”[26]问题，这种价值观念，说明了城市贫困群体感受着来自城市外来人员及城市本土中上阶层的双重压力;而对于贫困根源认同的价值观念，也与集体行动的参与意愿存在显著关系，越认同贫困责任在于社会而非个人的被访者，往往越愿意参与到集体行动之中;从社会信任的角度来看，对于国家主流媒体的信任度越低，其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则越强。这背后透露的逻辑在于，由于长期身处相对贫困的社会情境之下，城市贫困群体的价值观念开始表现出逐步偏离主流社会所认同的对于平等自由等基础价值观的倾向，这也使得其形成相应的亚文化成为可能。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上海市贫困群体问题的问卷调查，从实证的角度丰富了当前对于城市贫困问题研究的理解维度，论证了相对于乡村贫困更多地聚焦于物质的匮乏，城市贫困可以称之为一种“多维度”的综合性相对贫困，因为其不仅表现出社会资源的不足，更在于具体社会情境下，社会认知的紧张和社会价值观念偏差所引发的特定社会行为。具体而言，本研究发现：第一，城市特有的社会情境导致了城市贫困群体的需求差异性。例如，相对于收入而言，住房方面的窘迫现状对城市贫困群体的贫困现状及集体行动意愿的增强有着更显著的影响，因此准确识别贫困群体的需求是治理的前提。第二，城市贫困群体在个体生活、政府满意程度以及社会矛盾的认识等方面的紧张感知，可能成为其不恰当社会行为的导火索，尽管这种认知往往是其生活的主观体验而非客观现实。第三，偏离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文化要素可能在城市贫困群体中流行，成为其社会行为的助推器，因此，警惕贫困群体内部的亚文化的形成，将成为城市社会治理中不容忽视的领域。
正如范恩将群体文化视为一种社会关系和情感的小群体之中，微观互动的重要勾连因素[27]，本文所研究的贫困文化，也是在城市贫困群体对于社会的紧张认知与社会价值观念的偏离过程中相互推动和促进的。具体而言，由于社会认知的紧张是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情境的主观体验，因此，那就不仅仅局限于贫困群体个体及家庭的绝对状态，相对状态及未来预期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偏离，则表现为强烈的自我诉求表达、社会责任的他者归因以及社会信任的偏差等，其最终结果可能是形成一套不同于主流文化的话语体系、心理状态以及行为模式[28]47-56。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贫困文化是对城市贫困群体对于贫困现状的一种适应以及自我维护的需要。行为模式、规范与期待的发展是适应现存的情境而来的，但并非情境改变，规范(行为模式或期待)就会随即反应而改变，两者间存在滞差[29]，亦即贫困文化具备相当的惯性特质，这意味着贫困群体所秉持的文化价值取向不会轻易形成，但是一旦形成，要想改变的话，则会破坏其脆弱的生存平衡而遭致反弹[30]。这种反弹则可能具体表现为各种反常社会行为的出现。
本研究的发现也为以城市贫困群体为代表的相对贫困群体的社会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启发。首先，贫困问题的治理离不开两个具体的方面：一是对于贫困根源的治理，即扶持贫困群体摆脱物质贫困的现状;二是对于因贫困而产生的各种“社会行为”的治理，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提升。双管齐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构建更和谐的社会。其次，尽管本研究显示，客观的生存现状与城市贫困群体的集体行动参与意愿并无显著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是可以对其掉以轻心的理由，毕竟，城市贫困产生的根源还在于配置性资源、权威性资源、规范性规则和解释性规则等社会结构因素[31]。正如美国学者威尔逊在阐释城市贫困问题的重要著作——《当工作消失时：城市新穷人的世界》中曾经指出的那样：一般而言，社会中不同的群体之所以会在观念和行为上存在差异，往往是由于其具体的社会地位导致的社会体验差异所造成的[32]83。
政工师论文投稿刊物：《理论探讨》(双月刊)创刊于1984年，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主办。本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研究和探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各种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本研究中的城市贫困群体所表现出的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观念的偏离，根源还是在于其所面临的“社会排斥”，使之很难去践行原本服膺的主流价值，而在文化要素的“情境适应性”(situationallyadaptive)原则下，对价值观念进行了“理性”的自我选择。因此，我们关注城市贫困群体的价值观念的“改造”，从而试图消弭其相应社会行为的同时，必须立足于对其客观生存结构的“改进”。再次，相对于乡村贫困群体而言，城市贫困群体的贫困表现为一种相对贫困和主观贫困，其贫困现状就不仅仅是一种生活状态，更是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情境的主观体验。由于社会情境触发的贫困文化则不仅是阻碍贫困群体脱离贫困状态的阻力，更有可能给社会治理带来威胁。因此，城市贫困群体的精准扶贫，最重要还是在解决其基本生活保障的基础之上，从贫困文化的角度入手，通过社会情境的改变，既防止其不恰当社会行为的发生，也通过杜绝贫困文化土壤的形成，从而真正地从根源上建立起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文军，吴晓凯.大都市底层社会的形成及其影响——以上海市的调查为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2]姚迈新.中国城市扶贫：经验分析与发展路向[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7(5).
[3]范逢春.城市新贫困：扶贫之囿与治理之道[J].理论探讨，2016(1).
[4]李刚，周加来.中国的城市贫困与治理——基于能力与权利视角的分析[J].城市问题，2009(11).
作者：顾楚丹1，2，杜玉华3，罗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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