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摘自《读书》2013年第5期，作者：李福岩

　　杂志信息：国内统一刊号：CN11-1073/G2，国际刊号：ISSN0257-0270

　　在大革命前的法国思想界，卢梭的政治哲学并不占主导地位，属于少数派，在理论上受到当时政府、教会的打击，并且受到法国启蒙思想主流的排挤，承受着巨大的理论痛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少数派的政治哲学，在后来的大革命过程中却被大革命实践者逐步推上了政治前台，并在一七九四年前后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旗帜。卢梭的政治纲领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政治纲领，是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不可逾越的顶峰。当代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史专家傅勒是这样描述卢梭逐步走上大革命前台的：“一开始人们引证和评论孟德斯鸠，最后却只谈论卢梭了。卢梭成了革命导师，并且始终是大革命初期唯一的导师。”（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零零五年版，67页）

　　法国大革命似乎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舞台，其理论先导——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等伟大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哲学都先后登场并伴随着那场伟大的革命。十九世纪末，被誉为“东洋卢梭”的日本学者中江兆民，虽不欣赏这出法国“革命戏剧”，但对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先导表示赞赏，他把法国革命比作一出大型戏剧，在这出戏中，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哲学家是剧作家，西耶斯、米拉波、韦尼奥、罗伯斯庇尔及丹东等伟大的革命者则是戏中的演员。

　　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前夕，反动的封建贵族和僧侣是专制制度的当然维护者。绝大多数大资产阶级也并无意取消君主制度，有的希望改良，实行开明君主制；有的试图把孟德斯鸠的纲领付诸实施。小资产阶级及下层民众的革命性更强，希望实行平等的民主共和制，然而他们的思想并不在议会中占统治地位。大革命武装冲突爆发以前，各阶层利益的冲突已经在各种学说中反映出来了。贵族出身的孟德斯鸠企图调和资产阶级与封建制度的矛盾，伏尔泰、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是金融家和大资本家的代言人，卢梭是小资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代言人。

　　法国大革命初期，引证孟德斯鸠著作的不仅有吉伦特党人，而且也有以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等为首的雅各宾党人。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与大革命的法国将军拉法耶特，是最早同第三等级代表共同行动的贵族代表之一，深受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与君主立宪思想影响。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前的三级会议上，拉法耶特主张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并企图把这一制度建立在美国的宪法之上。吉伦特派的主要领导人布里索也曾受孟德斯鸠影响，主张法治，希望在法国实行美国式的宪法。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也曾受到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政治主张的影响。罗伯斯庇尔称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是宏大的政论工程，后来还把它誉为“革命的引言”。

　　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政治哲学影响最大，他们的私有财产理论、分权和制衡理论对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宪政理论与实践发生了切实的影响。孟德斯鸠的政治哲学成了第三等级破除旧制度、建立资本主义新制度而进行斗争的锐利思想武器。最早的君主立宪派为法国大革命确立了胜利的基础，他们是法国大资产阶级、自由贵族利益的代表，其原则都是以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政治哲学为指导的，法国制宪会议一度想采用孟德斯鸠的君主立宪方案。伏尔泰、孟德斯鸠的政治哲学，对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革命者——米拉波、拉法耶特、西耶斯、布里索、罗兰夫人、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等都曾先后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吉伦特派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因而比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更具革命性，首先将革命向前推进了一步，建立了共和制度，成立了法兰西历史上的第一共和国（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雅各宾派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革命性更强，他们是卢梭哲学的信徒，制定了法兰西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一七九三），把法国大革命推到了最高点。法国大革命实践的上升路线，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哲学是前后相伴而行的，卢梭的政治哲学最终在大革命高潮时期走上最前台。一七九零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国民议会的大厦中，卢梭的雕像与富兰克林、华盛顿的雕像并列树立在一起。一七九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卢梭纪念碑在日内瓦揭幕。一七九四年七月二日，卢梭的遗骸在其逝世十六年后被隆重迁入巴黎先贤祠，作为“自然与真理之子”，受到当时的革命者和后人的无比敬仰。

　　但由于法国封建等级制度比较严格，资产阶级贵族化的程度不及英国，在法国大革命初期，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不能成立，国王也反对君主立宪这个纲领，所以资产阶级不得不联合下层民众共同彻底打垮贵族阶级。正如当代德国学者库诺所说：“如果说英国革命首先是英国富有的资产阶级为了推行其特殊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所进行的夺取国家权力的斗争的话，那么法国革命则是中间阶级和下层人民为改善生活条件而反对封建主义的余孽和‘旧制度’这种障碍所进行的斗争。”（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114页）法国大革命最后走的并不是孟德斯鸠的君主立宪道路，而是采纳了卢梭比较彻底的革命学说，走上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激进革命道路。

　　一种政治哲学理论和一场伟大的革命实践走到一起，需要理论者和实践者共同的趋向运动，一头热是不行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版，209页）卢梭的政治哲学之所以走上法国大革命前台，为激进的革命党派所采用，正是体现了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共同趋向运动。卢梭的政治哲学更能满足激进党人和下层民众的革命利益诉求。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党人在实际的斗争中迫切需要一种更革命的卢梭式的政治理论，卢梭的政治哲学恰恰反映了法国社会处于被压迫最深的下层劳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实际政治要求，最根本的一点是，卢梭的政治哲学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具有内在的激进革命性。这样，连接他们的就是一种共同的需要，也就是一种客观的实际。

　　法国启蒙哲学家共同使法国人民相信，共同的利益与人类的幸福会主宰着未来的理想王国。卢梭的热情、感性哲学恰恰是填满理性与革命之间鸿沟的重要步骤。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既看到了卢梭政治哲学能够鼓动起行动的重要特点，也看到了与理智启蒙哲学对抗的卢梭政治哲学是如何转换为革命的哲学的。而把卢梭看成是浪漫主义运动杰出代表的施米特，更是直接说出了卢梭政治哲学对于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影响，他说：“尽管浪漫主义有主观上的优越感，但说到底它只是其时代和环境的积极趋势的伴生物。卢梭的历史意义在于他把十八世纪的观念和论证加以浪漫化；他的抒情主义有益于大革命，有利于在他那个时代一场获胜的运动。”（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四年版，155页）

　　诚然，没有卢梭也会发生法国大革命，但法国的旧制度同样会培育出类似卢梭的人物及其思想，法国大革命同样会达到假设没有罗伯斯庇尔那样的高点。理解卢梭政治哲学走向大革命舞台的最高处，首先就要从造就卢梭政治哲学的社会基础以及个人生活入手，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善感性的力量。

　　卢梭出生于日内瓦一个小手工业者、新教徒家庭，自幼丧母，由其姑母抚养，从十六岁便离开家乡，到处漂泊，当过仆人、学徒、家庭教师等，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靠着自己独特的感悟能力和长期勤奋的自学，曾一度在法国旧制度下得过志。一七五零年，因《论科学与艺术》一文大获成功，却遭到了“百科全书派”的伏尔泰、狄德罗、孔狄亚克、达朗贝尔等朋友们的攻击。一七五二年，卢梭的歌舞喜剧《乡村占卜者》上演成功，使其完全成了一个受欢迎的时髦人物。然而，他从没有像“百科全书派”的朋友那样接受过王室和贵族的馈赠、年金。路易十五曾有意颁发给他一笔年金，卢梭为保留独立人格而拒领。他说：“我也摆脱了这年金本会让我戴上的枷锁，否则，我将与真理、自由、勇气永诀了。那日后还怎么去奢谈独立和淡泊呢？”“人们拥有的金钱是自由的工具；追逐的金钱则是奴役的工具。”他觉得，“做一个自由的、有道德的人，不屑于财富，不畏人言，我行我素，比什么都更加伟大，更加美好”（卢梭：《忏悔录》，陈筱卿译，译林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313页）。

　　自此以后，卢梭政治哲学的每一步进展，都是与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分离，都引起封建政府、天主教会的打击，甚至引起一些不明事理的民众的误解与人身攻击，他就这样一个人走上了对那个旧制度和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道路。一七五五年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控诉了私有制的罪恶，激起了人民对古希腊美好社会政治状态的抽象复归愿望，人民以之对比现实法国的黑暗政治，更是激起了假如再回到从前那美好状态的愿望和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一七六二年的《社会契约论》把美好的人民主权国家预悬在前方，激起了人民对美好社会政治生活的热切向往。《爱弥儿》则告诉人民如何培养一个理想社会的新人，如何改造旧社会和旧制度。一七六四年，伏尔泰匿名发表《公民们的感想》，再次猛烈攻击卢梭的私生活，揭露他抛弃亲生子女的行为，要求对他处以极刑，使他成了罪人。一七八二到一七八九年的《忏悔录》、《对话录》、《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从严格的个人解剖、辩解、独白转为对法国旧制度的控诉与批判，使卢梭这个善感性的、善良的、富有才华的被迫害者形象更加受到人民的同情，更加激起人们对旧制度的愤怒。有一位读过《社会契约论》的新教牧师穆尔图，在致卢梭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公民说，‘您的书是自由的武器库。少数人感到恼怒并撕毁了它，而多数人却兴高采烈’。大家贪婪地读着《ContractSocial》（社会契约论）。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部著作中以极大的力量显示了您的天才。多么深刻的思想！何等犀利的笔锋！您甚至远远超过了孟德斯鸠！您的书必然使现在和将来的一切暴君胆战心惊；它在所有的人心中唤起了对自由的热爱。”晚年的卢梭退隐乡间，他说：“我就这样在世上落得孑然一身，除了我自己，再没有兄弟、邻里、朋友，再没有任何人际往来。最合群、最富爱心的人啊，竟然被众口一词地排斥在人类之外。”（卢梭：《孤独漫步者的遐想》，钱培鑫译，译林出版社二零六年版，1页）一七七八年，卢梭在生活贫困、身心极度痛苦中突然去世。正是这种坎坷的人生经历铸就了卢梭那苦大仇深的、悲壮的情感哲学，唤醒了下层民众的阶级感情；同时，他也以善于雄辩的理论鼓动起了人民向旧制度这个迫害者勇敢进攻的力量。

　　卢梭不妥协的、善良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形象成了法国大革命激进的实践者尊崇的典范。对卢梭的尊崇，使得罗伯斯庇尔对许多百科全书派思想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卢梭是“自由与平等的诚实而坚定的信徒”，百科全书派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让·雅克的残忍的压制者之一”。马拉的姐姐曾经指出，孟德斯鸠和卢梭对马拉的影响比别的思想家更大。马拉在一封信中称卢梭为“真理和自由的倡导者、恶劣习俗的讨伐者、人道主义的保卫者和人民神圣权利的复兴者”。

　　《社会契约论》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理论纲领，即使是对卢梭政治哲学怀有偏见的思想家也都承认这一点。不过他们从中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如罗素就认为，卢梭是那种与传统君主专制相反的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的发明人，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洛克的结果。他承认，《社会契约论》“成了法国大革命中大多数领袖的‘圣经’”，“它在实际上的最初收获的是罗伯斯庇尔的执政”。罗素对卢梭政治哲学的这种评价成了现代西方自由主义者的典型看法，即卢梭和罗伯斯庇尔，一个是暴民专政的思想源泉，一个是暴民专政的实践领袖。英国自由主义者伯里也认为，按照卢梭的观点，对正义或不正义的解决需要大多数人的意志来决定的普遍意志，但能否保证大多数人将总是正确的，在这个意义上，卢梭的政治理论就提供了大多数人对少数人施行暴政的可能性。此后，还有波普、杜威和伯林等英美哲学家都有类似的看法。这种对卢梭政治哲学影响的评价，也在我国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社会契约论》是卢梭政治哲学思想的集中反映，其中的民主共和国理想、小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契约论、注重立法的思想、强迫自由的思想、对道德和政治紧密结合的强调、主权在民和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的思想、公意理论、公民宗教、公民节日的方案等在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实践中被革命者所采用；《人权宣言》在很大程度上直接继承和体现了卢梭的理论精神和政治理想。德国学者库诺把卢梭看成了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同时他也看到《社会契约论》与法国大革命存在着直接联系。

　　硬把卢梭和希特勒捆绑起来，或硬要卢梭转身成为最强烈的国家主义者，此等说法多少忽略了卢梭政治哲学的最基本的动机。最好还是用卢梭自己的话来回答这些指责，他说：“如果……政府有权牺牲一个无辜者来为公众谋福利，我就把它看作暴君政治所捏造的最可诅咒的准则之一，是不能再大的谎言，是万分危险的容忍，而且与社会的基本准则是直接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