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体育投入与居民健康水平的实证研究

　　摘要：基于1991—2015年的数据，对居民健康水平进行了测度，进一步构建了居民健康水平与体育投入之间的VAR模型，并对其进行了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居民健康水平与体育投入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体育投入促进居民健康水平的改善，但不同投入的作用表现不同。居民健康水平的动态变化主要是自身，且影响时间长。鉴于此，针对“健康中国2030”战略目标，对体育投入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关键词：体育投入,财政体育投入,体育人力资源投入,居民健康水平

　　0前言

　　健康的人口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因此，居民健康受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同样，健康的人力资源是我国实现超越发达国家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在我国，居民健康状况同样受各届政府的高度重视，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4年国家体委成立了群众体育司，政府部门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看作一件大事。

　　邓小平时期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提出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方针，把群众体育看做是体育工作的根本任务，1995年6月20日，颁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一期工程：1995年-2000年)，同年，将群众体育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从而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群众体育的地位，并明确规定群众体育保障条件等。此后，国务院先后于2001年8月和2011年3月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二期工程(2001-2010年)规划与《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两个连续性的文件，以保证全民健身工作的持续而不断地开展。

　　2016年6月15日，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同年10月25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印发并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旨在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建国以来，尤其是1995年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后，全民健身活动广泛蓬勃开展，全民健身组织体系日益完善，健身工作队伍不断壮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遍布城乡，全民健身服务业日趋繁荣，居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目前，我国居民体质和健康水平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全民健身体系基本形成，群众体育健身活动的环境和条件有较大的改善。

　　从国际通用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健康水平的3项(即平均预期寿命(Aver-agefuturelife)、婴儿死亡率(infantmortalityrate)、孕产妇死亡率(MaternalMortalityRate)[1])指标来看：截止201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6.34岁，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下降到8.1‰、20.1/10万[2]，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

　　纵向来看，1991-2015年我国平均预期寿命从69.47岁增加到76.13岁，增加了6.66岁，提高了近10%;婴儿死亡率从41.8‰下降到9.2‰，比1991年下降了近80%。孕产妇死亡率由80.0/10万下降到20.1/10万，下降了近75%。

　　由此可见，过去的20多年，居民健康水平不断的改善，呈稳步提高的态势。居民健康水平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健康的公平性[3]、教育程度[4]、社会经济、城市化率、居民生活习惯[5]、医疗卫生投入[6，7]等均与居民健康水平有关，以上从制度、社会经济环境条件及居民个人行为等角度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确定了“到2030年具体实现四大目标：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健康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扩大;促进健康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主要通过加强健康服务与保障体系建设，确保人民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

　　健康服务体系包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与居民健康水平关系的研究较多，而体育投入与居民健康水平的关系研究较少，似乎与通常所说的“生命在于运动”有所偏颇。医疗卫生投入能治病防病，对居民健康无疑是有促进作用，但治病防病对健康来说多数是被动的。

　　而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建立，是国民通过体育锻炼达到强身健体的，是居民主动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提高健康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主动的。体育锻炼对健康水平的改善作用毋庸置疑，然而，居民体育锻炼需要一定的条件保障，它离不开体育投入。体育投入是居民健康水平提升的基础和重要保障，体育投入不仅仅具有促进居民健康的作用，还有助于降低居民医疗费用支出、促进体育文化建设、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和谐、提高社会人力资本存量等，因此，可以说体育投入是促进健康最直接影响因素，“即节能、又环保”，但从体育投入角度研究居民健康水平成果鲜见，国内在体育投入研究方面主要是体育投入的公平性及配置问题研究[8-9]及体育投入效率问题的研究[10-15]。

　　其中涉及居民健康的群众体育投入的产出指标多数选择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社团、体育俱乐部等，更注重“绩”而非“效”，未将群众体育发展的终极目标———居民健康水平作为产出指标，因此，本文拟构建我国居民健康水平指标，并利用1991-2015年我国体育投入相关数据，分析体育投入与居民健康水平的关系，旨在为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规划的顺利实施提供借鉴。

　　1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投入指标。

　　从体育投入的要素来看，体育投入是人、财、物的投入，包括人力资源、资金、场地、器材等投入，但场地、器材的投入，通常是资金的转化，本文将其纳入到资金投入方面，因此，将体育投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源的投入，二是资金的投入。人力资源的投入选择体育系统年末从业人数，尽管体育系统从业人数中包括竞技体育的从业人数，但考虑竞技体育对群众体育的积极影响，选择体育系统年末从业人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目前，体育资金投入主要依赖政府的财政拨款，因此，采用财政体育资金支出绝对额，以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

　　本文采用的是1991-2015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体育事业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产出指标。目前，国内暂无反应居民健康水平的数据，因此，采用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居民健康水平的主要指标：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测度我国居民健康水平。其中人均预期寿命为正向指标，数值越大健康水平越高，其它两个为逆向指标，数据越大健康水平越低。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2研究方法与结果

　　2.1居民健康水平测度

　　2.1.1采取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通过对公共卫生与预防、健康研究、运动康复等专业13位专家问卷调查，其中包括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终身教授张涛等，均对采用三项指标来确定区域居民健康水平持认同态度。采用1-9标度法，构造一个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并运用mecAHP评价软件对各专家的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通过mecAHP软件层次单排序获得各个专家三项指标的权重，最后利用13位专家三项指标的平均值作为三个指标权重M，结果分别为：平均预期寿命0.6645、婴儿死亡率0.1714、孕产妇死亡率0.1641。

　　2.1.2进行正向化及无量纲化处理。对原始逆向指标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进行“倒数逆变换法”(苏为华教授)，以达到各个指标与居民健康水平一致，即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倒数逆变换值越大，健康水平越高。再进一步进行无量纲处理，消除量纲的影响。

　　2.2体育投入和居民健康水平关系实证影响居民健康水平的因素众多，它受政治、经济、文化、健康的公平性、教育程度、医疗卫生投入、居民生活习惯、健康观念等因素影响。本文主要从体育投入角度考量居民健康水平。为消除异方差带来的不利影响，对人均财政体育投入、体育人力资源投入及居民健康水平值进行对数处理，变量分别用Lnhi、Lnsfe、Lnhri表示。

　　主要通过单整和协整检验确认是否是单整序列及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进一步建立模型识别体育财政投入与人力资源投入对居民健康水平的长期动态影响，并对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分析，探析居民健康水平对体育财政投入与人力资源投入的冲击响应、以及居民健康水平、体育财政投入与人力资源投入动态变化的贡献度，以了解各变量在动态变化中的相对重要性，并判断和分析其原因。

　　2.2.1平稳性检验。

　　首先检验各个变量的平稳性，利用方法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用最小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

　　3结论与建议

　　3.1居民健康水平与体育投入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从定量分析来看，在5%显著性水平下，居民健康水平与体育人力资源投入和财政体育投入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而从实践来看，加大体育人力资源的投入，有助于群众体育健身的指导、竞赛组织、互动交流等方面的工作，另外，财政体育投入的加大，对群众体育健身场地、设施等提供基础保障，无疑有助于居民健康水平的改善。

　　然而，1991-2015年间，体育人力资源投入增长不及15%，远远不及经济增长速度。财政体育资金尽管绝对数量上有所增加，从1991年的16.53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357.13亿元，但财政体育资金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呈下降趋势，1991年占比为0.488%，而到2014年占比为0.244%、2015年仅仅为0.203%。

　　因此，今后必须加大体育投入的力度，同时确保体育投入的“增量”，不断满足居民健康水平提高的需求。确保体育投入的“增量”，必须建立体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机制、建立体育投入与居民健康水平动态联动机制等。此外，大力发展体育经济，增强体育系统自身造血功能，减少对国家财政的绝对依赖，不断满足居民健康的需要。

　　3.2体育投入促进居民健康水平的改善，但不同投入的作用表现不同

　　体育人力资源投入对居民健康水平的作用见效快，持续的时间短，而财政体育投入对于居民健康水平的改善见效较慢，但作用时间较长。不同投入要素的不同效果是其不同投入作用机理引起的，体育人力资源投入是通过加强居民健身活动的组织、指导等、提高居民健身能力，改变居民的健康观念而促进居民健康;而财政体育投入主要是通过改善居民健身场地、器材、健身路径、环境等，为居民健身提供物质保障，其投入本身就有一个过程，二者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各有自身的特点。

　　因此，体育投入不能偏废，要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灵活制定体育投入政策，区分不同投入的作用，根据体育投入资源的状况、经济状况和健康环境等实际情况予以调整。尤其是体育资源不足的地区，一方面调整和优化体育投入的结构，权衡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以群众体育为核心。另一方面，调整和优化体育投入的内部结构，权衡体育人力资源投入和财政资金投入，使其效益最大化。

　　此外，建立地区间居民健康“精准扶贫”，鼓励发达地区企业、政府到贫穷地区投资健康，给予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促进地区间体育投入的结构平衡和优化，提高体育投入效率。在制定体育投入政策要保证政策的一致性，全国一盘棋，保证区域横向和行政纵向的政策一致，用制度来保证和调节体育投入结构的平衡，促进健康中国建设。

　　3.3居民健康水平的动态变化主要是自身，且影响时间长

　　体育财政投入和体育人力资源投入对居民健康水平有积极影响，但居民健康水平动态变化的主要原因乃其自身。分析结果表明，居民健康水平动态变化的影响时间长，15期后才基本稳定，其作用占比达60%左右。其原因是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需要居民对健康知识、方法、观念的内化，内化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此外，财政体育投入和体育人力资源投入对居民健康水平作用均有滞后，尤其财政体育投入滞后时间较长，由此可见，改善居民健康水平不仅是一场攻坚战，还是一场持久战。因此，政策制定和决策的职能部门必须坚定信心，制定长期的投入规划，依据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居民健康需求，建立体育投入的长效增长机制，逐步提高投入规模，保证政策的连续性。

　　此外，体育人力资源投入和财政体育投入的动态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乃其自身，除体育人力资源投入受居民健康水平影响达30%左右外，受其他因素影响都不大。体育投入作为公共投入的一种，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体育投入要突出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中的主体责任，通盘考虑，上下一盘棋，既要有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又要有自上而下的执行机制。政府部门首先要建立体育投入的长效机制，科学强化体育投入的预算，建立体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机制。

　　其次，加大体育人才培养，充分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作用，解放体育社会组织，激发其活力，真正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16]，使体育人力资源投入、资金投入社会化、市场化，不断地满足改善居民健康需求。

　　居民健康水平的改善有其自身规律，面对“健康中国2030”的使命，实现“大幅度增加规律性运动人口、大幅度增强和改善国民体质、大幅度降低慢性病发生率、大幅度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全民健身的体育投入必须“提档升级、合纵连横、聚力循证、精准发力”[17]，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保证政策的一致性、连续性及灵活性，最大化体育投入效率，助力健康中国目标的早日实现，进一步提高我国劳动力质量，实现社会经济再次腾飞和超越。

　　参考文献

　　[1]张蕾.医疗卫生：十年探索为民生[N].光明日报，2012-09-26.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5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3]赵雪雁，王伟军，万文玉.中国居民健康水平的区域差异[J].地理学报，2017(4)：685-698.

　　[4]赵红军，胡玉梅.教育程度一定会提高健康水平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文汇，2016(6)：9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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