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随着中央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逐步推进，在近40年的发展中，中央和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对西藏的援助使西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了系统回顾对口支援西藏研究的总体状况，通过运用内容分析法，借助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1998年至2018年来源于CSSCI的
[摘要]随着中央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逐步推进，在近40年的发展中，中央和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对西藏的援助使西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了系统回顾对口支援西藏研究的总体状况，通过运用内容分析法，借助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1998年至2018年来源于CSSCI的对口支援西藏研究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对口支援西藏研究主要集中在专项援藏政策研究，对口支援西藏研究存在起步晚、关注度低、发展慢、研究深度和广度不够等特点，未来的研究需要注重研究广度和深度的结合。
一、引言
对口支援政策是中国特色治理理念的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表现之一。对口支援(即结对支援)是区域、行业乃至部门间开展跨边界合作与交流的有效形式，通常泛指国家在制定宏观政策时为支持某一区域或某一行业，采取不同区域、行业之间结对形成支援关系[1]。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中首次正式提出对口支援政策，确定了相对发达的省市对口支援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
对口支援西藏即援藏或对口援藏①。西藏因其特殊的政治生态、地理位置，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1980年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将西藏整体作为支援的对象;1990年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使援藏政策制度化;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中央国家机关和全国15个援藏省市为期10年的“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全国支援西藏的决定;2001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将对口援藏工作时间再延长10年;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加大全国支援西藏工作力度，将对口支援西藏政策延长到2020年;2015年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西藏新时期的社会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随着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逐步推进，西藏自治区逐步完善经济援藏、干部援藏、人才援藏、科技援藏、就业援藏的工作机制，推动西藏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纵览近40年对口支援西藏的历史，学界对口支援西藏方面的研究已经汇聚了大量研究成果，学者们从不同维度对我国对口支援西藏政策进行探析，“中国学界的研究虽可谓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但其重要研究成果多发表于2000年以后，且主要集中于援藏政策考察、援藏效益分析、援藏工作的回顾与总结三个方面”[2]。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目标实现的关键一年。对口支援西藏的成效涉及到边疆的稳定、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甚至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本文在搜集相关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利用内对口支援西藏研究现状及展望容分析法和CiteSpace可视化软件进行综合分析，试图厘清对口支援西藏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和研究特点，为促进对口支援西藏研究的长足发展及为决策者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二、数据来源、研究设计及编码
(一)数据来源
考虑到文献的代表性，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和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为文献来源数据库，检索“对口支援西藏”“对口援藏”“援助西藏”“援藏”等主题词，在CNKI数据库中设置文献来源为CSSCI、发表年度1998—2018年进行初次检索，并将初次检索数据在CSSCI数据库中进行二次确认，进行数据清洗后，共获得有效样本79篇，将有效文献数据导入可视化分析工具CiteSpace，绘制知识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
(二)研究设计
CiteSpace软件是美国德雷赛尔大学陈朝美博士研发的科学计量软件，该软件可以进行学术文献的计量分析，通过数据运算对探究学科的研究维度、知识结构、演变趋势等进行有效聚类相互关联。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对论文的发表时间、关键词进行分析，以期说明该领域的研究特征。内容分析法可以通过梳理对口支援西藏研究的主要内容，进一步了解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势。
因此，本文的研究思路基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利用CiteSpace将对口支援西藏研究的关键词时区分布进行可视化呈现;二是通过内容分析法结合CiteSpace的客观分析进行编码，重点对研究内容进行聚类呈现，探究目前对口支援西藏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特点并对对口支援西藏的研究进行展望。
(三)编码
借助CiteSpace软件进行词频分析，结合研究目的，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利用内容分析法对作者单位、课题来源、研究内容、研究类型、研究方法进行编码并进行信度检验，根据HOLSTI公式计算内部编码，HOLISTI计算公式为K=2M/(N1+N2),K为信度，M为两者都完全同意的栏目，N1和N2分别为编码员所分析的栏目数，最终检验有效性结果是0.8354。
三、研究现状描述
(一)对口支援西藏研究的整体状况
对口支援西藏研究的发文量呈现波动趋势，2016年发文量最高，之后有所回落。2003—2007年发文量最低，没有被CSSCI收录的高质量文章，从1998—2018年平均年发文量为3.95篇。从发文量可以看出部分学者对局势和政策的把握，高发文量集中在关键节点，如2008年西藏发生了“3.14”事件，2015年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从该曲线可以看出，对口支援西藏研究的热度跟不上国家政策的变迁及国家对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视，研究起步晚，高质量研究少，发展缓慢。
高等院校作为核心的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四川大学、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等具有专业藏学研究基础的高校。这些研究的开展大多数都是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进行支持，四川大学杨明洪老师的团队关于对口支援西藏的研究进行了持续性、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
对口支援西藏研究的高被引文献主要集中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对口支援政策过程的梳理，如谢伟民、宋月红、贺新元等学者的研究;
二是关于对口支援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如杨明洪、王永莉、王磊、靳薇等学者的研究，认为在关注对西藏“输血”式援助的同时，还需要提高西藏自身的“造血”功能;三是关于当前学界对口支援研究的综合性描述，徐志民从论文、著作等方面对2014年以前学界援藏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以上分析说明当前学界关于对口支援西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和效用两个方面，这和编码表中关于对口支援西藏研究的内容具有一致性。
(二)对口支援西藏研究的热点内容描述
根据研究内容统计表可以看出，对口支援西藏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根据占比大小，分别是专项援藏政策研究(44.31%)、援藏研究述评和援藏政策的梳理(18.99%)、援藏综合性研究(16?46%)、援藏效益研究(15.19%)、援藏工作回顾与总结研究(5.06%)。
1.援藏研究述评和援藏政策梳理
援藏研究述评可以让学者清楚明了当前学界的研究重点、研究现状、研究难点。对对口支援西藏政策变迁的了解能够促进研究者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更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政策的执行、评估、调整指明方向。徐志民对当前援藏研究现状、研究特点进行述评，认为中国学界关于援藏的研究，起步晚于援藏实践更晚于“援藏”一词的广泛使用，援藏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援藏政策考察、援藏效益分析、援藏工作的回顾与总结等，无法适应当代中国援藏事业的发展速度与规模[2]。占堆从援藏政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对援藏政策的变迁进行研究，总结对口援藏政策的得失，提出对口援藏政策的发展趋势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特点，即“援助的规模不断扩大、援藏的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援助的结对关系不稳定”[3]。
李春梅从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出发对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对口援藏的政策进行梳理，并对援藏政策的效果进行简单评价，分析援藏政策存在的挑战，指明了援藏政策的发展方向[4]。宋月红梳理了对口支援西藏政策的确立及发展演变，提出从中央扶持到全国对口支援是我国民族平等、团结和互助的社会主义关系的体现，也是西藏具有中国特色、区域特点的建设和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5]。
谢伟民对援藏制度的起源、援藏制度的演进和体系进行研究，采用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在探讨援藏制度的起源、演进和体系的过程中，关注既有制度和观念遗产、价值观念、认知体系和政治忠诚在援藏制度建立和演进过程中的作用，并论述这些因素在援藏体系中的具体体现[6]。贺新元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央“援藏机制”的理论贡献与积极探索进行研究，探讨了援藏机制的形成、发展、完善与应用，他认为“援藏机制”适用于对口支援四省藏区和新疆等边远民族地区[7]。
2.专项援藏政策研究
中央和地方对口支援西藏的主要方式为科技援藏、教育援藏、财政援藏、商务援藏、卫生援藏、交通援藏、水利援藏、旅游援藏、气象援藏、干部人才援藏、经济援藏、民生援藏等，但根据研究内容编码表以及研究内容统计表可以看出，当前对口支援西藏专项援藏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
(1)教育援藏
“援藏先援教，发展先育人”“扶贫先扶智”，多年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问题凸显,尤其是西藏及其他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落后，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教育援藏是解决西藏教育均衡性问题的重要抓手，更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手段。教育援藏正成为西藏精准扶贫工作中重要一环，同时被纳入边疆治理、民生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规划中。教育援藏能够促进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教育援藏研究在专项政策援藏研究中数量最多，占比16.46%。
根据教育阶段的不同，教育援藏可以划分为高等教育援藏、基础教育援藏、职业教育援藏等。张王勇从支援西藏高等教育60年的历史演进出发，对每个时期的高等教育援藏政策内容进行了详细阐述，发现对口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比如多头管理、职责分工不明，支援高校对援助工作重视程度不够、支援程度不同、援助工作缺乏连续性等[8]。
徐姗姗细数教育援藏摸索起步阶段(1956—1979年)、扩展探索阶段(1980—1995年)、细化深化阶段(1996—2015年)、组团式援藏(2016年起)的四个历程，认为组团式人才援藏开启了教育援藏的新篇章，但这种多省多校联合行动、政策执行中齐头并进层层执行的区域间教育互动新模式需要从国家层面、省市管理部门、学校层面、教师层面对教育援藏中的突出问题进行反思、通力合作，发挥教育援藏优势，促进西藏教育公平，提高西藏教育质量[9]。
肖铖剖析了教育援藏的制度建构逻辑，即遵循“观念推动—政策借鉴—政策实施—政策修正—有效制度沉淀”的发展历程，指出过度的制度价值依赖与制度内在理性化扩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指出未来教育援藏需注重结合国家战略与西藏地方区情进行理性设计，从整体上思考教育发展与西藏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提升西藏教育的自主发展能力[10]。
苗丽从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良性互动机制入手，探讨良性互动机制运行的向度、深度、广度、频度，合作与竞争两种类型，探索受援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11]。张祺午探索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和成效，认为内地西藏班和教育援藏促进了西藏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职业教育办学条件的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提出职业教育援藏应该走政府援藏和市场援藏相结合的道路[12]。
(2)经济援藏
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一直是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来源，西藏社会经济运行成本主要依靠中央财政补贴，中央财政补贴的增长速度快于西藏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因此，西藏的经济运行也依靠中央财政支持。但是，西藏却陷入越援助越贫困的怪象。靳薇发现西藏陷入日益严重的援助依赖，解决援助依赖必须创新援助机制，在经济援助中建立财政约束制度，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的用途，建立财政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13]。
丁业现、彭克强认为财政、金融援藏政策的不协调，是造成在藏金融机构信贷投放意愿低、西藏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相对滞缓的重要原因，希望统筹财政、金融援藏政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现代金融业服务体系[14]。杨明洪从横向转移支付的角度，按照对口援藏主体的不同把对口援藏划分为省市对口援藏、中央企业对口援藏、中央机关对口援藏三种方式，认为省市对口援藏具有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性质[15]。田祥利从旅游经济发展的角度探讨对口援藏资金投入对西藏中南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对口支援省市资金投入对西藏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国内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16]。
(3)干部援藏
从“长期建藏，边疆为家”，到对口支援单位优选配强援藏干部，援藏干部不畏艰苦，投身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建设中，为西藏的长期繁荣稳定付出了巨大牺牲。靳薇划分了党政干部援藏的三个阶段：“进藏建设”“轮换进藏”“定期轮换援藏”，充分肯定了干部援藏政策和全国各地对西藏的全方位援助的积极作用，同时指出干部援藏政策强化了计划经济倾向等负面影响，应在实施干部援藏政策的同时，提高西藏自我发展的能力，重点帮助西藏发展人力资本[17]。卜洁文从政策与企业家政策创新相关性的角度出发研究援藏干部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政策创新，发现因西藏自治区的制度环境中政策创新的促进因素有限，援藏干部受到的制度约束变小，更容易发生援藏干部推动的政策创新[18]。
(4)旅游援藏
西藏自治区特殊的地理位置、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具有极强的旅游吸引力。旅游援藏对西藏自治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旅游援藏仍旧存在困境。陈天啸从导游援藏的基本情况和现实意义出发，剖析导游援藏存在政府推动与民间自觉的良性互动、功利性与队伍建设长期性的有机结合、规范管理与人文关怀的有效兼顾三大难点，从构建国际化视野、导游援藏层次政策配套、完善导游援藏工作办法3个方面对导游援藏工作进行展望[19]。田祥利用计量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分析旅游援藏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并从6个方面提出推进西藏建设西藏重要旅游目的地的对策建议[20]。
(5)其他专项援藏政策
其他专项援藏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援藏、项目援藏、科技援藏3个方面。赵富学通过体育产业结构优化定量研究，将西藏体育产业结构划分为重点发展、合作发展、一般发展3个层次，探索体育援藏进程中西藏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措施[21]。靳薇认为项目援助是对特定的基础设施、社会发展项目进行的专门资金和建设工程援助;项目援助分为中央政府援建项目和对口援助省市实施项目，项目援助直接推动了西藏经济的发展，改善了西藏的交通状况、促进了西藏农牧业的发展、加快了能源建设、推动了社会进步、完善了城市建设，客观上起到了加快西藏城镇化建设的目的[22]。
科技援藏对西藏具有特殊的作用，推动了西藏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马世骁从科技援藏和西部大开发的相互促进中，指明科技援藏要充分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时机，加大援藏科技资金投入，促进西藏与内地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以及西藏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23]。
3.援藏效益研究
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估对口支援西藏政策,需要从对口支援西藏政策的效益研究入手。对口支援西藏政策的效益内容广泛，有经济效益也有社会效益，有长期效益也有短期效益，有可见效益也有短期内难以明确和评价的效益。评价援藏效益的方法、手段、出发点、立场不同，援藏效益也不同。
靳薇从项目援藏的视角研究项目援藏的效益，发现项目援藏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参差不齐，项目援藏具有政府主导支援配置的特点，大部分项目未形成自身发展能力，反而产生了依赖性。靳薇建议寻找西藏经济的增长点，以制度创新走出援助困境，为今后的援藏工作探寻更好的出路[24]。潘久艳从全国援藏的政治目标、经济目标的角度分析了项目援藏的效益，充分肯定对口支援西藏的作用，同时指出西藏发展滞后性的典型性表现就是依赖型经济，为了改变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转变全国援藏建设的指导思想，增强全国援藏的连续性和协调性，提高援藏项目的运作效率和援藏资金的使用效益[25]。
对口支援西藏必须从输血转为造血，强化外生动力转为强化内生动力、提高西藏的自我发展能力。李娅从能力差距研究入手，发现和东部平均水平相比，西藏的整体能力非常弱，最短板的能力是技术能力，最紧缺的能力是产业发展能力，最基础的能力是学习能力，最具比较优势的能力是沿边开放能力。提出按能力缺口针对性支援，增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26]。
张体伟充分肯定了在外力推动、内力提升、促进合力的情况下，西藏自我发展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但以内源式发展论为理论支撑下，发现在对口援藏与藏区提升自我发展能力过程中，需要明确援藏责任主体，项目主导权应在藏区[27]。根据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生态环境局限，如何明确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决定影响因素至关重要,李中锋认为西藏要实现自我发展，必须进一步提升农牧民的自我发展能力。西藏76.29%的人口在农牧区，农牧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决定着西藏整体的自我发展能力。但是目前西藏农牧民的自我发展能力较低，需要从提升农牧民自我发展能力出发谋划援藏工作，以参与式援藏方式提升农牧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增强农牧民的参与度和获得感[28]。
4.援藏综合研究
举全国之力，大力发展西藏、全国支援西藏的政策，不仅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效益的提高，更促进了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促进了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发展，促进西藏民生改善和城镇化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促进了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的转变。杨明洪认为组团式援藏是对口支援西藏方式的重大转变，通过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和组团式医疗援藏可以在精准扶贫中通过赋能效应和增能效应的释放，实现提升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能力——可行能力[29]。丁忠毅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探讨省际对口支援的运行模式和机制，剖析对口支援的原因[30]。
郑春勇则从全国型对口支援府际关系网络的构建，发现对口支援府际关系网络存在网络结点设置不科学、管理手段单一、互动缺乏规范等问题，提出应遵循“坚持、调整、规范、提升”的原则，加强对口支援任务型府际关系网络治理[31]。史晨怡通过构建援藏与西藏城镇化耦合关联指标体系，分析援藏与西藏城镇化之间的关联，发现自2000年以来援藏促进了西藏城镇化水平持续上升，但是仍处于城镇化的初级阶段;分析还发现2015年援藏与西藏城镇化处于高耦合、低协调状态，因西藏地区海拔不同耦合度与协调度呈现地区差异，援藏虽促进了西藏的城镇化，但是在城镇化进程中财政转移支付与建筑工程投资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3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王春焕发现教育援藏促进了西藏民生的大幅度改善，西藏教育仍然存在教育素质低质量和教育人才低素质的短板，教育援藏应该从学生、教师、教育条件等方面探寻新的着力点，推动西藏民生建设[33]。
5.援藏工作回顾与总结研究
援藏工作回顾、经验分享和援藏模式总结主要体现在对口支援省市、各部门对对口支援工作的记录、汇报方面。《上海援藏工作》课题组总结了上海对口援藏工作的经验与不足，强调下一步援藏工作的重点，并就规范援藏干部、援藏项目、援藏资金的管理提出建议和意见[34]。陕西省文物局从文物对口支援的角度进行了经验总结，并就各位援藏干部对自己的援藏工作进行了经验总结，提出了援藏过程中的问题并对援藏政策进行了充分肯定。张营为对援藏工作进行了总结，发现对口援藏工作存在参与程度低、农牧民受益不充分、援藏干部与本地干部适应和合作度低、西藏人力资本匮乏、西藏社会对援助的适应性差等问题，并从体制机制、参与式援藏、人力资本、适用性和法制化建设方面提出解决的对策[35]。
四、对口支援西藏研究的特点及展望
纵观对口支援西藏近40年历程，虽然有较多研究机构和学者持续关注，但是仍旧存在起步晚、关注度低、研究发展缓慢等问题。对口支援西藏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研究起步晚、关注度低、发展速度慢
根据前文描述，对口支援西藏研究在1998—2018年的20年间高质量文献共计79篇，部分年限高质量文献数量为0,这与国家政策的变迁和创新以及西藏的重要战略地位不相符。
(二)研究内容不全面、研究方法单一、研究深入程度不够
对口支援西藏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分别是对口支援政策的梳理和变迁、对口支援政策的效用、专项对口支援政策的描述性研究。相应研究中主要使用定性研究方法。虽然占比16.46%的对口支援西藏综合性研究是对对口支援西藏政策和精准扶贫、国家治理、府际关系等进行的不同视角研究，但主要是探索性研究探索性研究是指试图对现象有一个初步的、粗略的了解。，研究的深入和系统性有待加强。
(三)研究视角狭窄、缺少广度
经过梳理发现对对口支援西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政治学、行政学视角进行研究，缺少社会学、民族学、人口学、法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的研究视角;集中在专项政策的描述性分析，缺少对援藏干部心理、援藏政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援藏与边疆稳定、援藏与民族政策或宗教政策等的综合性研究，研究广度欠缺。
针对对口支援西藏研究的现状和特点，结合新时代发展背景，明确西藏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对口支援西藏研究的理论深度和研究广度。
1.明确对口支援政策的根本原因和对口支援西藏政策的内在逻辑
对口支援政策是彰显民族凝聚力和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政策的体现，对口支援政策的着力点是加强对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援助，“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需要加强对对口支援西藏及对口支援四省藏区的研究，明确西藏和四省藏区的重要战略定位。
2.推进对口支援西藏研究的现实性和综合性
对口支援西藏研究必须结合西藏特殊的政治生态、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民族构成、宗教信仰等的特殊性。对口支援西藏政策已经实施近40年，研究仍旧未形成全面性、系统性。如何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精准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边疆建设、基层治理等具有现实意义方面研究着手是研究者需要重视的问题。
3.强调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
目前对口支援西藏研究虽然发展缓慢但相比于起步阶段多采用规范性研究方法，当前学者们更注重运用调研、个案研究、结构方程等方法。对口支援西藏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应用性，政策的描述性分析不是最终的价值追求，关于对口支援政策的成效和目的是重点，必须关注研究成果的引领作用、应用价值，及时回应对口支援政策制定的着力点，真正发挥政策咨询作用，同时吸纳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民族学、人口学等学科方法，构建对口支援西藏研究的多学科平台。
五、总结
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的“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是西藏工作的重要原则。对口支援政策促进了西藏的长期繁荣稳定，对口支援西藏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影响着中国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对口支援西藏任重道远，对口支援西藏研究需要更加客观理性地分析对口支援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未来的对口支援西藏研究应该更加关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更加关注对口支援西藏的具体细节，比如援藏干部的心理调适、身体适应性;援藏项目的评估和可持续性;援藏与历史、地理、人文、自然、生态、宗教信仰、国家治理的关系等;援藏与民族融合、家庭关系、社会伦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等精神层面的研究如何开展，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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