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政策对粮食生产技术选择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摘要：要实现粮食生产要素配置结构性的有效调整，追求“量变”基础上的“质变”，技术的作用不言而喻。基于1995—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到农业政策与粮食生产技术选择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进一步通过空间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农业政策对技术选择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结果表明：省级粮食生产技术选择指数按功能区不同呈现依次递减的规律，且表现出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粮食生产功能区的技术选择指数存在差异，粮食主销区内部差异尤为明显;农业政策能够提升粮食生产的技术选择指数，造成地区技术选择与要素禀赋的偏离，导致粮食生产倾向于采取“赶超型”战略。基于此，建议政府应优化农业政策投入结构、促进地区农业技术与要素禀赋相匹配，实现地区间粮食生产协同发展。

　　关键词：农业政策;粮食生产技术选择;空间自回归模型;空间溢出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04—2015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历史性的“十二连增”，但产量持续增长背后粮食生产结构性矛盾持续突出，出现了“高产量”和“高库存”的悖论，形成了粮食产量持续增长、粮食进口和库存量齐增的尴尬局面。为此，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作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定，从农业供给端入手，重新和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1];要实现要素配置结构性的有效调整，追求“量变”基础上的“质变”，技术的作用不言而喻。因此，粮食生产选择何种技术，有何因素影响粮食生产技术选择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经济的最优产业结构是由地区要素禀赋来决定，只有当市场失灵或是存在负外部性时政府进行必要的补贴与支持[2]。

　　政府在技术选择和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作用，我国农村改革是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在粮食生产领域，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对技术选择的影响之关键毋庸置疑[3]。国外学者最早关注了技术选择问题。Schumacher[4]提出“适宜技术”概念，将之表述为“局部性的干中学”(localizedlearningbydoing)。Basu和Weil[5]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要素禀赋之间存在差异，发达国家的技术并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Acemoglu和Zilibotti[6]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所用的前沿技术大部分由发达国家发明的，且发达国家发明的技术是与其要素禀赋相匹配的。国内学者对于技术选择问题的研究较晚，其中以林毅夫的研究较有代表性。林毅夫等[7]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没有必要研发或者引进发达国家最先进的技术。

　　沿着林毅夫的研究思路，潘士远[8]的研究表明技术模仿成本小于技术发明成本，发展中国家引进适宜技术可以发挥后发优势，从而可能实现向发达国家的收敛。李飞跃[9]通过引入政府对技术选择的干预，验证技术选择在经济发展中的多重影响，并认为发展中国家应根据其要素禀赋，选择适宜技术，使技术进步偏向于其相对丰富的低技能劳动力。有学者尝试把技术选择问题延伸到农业领域。

　　王静等[10]从村级层面研究得出：农户要素稀缺诱致性技术选择行为不仅对本区域农户生产经营收入产生直接影响，还会对邻近区域农户生产经营收入产生空间溢出效应。李想和陈宏伟[11]通过考察农户技术选择的激励政策及其组合偏好，认为：激励政策中直接补贴、政府推广项目、一般技术支持和全面技术支持对农户技术选择有积极作用。近几年，农业技术应用与扩散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集中围绕两个方面展开研究。

　　第一，探讨农业技术应用与扩散的影响因素。廖媛红[12]认为社会资本、参加培训次数、农业技术供给水平市农业技术应用的关键因素;于正松等[13]研究表明农业产出效率及资源禀赋条件显著影响农业技术扩散。在影响农业技术应用与扩散的因素中，社会网络与农业技术推广的关系引起了许多探讨，研究多数肯定了社会网络对于农业技术推广的促进作用[14-15]。旷浩源[16]认为资金、技术和信息等资源嵌入的社会网络对于农业技术推广有重要的支撑作用;胡海华[17]研究表明农户社会网络关系数量增加且关系间互助水平的提高均能促进农业技术扩散。

　　第二，农业技术应用与推广对农业生产或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常向阳等[18]研究发现农业技术扩散的动力及渠道的组织、支持和控制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学者研究观点存在差异，李大胜等[19]认为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民收入有促进作用，而刘进宝等[20]则认为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有负面影响;周波等[21]研究表明农业技术应用可以促进农户家庭总收入平均增长6.31%，但如果应用时间跨度大，农业技术应用可能会对农户家庭总收入产生负面影响。

　　纵观已有研究文献，技术选择问题的研究宏观上主要集中在国民经济层面，农业技术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技术应用与扩散、农业技术创新等相关领域，关注政府政策干预对技术选择的影响，但在农业层面却缺少农业政策对粮食领域技术选择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基于1995—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粮食生产的技术选择指数，探索农业政策对粮食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研究方法和指标选取

　　(一)理论分析

　　世界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技术选择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得当、技术选择恰当，就能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林毅夫[2]提出了技术选择假说，并认为技术选择问题适应一个地区同时也适应一个产业，因此对于粮食产业来说，显然适应技术选择问题。

　　(二)测算指标度量

　　数据选取除港澳台、西藏自治区及北京、天津、上海、重庆4个直辖市外的1995—2018年26个省份、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一步选取原则根据1995—2018年各省份粮食累计总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比例，把比例大于1%作为实际研究个体(青海和海南省比例不足1%，剔除这两个省，实际为24个省份)。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新中国六十周年资料汇编》。粮食生产技术选择指数测算需要搜集处理4个数据指标，代入式(5)得到各省粮食生产技术选择指数。具体指标说明及处理如下：

　　1.粮食生产的资本投入

　　此指标代表粮食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资本综合，多数用资本存量来表示，相关研究对资本存量的测度存在较大争议，未达成统一标准。本文利用被多数学者选用的永续盘存法对资本存量进行测度，以张军等[23]测算的各省资本存量作为期初资本存量，折旧率也保持与张军等学者所用数据的一致性，沿用9.80%。

　　2.粮食生产的劳动投入

　　粮食生产的劳动投入需要找到粮食生产中劳动力的投入数量即粮食从业人员数量，但宏观数据库中不能获得粮食生产从业人数。本文借鉴马林静等[24]的估计方法，对粮食生产从业人员进行估算。具体方法为：首先，先搜集各省每年的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农业总产值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计算出各省的农业从业人员=农业总产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然后，用计算出的农业从业人员乘以各省每年粮食播种面积在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得到各省每年的粮食从业人员，即粮食生产从业人员=粮食播种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从业人员。

　　3.地区资本投入

　　地区资本投入用1995—2018年各省的生产总值来表示，且用1995年不变价格对各年生产总值进行缩减。

　　4.地区劳动投入

　　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地区劳动投入用1995—2018年各省从业人员来表示。

　　(三)变量选择

　　1.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农业政策。农业政策指为了实现与农业生产经营及农村发展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由执政党或政府依特定的程序制订并发布的，包含着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的规范性文件。中国现阶段农业政策可分为以下两类：

　　(1)农业生产者支持政策。主要包括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如粮食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政策;挂钩补贴政策，如与产量挂钩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和良种补贴等(2016年三项补贴合为一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投入品使用补贴如农机具购置补贴等;脱钩补贴政策如农村扶贫项目、退耕还林还草补贴。

　　(2)农业一般服务支持政策。主要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安全储备支出等。由于需要量化农业政策，首先农业的相关补贴均包括在农业财政支出中，其次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基于数据的可得性，选择参考陈飞等[25]学者的量化方法，用财政支农政策(EP)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政策(FA)作为农业政策的量化指标;其中财政支农政策变量用各省农业财政支出占地区财政总支出比例表示(由于统一口径的变化，2003年前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用和农业综合开发支出等;2003—2007年为农业支出、林业支出以及水利和气象支出等;2007年后统一为农林水事务支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政策用各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

　　2.控制变量

　　在数据可获得性及前人研究基础上加入以下控制变量，具体为：

　　(1)粮食播种面积(AR)。粮食播种面积增加的同时粮食投入要素即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可能也会相应的增加，这样会带来投入资本和劳动力的变化，可能对改变地区粮食生产的劳均资本即技术选择指数的变化，因此，此指标用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例来表示。(2)粮食种植人员(LP)。粮食种植人员的变化会带来地区粮食生产劳动力要素的改变，进而影响地区的劳均资本，因此，此指标用粮食种植人员占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比例来表示。

　　(3)农业机械化率(MA)。农业机械化推广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农业机械化率的提高可以改善农业设施装备条件，减少劳动力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地区粮食的劳均资本，因此，此指标用农业机械总动力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例来表示。(4)农业灌溉率(IR)。有效灌溉面积提高是农田水利设施提高的重要表现，有利于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提高要素投入的产出率，进而影响地区粮食技术选择指数，因此，此指标用有效灌溉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例来表示。

　　(5)化肥施用量(F)。化肥投入是重要的粮食生产资本要素投入，合理利用可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而资本要素改变会影响地区的粮食技术选择指数，因此，此指标用化肥施用折纯量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来表示。

　　三、粮食生产技术选择时空变化及内部差异分析

　　(一)时空变化

　　为了分析不同区域粮食生产技术选择的变化趋势，借鉴高鸣等[26]学者的分区方法，把全国分为3个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主产区、平衡区和主销区。鉴于省份较多，若结果全部呈现会占用较大篇幅，因此只列出了全国粮食生产的技术选择指数均值。

　　全国粮食生产技术选择指数平均分布在1.100左右且波动幅度不大，1995—2003年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而2008—2018年呈现出波动中下降趋势，最高点在2003年为1.299;多数省份技术选择指数呈现出倒“U”型特征，比如河北、辽宁、江苏、河南、新疆等;且大部分经济较发达省份技术选择指数在第4阶段(5年一个阶段)均有下降的趋势，如江苏、浙江、广东、山东、河北等。从粮食生产功能区技术选择指数看，粮食主销区的技术选择指数较高且波动幅度较大，1995—2011年有波动上升的趋势，且在2011年达到最高点为4.119，从2013年开始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这说明主销区的粮食生产并未按当地要素禀赋结构来发展且扭曲程度较高。

　　粮食主产区的技术选择指数有轻微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波动幅度较小且指数普遍分布在1左右，从2013年开始指数开始降为1以下且逐年降低，说明主产区的粮食生产与当地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扭曲程度较低;平衡区的技术选择指数较低但波动较稳定，且普遍在0.600上下轻微浮动，最低点出现在2012年指数降为0.511，但近几年有缓慢上升的趋势，这说明粮食平衡区的粮食生产发展并未遵循当地的要素禀赋结构，仍存在一定的扭曲，但有逐渐缓解的趋势。

　　形成这样的原因可能是：粮食主销区为浙江、福建和广东，均属于经济发达程度高的省份，地区资本要素高导致粮食生产资本投入过高，形成人均资本深化程度升高，造成粮食生产发展扭曲较高;而粮食平衡区多为西北西南省份，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地区的资本要素投入较少劳动要素较多，形成了粮食生产发展的扭曲;粮食主产区由于历来重视粮食生产，粮食生产的资本劳动比与地区的要素禀赋相适应，基本未形成粮食生产发展的扭曲。

　　四、农业政策对粮食生产技术选择的实证分析

　　(一)格兰杰因果检验

　　1.单位根检验

　　利用Stata软件对农业政策变量和技术选择指数进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选择ADF进行检验，财政支农政策(EP)、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政策(FA)的ADF检验统计量均小于1%和5%下的临界值，说明为平稳数列;而技术选择指数(TCI)的ADF检验统计量大于1%的临界值，其为不平稳数列，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其ADF检验统计量为-22.665，小于1%和5%的临界值，为平稳数列。技术选择指数变量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协整检验。

　　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技术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在财政支出政策的干预下可以促进我国粮食生产的技术选择指数的升高，可以从以下尝试解释：财政支出政策包含的一系列粮食生产的直接和间接的补贴，直接补贴通过粮食播种面积以现金的形式直接发放给农户，而间接补贴通过农业机械或其他生产资料补贴等形式实行，两种补贴均能增加农户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进而提高粮食产量，但随着补贴的提高一方面可能会增加粮食生产的资本要素投入，如机械和灌溉等的使用率，另一方面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及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不断增加，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行业，这样资本要素逐步增多，而劳动要素逐渐减少，可能会造成地区粮食生产的资本深化程度增加，造成地区粮食的劳均资本升高，进而提高地区粮食生产的技术选择指数。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政策变量对粮食生产技术选择指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随着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同样可以提高地区粮食生产技术选择指数。尝试的解释如下：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来源，包括农电设施、农田水利设施等多方面的建设投资，可以有效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降低粮食生产成本，但近年来有研究[27-28]显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在逐年增加而投资效率却逐年降低，且存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如农田水利灌溉设施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使用竞争性，农户在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容易造成农村水利工程“过度使用”和“拥挤效应”问题。

　　另外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财政支出政策相辅相成，粮食生产资本要素投入一大部分是以农业基础设施为基础，如灌溉是建立在农田水利设施完善的基础上，因此，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增加同样可能会形成地区的资本深化，进而提高地区劳均资本，从而提高地区粮食生产的技术选择指数，这可能会形成地区粮食生产与要素禀赋的偏离。

　　综上所述，在农业政策干预下，政府在粮食生产中倾向于制定或采用“赶超型”的技术选择政策或战略，这可能会形成与地区要素禀赋的偏离，进而可能不利于地区的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控制变量粮食播种面积占比变量(AR)对粮食生产的技术选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影响系数为-4.766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而农业机械化率(MA)和农业灌溉率(IR)对粮食生产的技术选择指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农业机械化和有效灌溉面积的提高可以提高粮食生产技术选择指数。粮食种植人员占比(LP)和化肥施用量(F)在模型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首先运用技术选择假说理论测算1995—2018年省级粮食生产的技术选择指数，发现全国粮食生产技术选择指数平均分布在1.100左右且波动幅度不大，多数省份技术选择指数呈现出倒“U”型特征;从粮食生产功能区看，主销区的粮食生产技术选择指数较高即扭曲程度较高，主产区的粮食生产技术选择指数波动幅度较小且普遍分布在1左右，扭曲程度较低，平衡区技术选择指数介于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

　　其次采用泰尔指数分析了粮食生产功能区技术选择的内部差异，发现粮食主销区技术选择的泰尔指数最大即内部差异最大，且表现出波动中上升的趋势，平衡区的技术选择泰尔指数介于主销区和主产区之间，且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主产区的技术选择内部差异最小;再次对农业政策和粮食生产的技术选择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了农业政策与技术选择存在因果关系;最后，利用空间误差和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农业政策对粮食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省际粮食生产技术选择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的技术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论证实在农业政策的影响下，我国粮食生产倾向于采用“赶超型”的技术选择战略，而“赶超型”的战略许多权威学者[2，7-8]证实是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启示：(1)粮食主销区要注重优化粮食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稳定粮食生产劳动要素的投入，进而与地区要素禀赋相适应;粮食平衡区要鼓励农业技术创新和粮食生产技术的研发，适当提高粮食生产的资本投入进而优化投入产出结构，减小粮食生产发展与地区要素禀赋的扭曲程度。(2)注重粮食生产三大功能区的平衡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技术选择水平，减少各功能区之间和功能区内部的差异。

　　(3)作为宏观决策主体的政府在制定采用粮食生产相关政策或战略时，应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状况、市场需求等因素制定政策或战略。(4)对于实施粮食生产相关农业政策时，要更注重资金投入的结构而不是单纯以金额来衡量政策实施的目的效果，优化财政支农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入结构，优化适宜技术结构层次，而非在粮食生产领域一味地引进高新技术及资本密集型产业。(5)加强地区间的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打破行政障碍，促进地区间粮食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进而激发地区释放更多的正向溢出效应，实现地区间粮食生产的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江维国.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16(4)：15-19.

　　[2]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J].经济学(季刊)，2002(1)：269-300.

　　[3]朱鸿伟，杨旭琛.财政支出、技术选择与经济绩效——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产经评论，2013，4(6)：88-96.

　　[4]SCHUMACHEREF.Smallisbeautiful：Economicsasifpeoplemattered[J].AiGameProgrammingWisdom，1973，293(8)：155-156.

　　经济评职论文投稿刊物：《现代经济探讨》(月刊)1982年创刊，是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专业性学术经济期刊,为综合性经济理论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该刊的办刊宗旨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经济领域重大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贴近经济实践，追综理论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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