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提要:拆二代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基于两个拆迁安置点的田野考察发现,众多拆二代青年在飞来横财的物质基础上,显现出安于现状父母在,不远游好男儿何必志在四方的行为特征。相比其他青年群体,拆二代青年在获得城市化带来多维红利的同时,
提要:拆二代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基于两个拆迁安置点的田野考察发现,众多拆二代青年在“飞来横财”的物质基础上,显现出“安于现状”“父母在,不远游”“好男儿何必志在四方”的行为特征。相比其他青年群体,拆二代青年在获得城市化带来多维红利的同时,其能动性却在一定程度上被物质、社会、家庭、精神所“围困”。只有走出这四重“围困”,“拆二代”这个标签化的身份才不会成为其成长之路上的牵绊,拆二代青年才能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拆二代弱能动性围困引导困境
一、问题提出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城市扩张、城中村改造、异地搬迁等项目造就了一批特殊的群体———拆二代。他们一方面经历了房屋被拆、土地被征,生活、生产状态被打断;另一方面受工作技能不足、学历较低等制约,他们流入城市的“次劳动市场”中(芮正云,2018),从事着低门槛、低收入的工作。不少拆二代青年,因为社会环境急变、心态缺乏调适、工作技能不足、理财能力欠缺等原因,很快陷入“坐吃山空”“游手好闲”与“返贫”的危机(芮正云、方聪龙,2017)。
城镇化过程中,拆二代青年既从拆迁活动中获得利益,也会因为新环境与旧惯习的强烈震荡而陷入人生困境。既有的对“农转居青年”“新发展社区青年”“城郊青年”等拆二代群体的研究,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考察。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城镇化的过程如何使青年处在社会遵从和越轨的临界点,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王燕锋、陈国泉,2010)。如李春玲(2015)发现,在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社会背景下,部分“不求学、不就业”的“80后”“90后”尼特族青年成为需要社会关注的不安定因素。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从个体化的两个视角进行解读:其一,从拆二代青年个体再社会化的视角来反思该群体适应社会的问题(周晓春等,2016);其二,以拆二代经济基础优势为切入点,探讨其个体化社会发展能力的问题,如创业意愿与动力等(芮正云,2018;芮正云、方聪龙,2017)。
整体来讲,学界有关拆二代群体的研究文献大多基于二手材料,通过深入田野个案真实反映该群体的生活、生产状况的并不多。并且,中国社会公众对拆二代群体的认知大多建立于媒体对极端例子的负面报道。所以本文从田野调研出发,关注并探索这一特殊群体身上的“青年问题”。调研显示,大多数拆二代在物质、家庭、职业等方面步入低发展意愿、弱能动性的困局。这引起笔者及所在团队的研究兴趣,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为何拆二代会表现出弱能动性?
当前分析青年能动性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路径。第一,“青年适应论”认为当代青年在遭遇现代性冲击后遇到了层出不穷的能动性困境,如近年涌现的“丧文化”(意娜,2018)“佛系青年”(陈赛金、陈超俊,2018)“锦鲤青年”(蒋建国,2019)等现象。青年群体类似精神胜利法的低欲望、低期待,是对高压现代社会一种“应激反应”。这无异于早年间学界对“宅男宅女”等现象的探讨,认为青年问题不应单独归为一种群体或个体的症候,因为“个体遭遇”往往隐匿着“社会世界深层次的结构性张力”(郭于华,2011)。第二,对一些青年负面现象进行解读的“青年消失论”。如周晓虹(2015)提出的“世俗青年”,便与“革命青年”“激进青年”大不一样,认为暮气沉沉的青年在国家与社会的剧变中“逐渐消失”(金理,2018;胡疆锋,2011)。
而其中的内在机制,包括精神文化、物质经济、代际关系等方面都值得进一步解读。笔者以及所在团队分别在以下两地进行了为期20天和10天的田野调研:2018年10—11月在江苏省苏州市Y拆迁安置社区①,2019年3月在湖北省武汉市L远郊村。通过半结构式和无结构式访谈,调研团队对拆二代青年、拆二代父辈、社区(村)干部等展开调研,围绕拆二代群体的生活状态、家庭关系、未来规划等内容进行了考察。
调研点的选取上,一是考虑苏州和武汉两地是我国东中部快速城市化的典型地域,二是为了从更广泛的经验事实中寻求共同的逻辑。调研发现,两地经济社会虽存在区域差异,但拆二代都呈现出能动性“被围困”的群体表征,他们在“个体—家庭”双重结构性语境下“安于现状”“父母在,不远游”“好男儿何必志在四方”。笔者试图描绘社会转型中拆二代的“迷失图景”,剖析拆二代青年日常生活逻辑、弱能动性实践表征与发生机制。
二、拆二代青年弱能动性实践表征
(一)何为拆二代“弱能动性”
区别于哲学和心理学,社会学家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就尝试打通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吉登斯(Giddens,1984)的结构化理论将能动性论述为“个体在结构性资源和限制下能动地做出自主选择”;布迪厄(Bourdieu,1993)进一步提出“惯习并不是个体自由意志下自发形成的,而是源自个体在不同社会场域内的持续互动”。两人将“结构与能动”定义为彼此互构的两要素,极大地推动了能动性相关理论发展。当然,将上述对能动性的诠释置于拆二代群体的现实经验之上,仍有些模糊、晦涩。但这不妨碍我们从———外在结构变迁对个体能动性影响———这一视角来把握拆二代弱能动性产生的基础表征与影响机制。
若将“能动性”从理论内涵的维度降低到具体的个体的需求层面,比如结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具化为生存、安全、尊重与自我实现这四个层次时,那么拆二代群体在生存和安全层次的能动性有着充分的保障之外,在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层次则表现为弱能动性。本文将拆二代“弱能动性”还原到具体生活情景之中,从职业选择、社会关系、婚配模式等方面进行剖析、呈现其弱主体性的存在表征。笔者并非问题化该群体,而是在社会事实的基础上,解读该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差异性,以小见大地窥探整个城镇化浪潮对成长中的青年群体所产生的影响。
(二)拆二代弱能动性的多维呈现
1.物质层面:拆出来的“躺赢一代”
拆迁安置所带来的经济赔付造就了特殊的青年群体———拆二代。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视角下,拆二代的行动场域、惯习都发生了重大变迁,经济物质基础的变化无疑对他们行为方式、精神世界、价值观等都带来极大影响。“拆出来”的丰腴物质条件,使得他们时常陷入新闻媒体中炫富、赌博、吸毒、斗殴、巨婴、妈宝、啃老等负面形象的报道,这也污名化了该群体。调研中发现,拆二代的生活态度与人生价值观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断裂与崩塌,而是在行动逻辑上呈现出两种偏向,即“求稳”与“体面”。求稳逻辑指的是,当拆迁家庭在短期之间获得财富后,家庭经济资源的支配权主要仍由父代掌控,所以拆二代生产生活秩序变动较小,高度依附于父代经济权威。我结婚后,工作就在附近,住的离两边老人都很近,一是图个稳定;二是以后照顾老人也方便。我基本是每天都换着地方住,过上了两头走的生活。(201810-A-Z,Y社区)体面逻辑则根植于拆二代对传统乡村生活的剥离、对城市生活的期望。拆迁安置赔偿下的还建房、商品房满足了拆二代青年对城市房产的需求。基于消费观念建构的趣缘关系文化,则满足了青年群体对体面的追求。
例如:我一位朋友,家里最多的有7套房,什么概念,以后交税要交垮他!我们一般的也就4套左右,目前也没什么压力,找个安定体面的活儿就行。你看看社区里工作的那个小姑娘,开着保时捷来上班,图什么呢?(201811-A-Z,Y社区)以前也会跟老婆一起出去,什么都买,吃吃喝喝,很少在家吃。现在自从生了孩子,基本都在家吃,外面都吃烦了,还是家里好。(201811-B-F,Y社区)拆迁对新兴城市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拆二代不再担心因资源匮乏而引发的家庭代际、代内分配失衡危机。他们的城市化压力要远远低于农村青年。诚然,拆二代也有“坐吃山空”的危机,所以他们格外重视对孩子的培养。
2.社会层面:游离的社会关系与低层次职业选择
(1)“城乡之间”游离的社会关系网络城镇化带来居住空间的变革,让自然村落依亲缘、地缘延展的空间格局被标准统一的集中安置所替代。物理空间格局的变化,带来了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疏离。同时,城市生活、生产体系相互分离,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心逐渐向生产关系转移。拆二代社会关系网络呈现出城乡两面特性:生活在“村”与生产在“城”。首先,生活关系网络在“村”。
拆二代的父辈基本保留着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圈。这使得拆二代的生活中体现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转型的张力。对乡村亲属、亲缘关系的留恋与持守,是拆二代父辈生命周期后阶段最为重要的人生意义与价值归属,也是他们为尝试搭建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网络作出的最后努力。
三、拆二代青年弱能动性的影响机制
(一)职业竞争:人力资本不足与现实逃避
城乡户籍制度分立的现状下,农村户籍人口进入城市主要通过考学、参军专业、招工等方法。拆二代在户籍与区位上占据双重优势,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就业,相较于农籍青年,能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就业信息。L村的拆二代陈某在拆迁后于新居附近的商贸公司上班,不过每个月村里发拆迁补贴600元,他照常来领,这样夫妻二人2000多元的工资就多了一点保障。他表示:“房子有两三套,也没想着换工作,钱够花就行了。这不,二胎刚生,老婆没法工作,准备再租出去一套。
”调研中L村有很多像陈某这样初中学历,拆迁分房之后愿意留在附近小公司上班,依靠房租和社区福利过日子。拆二代群体愿意从事公司文员、社区工作人员、门卫等工资水平与社会地位相对不高的职业。这是因为大量懂技术、能吃苦的乡村青年开始进入大城市务工,而大部分高技术含量、高能力要求的就业机会已被受过良好教育或社会关系网络更为发达的城市家庭子代所占据。拆二代青年囿于职业技术、人力资本、吃苦意愿等多方劣势,一般从事技术要求低、相对轻松的工作。他们安于现状,向上流动的动力不足。但与此同时,拆二代青年又将自身归类为底层人士。
(二)家庭吸纳:父代支持延长与传统伦理牵制
1.代际支持:人生任务延长与价值侵占
费孝通(1988)将中国代际支持解读为“反馈式模式”。然而受现代性与市场化的全面冲击,传统代际伦理体系下的“支持—反馈”平衡结构被逐渐打破。在新型城镇化的转型时期,“接力式进城”让父代肩负了巨大的代际责任,出现了代际重心不断下移,父代对子代无限付出的情况。Y社区的警务室辅警小王之前在西藏当过兵,家里拆迁安置之后就选择退伍。
婚后夫妻双方各有两套房产,小王去往派出所工作。父亲两人都非常忙,孩子基本交由双方父母轮流照顾,当问及今后父母的养老问题,他表示“这个不是问题,现在社会养老体系越来越发达了,养老院给足钱就没问题。而且父母身体还很好,他们比我们挣得多多了(笑)。”小王的工作需要长期在岗,家中照料孙辈的任务理所应当地落在其父母身上,他们基本包揽了小两口和孩子日常生活的所有杂务。
调研发现,老人们对于自身养老都“不太指望”子女,一是子女经济能力有限,二是社会市场化养老正不断完善。拆二代与父代的代际支持模式,更接近西方语境下的“接力式”关系。让子代更好地在城市立足、“走向中产”成为父代新的本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父代延长代际支持周期的现实基础在于:养老反馈已无须成为代际交换的充要条件,村改居基本的福利保障已对标城市居民的基准,父代即便从“自养”进入“他养”阶段,经济基础、思想观念都足以让他们摆脱“养儿防老”这一传统路径。父代人生任务链条不断延伸、不断“侵占”子代自我价值,这进一步消解了拆二代“走出围困”的动力。
2.隐性吸纳:孝悌伦理牵制与割舍无力
父代无限付出且“不求回报”促使拆二代通过“孝道”来维系代际交换。农村青年务工在城,与父母两地分居。城市青年践行孝道同样面临着留守与外出这两条路径,子代给予的精神慰藉与物质关怀,是缓和代际关系走向断裂的伦理性回馈。Y社区的拆二代赵某,婚前在深圳一家机械厂工作,与大学所学的专业比较对口。工作两年后,父母一直坚持让他回来。他认为“之前在广东的工资比现在高,没办法,做儿女的。
不过后来一想父母也是对的,总在外面‘漂’也不是办法,还是要回他们身边的。”赵某回归父母身边之后,就在父母介绍下结婚成家了。以前“想闯一闯”的念头也基本搁置了。可见,拆二代青年践行孝道的机会要远多于农村青年与其他城市青年。反过来,拆二代父辈也在孝悌伦理中对拆二代产生心理依赖。拆二代青年“被围困”在家庭之中,也并未出现个体化的倾向(刘汶蓉,2016;郑丹丹,2018)。代际互动链条的完整性与传统性,加强了对拆二代的“围困”。
(三)精神困局:主体成长性迷失与转型异化
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转型时期,市场化中诸多负面因素开始侵蚀青年群体,周晓虹(2015)就指出当代青年是“世俗青年”,他们的生活实践重心逐步瓦解。在L村进行调研时,笔者发现与Y社区不同的是,由于其拆迁安置则历经了漫长的十几年,当地拆二代基本是处在“等拆迁”及“要拆迁”的环境中。他们对于财产的强烈期盼,阻碍了其财富观、价值观的正常养成。
例如,一位拆二代表示:“我们这里说拆迁,都说了整整十年了,隔壁村还有部分没拆。我是眼睁睁看着湖边的房价从4000涨到12000(元),当时哪里想到这个呢,如果当时家里多入手几套,现在还需要工作吗?”这种话语在该群体中异常普遍,一方面他们对拆迁可能带来的财富抱有期待,另一方面拆迁活动本身也推动了其家庭生计模式的变迁。L村以前是当地城市“菜篮子”工程基地,蔬菜种植一直是维持家庭生计的重要来源,直至政府下属的拆迁公司统一征收了农地,L村开始进入“就近务工”时代。
四、讨论与反思
拆二代青年弱能动性表征及其影响,映射了整个转型过程中社会个体从传统走向现代“摇摆不定”的心理状态与行为逻辑。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流变性将当代社会重塑为“城乡共同体”,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断裂了,这为个体带来“存在性焦虑”与社会认同困境。青年群体,尤其是历经“乡—城”转换的拆二代们,处在“传统到现代”节点上。如上述,拆二代青年不该“被问题化”,那么如何在物质财富、家庭结构、社会关系中理解拆二代?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中,“啃老”“败家”等外界负面称谓是否表征了其生活逻辑的全部?本文就这两个问题给出了经验性的解读。
青年的人生还未定型,从青年成长与个体身份确立的角度来讲,“既要归功于对其他群体、事件和观念等的‘否定性’反应,也同样要归功于对于一些特定倾向的‘肯定性’的回应”(霍尔、杰斐逊,2015)。家庭、社会这两大结构性要素决定了青年“否定性”与“肯定性”的双重身份认同。当然,“拆二代”这个标签化的身份不应成为其成长之路上的牵绊。
经济方向论文投稿刊物:《农村经济与科技》杂志是农业综合类中文科技期刊,创办于1990年,月刊,大16开,内文64页,是湖北省农科院主管,湖北省农业科学院与农村经济与科技杂志社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类农业科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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